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袁宏道是中国文学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作家。他不仅文学创作成就高,而且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在进仕与出世之间徘徊不定。袁宏道称自己的人生是适世的一生。而他的适世哲学背后隐藏着的是心灵的无限痛苦。崇高的理想与黑暗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他痛苦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适世 儒家理想 人生悲剧
袁宏道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具个性、富有特色的作家。他在43年的生命历程中,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袁中郎集》,而且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从万历二十年中进士到万历三十七年去世,袁宏道在17年的时间里,三次出仕、两次辞官而去,断断续续为官八年。纵观中郎的一生,他没有受过罢免,也称不上怀才不遇,然而从中进士之日起,就不断犹豫徘徊在做官与归隐之间。他没有虔诚的道士、居士那样隐居山林、刻苦修炼的澄明心境,也没有一般文人立志做官的想法。正是“劝我为官知未稿,便令遗世也难从”。(《甲辰出度》)
在中郎看来无论做官还是归隐皆是出于他的真心,都是他适世的表现。他在给徐汉明的信中说道:“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所谓“适世”:“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业,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善一能,于事不堪一务,最天下不要紧之人。”为人不像和尚那样讲究苦行,也不必像儒生那样讲究仁义,尽可随心所欲、顺乎自然。这种人,于世无大益,可也无大碍。贤人君子避之唯恐不及,中郎却最喜欢“此一种人”。
仅仅适世还是不够的,中郎在给《龚惟长先生》的信中还说明了他的快乐哲学:“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妇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书万卷,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如此随心所欲、放荡不羁。
但推崇“适世”、信仰快乐哲学的袁宏道仍深有感触地提到:“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树下,则思量树头果;及在树头,则又思量树下饭。往往复复,略无停刻,良亦苦矣。”(《与兰泽、云泽两叔》)在北京的沙尘中,无日不念山中的乔木古松;而当隐居山中时,又以一见京师为快。在做官与归隐之间徘徊,很矛盾,很痛苦。他的矛盾与痛苦从何而来?
毋庸置疑,袁宏道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有强烈的进仕愿望。他从青年时期就致力于举业。“少年望官如望仙”(《李本建》),还写下了典型的颂圣诗——《辛卯元旦》:
满城佳气郁云霄,海日如归上海潮。
率土再新弘治朔,百年三倍穆宗朝。
柳寒初绿风前舞,梅带残香雪里飘。
笑我俗愚非董子,太平犹颂不鸣条。终其一生都充满了对时政的关心。
“朝来刚赴西宫约,莫遣经筵进讲章”(《拟作内词》其一),
“朝来领取铺宫例,御帕亲封少府金”(《拟作内词》其四),
“皂囊久积言官奏,吩咐金珰取次行”(《拟作内词》其五),表达了对万历皇帝怠政的讽刺。这样的篇章在他以后的为官或赋闲的生活中仍然很多。万历二十年中进士未选吴县县令时作的《感事》:
湘山晴色远微微,尽日江头独醉归。
不见两关传露布,尚闻三殿未垂衣。
边筹自古无中下,朝论于今有是非。
日暮平沙秋草乱,一双白鸟避人飞。
指本年二月宁夏夏孛承恩等作乱,杀巡抚右御史党馨等事,表达了对朝政措施的强烈不满。万历三十年作的《竹枝词》其二:
雪里山茶取次红,白头孀妇哭青风。
自从貂虎横行后,十室金钱九室空。此诗指御马监太监陈奉,奉命征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场鼓铸事,体现了百姓的痛苦。《猛虎行》、《荆州前苦雪引》、《荆州后苦雪引》都表达了朝廷征收矿税给民众带来的灾难。而《闲居》其五则表达了对朝政援朝御倭的关心。除了对时政的关心,袁宏道也有颂圣的作品。
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袁宏道是一个关心时局的正义的士大夫。他心中充满了对时局的不满,对朝纲的讽刺,对农民的同情。但同时袁宏道对官场也充满了恐惧感。
中郎的恐惧心理与他的舅舅龚仲庆有密切的关系。根据《明史》的记载,龚仲庆是张居正的支持者,张居正去世后,先后弹劾与张居正为敌的沈思孝、李直等人,失败被贬。最终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这种官场的尔虞我诈在原本敏感的中郎身上肯定会产生影响,对官场充满了恐惧。中郎十七岁时作了一首《古荆篇》:
霍氏功名成梦寐,梁王台馆空山丘。
荣枯反复竟何言,昨宵若水今昆仑。
无人更哭西州路,有雀还等翟氏门。
汉恩何浅天何薄,百年冠带坐萧索。
昔时嘘气成烟云,今朝失势委泥砾。
青娥皓齿嫁何人,金床至几为谁作?
