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法国作家都德(1840—1897)发表长篇小说《萨弗》(或译为《萨福》),受到热烈欢迎,很快抢售一空;改编为同名剧本,上演也十分叫座。小说的主人公萨弗是一个巴黎荡妇,早年充当一位雕塑家的模特儿兼情妇,同一群浪漫的艺术家厮混;年老色衰之后则爱上一位大学生柯三,主动倒贴这小伙子,过着比较清寒的生活,指望用这种方式安排好自己的后半生。开始时他们倒也还能互相满意,后来那大学生厌倦了,他的父母更是坚决反对这种影响儿子远大前程的姘居。当柯三在外交界得到一个职位并打算同一位嫁妆丰厚的小姐结婚的时候,这位前大学生设法让萨弗认请当下的形势,于是明白人萨弗很知趣地主动离去。
　　对于这样一部大受欢迎的畅销书,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保尔·拉法格(1842—1911)却持严肃的批判态度,他认为这是一部充满资产阶级腐朽价值观的作品。“资产者的理想是找一个准保他不染上花柳病的女人,而且不要让他多花费钱,日后他又可以像挤干了汁水的橙子皮似地扔掉她”。萨弗完全合于这种一味利己的美妙理想。拉法格分析说:“资产者的灵魂中最高贵的热情之一,就是想用最低的代价来酬谢给他帮忙的人。资产者喜欢利用女人来使自己欢度青春,可是他最害怕和他同居过而被他一有机会就遗弃的那些女人来向他求援。”萨弗深明大义,主动出局,事后肯定是不会来求援干扰的了,因此深得人心。
　　女人最好风流美貌,全心全意为男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而并不增添太多负担,更不会惹出什么麻烦,而最重要的是不至于影响男主人公的远大前程。这样十足利己的大男子主义理想至今还远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君不见当今的贪官往往多有情妇,拿“外快”(非法弄来的钱)来养活“外室”(二奶以至于N奶);在他案发之前,旗下即使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女人,原先的地位和本来的收入毫无动摇和减少,自家的老婆孩子完全蒙在鼓里过他们的正常生活;而这些野女人同自己并没有婚姻的约束,要想扔掉她,也还比较容易。这样的如意算盘,同拉法格批判过的“资产者的理想”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有趣的是,类似《萨弗》这样的小说,中国古已有之,其典型之作,就是唐传奇中的名篇《李娃传》。其中的女主人公李娃也是为她心上的男人竭力帮忙,后来发现自己可能碍事,就主动提出离开。这位首都长安的名妓同萨弗一样深明大义,极得人心;但中国古代作家存心敦厚,小说的作者白行简(776—826)不忍让她飘然引退,给她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的美好结局。这一完美的归宿足以让中国读者接受起来更为愉快,而且还深化了主题。
　　认识了都德笔下的萨弗,则唐传奇中的名角李娃也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了。
　　唐代青年士人最重视的是两件事:事业和婚姻,前者主要表现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后者则希望讨得名门闺秀做正式夫人。但是他们的感情生活和性生活却往往等不到这两件事全都搞定以后才开始,于是并不指向婚姻的恋情和性交往就往往而有了,士人同妓女尤多瓜葛。与此相关的一大问题是:事后他们将如何处理先前的情人或性伙伴。如果对方是妓女或其他社会闲杂人员,事情相对简单,本来就是萍水相逢,逢场作戏,现在也就匆匆散伙,另演新剧;而最得人心者则是其中的女主人公主动出局,绝不妨碍她曾经爱过的年轻士人走他的正途。这一类女主人公主动出局的情节,在唐传奇里反复出现,从中最可考见唐代青年士人那种自己占尽便宜而毫无后顾之忧的美梦。
　　但亦有并不分手而终于胜利团圆夫荣妻贵者,这就显得大有新意,容易一篇跳出,更得人心。《李娃传》正是如此。
　　本来没有正当地位的妓女要成为贵夫人,只能是社会生活中的特别例外,男女主人公得全都是非常之人才行。白行简的《李娃传》在这一方面处理得相当巧妙,既合于人情物理,也不背当时的主流思潮和价值观念——甚至还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将这样的价值观渲染歌颂得大有力度和诗意。
　　《李娃传》的故事一波三折。常州刺史荥阳公之子某生进京赶考,带足了两年的费用,准备一举成功,但他很快就一头栽进了红灯区,与名妓李娃打得火热;不久床头金尽,把骏马、家僮全都卖了。于是李娃的鸨母设计将某生赶走,李娃亦积极参与,某生从此生计无着,只得靠唱葬歌糊口。这时恰好他父亲到首都述职,发现儿子竟然潦倒沦落至此,实在有辱家门,痛打数百马鞭,几乎将他打死。某生从此只能靠乞讨为生,狼狈不堪,身体和精神全都垮了。稍后他被已经搬过家的李娃发现,她忽然良心发现,带回家给某生养病,把他从深渊中挽救出来;忙了整整一年,某生终于康复,李娃继续倒贴他,替他买书,敦促他温习旧时艺业,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大获成功。等到某生“应直言极谏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准备走马上任之际,李娃诚恳地对他说:“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
　　这位李娃何等体贴,何等识趣,大有自知之明!
