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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能背诵《三字经》的时候，“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就牢记于心了。当时只是把这句话理解为“父亲要是不教育儿子，就是有过错的;老师要是不严厉管教学生，就是懒惰的”。虽然如此，它却构成了我对父亲、老师角色意识的最原始认知——父亲、老师对子女、学生要行使管教之责。
现在想来，当时受到如此教诲，想必是强化我们做子女、当学生的要接受父母的严厉管教和老师的严格要求吧。
随着进一步学习，对“养不教，父之过”这句话的认识也有了变化。“养不教”表达的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对后代的养育过程中要施行教育。孟子在《滕文公上》中有言：“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在人们的生活中，如果仅有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安逸，却没有教育，人就近似于动物，和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了。孟子所说的也是要把“养”与“教”相结合。那么，由谁来承担“教”的责任呢？可以说，“父之过”给出了答案。
在历史的进程中，父亲参与对子女的教育要比母亲晚得多。在氏族教育中，母亲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任老师。随着婚姻形态的演变，社会也由“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发展到“各亲其亲，各子其子”，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父亲才开始取代母亲担当起对子女进行教育的主要责任。
《说文解字》：“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父，就是规矩，他右手举杖，遵行着一定的法度，正对子女实施教诫。“父”字描绘了一幅现场感十足的画面，一种原始形态的家长体罚式教育。《白虎通·三纲六纪》：“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从父字的含义中，可见父亲的地位和权威，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他对子女有教诫的义务和权利。
我认为《三字经》中的“父”不应简单指向父亲，还应包括母亲，尤指以“父”为代表的家中长辈，他们有守卫、承担教养责任的义务与权利。《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也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从行文看，孟母的案例在前，不应只是时间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对事实的尊重，对影响子女成长因素的完整认识与把握，尤其是对教育理性的真诚与坚信，也是对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地位与意义的肯定。无独有偶，北宋史学家、思想家司马光在《家范》中也曾指出：“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所以，“父之过”不应限于唯有对父亲责任的要求，“父”应体现的是对承担教子之责诸多角色的象征。
今天，我们应当意识到，教育、培养后代是家庭的事业，并非简单地视为父亲一人之责。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父亲的角色有着独特的意蕴，他拥有存续与传承、承上启下的价值。也就是说，对父亲的要求有着深厚而久远的文化规范与约定。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父亲呢？
古往今來，不论在历史还是在当下，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见仁见智，其结论也是丰富多样、莫衷一是。对此，让我们走进中国古代，在历史记忆深处，发现做父亲的智慧与情怀。
西周时期，有了我国家训里最早的诫子文章《诫伯禽》，它是周公姬旦在其子伯禽上任鲁国前所说的三句话：“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智如士，不与士争智。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险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文多记而守以浅者，广。去矣，其毋以鲁国骄士矣！”
周公对伯禽的训诫要义是：第一，要处理好人际关系，不要怠慢亲戚，不要让大臣埋怨没有被重用，不要对故旧求全责备。第二，正确认识自己的才智，做到豁达包容、谦逊忍让，即便自己才能过人，也不与有专长的人争强斗胜。第三，具有辩证圆融的思维方式，充满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办事严谨，律己宽人。这些训诫无不反映出周公作为政治家的谋略、军事家的胆识和思想家的智慧。这些训诫标准之高，难道不是周公对儿子的良苦用心和热切期盼吗？又何尝不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殷切叮咛和浓浓爱意呢？
言及父亲对儿子的教诲，就不能不提到孔子教育自己儿子孔鲤（字伯鱼）的故事。《论语·季氏》：“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从孔鲤的陈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儿子的要求是“学诗”“学礼”，因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是孔子站在庭院里训诫儿子的，后来“庭训”便成为家教的代名词。
在家教文化中，家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是传承家风的智慧纽带。秦汉以来，则有东汉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嵇康《家诫》等。有资料统计，从公元550年的北齐开始，到1949年的民国为止，这1400年间，我国关于家训的专著有120多部，启迪后世，流芳千古。
100年前，鲁迅先生于1919年11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发表了《我们怎样做父亲》。文章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出发，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中“亲权重，父权更重”的关键所在。文章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它剖析了旧式“父道子从”的家族文化传承方式的保守性、封闭性和成规崇拜，是在“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这就要敦促为人父母者做“觉醒的父母”，以促进文化体制的良性运转。
今天，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依然经历着做父母的拷问，做一个“觉醒者”则是永恒的话题，我愿意为此提出建议：
要做觉醒的父母，首先应当修炼自己，修养自己的心智与健康，身心两健，生命旺盛;弃恶从善，长养德行;破迷开悟，增加智慧。作为父母，应当具有着眼未来的视野和意识，做到观念先行;应当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为孩子植入善良的种子;应当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应当厚积薄发，成为孩子人生成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库;应当具有敢于担当的勇气，懂得责任的魅力;应当具有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榜样示范作用;应当具有高雅的生活情趣，热爱生活，为孩子开启丰富多彩、有品位、有格调的人生。
