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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底，美国学者詹明信就其文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出版接受张旭东的采访时，曾谈到当时的一种观点：“现在是第三世界出实践，第一世界提供理论和思考。”。这种说法固然存在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中心主义”心态的嫌疑，但是，如果检视当时及现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状况，我们不得不承认詹明信的确说出了一种令人尴尬的事实：我们的研究处于一种严重“失语”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