　　某生开始表示不能同意,后来也就许诺了。于是李娃从长安一直把他送到剑门,而这时某生之父荥阳公恰好被朝廷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采访使,与儿子在剑门相见,了解到全部情况,老爷子主动提出复为父子如初,又“诘娃所在,曰:‘送某至此,当乞复还’。” 荥阳公不同意,安排儿子同李娃正式结婚。后来某生李娃夫贵妻荣,她被封为“汧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云。
　　萨弗离开那位大学生,虽然也可以说是主动,而其实还是被说服以后才走人的;李娃则是真正的主动,她果断地抽身退出,让某生去走他本应该走的正途。这样的女人太对青年士人的口味了。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有句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句下有注道:“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据考证,所谓“一枝花话”就是关于李娃的传奇故事,元、白二公从清晨五点左右一直讲谈到上午十一点,整整一个上午还没有说完,其倾倒欣赏有如此者。元稹还写过长诗《李娃行》,现在从《彦周诗话》、《后山诗注》里还可以看到一点残句。元、白固然是名声很大的诗人,而其价值观同当时的一般官僚并无不同,甚至更加强烈。像李娃这样一个美丽善良、深明封建主义大义的女人,当然会得到他们的激赏,而且赞成她好人自有好报。白行简是白居易的弟弟,其态度与兄长毫无二致。
　　如果李娃没有主动提出出局,甚至还妄想跟着已经发迹的某生去享福,她之被抛弃大约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当她表示“愿以残年,归养老姥”时,某生也已经许诺了。李娃后来时来运转的关键是荥阳公的英明决策——这位老官僚比儿子更懂得封建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他看来,一个完全认同于这一价值观并付诸实践的女人是应当给予奖赏的,即使她曾经是一个妓女也罢;某生自然乐于执行父亲这一原则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的指令。
　　这篇小说的倾向和主题分明如此,而学界常见的分析却颇出人意料。例如有一种意见说,李娃拥公子归后,立刻拿出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拯救他,煞费苦心地恢复他的健康,恢复他的身份和地位。特别可贵的是,李娃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爱情,并不是希图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对于李娃的主动提出退出,学者们分析说:在这里,作品生动地表现出李娃的忠于爱情和舍己为人的精神,同时也揭露了封建制度尤其是门阀观念所加在他们爱情上的压力,这在非常讲究等级的唐代封建社会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的。
　　这样的分析其实是非常奇怪的。李娃主动提出退出,固然可以说是“舍己为人”,正如萨弗也是舍己为人一样;但这些地方的“人”都不是抽象的爱人,而是在现存社会秩序中谋取上升和利益的青年知识分子,歌颂一味为他们作奉献的女人显然只是对那些一心准备出人头地的少爷们有利,女性则只是高尚的牺牲品而已。
　　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太霸道了!古代文学作品里何尝出现过为女性而舍己为人的男人?李娃主动提出退出,无非是承认和维护封建制度尤其是门阀的观念。李娃虽然是一个妓女,觉悟却不低,她已经把正统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血肉了,也唯其如此,她才能得到作者的激赏,给她安排下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们怎么能够同作者一样去欣赏和称颂这样的典型?
　　一本风行了几十年的文学史写道:“李娃是一个感情真挚的妇女形象。她最初虽顺从鸨母的意旨,被迫抛弃了某生;但当看到某生在风雪中饥寒交迫的惨状时,就痛自谴责,与鸨母斗争,挽救了某生。作者有意在某生沦落为丐与高第得官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境下,安排了李娃与荥阳公的出场,通过客观对比,表现了出身于两个不同阶级的人物的鲜明对立的精神面貌。在某生沦落时,荥阳公为了家族门第的尊严,不惜置亲子于死地;而李娃却在其最艰危的时刻挽救了他。某生富贵后,李娃有感于封建门阀的压力,为了不妨碍某生的仕宦前途,忍痛割爱,悄然欲去;而荥阳公却立刻认儿认媳,前倨后恭。人们不难从这些场景中看到:一个被人贱视的妓女却有比较高尚的品格;而一个道貌岸然的‘老爷’,其灵魂却虚伪狠毒到了可怕的地步。《李娃传》通过某生与李娃的结合,表现了一对社会地位贵贱不同的青年男女,经历千辛万苦,赢得爱情幸福的主题,具有强烈的反对门阀制度的意义。它好像告诉人们,门当户对的门阀婚姻原则不是不能突破的。而妓女可以封为‘汧国夫人’的设想,也相当大胆。”这样的阶级分析实在相当勉强。荥阳公在作者笔下绝非反面人物,他不惜痛打亲生儿子,为的是维护家族的荣誉和正宗的原则,可谓“大义灭亲”;当儿子回到体制内的正途并且靠自己的努力提高了地位以后,他立刻认了这回头的浪子,并且将表现甚佳的儿子之情人也一并认了下来,何等宽宏大量,通情达理!维护现存秩序,在他是一以贯之的,无所谓“前倨后恭”。最不能忘记的是,能够让李娃名正言顺地成为高官家族的少奶奶,正是出于他的决定,这才能有“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这样美好的结局。明媒正娶进来的李娃从此与荥阳公成了非常和谐的一家人,他们之间绝无阶级对立的敌意——作者哪里有批判荥阳公“虚伪狠毒”的意思呢?
