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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说，他的小说里有莜面味；马悦然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女儿要出嫁，父亲和即将成为女婿的男人说，少收你1000元彩礼钱，让你妈每年来我这里住一个月；一个叫愣二的年轻人，因为没钱结婚，疯了，谁拿他也没办法，他父亲只好去矿上找大儿子愣大要钱。父亲走后，愣二的病好了。
——这些故事
出自曹乃谦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曹乃谦是山西大同市公安局的警察，现在以作家的身份广为人知。
前段时间，听作家叶倾城说，初读这本书，“我鲁钝，到现在才明白，让亲家母来的那一个月要发生什么。”
王安忆认为，曹乃谦的小说“精致却天衣无缝，平白如话又讳莫如深，乡情郁郁古风淳淳，将短篇小说做到了极处。”
曹乃谦说，我的小说只关心村里老百姓的食欲和性欲。
曹乃谦本来默默无闻，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却对他情有独钟，马悦然见中国人就问，你认识曹乃谦吗，你认识曹乃谦吗，许多人都摇头——马悦然是中国作家沈从文的热爱者，曾几度劝说诺贝尔评委会将文学奖授予死去的沈从文，未遂。后来，偶然发现了曹乃谦的小说，兴奋得跟什么似的，仿佛沈从文再世。
中国大多数读者知道曹乃谦，就是因为马悦然这个瑞典老头子的推荐。
2月3日是星期六，约好和曹乃谦下午3点在大同市公安局门口见面。远远地，看见一个穿着灰色羽绒服戴着绒线帽子的50多岁的人从大门保安室走出来，感觉是曹乃谦，向他挥手。他说，你怎么认出是我;我说，气质。警察但同时又是乡土作家的混合气质，在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人。因为一眼认出他来，吃饭时，他几次举起酒杯模仿小品演员范伟的口气说，缘分呐啊。
他总喜欢模仿别人说话，讲别人时，他不用转述的口气，一会儿学这个人，一会儿学那个人，一会儿眉飞色舞，一会儿伤心欲绝。
他的办公室紧挨着楼层厕所。房间里到处是书，凌乱。有一台12英寸的电视和一台老掉牙的电脑。他把自己的茶杯涮一涮倒满水跟我和摄影记者说，就一个杯子，你俩谁渴了谁喝。摄影记者去走廊抽烟，他说，进办公室抽吧，我这里随便，不讲究。接着说，我有时也想装个很有教养的人，但我装不出来。
只想写农村人的食欲和性欲
在文学界，人们将曹乃谦与过世的沈从文、汪曾祺做参照。我问，你干着这样一个剽悍的职业，而且长期生活在城市里，为什么只写农村的事情。他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写农村的事情，我就能写得好，写别的事就写不好，很苍白。我没有要拯救农民什么的想法，这么说吧，我所有的写作，都是写最熟悉的，最难以忘怀的事情，那就是农民的事情。
曹乃谦与农村的爱与恨，一言难尽。
1949年正月十五，曹乃谦出生在以千年木塔和桑干河著称的山西应县，一个叫换梅的女人，31岁了还没孩子。9月，她苦心设计，把7个月的曹乃谦偷走，马不停蹄往大同赶。路上遇到狼紧随其后，双方斗智斗勇，在狼扑过来时，她将铁钎插进狼的喉咙，竟然把祸害那一带乡民的狼给捅死了。
她丈夫在大同打游击，打完日本人，又打国民党，经常不回去。
她原以为大同和他们村差不多大，问几个人就能找到丈夫。没想到，丈夫出门后改了名字，而且大同太大，一到这里就傻眼了。她不敢回村里，只好要饭。
