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两国举办了“名馆·名家·名作”“大师与大师”等作品联展，从近现代“中法绘画艺术的比照中领略艺术的神奇力量和两国人民对人文精神的不懈探索”。让我们也来看看历史上的中法艺术交往。
洛可可（又译为罗可可）艺术，来源于法语rocaille（贝壳式），引申为像贝壳一样闪烁，它最初是指某些建筑以及室内装潢的样式。产生于18 世纪的法国洛可可画，多以美女、香花、风景、静物为题材，风格具有轻松活泼、小巧玲珑、愉快亲切、纤细柔弱、娇媚艳情、精美繁华、舒适优雅、柔和明亮的特点，代替以往绘画的悲壮严肃，反映了法国精英们在经历了压抑时代后在艺术上的新追求。
艺术是相通的，中国画与洛可可画艺术具有神奇的契合点。17、18世纪的中国山水画、花鸟画，以其恬淡自然、清新宁静的风格和妙合无垠、情景合一的境界，被洛可可画派吸收、借鉴，成为欧洲社会中国情趣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画传入欧洲，主要是通过传教士、使臣、学者和商人。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迦马率船队绕过好望角，经非洲到达印度。欧洲商人以后便顺着这一航海线来到南洋，进入中国。1714年起，意大利传教士、画师郎士宁先后供职于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寄回许多中国画，并被印成小画册广为流传。当时，还有一批欧洲画家也在中国宫廷工作，如法国王致诚、波希米亚艾启蒙、意大利马国贤等，他们也将许多中国画寄回欧洲。英国牛津的青年博物学家布莱克曾来广州西关收集了700多幅关于树木、水果和花卉的中国画，返回时带走。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归国时带回许多关于中国人劳动、生活场面的壁画。远东航路的开通，使中国货物潮水般地输入欧洲，其中，技艺领先于欧洲的纺织品、陶瓷品、家具为数居多。这些色彩柔和、造型圆润、布局自由多变的中国生活工艺品，对厌倦了古典主义那种庄严对称的欧洲市民而言，正合口味。
绘有中国画的瓷器、漆器也大量通过商船传入欧洲，且大多被人搜集整理刊行于市，如胡桂尔刊有《中国花卉翎毛图汇》《中国图案入门》、弗莱斯刊有《中国绘画集》等图书。西方一些艺术家还先后出版了《新编中国装饰纹样集》《中国建筑、家具、服装设计式样》《中国漆器图案》等著作，把中国的各种艺术风格介绍到了西方。它们的出现更加便利了中国画在欧洲的传播。
纤巧轻盈、飘逸典雅、清淡自然的中国画，犹如一股清风，吹拂着西方画坛。中国画中身穿长袍的中国人物，雕梁画栋的楼台亭阁，山清水秀的田园乡野，春夏秋冬的风花雪月、小桥流水、秋菊柳叶以及吉祥图案跃然于欧洲人眼前，使中国风格大放异彩。温润清雅的中国瓷画不仅为洛可可艺术提供了全新的物质材料，而且将象征洛可可时代特有的光彩、色调、纤美发扬到极致。当时的欧洲人倾倒于中国画的气氛和奇妙的形式，赞美中国画以别开生面为佳，从不抄袭，唯以造化为师，单纯而逼真，极为成功，难以超越。
在中国画风的影响下，许多著名的欧洲画家纷纷仿效，其中明显受到中国画风影响的是法国洛可可派的华托和布歇。他们的中国风格画享誉欧洲，其表现的中国题材的作品也因此广为流传。
让·安东尼·华托（Jean—A ntoine Watteau，1684—1721）是洛可可画风的创始人，早在1708年，他在装饰巴黎拉米埃特城堡的工作中，就开始描绘中国场景。1731年的《米尔吉尔》杂志上刊登了他的一套《中国人物画帖》，共20幅铜版画，是他在拉米埃特城堡所画而由波桑等几位版画家雕刻。这些画还用拉丁文翻译了中国式题目，如“医生”“宫妃”“尼姑”等。他的名作《发舟西苔岛》（又译《乘船去西特尔岛》）用墨色勾勒画面轮廓，那远近朦胧的层峦叠嶂，在用色、构图及所表达的意境中都带有非常明显的中国宋代山水画的特色。在此画中，华托以山水烘托人物，并以此作为背景，然后使用娇嫩而半透明的颜料绘制玫瑰色、天蓝色、紫藤色和金黄色的调子，给人一种梦幻般和谐、静谧的诗意。
