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末民初京师梨园两位著名的“护花使者”，所谓“当年艳帜竞刘（喜奎）、鲜（灵芝），樊、易魂迷并为颠。垂老声名人不识，一场空演翠屏山。”（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或者“如此兰花竟委地，满座来宾皆掩泣。座中泣声谁最高，樊山、实甫两名士”（某报《悼金玉兰》），调侃的均是樊增祥、易顺鼎暮年出入欢场、力捧伶人的“令名”。
　　然“（湖）北樊（湖）南易”曾据一时双雄，王森然为近代诗人评传，称樊、易“天才卓犖，横绝一世”，樊清新俊逸而不拘绳尺、荡决无前，易则面目屡易、并世无匹，甚至“（樊）樊山之作，非（易）实甫不解；实之言，非樊翁莫辨也”。
　　张之洞总督两湖之时论其人才，尝谓“洞庭南北有两诗人，壬秋（王闿运）五言，樊山近体，皆名世之作”。樊山即樊增祥（1846-1931，湖北恩施人），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专列其为“中晚唐诗”一代诗宗。“从不轻许可人诗”的樊增祥对易顺鼎之诗尤其《初至关中》诸作一度倾倒备至，诸如评为“精丽无匹”的《潼关道中二首》：
　　天府神皋据上游，此中依旧是皇州。
　　翠华西幸周王骏，紫气东来李叟牛。
　　关百二重秦代月，宫三十六汉时秋。
　　河声岳色浑无奈，不为愁人一解愁。
　　眼底葱河作酒杯，巨灵高掌映崔嵬。
　　云从武帝祠边散，雨自文王陵下来。
　　城堞雉连秦晋树，关门牡绣汉唐苔。
　　青山对客浑无语，怀抱何有得好开。
　　其他更有以“何忍呼他为祸水，尚思老我此柔乡”为“绮艳”，以“流残情灞无情水，画出阿房不霁虹”为“名句”，甚至认为易著《琴志楼诗》中，不少神来之笔“（若）书之扇头，题之壁间，鲜不惊为仙作”。
　　然这种激赏实又只限于一层。樊增祥在易顺鼎逝后、在写给并称“寒庐七子”之一的黄濬手札中直言：
　　弟于此子意极轻之，而又怜之。轻之者，恶其无形也。怜之者，惜其有丽才而潦倒一生也。至其临殁一年，所受之苦，有较刀山剑树为烈者，亦足为淫人殷鉴矣。死前数日，新集排印成，或谓错字尚多，请其改正，渠卧而叹曰：“错讹由他，谁来看我诗也。”亦可悲也。

二

　　易顺鼎（1858—1920）为湖南龙阳人，字实甫、石甫、仲硕等，自署琴志楼、楚颂亭、宝瓠窄、橘洲醒人等，廿岁自撰《忏绮斋铭》尝沾沾自喜以“怡红公子，惨绿少年；芙蓉城主，潇湘水仙”自居，近代词媛吕碧城曾与他有不俗的过往。不仅生前通函讨论“女子绮语”问题，死后更称颂易著《子夜鬼歌》“自别世间人，都忘世间物。世间有太阳，知是红与黑”等句“设想之奇，悲痛入骨”（吕著《欧美漫游录》“舟渡大西洋”），能读懂这个晚年恶名昭著、“接倡优则如饮食不可废”（程颂万《易君实甫墓志铭》）的所谓风流才子“悲痛入骨”，实则缘于一种性情上的类似——吕碧城终其一生的“奇哀入骨”，深层原因同样根于“才·情”过人——此我在专著《“一个人的情书”》中将另外阐发。这是人世必然“高处不胜寒”的寂寞由头，除非你自己将自己空降、落地生根而非自甘堕落。
　　才情过人之人最不可能通过自取下流获得安稳与停靠。
　　易顺鼎的一生就是绝好例证。
　　十七岁中举应礼部铨选北上、取道江南骑一卫（笔者按，即毛驴）冒大雪入南京城、遍访六朝及前明遗迹、一日能成《金陵杂感》七律二十首，易顺鼎号称“才子”并非没有资本。然有口能诵之名句诸如“地下女郎多艳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淘残旧院如脂水，住惯降王没骨山”、“衰柳绿连三妹水，冰枫红替六朝花”，骨意终是显得轻浮虚软，一见惊艳，再见乏味，充其量只是“瑰玮轶荡，才人吐属”。也许那是天才少年的惯见习气，恃才放旷，好逞小慧。