当时正好赶上解放了。上级跟她丈夫说，把老婆孩子接来吧。丈夫回到村里，乡亲们说，你老婆把人家的孩子偷跑了。最后，丈夫在大同的街头找到了她和孩子。
这一段经历成了曹乃谦的人生底色。生母给他取小名叫来招，养母改叫招人。
从小曹乃谦常生病，算卦先生说，这个孩子不行，得放在村里。在一篇《山的后面还有》的小说里，曹乃谦写到了在姥姥村的童年生活。姥姥家也在应县，恒山山脉向西延伸到姥姥村。
少年时，他回大同读书的第一天，就让自行车撞了。曹乃谦说，要是在农村，谁家的狗惊吓了人家的孩子，那谁就得抱着人家的孩子到家里去赔不是，过几天还要提一篮鸡蛋到人家家里看好了没有。城里人就不是这样，撞了人家小孩，还骂人家瞎了眼找死。这一次，他淌着血，跌跌撞撞跑回家，嘴唇缝了5针。
在学校里，同学们经常欺负他这个小乡巴佬。这让他厌恶城市人，怀念农村。但农村穷，多年后的1975年10月，已经在大同矿区公安分局参加工作的他，作为知青带队队长来到大同郊区的北温窑村，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其间只回过两次家。
这个村子当时有70多户人家，200多人。人们家里铺不起席子，都在炕上裱着从矿上捡回的牛皮纸。弄不到牛皮纸的人家，就干脆什么也不铺，直接就是土炕皮。
孩子们在冬天大都不出院，就在家里围着烂羊皮坐着，因为他们没有能够防寒的棉衣。
先前国家拨款给盖了10间砖房，他和8个知青住进去。曹乃谦当时每天到贫下中农家吃派饭，光棍家不去，家里没女人做饭的，地富反坏右家不去——怕他们给饭里放毒。吃派饭能看到各家的情况。
这里人都很穷，有的家里不愿养女孩，女的越来越少，男的越来越多，有限的女孩往高处走，嫁到外地，男的没钱找对象，发生了许多悲剧。
这时的曹乃谦感受到，农民最要紧的是食欲和性欲。
之后，“凡是浪漫主义的作品一概不喜欢。”比如，四大名著里，他惟一不喜欢的就是《西游记》，那太浪漫，不真实。
曹乃谦从小养成动不动喜欢和人打赌的毛病。踩高跷、溜冰、游泳，都是和人打赌才学会的。1986年夏季，朋友环顾他家几柜书，说，我敢打赌，你没看过一本书，那就是你自己写的书。当时曹乃谦已经37岁了。他谎说给单位写材料，在家里偷偷地写起了小说。也瞒着单位的人，怕让领导说他不谋正业。他在妻子和孩子睡着以后动手写。写到伤心处，鼻子发酸热泪盈眶，只好停停再写。有天半夜，实在难以控制自己，便趴在桌子上放声痛哭起来。惊醒了另屋睡觉的妻子，过来问他犯了什么病。
这是他的处女作。
1992年，山西省宣传部要选10个作家到乡镇挂职三年，其中包括他。他想也没想，就选了到北温家窑所在的东胜庄乡政府(现已撤并)，当副书记。
在他的小说中，北温窑村叫做温家窑村。这个《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小说，先被汪曾祺发现，又被台湾出版，被马悦然翻译成外文出版，当大陆不知道曹乃谦为谁时，他在海外已经声名远播。
我问，你当年是知青队长，知青这么一个炙手可热的题材，为什么一点都不写，而要写农民呢。曹乃谦说，我不写知青，我不关心他们，我只关心他们在我带队的这一年不要出事。我当时就感觉到，不会让他们永远呆在那地方。
曹乃谦说，我的小说都是写食欲和性欲，不写政治，不批评，不表扬。人性最主要的是食欲和性欲，食色性也。对政治，我一个小人物实在不感兴趣。许多作家在大谈特谈政治，批评腐败，有人给我反腐倡廉的好题材，让我写，我说，对不起，我没这方面的头脑。