作为宫廷画师的华托，在他那富有魅力的画面上，喜欢描绘独特的长袍女服，其特点是从后颈窝处，向下画出一排整齐的褶裥，在下垂拖地的裙摆处散开，使背后的裙裾蓬松，走路时徐徐飘动，所以又被称为“飞动的长袍”。华托服装上很少有琐碎的装饰，但选用图案华美的织锦或闪闪发光的素色绸缎，在女子婀娜转动时，仿佛沙沙作响于明暗闪烁间，产生出某种低调、自然、隐显华贵的美感。尽管中西服饰风格差异很大，但作用于服饰的平顺线条，流露出的韵致，可窥中国趣味。
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也继承了华托的优雅风格。他汲取中国画的螺旋形构图和飘浮意象，在作品中表现了浓郁的中国味。如他的《垂钓图》，在蔚蓝的天空下，一位老人正在两间中国式房舍前垂钓，一个小孩为老人打伞遮阳，旁边的妇人目视流水，若有所思，是一幅纯粹的中国山水画。他还是一位热心的中国文物收藏家，画室里藏有许多中国画。他最著名的杰作是一套九幅画面组成的壁毯，其主题分别是《中国皇帝的召见》《中国皇帝的宴席》《中国婚礼》《中国捕猎》《中国渔情》《中国舞蹈》《中国市场》《中国风俗》和《中国花园》，据说是参照王致诚在北京所作的画稿而设计：对中国事物的描画中带有很明显的想象成分，但不失东方神秘色彩。176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将这套壁毯赠送给中国皇帝乾隆，乾隆帝为此在圆明园中开辟专室保存，后被英法联军焚毁，但设计稿仍保存在法国贝藏松博物馆。
在华托、布歇之后，于埃（Huent）、贝伦（Berain）、基洛（Gillot）、赫第（Hule）、彼里门（Pillement）等法国画家也纷纷效法中国画，创作了大量的中国式壁画、挂毯。他们在创作时，不仅认真地观摩、摹拟、借鉴中国画，而且还阅读了许多中国游记。直到19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仍受到中国画的影响，他们使用泼墨作画，其中莫里斯尤其以效仿中国瓷画见长。
洛可可（又译为罗可可）艺术，来源于法语rocaille（贝壳式），引申为像贝壳一样闪烁，它最初是指某些建筑以及室内装潢的样式。产生于18 世纪的法国洛可可画，多以美女、香花、风景、静物为题材，风格具有轻松活泼、小巧玲珑、愉快亲切、纤细柔弱、娇媚艳情、精美繁华、舒适优雅、柔和明亮的特点，代替以往绘画的悲壮严肃，反映了法国精英们在经历了压抑时代后在艺术上的新追求。
艺术是相通的，中国画与洛可可画艺术具有神奇的契合点。17、18世纪的中国山水画、花鸟画，以其恬淡自然、清新宁静的风格和妙合无垠、情景合一的境界，被洛可可画派吸收、借鉴，成为欧洲社会中国情趣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画传入欧洲，主要是通过传教士、使臣、学者和商人。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迦马率船队绕过好望角，经非洲到达印度。欧洲商人以后便顺着这一航海线来到南洋，进入中国。1714年起，意大利传教士、画师郎士宁先后供职于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寄回许多中国画，并被印成小画册广为流传。当时，还有一批欧洲画家也在中国宫廷工作，如法国王致诚、波希米亚艾启蒙、意大利马国贤等，他们也将许多中国画寄回欧洲。英国牛津的青年博物学家布莱克曾来广州西关收集了700多幅关于树木、水果和花卉的中国画，返回时带走。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归国时带回许多关于中国人劳动、生活场面的壁画。远东航路的开通，使中国货物潮水般地输入欧洲，其中，技艺领先于欧洲的纺织品、陶瓷品、家具为数居多。这些色彩柔和、造型圆润、布局自由多变的中国生活工艺品，对厌倦了古典主义那种庄严对称的欧洲市民而言，正合口味。