已矣哉,归去来。
楚国非无宝,荆山空有哀。
君看白雪阳春调,千载还推作赋才。陈子龙在《明诗选》中说道:“石公才情,本似流丽,本篇似刺江陵而作。”诗中充满了对张居正的惋惜同情之词。正是从少年时代开始,这种对功名事业的渴望就产生了动摇。19岁时他就在诗中写道:“名岂儒冠误,病因浊酒痊。”“不断青云梦,难看白发情。浮生能几许,枉自觅枯荣。”并且写出了数量众多的感叹做官苦的文章。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中郎在京候选的时候,就作下了《为官苦》:
男儿生世间,行乐苦不早。
如何囚一官,万里枯怀抱。
出门逢故人,共说朱颜老。
眼蒿如荨长,闲愁堆不扫。
还没有做官就害怕做官会使自己朱颜变老,闲愁不去。然而这种担心在他当上吴县县令以后成为事实。在他任职吴县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多写给朋友的信表达了他做官的痛苦。在《与邱长儒》的信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弟作令倍极丑矣,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妓,候过客则妓,治钱则仓老人,论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当尽矣。苦哉!毒哉。”
致同年沈翔书曰: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吳县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薄雨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乘检点,长恐不及。苦哉,苦哉!”加之《祈归七稿》形成了他独特的厌官形象。于是他宣称“给自己寻一条出路,或仙或佛,决不敢从他人问路”。这种对官场的恐惧,对神仙的向往,加强了他对自由的追求。
当袁宏道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态步入仕途时,恰逢万历皇帝统治的混乱时期。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认为,晚明已经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相当完善的时期,在明初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各项制度开始教条化。经济发展,物欲横流使得道德仅仅成为某些官吏的面具。万历皇帝看到了众多官员在道德面具之下罪恶的人欲,繁琐的教条让他感到窒息。于是他引退了。他要用引退表示他的不满,然而他没有想到,他的引退加剧了朝政的混乱,党争的剧烈。他长期身居宫内,不见廷臣,不理政事,纵情声色,肆意挥霍。中央到地方,许多衙门长期缺乏主管官员,日常政务无人处理。朝廷上下,政府机构几乎瘫痪,宦官专制愈演愈烈。袁宏道以匡扶天下为己任的心态与当时万历朝的政治腐败格格不入。中郎的文人气质与官场流行的种种潜规则相抵触。他看清了朝廷中、官场上一些官吏在仁义礼智信背后趋向利益的丑恶面目。这是他所不能容忍、不能接受的。加之他本身具有的对政治斗争的恐惧感,袁宏道选择了离开,选择了用老庄思想来稀释自己内心的苦闷,“闭门读《庄子》的《秋水》、《马蹄》篇。”而“公车以后,乃学神仙。”“望之翩翩,若天机真人。”在北京做官期间,他写了《广庄》七篇,学习庄子那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十分漆园学得五,萧遥犹可物难齐。”梅福与陶潜也是他羡慕的两个人,他多次表示“欲效梅福、陶潜辈”摆脱尘网,修仙学道。
他崇尚自由,标榜性灵,讲究信心而出,顺从自己的内心,他可以多次出仕数次辞官,但是他始终不能忘记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在道德沦丧的政治氛围中,以恐惧的心态去坚持这样崇高的无法实现的理想。这才是袁宏道内心痛苦的真正原因。
笃信儒家思想,以天下为己任,使袁宏道义无反顾地步入仕途,他批评时政关心民众。士人价值观的沦丧,政治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使袁宏道决绝地离开。入仕为官是为了心中的理想,出世为隐,更是对心中理想的坚持,展现了不能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这位性灵说的提出者在高唱性灵之时,就已经违背了官场的规则,在他高唱性灵之时,他也就同时唱响了自己的心灵悲歌。
参考文献:
l.袁宏道著(明),钱伯诚笺校:《袁宏道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衡水学院)
编校:郑 艳