曹乃谦想起了约伯的故事。他说，约伯对上帝最忠诚。上帝就考验他，让他的家人一个一个死掉，包括孩子，又让他长了一身疮，穿不了衣服。最后，约伯说，我的上帝呀，为什么让最忠实你的人受苦受难呢，为什么那么多坏人过得好好的呢？有些人写剧本讽古喻今，我觉得那真叫一个浅薄。
他就喜欢写二明(愣二的原型)们的生活——二明一辈子没钱娶媳妇，70年代时娶媳妇需要2000元，他不够；后来需要几万了，他不够；到他50多岁去世时，北温窑村娶个媳妇连盖房加起来得十几万，他才攒了一万六千元。
“当个不打人的警察”
不知为什么，曹乃谦长期形成一个习惯，下班就把警服脱在办公室。在现在的小区住了10多年了，左邻右舍的，连经常跟他下围棋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警察。有一次，他穿了一件警察大衣，邻居说，你从哪里弄的这身衣服。
曹乃谦小时候的记忆里，警察是打人的。
他母亲曾让国民党的警察捆在树上，打了一顿，拷问他父亲打游击的事情。
解放后，他5岁记事时，邻居的一个女人骂他“要饭鬼”“小讨吃的”，这个女人见过他妈带他要饭，没想到就住在她家旁边。这种骂太伤人了，他母亲就和那女人吵。
“我妈连狼都能捅死的人，还怕她吗，把她打跑了”。过了一会，女人领来一个警察，警察二话没说，拿绳子抽他母亲。他吓哭了，母亲急了，把警察一下子推倒，警察恼羞成怒，又要耍横。这时，他爸爸走进院子喝止。
当别的小孩都说，长大了要当解放军、老师，或开车的司机时，曹乃谦说，我将来要当警察，不打人的警察。高中毕业后，逐渐忘了当警察的想法。先在大同矿务局晋华宫矿搞文艺宣传，后来被抽调到矿务局文工团。一次去大寨村演出，矿务局宣传部的领导一起去，发现曹乃谦爱拉《苏武牧羊》的曲子，就问，你怎么老拉投敌叛国的调调。他不听领导意见。从大寨回来后，就被发配到矿区一个小厂子作维修工，工种是铁匠，每天就着火炉抡大锤，抡出两手泡。
那年春节，他为铁匠房的大门编写了一副对联：锤声震撼旧世界，炉膛炼出新宇宙。横联是：黑手高悬。这副春联很适合当时的革命形势——那年还属“文革时期”。
厂技术科有个技术员看了这副对联后，跟曹乃谦说，你的手不应该握12磅重的大锤。1972年10月，这个人帮他调到了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
在矿区公安局，一个领导让给他抄信，他拒绝了。他认为那是恐吓信，好像是写给插足在他们家的一位男性第三者的。因为这事，这位领导处处跟他过不去，最后找了个机会把他打发到边远的北温窑村当知青领队。他与北温家窑的缘分出现了。
1976年底，从村里回局里，他被派到五矿派出所当户籍警。1978年，调到大同市公安局内保处刑侦科，成了破案高手。曾被评为山西省优秀侦察员——当时还没有记功这一说。曹乃谦有个习惯，每次抓住犯罪嫌疑人，在送往预审科之前，他要先买烙饼给他们吃，意思是，对不住了，我抓了你。
后来，局领导说，你写过小说，到政治部新成立的宣教科当科长吧。这期间，是“时间有了，可情绪不好”，整天给领导写材料，往往是写完之后，这个领导说这儿加一段，那个领导说写这干吗，去掉。如此反复。好在这期间不用没昼没夜地破案子了，他才有时间写小说。
之后的1996年，从东胜庄乡挂职3年回局里宣教科后，已经没有他的职务。过了段时间，领导说，你给咱们公安局办个内部刊物《云剑》吧。他答应了。整个编辑部只有他一个人，组稿、画版、校对、跑印刷厂，全是他。至今58岁了，还是科员。
我问，你当了30多年警察，对警察岂不更加熟悉吗，人家不当警察的都写，还拍电视剧，你为什么就知道写农民？