绘有中国画的瓷器、漆器也大量通过商船传入欧洲，且大多被人搜集整理刊行于市，如胡桂尔刊有《中国花卉翎毛图汇》《中国图案入门》、弗莱斯刊有《中国绘画集》等图书。西方一些艺术家还先后出版了《新编中国装饰纹样集》《中国建筑、家具、服装设计式样》《中国漆器图案》等著作，把中国的各种艺术风格介绍到了西方。它们的出现更加便利了中国画在欧洲的传播。
纤巧轻盈、飘逸典雅、清淡自然的中国画，犹如一股清风，吹拂着西方画坛。中国画中身穿长袍的中国人物，雕梁画栋的楼台亭阁，山清水秀的田园乡野，春夏秋冬的风花雪月、小桥流水、秋菊柳叶以及吉祥图案跃然于欧洲人眼前，使中国风格大放异彩。温润清雅的中国瓷画不仅为洛可可艺术提供了全新的物质材料，而且将象征洛可可时代特有的光彩、色调、纤美发扬到极致。当时的欧洲人倾倒于中国画的气氛和奇妙的形式，赞美中国画以别开生面为佳，从不抄袭，唯以造化为师，单纯而逼真，极为成功，难以超越。
在中国画风的影响下，许多著名的欧洲画家纷纷仿效，其中明显受到中国画风影响的是法国洛可可派的华托和布歇。他们的中国风格画享誉欧洲，其表现的中国题材的作品也因此广为流传。
让·安东尼·华托（Jean—A ntoine Watteau，1684—1721）是洛可可画风的创始人，早在1708年，他在装饰巴黎拉米埃特城堡的工作中，就开始描绘中国场景。1731年的《米尔吉尔》杂志上刊登了他的一套《中国人物画帖》，共20幅铜版画，是他在拉米埃特城堡所画而由波桑等几位版画家雕刻。这些画还用拉丁文翻译了中国式题目，如“医生”“宫妃”“尼姑”等。他的名作《发舟西苔岛》（又译《乘船去西特尔岛》）用墨色勾勒画面轮廓，那远近朦胧的层峦叠嶂，在用色、构图及所表达的意境中都带有非常明显的中国宋代山水画的特色。在此画中，华托以山水烘托人物，并以此作为背景，然后使用娇嫩而半透明的颜料绘制玫瑰色、天蓝色、紫藤色和金黄色的调子，给人一种梦幻般和谐、静谧的诗意。
作为宫廷画师的华托，在他那富有魅力的画面上，喜欢描绘独特的长袍女服，其特点是从后颈窝处，向下画出一排整齐的褶裥，在下垂拖地的裙摆处散开，使背后的裙裾蓬松，走路时徐徐飘动，所以又被称为“飞动的长袍”。华托服装上很少有琐碎的装饰，但选用图案华美的织锦或闪闪发光的素色绸缎，在女子婀娜转动时，仿佛沙沙作响于明暗闪烁间，产生出某种低调、自然、隐显华贵的美感。尽管中西服饰风格差异很大，但作用于服饰的平顺线条，流露出的韵致，可窥中国趣味。
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也继承了华托的优雅风格。他汲取中国画的螺旋形构图和飘浮意象，在作品中表现了浓郁的中国味。如他的《垂钓图》，在蔚蓝的天空下，一位老人正在两间中国式房舍前垂钓，一个小孩为老人打伞遮阳，旁边的妇人目视流水，若有所思，是一幅纯粹的中国山水画。他还是一位热心的中国文物收藏家，画室里藏有许多中国画。他最著名的杰作是一套九幅画面组成的壁毯，其主题分别是《中国皇帝的召见》《中国皇帝的宴席》《中国婚礼》《中国捕猎》《中国渔情》《中国舞蹈》《中国市场》《中国风俗》和《中国花园》，据说是参照王致诚在北京所作的画稿而设计：对中国事物的描画中带有很明显的想象成分，但不失东方神秘色彩。176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将这套壁毯赠送给中国皇帝乾隆，乾隆帝为此在圆明园中开辟专室保存，后被英法联军焚毁，但设计稿仍保存在法国贝藏松博物馆。
在华托、布歇之后，于埃（Huent）、贝伦（Berain）、基洛（Gillot）、赫第（Hule）、彼里门（Pillement）等法国画家也纷纷效法中国画，创作了大量的中国式壁画、挂毯。他们在创作时，不仅认真地观摩、摹拟、借鉴中国画，而且还阅读了许多中国游记。直到19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仍受到中国画的影响，他们使用泼墨作画，其中莫里斯尤其以效仿中国瓷画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