　　当然不是没有例外，比方“郎乘江上舟，妾化堤边柳。柳色满大堤，郎行一回首”（《古意襄阳作》），这种蕴藉婉转亦不乏见于易顺鼎少作。“新词欲赋贺梅子，他日应呼易柳州”（《琴志楼摘句诗话》），当年意气风发如此，自负自期可见。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记载王闿运“钦封”两“仙童”，一个是曾广钧（国藩之孙，敏泽之子），一个是易顺鼎。当然仙童之封未必是好，征以王闿运规劝易顺鼎不可“诡诞”语，正见其表里之歧：
　　仙童有玉皇香案者，兄日姊月，所见美富，土苴诸天，遗弃一切，是上等也。有幽居岩穴草衣木食者，一旦入世，则老虎亦为可爱，金银无非炫耀，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弊，地狱随之矣。请贤择于斯二者。
　　所谓“华才非成道之器，然其先不可少。东坡六十犹弄聪明，故终无一成。佛家以敏悟为狂慧，圣人所以约礼”，王闿运的劝诫不可不谓卓有见识、苦心孤诣、应机说法。日后易顺鼎以哭庵为号并做《哭庵传》、自诩“生平二十余年内，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少年，为名士，为经生，为学人，为贵官，为隐士，忽东忽西，忽出忽没，其师与友谑之，称为神龙。其操行亡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节称之。为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朴或华，莫能以一诣绳之。要其轻天下，齐万物，非尧舜、薄汤武之心，则未尝一日易也”。王闿运以师长之尊，不厌其烦再次致书：
　　仆有一语奉劝，必不可称哭庵。上事君相，下对吏民，行住坐卧，何以为名，臣子披猖，不当至此。若遂隐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况又不哭而冒充哭乎？闿运言不见重，亦自恨无整齐风纪之权，坐睹当代贤豪流于西晋，五胡之祸将在目前。因君一发之，毋以王夷甫识石勒为异也。
　　几番端正人语，证明王闿运不负清末湖南一代大儒之名，眼力苦心，不幸言中。
　　易顺鼎每每自命“终爱晋人风味好，听鹂多备酒兼柑”（《和樊山上巳韵》）、“此身合是晋人未？行到当时鄮县山”（《由天童下院登小舟往天童，道中作》），实则他是“明人学晋字”，余留了荒唐与流溢，远离了魏晋刻骨的严肃与沉重——其书迹“字迹端好如时花美女”，要亦如是。《自叙兼与友人》中他如此肆论三教： 　　儒与仙、佛，三教虽异，皆求不灭。儒求不灭于名，仙求不灭于形，佛求不灭于神。我则不然，以灭为主，以为一身灭则无一身之苦，一家灭则无一家之苦，世界灭则无世界之苦。佛云灭度，庶几近之。然身灭而心不灭，形灭而神不灭，其苦犹在。故佛法尚不如我法也。若夫立德立言，儒家之所谓不灭，神仙长生，道家之所谓不灭，久以粪土视之，久以粪土视之，以鸩毒观之，曾何所动其毫末哉。
　　抱定此种“断灭”之见，或曰“学问宗旨在一‘灭’字”（叶炽昌语，《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不颓废而何为？
　　通读《琴志楼》全集，在频频惊艳这个人的才情之外，他经常让人无法清爽，因其情多而不湛——《游骊山浴温泉作诗》津津乐道“至竟人生不辜负，风流行乐李三郎”。所谓“生前有声伎，死后列两庑。天生忠孝人，何必不儿女”（《咏史》，癸酉，易时年十六），所谓“江山灵气钟才子，忠孝深情托美人”（《湘中咏怀》），情在易顺鼎笔下，不止出现频率高，相信也是他一生的价值托付。
　　然而他的情殇听起来始终有点鼓声错乱：那是钟情、还是好色？