曹乃谦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对警察不熟悉。偶尔写警察题材，就当任务来做，虽然也获过金盾文学奖；但我更愿意写农民的事情，我最关心的最熟悉的还是农民的事情。
有人曾问他，你为什么只关心过去的事情，不关注你的当下？曹乃谦想了想说，噢，明白了。因为我是个头脑简单反应迟钝的人，对眼前的事，总是搞不明白。小时候就是这样，老师提出的问题我总是一下子回答不出来，等我想起来该如何回答了，人家已经下课了。
曹乃谦最近在内地出的书叫《最后的村庄》，还是写农村过去的事情。
有人说，你看陕西的贾平凹，一个月能写一个中篇，你呢，三个月写不完一个短篇，你应该趁着现在有点名气抓紧时间多写。
曹乃谦说，别人写小说就像在做绢人，
做完一个又一个，做完西施做貂蝉。我不行，我写小说就像是在生孩子，慢，一个人一辈子能生几个孩子呢？
曹乃谦说，若问我有什么创作观，我的看法是:石头蛋蛋一坡，不如夜明珠一颗。龙生一子打天下，猪产一窝拱墙根。不在于你是否多产，而在于你是否优生。他说，“我要是笛福的话，我写完《鲁滨逊漂流记》就再不写别的了。”
喜欢唱“要饭调”的作家
经常有人问曹乃谦，见你一边骑车一边自言自语，一个人在说什么呢？“其实我那是在唱。距离远，他听不出声音，只见嘴动，以为是在说话。”
曹乃谦喜欢唱。他妻子说，曹乃谦啊，别人婚丧嫁娶请你吃饭，你能喝醉；你请别人吃饭，别人没醉，你也能醉。曹乃谦一喝醉，就要唱，不唱别的，就唱雁北民歌，在当地叫“要饭调”“烂席片”，像信天游，用比兴手法。
2月4日，我们来到离大同80公里左右的北温家窑村。在东胜庄路旁他的朋友王老师家，他喝了点酒说，我唱一段,然后离坐唱道：胡麻那个开花儿一片片的蓝，来时那个容易回时那个难；胡麻那个开花儿一片片的黄，为了那个你碰着了一个狼，为了那个你碰着了一个狼。
王老师不识字的妻子还告诉我们另一个据说传唱了上千年的“烂席片”：麻圪阴阴的天气，碎圪纷纷的雨，直趟趟的大路不见个你。
曹乃谦说，小时候在姥姥村时，有个叫疤存金的放羊倌，会唱很多很多的山曲儿。他唱的时候眼睛老是痴痴地盯着山下的村庄，好像是唱给村里的哪个人听似的。“对坝坝圪梁上那是个谁，那是个要命鬼干妹妹。崖头上的杨树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数干妹妹好。”唱完，他坐在那里半天不做声，随手摸住身边的土坷垃或石头蛋往坡梁下狠狠地扔。
后来疤存金骑奸母羊让人给看见了，他羞得把自个儿吊在山里的一棵歪脖树上。人们找见他时，他的尸体仍完整地吊在树上，没被鹰啄过。人们说鹰都嫌他的肉苦。
在北温窑村进村口，汽车站牌上写的是“温家窑”。村支书帮帮说，乡政府让报站名，他没报北温窑村，报了温家窑村。
曹乃谦把我们带到小说人物愣二原型二明家门口。二明家原来的两孔低矮的窑洞已经烂掉了，只剩下窑后的一面被火烧火燎的黑灰色的墙。
当年，曹乃谦和二明是好朋友，家里穿剩的衣服经常给二明。这里把“要饭调”又叫做“挖莜面”。唱得最好的就是二明。
在这个村庄里，人们一吃完晚饭，都吹灭灯睡觉了。有时候年轻的光棍们聚在一起打平花。你从家拿点山药蛋我拿点莜面他拿点麻油，大家凑在一起饱饱吃一顿，吃完，他们就开始唱。 二明最喜欢唱的一首是：白天想你拿不动针,黑夜想你吹不灭灯；白天想你盼到黄昏，黑夜想你盼到天明；白天想你墙头上爬，黑夜想你没办法；想你想你真想你，抱住枕头亲个嘴；想你想你真想你，亲了一嘴荞麦皮……
二明唱完，往往就沉默起来，摔门走了。有次打平花，有两个光棍儿竟紧紧地搂抱住，没完没了地亲嘴。见他们这种样子，曹乃谦先是觉得很无聊很恶心，后来又觉出一阵一阵的悲哀袭下心头，凉到心底。