关键词:适世 儒家理想 人生悲剧
袁宏道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具个性、富有特色的作家。他在43年的生命历程中,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袁中郎集》,而且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从万历二十年中进士到万历三十七年去世,袁宏道在17年的时间里,三次出仕、两次辞官而去,断断续续为官八年。纵观中郎的一生,他没有受过罢免,也称不上怀才不遇,然而从中进士之日起,就不断犹豫徘徊在做官与归隐之间。他没有虔诚的道士、居士那样隐居山林、刻苦修炼的澄明心境,也没有一般文人立志做官的想法。正是“劝我为官知未稿,便令遗世也难从”。(《甲辰出度》)
在中郎看来无论做官还是归隐皆是出于他的真心,都是他适世的表现。他在给徐汉明的信中说道:“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所谓“适世”:“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业,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善一能,于事不堪一务,最天下不要紧之人。”为人不像和尚那样讲究苦行,也不必像儒生那样讲究仁义,尽可随心所欲、顺乎自然。这种人,于世无大益,可也无大碍。贤人君子避之唯恐不及,中郎却最喜欢“此一种人”。
仅仅适世还是不够的,中郎在给《龚惟长先生》的信中还说明了他的快乐哲学:“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妇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书万卷,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如此随心所欲、放荡不羁。
但推崇“适世”、信仰快乐哲学的袁宏道仍深有感触地提到:“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树下,则思量树头果;及在树头,则又思量树下饭。往往复复,略无停刻,良亦苦矣。”(《与兰泽、云泽两叔》)在北京的沙尘中,无日不念山中的乔木古松;而当隐居山中时,又以一见京师为快。在做官与归隐之间徘徊,很矛盾,很痛苦。他的矛盾与痛苦从何而来?
毋庸置疑,袁宏道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有强烈的进仕愿望。他从青年时期就致力于举业。“少年望官如望仙”(《李本建》),还写下了典型的颂圣诗——《辛卯元旦》:
满城佳气郁云霄,海日如归上海潮。
率土再新弘治朔,百年三倍穆宗朝。
柳寒初绿风前舞,梅带残香雪里飘。
笑我俗愚非董子,太平犹颂不鸣条。终其一生都充满了对时政的关心。
“朝来刚赴西宫约,莫遣经筵进讲章”(《拟作内词》其一),
“朝来领取铺宫例,御帕亲封少府金”(《拟作内词》其四),
“皂囊久积言官奏,吩咐金珰取次行”(《拟作内词》其五),表达了对万历皇帝怠政的讽刺。这样的篇章在他以后的为官或赋闲的生活中仍然很多。万历二十年中进士未选吴县县令时作的《感事》:
湘山晴色远微微,尽日江头独醉归。
不见两关传露布,尚闻三殿未垂衣。
边筹自古无中下,朝论于今有是非。
日暮平沙秋草乱,一双白鸟避人飞。
指本年二月宁夏夏孛承恩等作乱,杀巡抚右御史党馨等事,表达了对朝政措施的强烈不满。万历三十年作的《竹枝词》其二:
雪里山茶取次红,白头孀妇哭青风。
自从貂虎横行后,十室金钱九室空。此诗指御马监太监陈奉,奉命征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场鼓铸事,体现了百姓的痛苦。《猛虎行》、《荆州前苦雪引》、《荆州后苦雪引》都表达了朝廷征收矿税给民众带来的灾难。而《闲居》其五则表达了对朝政援朝御倭的关心。除了对时政的关心,袁宏道也有颂圣的作品。
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袁宏道是一个关心时局的正义的士大夫。他心中充满了对时局的不满,对朝纲的讽刺,对农民的同情。但同时袁宏道对官场也充满了恐惧感。
中郎的恐惧心理与他的舅舅龚仲庆有密切的关系。根据《明史》的记载,龚仲庆是张居正的支持者,张居正去世后,先后弹劾与张居正为敌的沈思孝、李直等人,失败被贬。最终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这种官场的尔虞我诈在原本敏感的中郎身上肯定会产生影响,对官场充满了恐惧。中郎十七岁时作了一首《古荆篇》:
霍氏功名成梦寐,梁王台馆空山丘。
荣枯反复竟何言,昨宵若水今昆仑。
无人更哭西州路,有雀还等翟氏门。
汉恩何浅天何薄,百年冠带坐萧索。
昔时嘘气成烟云,今朝失势委泥砾。
青娥皓齿嫁何人,金床至几为谁作?