　　易顺鼎及门弟子曾道师尊“词藻固为一代雄，至其伟度精鉴，实心挚情，尤非季世所可几及，第惜用情太厚，转为蠹耳”（《龙州杂俎》）。当如何理解这一“情何以堪”的处境，又耐人寻思，“本《离骚》佚女之幽情，作醇酒妇人之生活”（易著《沪上冶游词自序》，1877）——然而无法“推情合性”的滥情最终只能伤到自己。无论“天生自是多情种，橐笔看花著意痴”（高旭），还是“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柳亚子），都未免偏颇。程颂万《易君实甫墓志铭》称其“信友诚而临事勇，虽撄谤讪，不苟怨尤”当非仅为谄墓之词。然“每好为凄艳之语，生性多哀少乐”（易著《自叙兼与友人》）的不止易顺鼎，“缫尽愁丝兼恨缕，尘海茫茫欲系韶光住。说果谈因来复去，苦向泥土铺垫蔷薇路”（吕碧城《蝶恋花》），可怕的不是多情、可怕的不是深情、可怕的不是人之为人必然有情。问题只是如何处情，还是所谓“推情合性”。那些此世此界无法践履的钟情。四面八方皆无路走之后，实则人只剩下两个方向：或者“下流”、或者“上出”。
　　“有情乃佛性”的超越意义其实只在此刻方能成立：那些勇于“上出”而不甘“下流”者。
　　滥情的易顺鼎依其聪明与才情，还是直接感知了纵情纵欲生活背后必然的空虚，他不是口口声声“每欲出家”（参见樊增祥《调石甫》）？年甫十七就有诗：
　　来向愁城了旧缘，歌离吊梦欲华颠。
　　眼中岁月追风马，身外功名水上船。
　　学佛愿归无垢地，成仙终堕有情天。
　　灵山旧侣应相忆，弹指声中十七年。
　　只是他对自己不够狠，说说而已。况兼“见诸行事，害不及人；故无妨也。笔之于书，有目共见，则生同异矣。同必有异，则必损名”（王闿运致易顺鼎函启）。所以古来仁人君子苦苦劝人“立言”不可不谨。
　　易顺鼎于士林口碑不佳，所谓“有类饥鹰，饱即颺去”（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五编《艺事·易顺鼎》），钱基博道其仕途虽工逢迎之术，却不检于行，唐言寡实，又往往恃宠而骄，故此仕宦以鲜克有终。其现实作为，时或阿谀权贵，言过其实而脱口无惭，如《上宰相王文韶》之“北虏亦知司马相，南人都是卧龙儿。太皇太后贾申国，天上天孙福子仪”；《上荣禄》之“心捧九重双日月，手携二十八星辰”、“行地中犹洪水抑，措天下若泰山安”，前者虽是集杜甫句，然太过嘴甜，难怪当时即已“士论薄之”。然他时而还有诗，讥诮清末民初的易代权贵：“国家无事则富贵，国家有事则叛降。富贵蟠降固自在，反称党魁据中央。此世界是和世界，狗彘盗贼兼优倡。”
　　易顺鼎中年之后诗词更加流于牢骚，“诲淫之作，居什之八九”。因与袁世凯之“皇二子”袁克文一向关系甚洽，袁氏当国之后曾赏易一闲差，一度代理印铸局长，易“亦作诗以自写其幸”——“诗道”至此，诗何以堪？才子末路，自取轻贱。即使贫乏“不能自存”，未免“枯鱼入水，岂遑择流？穷鸟奔林，乌暇问木”、“但求鼹鼠之饮河，即免枯鱼之索肆”之类苟活偷生，那也是人欲软弱的人之常情，苦苦咽下默默隐忍而已，又何必乔妆作式欲求一“灭”而实则一毛不拔？纵然“屈居下僚，穷困抑郁”（夏敬观《忍古楼诗话》道易语）的文士辛酸确为实情，“亡国之余又落花”也是清末民初最为凄凉的文化处境，但这也并非人类甘于“下流”的必然理由。
　　何况，对易顺鼎的情志而言，或许他足够多情、只是未必深情。这一点他的诗就是证据，浮艳、妖丽，却充满卖弄与自恋，他缺乏足够的体察深层痛苦的能力与悲心。怎怪王闿运说他“不哭而冒充哭”，此语道尽易顺鼎气质中的动荡，甚至轻薄：所谓“记得西溪泊画船，芙蓉与我并头眠。香云锦雨归何处，一片秋魂葬水天”（易著《梦中作》，1882），所谓“山塘惯听雨潇潇，六柱筝篷泊画桥。有我前生夫妇影，今生那得不魂销”（易题潘飞声画《山塘听雨图》，1887）。或许他有他“深情”的表现方式、或曰“至情至性”，例如1893年母亲病逝，年已三十六岁的他必要自杀相从地下，害得老父年近七旬写诗尚言“惟有痴儿心未安，千般譬喻总难宽。任他行脚游方外，或得观音救苦丹”（易佩绅《杂叙叠用真一子韵八首》）。自杀不成，更有来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他间关万里、素服麻鞋、号称“墨绖从戎，志在殉母”。乙未（1895）援台不成则是“时局如此，不入山披发何时”（易顺鼎《魂南记》）。