曹乃谦的小说中，大量地记载了这些民歌。他说，只有这些民歌才能表达出人们对食欲性欲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时的渴望和寻求。
女儿要出嫁，父亲和即将成为女婿的男人说，少收你1000元彩礼钱，让你妈每年来我这里住一个月；一个叫愣二的年轻人，因为没钱结婚，疯了，谁拿他也没办法，他父亲只好去矿上找大儿子愣大要钱。父亲走后，愣二的病好了。
——这些故事
出自曹乃谦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曹乃谦是山西大同市公安局的警察，现在以作家的身份广为人知。
前段时间，听作家叶倾城说，初读这本书，“我鲁钝，到现在才明白，让亲家母来的那一个月要发生什么。”
王安忆认为，曹乃谦的小说“精致却天衣无缝，平白如话又讳莫如深，乡情郁郁古风淳淳，将短篇小说做到了极处。”
曹乃谦说，我的小说只关心村里老百姓的食欲和性欲。
曹乃谦本来默默无闻，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却对他情有独钟，马悦然见中国人就问，你认识曹乃谦吗，你认识曹乃谦吗，许多人都摇头——马悦然是中国作家沈从文的热爱者，曾几度劝说诺贝尔评委会将文学奖授予死去的沈从文，未遂。后来，偶然发现了曹乃谦的小说，兴奋得跟什么似的，仿佛沈从文再世。
中国大多数读者知道曹乃谦，就是因为马悦然这个瑞典老头子的推荐。
2月3日是星期六，约好和曹乃谦下午3点在大同市公安局门口见面。远远地，看见一个穿着灰色羽绒服戴着绒线帽子的50多岁的人从大门保安室走出来，感觉是曹乃谦，向他挥手。他说，你怎么认出是我;我说，气质。警察但同时又是乡土作家的混合气质，在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人。因为一眼认出他来，吃饭时，他几次举起酒杯模仿小品演员范伟的口气说，缘分呐啊。
他总喜欢模仿别人说话，讲别人时，他不用转述的口气，一会儿学这个人，一会儿学那个人，一会儿眉飞色舞，一会儿伤心欲绝。
他的办公室紧挨着楼层厕所。房间里到处是书，凌乱。有一台12英寸的电视和一台老掉牙的电脑。他把自己的茶杯涮一涮倒满水跟我和摄影记者说，就一个杯子，你俩谁渴了谁喝。摄影记者去走廊抽烟，他说，进办公室抽吧，我这里随便，不讲究。接着说，我有时也想装个很有教养的人，但我装不出来。
只想写农村人的食欲和性欲
在文学界，人们将曹乃谦与过世的沈从文、汪曾祺做参照。我问，你干着这样一个剽悍的职业，而且长期生活在城市里，为什么只写农村的事情。他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写农村的事情，我就能写得好，写别的事就写不好，很苍白。我没有要拯救农民什么的想法，这么说吧，我所有的写作，都是写最熟悉的，最难以忘怀的事情，那就是农民的事情。
曹乃谦与农村的爱与恨，一言难尽。
1949年正月十五，曹乃谦出生在以千年木塔和桑干河著称的山西应县，一个叫换梅的女人，31岁了还没孩子。9月，她苦心设计，把7个月的曹乃谦偷走，马不停蹄往大同赶。路上遇到狼紧随其后，双方斗智斗勇，在狼扑过来时，她将铁钎插进狼的喉咙，竟然把祸害那一带乡民的狼给捅死了。
她丈夫在大同打游击，打完日本人，又打国民党，经常不回去。
她原以为大同和他们村差不多大，问几个人就能找到丈夫。没想到，丈夫出门后改了名字，而且大同太大，一到这里就傻眼了。她不敢回村里，只好要饭。
当时正好赶上解放了。上级跟她丈夫说，把老婆孩子接来吧。丈夫回到村里，乡亲们说，你老婆把人家的孩子偷跑了。最后，丈夫在大同的街头找到了她和孩子。
