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每天很早就开始工作，8点钟，到吃早饭的时候，他已经工作了1个小时或1个多小时。早饭后，他又工作1小时，然后就准备接见来访者。”
　　美国著名的林肯研究专家本杰明·普·托马斯，在其所著的《林肯传》一书中，这样为人们描述了美利坚第16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一个“工作侧面”——
　　林肯的办公室在白宫南侧的一间大房子里，除了“一张罩着桌布的大橡木桌子”和“几张直背椅子”外，其他陈设极为简单。有一扇门通向客厅，仅有1个矮小的爱尔兰籍传递员把守在门口，“负责将来访者的名片送进办公室”。此外，偌大的办公区竟很少有警卫，“前来求见的人群可以自由出入所有的公共房间，毫无阻碍地到处走动。”白宫的警察总监曾告诫林肯，来访者中可能混有“偷听者和叛徒”，建议多增派一些精干的侦探。然而，直到1864年11月，也就是林肯遇刺身亡的半年前，才有4名便衣警察被派入白宫。
　　接见自然有先后顺序。首先是内阁成员，其次为参、众议员，之后是普通市民。军官们非经特许，不准来华盛顿。起初，林肯不愿限制受访时间，他认为等候接见的人“要求的不多，得到的也很少……我知道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会怎样想”。结果，每天从上午10点～下午3点，虽然连续5个小时的接待，但仍然无法满足人们的求见愿望，相反，林肯的其他工作却因此而堆积了起来，他这才不得不同意把接待来访的时间缩限到下午1点。
　　来访者走进办公室时，林肯“从不说‘我很高兴见到你’之类的客套话”。他“只是愉快地点点头”，微笑着说“你好!”或“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后，便闪烁着那双深邃而又严肃的眼睛，全神贯注地聆听来访者的诉说。轮到自己说话时，林肯“很健谈，又爱在谈话中插进一些偶发小事、轶事和妙语”，并且“把穿插的话处理得十分巧妙”，使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美国正处于激烈动荡的南北战争时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林肯日理万机，心力交瘁。但他每次会见来访者，总是保持“一种固有的泰然自若和不拘形式的尊严”，“对于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他的敌人，只要他们怀着诚意来见他，他一概以礼相待。”有一次，在谈话中说到某个政客，林肯气愤地脱口而出：“他是一个该死的流氓!”言毕，好像自己都有点吃惊，赶紧补充一句：“天晓得，我不知道以前在什么时候还骂过人。”
　　如果能在接见时答应谁的一个请求，那是林肯非常快慰的。但一班油嘴滑舌、虚伪邪诈之辈，则很难叫他让步，哪怕是再蛮横无理的人，“也会感觉到总统身上有一种从容的支配力量。”尽管有不少的政府官员与社会名流常常会在林肯办公室里“吃闭门羹”，可一旦林肯得知有某个焦急的老人或忧愁的妻子，甚或～名穿着士兵服的青年已经在白宫耐心地等候多日、想见他一面时，那他马上就会作出接见的安排；如果有必要，会见还会超过限时，直到他仔细听完对方的陈述。每天午后，当林肯办公室的大门终于关上时，他的秘书们总不难看出，总统已经“几乎是精疲力竭”了。
　　从1860年11月6日当选总统起，到1865年4月14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五”遇刺殉职止，年逾五旬的林肯在他4年多的总统任期内，日复一日地接待来访者，“身体不胜疲惫”，但“思想上和精神上却带来了清新的感觉”。他“借助这种活动”，贴近社会各界，“可以清晰地感知国民脉搏的跳动”，知道如何使自己的行动“去配合那种变化着的脉搏”。林肯把这种会见，形象地比喻为“舆论沐浴”。而且，通过这一次次特殊的“沐浴”，他还得以及时地“发现和约束”政府人员的某些“不恰当的行为”，“整治官僚主义的傲慢与冷漠”。
　　因此，“几乎数不清有多少次”，总统在听罢某个来访者的诉说之后，会“叫客人带上一封简短的但是具有权威性的信件”，去找国务卿或某个部的负责人。信上有时写道：“部长先生，请接见来人并听取他的意见。”或是“此事在某个环节上有错误。……不知××部长可否加以纠正?”或是“此案中可能有不公正之处，请进行调查，并向我说明问题出在何处。”有时还会紧跟着再加上一句：“请立马把问题解决吧。”
　　诸如此类的接见、批示，占去了林肯每天的整个上午。直至下午1点，他穿过白宫那依然挤满了人的走廊去住处休息时，还往往有一些大胆的来访者趁机上前拦住他讲话。这样，便将林肯的午餐时间也耽误了。每当这时，林肯往往“只吃一块饼干，或许加上一些应时的水果，再喝一杯牛奶”，然后又开始了他下午的工作。
　　马克思对亚伯拉罕·林肯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有过极高的评价，认为“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和华盛顿齐名!”如果说，当年林肯敢于废除黑奴制度、倡行《解放宣言》的伟绩，永远值得后人缅怀纪念，那末，他在国家执政岗位上曾经不遗余力、身体力行的“舆论沐浴”，是不是也可以引起后人的某种鉴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