　　真正的深情实是节制、平静、理性。如上之情，只能算作任性、甚至胡闹。他表现的是自己的情绪宣泄，而非对他人的切实关怀。这一点甚至见诸易顺鼎中年之后越来越不恪守体例、恣肆癫狂、“极诡谲之极”的创作风格，其诗越来越不像诗，读之令人失气、短气，反衬得失去格律镣铐的“文学革命”活像一场自我放浪——此也正是其心性最为真实的写照。“无真性情者不难读我诗”（易著《读樊山〈后数斗血〉作后歌》），此语当作两解，过犹不及。我们甚至因此懂得何以传统中国数千年来文体要求如此严格，其实那是一种“性情训练”——同样试图推情合性。无论成功与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不断“破格”也正见证了这人世之情时时刻刻必要喷薄而出、不堪就缚。

三

　　“情-性”挣扎因此成为政治、成为人类文明史的核心问题、甚至惟一问题。
　　真正的情深，倒是纯然的忘我，因此，近“仁”即“慈悲”。
　　值得一提的是，易顺鼎差点殉身的亡母陈氏，逝后还不断以乩仙的身份留诗人间——易氏家族迷恋扶乩的事迹相当著名，参见陈松青《易氏一家的乩笔诗》。不妨说这也是同样深陷此道的易顺鼎得名“仙童”的原因之一。易母诗中有一首即直言“情—性”关系：
　　我生防情如防水，一朝有溃即千里。
　　我生守性如守城，中夜贼来心不惊。
　　以是持身身寡尤，以是待人人皆诚。
　　周旋进退六十年，质之白水差可盟。
　　（《倚霞宫笔录》卷一，癸巳十月二十七日）
　　让人略感诧异的是，易顺鼎诗词创作的下坡路似乎就是母亲去世之后开始的。这是否跟他远离了母亲此种严苛的道德约束有关？所谓“溺于绮语，不能出，绮障日深”（钱基博语）。那备受王闿运责备的《哭庵传》即作于母亲去世之年。而易母殁后至于赢得士林公挽之曰“天下圣母，女中圣人”（参阅王森然《易顺鼎先评传》），其生前贤声可知。
　　易顺鼎生平多“淫词艳句”，晚年题赠伶人更多下流恶俗之作，冒广生所谓“实甫近日诗词，多堕恶道，要其聪明绝世，当筵倚马，则固万人敌也”（氏著《小三吾亭词话》），樊增祥干脆说他“年事愈长，文字愈下”。《八声甘州·六忆词》是其“淫艳”代表作之一，却不妨一录：
　　忆来时、提着金缕鞋，刬袜下香阶。似流云吐出，一轮华月，光照楼台。浑把春风带到，沿路牡丹开。香自伊怀里，暗扑侬怀。底事佩声又远，早知人性急，故要迟回。甚工夫未破，犹待小鬟催。肯相怜、停辛伫苦，为惊鸿，费尽魏王才。还只怕、空言少据，定所难猜。
　　忆坐时、端正不夭斜，故意迟些许。但焚香扫地，莫思闲事，误了年华。侬学善才童子，甘拜九莲花。才把双钩捻，晕起微霞。朋比薰炉妒何意，任海棠红绽，懒去看他。怕起来时，略略有些麻。记凭肩、吹笙花底，故嗔人、压损画裙纱。方锦褥、镇常亲近，软玉无暇。
　　忆食时、初竟晓梅妆，对面饱端详。是天生两口，甜恩苦怨，总要同尝。还把檀郎二字，细嚼当槟榔。漱水休倾却，中有脂香。闻道别来餐减，只相思一味，当作家常，想瓠犀微露，剔着尽思量。恁桃花、煮成红粥，早拼他、心里葬春光。侬只梦、胡麻饭否，不梦黄粱。
　　忆眠时、凤帐掩娇颦，脸印枕痕新。任金钗压扁，罗衫摺蹙，休唤真真。只恐和人和梦，都化作梨云。梦里何滋味，犹咽香津。那日回廊中酒，有猩红万点，铺做重茵，被檀奴欺负，偷解茜纱裙。甚东风、相扶不起，被春愁、困了柳腰身。凭仗着、三生恩眷，消受横陈。
　　忆立时、初出绣帏中，偏爱画阑东。正伤春人独，落花微雨，归燕帘栊。添个小鬟扶着，高下四眉峰。遮却湘裙半，一树嫣红。曾似羽林夜约，累卿卿久待，酸透双弓。斗腰支谁俊，私语更喁喁。愿天怜、比肩人瘦，把双魂、吹化海棠风。还记否、柳绵缭乱，蓦地相逢。