这一段经历成了曹乃谦的人生底色。生母给他取小名叫来招，养母改叫招人。
从小曹乃谦常生病，算卦先生说，这个孩子不行，得放在村里。在一篇《山的后面还有》的小说里，曹乃谦写到了在姥姥村的童年生活。姥姥家也在应县，恒山山脉向西延伸到姥姥村。
少年时，他回大同读书的第一天，就让自行车撞了。曹乃谦说，要是在农村，谁家的狗惊吓了人家的孩子，那谁就得抱着人家的孩子到家里去赔不是，过几天还要提一篮鸡蛋到人家家里看好了没有。城里人就不是这样，撞了人家小孩，还骂人家瞎了眼找死。这一次，他淌着血，跌跌撞撞跑回家，嘴唇缝了5针。
在学校里，同学们经常欺负他这个小乡巴佬。这让他厌恶城市人，怀念农村。但农村穷，多年后的1975年10月，已经在大同矿区公安分局参加工作的他，作为知青带队队长来到大同郊区的北温窑村，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其间只回过两次家。
这个村子当时有70多户人家，200多人。人们家里铺不起席子，都在炕上裱着从矿上捡回的牛皮纸。弄不到牛皮纸的人家，就干脆什么也不铺，直接就是土炕皮。
孩子们在冬天大都不出院，就在家里围着烂羊皮坐着，因为他们没有能够防寒的棉衣。
先前国家拨款给盖了10间砖房，他和8个知青住进去。曹乃谦当时每天到贫下中农家吃派饭，光棍家不去，家里没女人做饭的，地富反坏右家不去——怕他们给饭里放毒。吃派饭能看到各家的情况。
这里人都很穷，有的家里不愿养女孩，女的越来越少，男的越来越多，有限的女孩往高处走，嫁到外地，男的没钱找对象，发生了许多悲剧。
这时的曹乃谦感受到，农民最要紧的是食欲和性欲。
之后，“凡是浪漫主义的作品一概不喜欢。”比如，四大名著里，他惟一不喜欢的就是《西游记》，那太浪漫，不真实。
曹乃谦从小养成动不动喜欢和人打赌的毛病。踩高跷、溜冰、游泳，都是和人打赌才学会的。1986年夏季，朋友环顾他家几柜书，说，我敢打赌，你没看过一本书，那就是你自己写的书。当时曹乃谦已经37岁了。他谎说给单位写材料，在家里偷偷地写起了小说。也瞒着单位的人，怕让领导说他不谋正业。他在妻子和孩子睡着以后动手写。写到伤心处，鼻子发酸热泪盈眶，只好停停再写。有天半夜，实在难以控制自己，便趴在桌子上放声痛哭起来。惊醒了另屋睡觉的妻子，过来问他犯了什么病。
这是他的处女作。
1992年，山西省宣传部要选10个作家到乡镇挂职三年，其中包括他。他想也没想，就选了到北温家窑所在的东胜庄乡政府(现已撤并)，当副书记。
在他的小说中，北温窑村叫做温家窑村。这个《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小说，先被汪曾祺发现，又被台湾出版，被马悦然翻译成外文出版，当大陆不知道曹乃谦为谁时，他在海外已经声名远播。
我问，你当年是知青队长，知青这么一个炙手可热的题材，为什么一点都不写，而要写农民呢。曹乃谦说，我不写知青，我不关心他们，我只关心他们在我带队的这一年不要出事。我当时就感觉到，不会让他们永远呆在那地方。
曹乃谦说，我的小说都是写食欲和性欲，不写政治，不批评，不表扬。人性最主要的是食欲和性欲，食色性也。对政治，我一个小人物实在不感兴趣。许多作家在大谈特谈政治，批评腐败，有人给我反腐倡廉的好题材，让我写，我说，对不起，我没这方面的头脑。
曹乃谦想起了约伯的故事。他说，约伯对上帝最忠诚。上帝就考验他，让他的家人一个一个死掉，包括孩子，又让他长了一身疮，穿不了衣服。最后，约伯说，我的上帝呀，为什么让最忠实你的人受苦受难呢，为什么那么多坏人过得好好的呢？有些人写剧本讽古喻今，我觉得那真叫一个浅薄。