　　至于李娃,自然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在某生处境最困难最狼狈的时候救了他,确有爱心,这时也有她对自己先前参与巧设圈套赶走某生一事的内疚在发挥作用。当某生时来运转春风得意之后,她主动提出出局,固然是基于封建时代讲究门第的压力,同时更因为她完全认同现行的社会准则,表现了很高的封建觉悟和自知之明。这样的人,尽管出身微贱,还是大有前途的。所以,她的社会地位同荥阳公父子本极悬殊,而终于得以殊途同归。不同层次之间的界线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李娃正式进入婆家之门以后,“岁时伏腊,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向后数岁,生父母皆殁,持孝甚至”。她分明是一位合格的封建家庭的好儿媳妇,没有表现出任何敌对阶级的“精神面貌”。
　　中国古代当然很讲究门第,但唐朝已经没有魏晋南北朝那样严格的门阀制度。而且门第主要是对男子而言,对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嫁得好,美女尤其可以不问出身。中国古代连皇后都颇有出身微贱者;官太太们固然以大家闺秀居多,另外也有各色人等,关键在于她所依靠的丈夫得是一位成功人士。妓女出身而终于被封为“汧国夫人”,有何不可;在传奇故事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灰姑娘变成公主的故事,在外国的古代也很风行,那时他们那里又何尝不讲究门第!
　　唐传奇往往用来“行卷”、“温卷”,送给有关的高官和文化名流去看,实为当时科举考生的某种自荐材料,这一点对传奇文有着重大的影响。那时的科举考试不像后来那样实行糊名,所以举子们深知提高知名度非常重要;事先呈上一批诗文传奇,让达官名流借此了解自己,这对于获得成功大有帮助。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特定的第一读者对于创作的影响历来是全面而重大的,汉代那些献给皇帝看的大赋一定得山河壮丽,地大物博,无所不备,堂哉皇哉,总之只有气势非凡才能适合帝王的胃口和气派;献给要人去看的唐传奇文一方面要全面展示作者的才华,史才、诗笔、议论务求兼备,故事要生动好看,首尾完具,尤其重要的是思想内容务必要合于正统,绝不能有任何异端邪说或其他让大人物们看了不快的东西——那样简直无异于自杀,根本起不到敲门砖的作用了。
　　所以,传奇文中充满正统的意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李娃传》最后有一段议论道:“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古代对于女人历来是不问出身,只管表现(包括姿色)的,李娃既然水平高到超过了“古先烈女”,当然可以受封,正好树立起来作为一个榜样。认为《李娃传》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不知从何谈起。
　　唐传奇的另一名篇《霍小玉传》写书生李益与歌妓霍小玉相恋,后来李益“以书判拔粹登科”,霍小玉知道他们分手是早晚的事了,对他说:“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家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盟”,她能够面对这样的现实,不作非分之想;但她只是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李益三十岁以前不要正式结婚,用以纪念他俩的一段感情;等到那以后,听任李益“妙选高门,以谐秦晋”,而她本人则决心“剪发披缁”,遁入空门。霍小玉也是主动出局,可惜不免拖泥带水,不像李娃那样决断;而李益也与某生不同,他虚情假意地说要同霍小玉“谐老”,许诺同她正式结婚,可是不久以后他就抛弃了小玉,另娶高门卢家小姐为妻。霍小玉闻讯后怨恨而死,临终前大呼“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后来情况果然如此云。霍小玉本来是尊重封建秩序的,她本人提出过退出,后来则根据李益的诺言等着同他正式结婚;到这时候李益再来背信弃义,违反原则的就是他而非霍小玉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所以他后来家庭不和实在是活该。这篇小说也曾经被认为是反封建的名篇,其实作品中亦复全无此意。并读《霍小玉传》与《李娃传》可以让人们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完全按封建秩序办的,必有好结局,如某生、李娃;否则就要倒霉,如李益;霍小玉不够决绝,仍存幻想,终于毁灭并走向死亡。如果她很干脆地退出,就没有这些严重的后遗问题了。
　　李娃封建主义觉悟更高,当然她的运气也好,终于很破格地从一个妓女高升为“汧国夫人”。白行简特别将她树为榜样,用心亦可谓良苦;萨弗未能生于古代中华礼义之邦,自然不能有这样的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