　　忆去时、红浪涨衾窝，一半泪痕多。把兰心玉体，通宵赠遍，重赠秋波。指点画楼珠箔，明日是星河。留着飞龙骨，甘为伊拖。若道梦中遇也，却分明换得，凤帕香罗。便生涯是梦，梦肯再来么。送春归、一天花雨，问何人、禅榻伴维摩。从此后，凄年苦夜、细细消磨。
　　如此“檀郎”，福也祸也？设若更有读者痴过易君，以为此种痴缠能够疗救人生，正是着魔不浅。
　　此词不惧污人眼目择录于此，正为其“痴”得让人痛。词人根性中还真有一分憨，所谓“一生崇拜只佳人，不必佳人于我厚”（《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却因此陷入了“迷”。可惜可怜如此华丽美才轻抛却，痴痴守候一颗根本没有可能的空花幻果，“天生才子供何用，点缀群花足解嘲”（高旭赠易顺鼎诗），若说“饿夫梦饭”饮鸩止渴，易顺鼎可算做到极致——他本就有几分走极端性格。例如他的苦孝灭性，不仅母丧“涕泪如膏”，1906年父亲去世，四十九岁的易顺鼎同样“苫块积苦风湿，病绝复生”。
　　而且，眼尖的读者必能明白，易顺鼎的“六忆”实出于虚构，倘若生活中真有如此完美的“艳遇”，他就不会继续絮叨了，犹如他笔下暮年多少与坤伶的“目成”都是一厢情愿。“恩重能教性命轻，节危转见神明定。不得红颜一死来，英雄万古都无主”（易著《田将军妾张氏殉夫诗》），此人实在倒是个理想主义者。
　　这才是其才华与性情真可怜人处！
　　这才情与痴憨并观，总能让慧冶独具的局外人生出心疼：都道梅兰芳能够于艺苑声名鹊起，跟易顺鼎《万古愁曲》之极力揄扬有关，而“梅深感之，病中馈珍药。既殁，致重赙，哭祭极哀”、因此被称为易之“晚遇”——也许正为同敏于情，梅兰芳还是懂得易顺鼎“无行”可恨背后还有一丝丝真诚与厚道：“情及倡优”（王闿运语）固有滥情嫌疑，却也保证了并非流于把玩——这甚至也是二晏父子情词的根本差异。易顺鼎的确不会也不擅玩世，他真正玩弄的只是越来越面目模糊的自己，所谓“名士一文值钱少，古人五十盖棺多”（易著《买醉津门雪中》），因此可憎可笑之外，骨子里更有可伤可悲。
　　王森然同样懂他“字里行间情深一往”，于是体谅他“民国以来，以满腔幽愤，一寄之於金樽檀板之间，舞衫歌扇，到处留情”，所谓“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识者，三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此三副眼泪绝非小儿女惺忪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但“奢淫骄妄，肆无忌惮”种种浅薄处也并不讳言，终究对此“民初狂士”兼为“近代杰才”者不忍厚非。
　　因此，尽管“名士画饼”（岑春煊弹劾易顺鼎语）作为易氏“一生最著之典”并非全为污蔑，1896年援台不成他毕竟留下了《四魂集》，“痛哭珠崖原汉地，大呼仓葛本王人”（《寓台咏怀》）、“但使天留人种在，珠崖还作汉神州”（《津舟感怀》）、“两河忠义旌旗在，万福威名草木知”（《台舟感怀》）……作为诗人，他血性饱满。
　　因此，多少有几分“道学家”面目（所谓“新宋学”）的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议论易顺鼎，并无道及痒处、痛处，失于粗枝大叶了。 　　1896年，从台湾、厦门“抗战”铩羽归来的易顺鼎还在书写《江上看花歌》，“三十余年看春水，东风吹人人老矣。但愿花开我先死，但愿死便葬花底”。“作者行年三十九，尚不忘少年才子语耶”？与易情谊匪浅的陈三立对《衡岳集》的批评是中肯的。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廿六日《湘绮楼日记》尝载“得易仙童书，纯乎贾宝玉议论”，是年易已四十二岁。这“生而颖敏，锦心玉貌，五岁能文，八岁能诗，长益美丽自喜”的“仙童”据说年甫六十犹自偷学少年，不肯留须且时时“以粉涂面”，至于樊增祥调侃以“极知老女添妆苦，始信英雄本色难”。“庐山以后之诗，大抵才过其情，藻丰于意”（樊增祥《书〈广诗后〉》），此类滥情乃至矫情，实则源于一种相当丑陋的自我炫耀。易顺鼎的受业恩师张之洞，同样论其庐山诗录道是“神龙金翅，光彩飞腾”、“作者才思学力无不沛然有余，紧要诀义，惟在‘割爱’二字。若肯割爱，二十年后海内言诗者，不复道着他人矣”。一代名臣风雅主持，见谛至此，名不虚传。