总之，做父母者，任重而道远……
现在想来，当时受到如此教诲，想必是强化我们做子女、当学生的要接受父母的严厉管教和老师的严格要求吧。
随着进一步学习，对“养不教，父之过”这句话的认识也有了变化。“养不教”表达的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对后代的养育过程中要施行教育。孟子在《滕文公上》中有言：“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在人们的生活中，如果仅有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安逸，却没有教育，人就近似于动物，和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了。孟子所说的也是要把“养”与“教”相结合。那么，由谁来承担“教”的责任呢？可以说，“父之过”给出了答案。
在历史的进程中，父亲参与对子女的教育要比母亲晚得多。在氏族教育中，母亲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任老师。随着婚姻形态的演变，社会也由“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发展到“各亲其亲，各子其子”，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父亲才开始取代母亲担当起对子女进行教育的主要责任。
《说文解字》：“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父，就是规矩，他右手举杖，遵行着一定的法度，正对子女实施教诫。“父”字描绘了一幅现场感十足的画面，一种原始形态的家长体罚式教育。《白虎通·三纲六纪》：“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从父字的含义中，可见父亲的地位和权威，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他对子女有教诫的义务和权利。
我认为《三字经》中的“父”不应简单指向父亲，还应包括母亲，尤指以“父”为代表的家中长辈，他们有守卫、承担教养责任的义务与权利。《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也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从行文看，孟母的案例在前，不应只是时间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对事实的尊重，对影响子女成长因素的完整认识与把握，尤其是对教育理性的真诚与坚信，也是对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地位与意义的肯定。无独有偶，北宋史学家、思想家司马光在《家范》中也曾指出：“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所以，“父之过”不应限于唯有对父亲责任的要求，“父”应体现的是对承担教子之责诸多角色的象征。
今天，我们应当意识到，教育、培养后代是家庭的事业，并非简单地视为父亲一人之责。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父亲的角色有着独特的意蕴，他拥有存续与传承、承上启下的价值。也就是说，对父亲的要求有着深厚而久远的文化规范与约定。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父亲呢？
古往今來，不论在历史还是在当下，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见仁见智，其结论也是丰富多样、莫衷一是。对此，让我们走进中国古代，在历史记忆深处，发现做父亲的智慧与情怀。
西周时期，有了我国家训里最早的诫子文章《诫伯禽》，它是周公姬旦在其子伯禽上任鲁国前所说的三句话：“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智如士，不与士争智。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险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文多记而守以浅者，广。去矣，其毋以鲁国骄士矣！”
周公对伯禽的训诫要义是：第一，要处理好人际关系，不要怠慢亲戚，不要让大臣埋怨没有被重用，不要对故旧求全责备。第二，正确认识自己的才智，做到豁达包容、谦逊忍让，即便自己才能过人，也不与有专长的人争强斗胜。第三，具有辩证圆融的思维方式，充满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办事严谨，律己宽人。这些训诫无不反映出周公作为政治家的谋略、军事家的胆识和思想家的智慧。这些训诫标准之高，难道不是周公对儿子的良苦用心和热切期盼吗？又何尝不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殷切叮咛和浓浓爱意呢？
言及父亲对儿子的教诲，就不能不提到孔子教育自己儿子孔鲤（字伯鱼）的故事。《论语·季氏》：“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从孔鲤的陈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儿子的要求是“学诗”“学礼”，因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是孔子站在庭院里训诫儿子的，后来“庭训”便成为家教的代名词。
在家教文化中，家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是传承家风的智慧纽带。秦汉以来，则有东汉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嵇康《家诫》等。有资料统计，从公元550年的北齐开始，到1949年的民国为止，这1400年间，我国关于家训的专著有120多部，启迪后世，流芳千古。
100年前，鲁迅先生于1919年11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发表了《我们怎样做父亲》。文章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出发，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中“亲权重，父权更重”的关键所在。文章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它剖析了旧式“父道子从”的家族文化传承方式的保守性、封闭性和成规崇拜，是在“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这就要敦促为人父母者做“觉醒的父母”，以促进文化体制的良性运转。
今天，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依然经历着做父母的拷问，做一个“觉醒者”则是永恒的话题，我愿意为此提出建议：
要做觉醒的父母，首先应当修炼自己，修养自己的心智与健康，身心两健，生命旺盛;弃恶从善，长养德行;破迷开悟，增加智慧。作为父母，应当具有着眼未来的视野和意识，做到观念先行;应当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为孩子植入善良的种子;应当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应当厚积薄发，成为孩子人生成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库;应当具有敢于担当的勇气，懂得责任的魅力;应当具有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榜样示范作用;应当具有高雅的生活情趣，热爱生活，为孩子开启丰富多彩、有品位、有格调的人生。
总之，做父母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