他就喜欢写二明(愣二的原型)们的生活——二明一辈子没钱娶媳妇，70年代时娶媳妇需要2000元，他不够；后来需要几万了，他不够；到他50多岁去世时，北温窑村娶个媳妇连盖房加起来得十几万，他才攒了一万六千元。
“当个不打人的警察”
不知为什么，曹乃谦长期形成一个习惯，下班就把警服脱在办公室。在现在的小区住了10多年了，左邻右舍的，连经常跟他下围棋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警察。有一次，他穿了一件警察大衣，邻居说，你从哪里弄的这身衣服。
曹乃谦小时候的记忆里，警察是打人的。
他母亲曾让国民党的警察捆在树上，打了一顿，拷问他父亲打游击的事情。
解放后，他5岁记事时，邻居的一个女人骂他“要饭鬼”“小讨吃的”，这个女人见过他妈带他要饭，没想到就住在她家旁边。这种骂太伤人了，他母亲就和那女人吵。
“我妈连狼都能捅死的人，还怕她吗，把她打跑了”。过了一会，女人领来一个警察，警察二话没说，拿绳子抽他母亲。他吓哭了，母亲急了，把警察一下子推倒，警察恼羞成怒，又要耍横。这时，他爸爸走进院子喝止。
当别的小孩都说，长大了要当解放军、老师，或开车的司机时，曹乃谦说，我将来要当警察，不打人的警察。高中毕业后，逐渐忘了当警察的想法。先在大同矿务局晋华宫矿搞文艺宣传，后来被抽调到矿务局文工团。一次去大寨村演出，矿务局宣传部的领导一起去，发现曹乃谦爱拉《苏武牧羊》的曲子，就问，你怎么老拉投敌叛国的调调。他不听领导意见。从大寨回来后，就被发配到矿区一个小厂子作维修工，工种是铁匠，每天就着火炉抡大锤，抡出两手泡。
那年春节，他为铁匠房的大门编写了一副对联：锤声震撼旧世界，炉膛炼出新宇宙。横联是：黑手高悬。这副春联很适合当时的革命形势——那年还属“文革时期”。
厂技术科有个技术员看了这副对联后，跟曹乃谦说，你的手不应该握12磅重的大锤。1972年10月，这个人帮他调到了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
在矿区公安局，一个领导让给他抄信，他拒绝了。他认为那是恐吓信，好像是写给插足在他们家的一位男性第三者的。因为这事，这位领导处处跟他过不去，最后找了个机会把他打发到边远的北温窑村当知青领队。他与北温家窑的缘分出现了。
1976年底，从村里回局里，他被派到五矿派出所当户籍警。1978年，调到大同市公安局内保处刑侦科，成了破案高手。曾被评为山西省优秀侦察员——当时还没有记功这一说。曹乃谦有个习惯，每次抓住犯罪嫌疑人，在送往预审科之前，他要先买烙饼给他们吃，意思是，对不住了，我抓了你。
后来，局领导说，你写过小说，到政治部新成立的宣教科当科长吧。这期间，是“时间有了，可情绪不好”，整天给领导写材料，往往是写完之后，这个领导说这儿加一段，那个领导说写这干吗，去掉。如此反复。好在这期间不用没昼没夜地破案子了，他才有时间写小说。
之后的1996年，从东胜庄乡挂职3年回局里宣教科后，已经没有他的职务。过了段时间，领导说，你给咱们公安局办个内部刊物《云剑》吧。他答应了。整个编辑部只有他一个人，组稿、画版、校对、跑印刷厂，全是他。至今58岁了，还是科员。
我问，你当了30多年警察，对警察岂不更加熟悉吗，人家不当警察的都写，还拍电视剧，你为什么就知道写农民？
曹乃谦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对警察不熟悉。偶尔写警察题材，就当任务来做，虽然也获过金盾文学奖；但我更愿意写农民的事情，我最关心的最熟悉的还是农民的事情。