四

　　樊增祥似乎恰与易顺鼎相左。其诗在清末民初虽例称惊才绝艳，欢娱能工，有《前后彩云曲并序》名噪一时，日常行止却恪守礼法，甚至天生“性不食肉”——“肉食堪怜骨相乖，闭门旬日学清斋。江乡四月初生笋，强饭须逢谢豹来”（樊著《潜江杂诗》），无疑此处有某种道德信念的持守。民元之后又尝自题六十七岁道装小影“朝家若问陶弘景，六月松风枕簟凉”（1912）寄托幽怀。陈衍辑《师友诗录》以樊诗多而难选，欲于往来赠答之外独选其艳体，所赋理由则尤为新异：
　　后人见云门诗者，不知若何翩翩年少，岂知其清癯一叟，旁无姬侍，且素不作狭邪游者耶。
　　据说“知者谓此语实录”，道是樊增祥“居常服膺宋儒玩物之戒，公事未毕，不读书观花；及退食萧然，绿茗一杯，石叶数片，清饮抱膝，入兴成章”。
　　跟“寄情声色”（或寄情“雕虫之事”）的易顺鼎不同，樊增祥也有所“寄”，但所寄在“意”，他生平富藏书、又多书画碑帖之属，自况“意不能无所寄。声色服玩，非性所嗜；此事差以自娱。若值攻取之场，赴功名之会，视此物犹敝屣耳。吾宁作（顾）虎头痴哉？”此语的确更像出自道学先生、而非艳冶才人。这位青壮年时期尝独身十七载不近女色的诗人有诗告诫纳妾之晚辈后生：“樊山词笔擅风华，一世曾无称意花。冰簟银床凉雨夜，人生无过独眠佳。”此种有趣的“言行分离”表现为一种时代风气或文人性情，钱基博因此告诫“轻薄少年，慎无以增祥为借口也”。
　　尽管做诗天才过人，隶事能精、致力能久，近代文化史上艳体自喜的樊增祥留下的政声却更好过诗名，以“能干吏”名。庚子（1900）前后慈禧当政，罪己、变法等数诏都出樊之手笔，所谓“纵横有机智，五官并用，笔舌所至，颠倒英豪，雕绘万象”。听讼明决，片言折狱，颇负一时请望，“为政尚严，而宅心平恕；所遇大吏，皆推诚相与”。这个人的才具与心地都很不坏，其“达于吏治”能够至于“历权诸烦剧，皆有能名，重儒劝学，嫉恶爱民”：
　　每听讼，前人聚观；遇朴讷者，代白其意，适得其所欲言；其桀黠善辩、以讼累人者，一经抉摘，洞中窾要，皆骇汗俯伏，不得尽其词；乃从容判决，使人人快意耳止。已故所至良懦怀恩，豪强屏息，而于家庭衅畔，乡邻争斗，及一切细故涉讼者，尤能指斥幽隐，凡夫详说，科其罪而又白其可原之情，直其事而又擿其自取之咎，听者骇服，以为诇察多得，实则熟于世情，长于钩较，因此识彼，闻一知十，凡所侔揣，无不奇中。每行县，一马一仆，裹粮往返，不费民间一钱。其治道，皆身自捕逐，立就擒缚，尝谓人曰：“坐吏最苦！临事贵速，若昼寝夜宴，寄权于人，其所亡失，不知凡几矣。”
　　如此庄谐并茂，敏妙中窍，晚清的能吏的确更为清廉，也更为能干。一种追求“谋国诚工，谋身诚拙”的文化传统，因何蜕变为“谋国诚拙，谋身诚工”，自然值得反思。樊山之学，实有经学、理学根蒂，科举恩养出的进士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樊山《送陕西高等学堂学生留学东洋序》如此立言：
　　先圣先入大抵责己不责人，务实不务名，爱国不爱身，计功不计利，今之谬论专责政府，指斥朝廷。及问客何能，则然无具。所谓新学者猎皮毛而已，志富贵而已。不得富贵则怨望怒骂而已。幸而富贵，则亦甘为人役而已。（《樊山政书》卷十四）
　　同文中更以国耻不远、大辱日临勉励這些行将出洋的青年学子“我不若人，惟当自奋，不当自馁，即稍能趋步，人益当自勉，不当自足”。樊氏又尝自叹深感国是日颓、独木难支：
　　天下事所以不振者，盖坏於名存实亡四字。属员以是敷衍上司，外吏以是敷衍京朝，官自办新政以来，取民之财数倍往昔，而实事求是者寥寥无几。吾侪此时作官，惟有我尽我心，我行我法而已。（《批淮安府禀》，《樊山政书》卷二十）