已矣哉,归去来。
楚国非无宝,荆山空有哀。
君看白雪阳春调,千载还推作赋才。陈子龙在《明诗选》中说道:“石公才情,本似流丽,本篇似刺江陵而作。”诗中充满了对张居正的惋惜同情之词。正是从少年时代开始,这种对功名事业的渴望就产生了动摇。19岁时他就在诗中写道:“名岂儒冠误,病因浊酒痊。”“不断青云梦,难看白发情。浮生能几许,枉自觅枯荣。”并且写出了数量众多的感叹做官苦的文章。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中郎在京候选的时候,就作下了《为官苦》:
男儿生世间,行乐苦不早。
如何囚一官,万里枯怀抱。
出门逢故人,共说朱颜老。
眼蒿如荨长,闲愁堆不扫。
还没有做官就害怕做官会使自己朱颜变老,闲愁不去。然而这种担心在他当上吴县县令以后成为事实。在他任职吴县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多写给朋友的信表达了他做官的痛苦。在《与邱长儒》的信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弟作令倍极丑矣,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妓,候过客则妓,治钱则仓老人,论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当尽矣。苦哉!毒哉。”
致同年沈翔书曰: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吳县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薄雨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乘检点,长恐不及。苦哉,苦哉!”加之《祈归七稿》形成了他独特的厌官形象。于是他宣称“给自己寻一条出路,或仙或佛,决不敢从他人问路”。这种对官场的恐惧,对神仙的向往,加强了他对自由的追求。
当袁宏道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态步入仕途时,恰逢万历皇帝统治的混乱时期。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认为,晚明已经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相当完善的时期,在明初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各项制度开始教条化。经济发展,物欲横流使得道德仅仅成为某些官吏的面具。万历皇帝看到了众多官员在道德面具之下罪恶的人欲,繁琐的教条让他感到窒息。于是他引退了。他要用引退表示他的不满,然而他没有想到,他的引退加剧了朝政的混乱,党争的剧烈。他长期身居宫内,不见廷臣,不理政事,纵情声色,肆意挥霍。中央到地方,许多衙门长期缺乏主管官员,日常政务无人处理。朝廷上下,政府机构几乎瘫痪,宦官专制愈演愈烈。袁宏道以匡扶天下为己任的心态与当时万历朝的政治腐败格格不入。中郎的文人气质与官场流行的种种潜规则相抵触。他看清了朝廷中、官场上一些官吏在仁义礼智信背后趋向利益的丑恶面目。这是他所不能容忍、不能接受的。加之他本身具有的对政治斗争的恐惧感,袁宏道选择了离开,选择了用老庄思想来稀释自己内心的苦闷,“闭门读《庄子》的《秋水》、《马蹄》篇。”而“公车以后,乃学神仙。”“望之翩翩,若天机真人。”在北京做官期间,他写了《广庄》七篇,学习庄子那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十分漆园学得五,萧遥犹可物难齐。”梅福与陶潜也是他羡慕的两个人,他多次表示“欲效梅福、陶潜辈”摆脱尘网,修仙学道。
他崇尚自由,标榜性灵,讲究信心而出,顺从自己的内心,他可以多次出仕数次辞官,但是他始终不能忘记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在道德沦丧的政治氛围中,以恐惧的心态去坚持这样崇高的无法实现的理想。这才是袁宏道内心痛苦的真正原因。
笃信儒家思想,以天下为己任,使袁宏道义无反顾地步入仕途,他批评时政关心民众。士人价值观的沦丧,政治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使袁宏道决绝地离开。入仕为官是为了心中的理想,出世为隐,更是对心中理想的坚持,展现了不能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这位性灵说的提出者在高唱性灵之时,就已经违背了官场的规则,在他高唱性灵之时,他也就同时唱响了自己的心灵悲歌。
参考文献:
l.袁宏道著(明),钱伯诚笺校:《袁宏道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衡水学院)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