有人曾问他，你为什么只关心过去的事情，不关注你的当下？曹乃谦想了想说，噢，明白了。因为我是个头脑简单反应迟钝的人，对眼前的事，总是搞不明白。小时候就是这样，老师提出的问题我总是一下子回答不出来，等我想起来该如何回答了，人家已经下课了。
曹乃谦最近在内地出的书叫《最后的村庄》，还是写农村过去的事情。
有人说，你看陕西的贾平凹，一个月能写一个中篇，你呢，三个月写不完一个短篇，你应该趁着现在有点名气抓紧时间多写。
曹乃谦说，别人写小说就像在做绢人，
做完一个又一个，做完西施做貂蝉。我不行，我写小说就像是在生孩子，慢，一个人一辈子能生几个孩子呢？
曹乃谦说，若问我有什么创作观，我的看法是:石头蛋蛋一坡，不如夜明珠一颗。龙生一子打天下，猪产一窝拱墙根。不在于你是否多产，而在于你是否优生。他说，“我要是笛福的话，我写完《鲁滨逊漂流记》就再不写别的了。”
喜欢唱“要饭调”的作家
经常有人问曹乃谦，见你一边骑车一边自言自语，一个人在说什么呢？“其实我那是在唱。距离远，他听不出声音，只见嘴动，以为是在说话。”
曹乃谦喜欢唱。他妻子说，曹乃谦啊，别人婚丧嫁娶请你吃饭，你能喝醉；你请别人吃饭，别人没醉，你也能醉。曹乃谦一喝醉，就要唱，不唱别的，就唱雁北民歌，在当地叫“要饭调”“烂席片”，像信天游，用比兴手法。
2月4日，我们来到离大同80公里左右的北温家窑村。在东胜庄路旁他的朋友王老师家，他喝了点酒说，我唱一段,然后离坐唱道：胡麻那个开花儿一片片的蓝，来时那个容易回时那个难；胡麻那个开花儿一片片的黄，为了那个你碰着了一个狼，为了那个你碰着了一个狼。
王老师不识字的妻子还告诉我们另一个据说传唱了上千年的“烂席片”：麻圪阴阴的天气，碎圪纷纷的雨，直趟趟的大路不见个你。
曹乃谦说，小时候在姥姥村时，有个叫疤存金的放羊倌，会唱很多很多的山曲儿。他唱的时候眼睛老是痴痴地盯着山下的村庄，好像是唱给村里的哪个人听似的。“对坝坝圪梁上那是个谁，那是个要命鬼干妹妹。崖头上的杨树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数干妹妹好。”唱完，他坐在那里半天不做声，随手摸住身边的土坷垃或石头蛋往坡梁下狠狠地扔。
后来疤存金骑奸母羊让人给看见了，他羞得把自个儿吊在山里的一棵歪脖树上。人们找见他时，他的尸体仍完整地吊在树上，没被鹰啄过。人们说鹰都嫌他的肉苦。
在北温窑村进村口，汽车站牌上写的是“温家窑”。村支书帮帮说，乡政府让报站名，他没报北温窑村，报了温家窑村。
曹乃谦把我们带到小说人物愣二原型二明家门口。二明家原来的两孔低矮的窑洞已经烂掉了，只剩下窑后的一面被火烧火燎的黑灰色的墙。
当年，曹乃谦和二明是好朋友，家里穿剩的衣服经常给二明。这里把“要饭调”又叫做“挖莜面”。唱得最好的就是二明。
在这个村庄里，人们一吃完晚饭，都吹灭灯睡觉了。有时候年轻的光棍们聚在一起打平花。你从家拿点山药蛋我拿点莜面他拿点麻油，大家凑在一起饱饱吃一顿，吃完，他们就开始唱。 二明最喜欢唱的一首是：白天想你拿不动针,黑夜想你吹不灭灯；白天想你盼到黄昏，黑夜想你盼到天明；白天想你墙头上爬，黑夜想你没办法；想你想你真想你，抱住枕头亲个嘴；想你想你真想你，亲了一嘴荞麦皮……
二明唱完，往往就沉默起来，摔门走了。有次打平花，有两个光棍儿竟紧紧地搂抱住，没完没了地亲嘴。见他们这种样子，曹乃谦先是觉得很无聊很恶心，后来又觉出一阵一阵的悲哀袭下心头，凉到心底。
曹乃谦的小说中，大量地记载了这些民歌。他说，只有这些民歌才能表达出人们对食欲性欲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时的渴望和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