　　天命有自己担当来自一种流传久远如今却久违的文化中国记忆。时誉称樊“达官兼名士”（郑孝胥语），一代能吏自然可视诗为小道，然不妨樊增祥同时自负诗豪。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曾录逸事如下以见其性情一端：
　　某甲自负能诗，每对增祥诵所作，增祥不耐，一日嗤之以鼻曰：“君诗多不协韵，且误用故事，于他人尚不应如此，矧向余卖弄，尤可不必。”甲面发赤，谢曰：“小子学殖荒落以致此也。”增祥抚掌狂笑曰：“田无一草，不得言荒，树无一果，奚所用落。君胸无点墨，犹之无草之田，无果之树，何荒落之有。”甲不胜惭，发怒，增祥不顾也。
　　因此，出自“樊山”老人的激赏与表彰，例如对易顺鼎，宁为轻易耶？
　　樊增祥晚节为财所累，至被后辈讥为“文渐颓唐只为贫”、“润金两字误先生”，钱基博所谓“未能戒之在得”。鉴于《世载堂杂忆》作者刘成禺（1876—1953）的党派立场，书中关于《樊樊山之晚年》竭力丑诋，道其为谋一官而先媚项城（袁世凯）后谄黄陂（黎元洪），未必全部当真，却也值得参考。民国七年（1918）徐世昌为大总统，樊增祥等又上贺表，樊氏有贺诗致徐云：
　　明良元首焕文阶，会见兵戈底定来。 　　四百与人齐署诺，争扶赤日上金台。
　　南北车书要混同，泱泱东海表雄风。
　　七年九月初三夜，露浥盘珠月韦长 弓。
　　诗道至此，情何以堪？！诗伯凋零，在在堪惊。
　　庚申（1920）端午前后，即将去国的词媛吕碧城与费树蔚等人泛舟石湖，著有《满江红》，“汉月有情来海峤，铜仙无泪辞瑶阙”，她将此词寄樊增祥。樊回赠两首赋答之作，其一为：
　　玉水东流，淘不尽，昆明灰劫。惊宇宙、将军之号，文雄飞檄。河朔鸱张节度九，门墙狗共孩儿十。叹魔王、五百扰人间，天为赤。天津树，多鹃血。长安市，多虎迹。有朱阳新馆，通明徒宅。杨柳门阑人不到，桃花源水谁相觅。只北楼、重过万枝灯，钗声寂。
　　吕碧城此次赴美之前，更曾将自家续刻诗集送给樊增祥，请其题句。于是樊增祥有《鹧鸪天》之作：
　　缥缈飞楼现碧城，又玄集比极玄清。盘中珠转光难定，卷里香多蠹不成。丝宛转，玉玲珑，紫箫能学凤凰鸣。只怜蕙子英灵手，独抱璇玑海外行。
　　樊增祥虽然身后遗诗三万首，却几乎都让人有类似的感觉，饶是“春华终不谢，一洗穷愁声”（郑孝胥和诗），“聪明清切，便于初学取为门径”（《樊樊山诗集》前言）或亦实情，却难得一分刻骨的感动、甚至深切的印象，烂锦眩目，却让人魂魄里不愿依依亲近。
　　何以故？明眼人实都见得切，所谓“刻画工而性情少，才藻富而真意漓”（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斯正与其“胸有智珠，工於裁对”同在。钱基博“骨力未遒，意境欠深”的遗憾，这秘密不妨同时就从易顺鼎诗文中找。尽管樊增祥晚岁同样嗜好艳体、狭斜梨园，“坏名声”与易顺鼎不相上下，然此“内行笃定”、持躬清谨人，此类写作就“动人”程度言，却在易下——此便是“诗学”的妙处，必须真诚，即使是荒诞荒凉荒唐的真诚，所谓真性淋漓，有一丝造作与伪饰，真心明眼人就品出了矫情——夏敬观《忍古楼词话》道是“樊山艳冶，至老尤然。然实甫诗词，多可传之作，文品实较樊山为高”——其要诀即在是。这于前文征引樊诗，已经明明白白。樊增祥几乎总是站在情外写艳，正合其客观、精明又有几分淡泊、单薄的天性，“整密工丽”中总现出过于节制的“把持”，现出所谓“心能超览，文无苦语，虽感深苍凉，而辞归绮丽”（钱基博语）——湘鄂两才子，相去又有如是者？这一点甚至樊增祥本人同样心知肚明：
　　大抵诗贵有品。无名利心则诗境必超；无媢嫉心则诗界必魔；无取悦流俗心则诗格必高；无自欺欺人心则诗语必就能解；有性情则诗必真；有才力则诗必健；有福泽则诗必腴；有风趣则诗必隽。（樊跋金松岑《天放楼诗集》）
　　因此，《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中易顺鼎别有伤痛，“谁知中华祖国五千余年四百兆人之国魂，不忍见此暗淡腐败无声无色之乾坤，又不能复其璀璨庄严有色之昆仑”，天地间十分“清淑灵秀”之气，他寄希望只在梨园。此诗成，据说笑唾有人，惟樊增祥能叹为“神童之才，实不可一世”。他到底懂他。如果说樊增祥“生平以诗为茶饭”（《光宣诗坛点将录》）亦属实情，易顺鼎却是“生平以诗为性命”——无论他的性命是华丽还是污秽，他只是任其珠玉杂陈、泥沙俱下。
　　此人可爱在此，可憎在此。
　　可发一哂的倒是，如此易顺鼎居然类似樊增祥之“性不食肉”，坚持长斋持素，“记取僧楼听雪夜，万山如梦一灯红”（《丙戌十二月二十日雪中游邓尉》）也是他的好句：“苦禅退步早商量，空色人天一道场。毕竟温柔多恨海，英雄须住白云乡”。易顺鼎不是不明白“世间死法思量遍，上策无过近媚猪”有多“荒唐”，然后何必用“满纸荒唐言”排解无聊？那又何曾真能排解？所谓“当下现成”的大彻大悟，从来无非扎扎实实就地背起苦海，而非“余年愿乞匡庐住，粥饭芒鞋一病僧”所能完成，遑论“即空即色都参透，愿对花王理梵王”这种皮相大话。
　　天赋性情之外，清末民初最具盛名的两位“艳体”名家风格迥异，不能不说多少关乎童年际遇：
　　易顺鼎不仅出身宦门，十五成婚，十七中举，弱冠即纳小妾二人，他更有一位同样才华胜出、颇具庄子风味的父亲（易佩绅，官至江苏布政使），这位父亲曾偏激地认为“游狭斜”至少好过吸毒与赌博，因为后者“稍雅，稍清”，“与其恋一竹简，何如恋一女色？与其取人之金钱与己，何如以己之金钱与人”、甚至“与其有刻薄成家之子，毋宁有败子”。然从太平之役军中能有诗“几回杀贼翻流涕，贼亦苍生大可怜”，易佩绅此种胸次，亦是情种之言，难怪解官归乡之后他自命“我岂违天作戮民，拂衣解组归田园”（氏著《百年歌·六十时》），何怪儿子年纪轻轻即有“乐天即是神仙福，传世原非将相名”、“三十功名尘与土，五千道德粕兼糟”这样的轻率与张狂。
　　樊增祥则出身将门，祖上七代均以武功显名，父亲樊燮挂印总兵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却因为没有功名而为炙手可热的当红举人师爷左宗棠（时在骆秉章幕）所轻、并因此丢官。增祥出生已在家道中落之时。樊燮发愤教子，家规至为苛严：起楼为书房，重金延聘教读，每日治馔“必亲自检点，具衣冠，延先生下楼坐食，先生未下箸者，即易他品”；燮并令两子皆着女服，“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之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这实在是个动心忍性之人、所谓善于用“辱”者！正是此种“贫贱日久，阅历世故三十余年”的个人历练，方造就了樊增祥独特的“吏才”：“其于物态诡随，情伪百变，无不揣摩已熟。”
　　差异种种如上之外，时论却不仅在诗词品第、德行实践上甚至也有“樊不如易”之说。盖“易遇事畅言不讳，且不轻于谤人，而樊则往往今日责人，明日则自蹈之”。举例则有民初易先出仕，樊以遗老居海上，寄句“知否故人沧海意，斜簪散发伴闲人”自诩高尚——也许正是那张道士装照的写照——未几却同样应召出山，而改称“民国时代无所谓贰臣”。识者每谓樊此时之出入无非在与官之易为与否的权变与时务、确未戒“得”、然身萧条未因未戒而“得”。
　　此适为“才难”。诗人与时局彼此伤痛。此人早年，却正以“廉洁己，宠泊寡营，盅粹蕴藉，事亲以孝闻”（王森然《易顺鼎先评传》）著称的啊！
　　易顺鼎卒于民国九年（1920），年六十三；樊增祥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八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