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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母亲从阳明山断崖跳下去那一年，我刚满六岁，正在台北福林国小读一年级。父亲没有让我见到母亲的遗体，我哭着找妈妈的时候，父亲说妈妈去欧洲求学了，学习西洋绘画技巧。母亲的突然消失，让我很是害怕，害怕父亲有一天也会离开我。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趴在窗口张望着，一直要到看见父亲的身影走进院门，我才能安心作画或写作业。
升入国中那一年的暑假，父亲告诉我，母亲没有去欧洲，而是去了天堂。父亲还说，母亲从阳明山的断崖上跳下来的时候，是头部先坠地的，他不想让我看到妈妈难看的样子，所以才一直隐瞒妈妈离世的真相。
这个结局，是我早就预料到的。我在梦里很多回梦见母亲穿着白色裙子飘在空中，我在地面上跟着跑，追赶母亲。母亲笑起来很好看，她笑着朝我挥挥手，大概是不让我追她。随后，母亲越飘越远，我就哭着醒过来。此刻，听到父亲说母亲去了天堂，我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悲伤，因为我的眼泪都在梦里流尽了。我抓起画笔，在半成品的《千里江山图》上填了一只飞舞的白鹤，对父亲说：“我早就知道了，她是这样飞走的。”
父亲抚摸着我的头发，安慰道：“你不要怪妈妈，那不是她的本意。”
我渲染着白鹤的翅膀，说：“我不怪她，她在梦里和我告别了，告别了许多回。”
看着我的画绢，父亲鼓起掌来，赞叹道：“吾儿的冲天孤鹤，盘活了千里青绿江山，真是妙笔。”
幼清的名字是父亲给我起的，出自《楚辞》里的“朕幼清以廉潔兮”。父亲大概是希望我也像他一样，以淡泊自居，以清廉自许。
再来说说我的画展。读国小六年级的时候，福林国小为我举办了画展，这是我个人的第一次画展。说是画展，更准确地说是我的临摹展，因为所有画作都是我临摹宋明大家的。大概是冲着父亲在文化界的名望，前来看我画展的人颇多，不乏当时的社会名流。父亲推掉了一次重要外交活动，参加了我的第一次画展。
四岁那年的夏天，母亲在阳台上描摹山色黄昏。夕阳将逝，最后一抹光亮为山镶了一条金边。母亲在阳台上，给我也安置了一个小画板，供我随意涂鸦。可当母亲回头看我的画板时，却被我的画吸引，她瞪圆漂亮的杏核眼，轻呼父亲来看我的画。
父亲盯着我和母亲一大一小两幅画作，问我是不是在临摹母亲的画？
母亲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她对父亲说：“居然临摹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很神奇？”
父亲的眼神一直都在比较两幅画作：“神奇的不止是临摹的相似度，更是能够调出跟你一样的色彩，这才是幼清无与伦比的天赋。”
后来，父亲带我去医院检查身体，发现我一如常人，并无特别之处。只有在最后一项眼科检查中，医生发出一声惊呼，几乎吓到了我。父亲不无忧虑地看着医生，医生把眼睛从检测仪器上挪开，一边在纸上做记录，一边对父亲说：“视网膜从外向内总共分为十层，第二层被称作视杆视锥层，这一层是由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构成。视锥细胞对强光和颜色特别敏感，正常人的视锥细胞有700万，而令嫒的视锥细胞比常人至少多了一倍，能够捕捉到普通人难以识别的弱色，她注定是一位绘画的天才。”
自此之后，我便开始了临摹，先是临摹母亲的画作，接着临摹各门各派的名家大作，以博采各位大师所长。
父亲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他待母亲温和，待我更温和。但是，父亲也会经常抱怨。他对母亲抱怨说，昨天有哪个高官来借唐寅的画，今天又有哪个要员来借米芾的帖，而且大都有借无还。
闻听此讯，母亲看上去比父亲还要焦虑，她问父亲：“宋夫人借的《文会图》还回来了没有？”
父亲摇摇头，叹口气说道：“加上上个月傅先生借的《腊梅山禽图》，赵佶的真迹都快被借空了。”
母亲突然站起身来，抓起茶几上的粉彩盖杯，狠狠地摔在地上，吓得我把画笔掉落在地上。父亲急忙蹲下身来，捡起我的画笔，并把我抱进怀里。从那之后，父亲不再向母亲抱怨高官要员去中山博物院借文物的事。
二
家父曾经是外祖父的门生。外祖父是一位大收藏家，酷爱宋明画风，把晚清以来从宫廷散落出来的宋明画作大都收藏于手，几乎耗尽祖产。父亲无数回给我讲起外祖父的收藏故事，说他晚年时分，守着一屋子传世之宝，却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有一回，外祖父为买下《唐十八学士图卷》，甚至向太太和五位姨太太募借筹款，最终筹备出六根金条，才从一名清宫太监手里买下宋徽宗的这幅名作。
父亲说，日军入关后，中国局势紧张，外祖父心里清楚，凭一己之力，难于乱世中维护手中国宝周全，便将五十七件宋明真迹以女儿郭子绢之名，全部捐献给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
母亲离开我的前一年，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不跟父亲讲话，也不跟我讲话，大概整整一年没有抱过我。很多年之后，我才从父亲嘴里得知，母亲当时得了抑郁症。
国中毕业那年，父亲为我举办了第三次画展。这次画展，父亲为我设定的主题是宋绢工笔临摹，几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大家的知名作品。台湾当地艺术界的大佬们也前来为我捧场，父亲与往常一样，平静地与诸位嘉宾寒暄并致谢。
母亲的闺蜜林阿姨也来了。自打母亲去世后，林阿姨经常来看我，也许是看望爸爸。林阿姨曾经是名动上海滩的电影演员，当红之日，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既有政坛新贵，也有黑道大佬。林阿姨送我一身黑色露背的礼服裙装，她一再叮嘱，要我在画展剪彩当天穿。
父亲觉得裙装露背太多，遭到林阿姨讥笑，说他是个老古董。
父亲似乎很听林阿姨的话，笑了笑，算是允许我盛装出席自己的画展。
在台大读大二那年，我恋爱了。他叫陈秉国，是高我一届的学长，和我同读国画专业。我父亲是台大的客座教授，陈秉国曾经上过父亲的篆刻课，自此便以父亲的门生自居。秉国嘴巴很甜，总能说一些让我熨帖的话，只要有他在，我的世界便阳光普照。林阿姨也喜欢秉国，说他将来会是台湾文化界的一缕阳光，能够驱散传统文化里的阴霾。 父亲却总是不以为然，每当林阿姨赞誉秉国时，他只是礼貌地笑一笑，笑容就像春风里飘舞的樱花花瓣，风停花即落。
对于父亲不置可否的态度，我有些不满，曾经当面质问过父亲。
父亲沉思半晌，答非所问道：“女人要在纷繁中为自己筑一堵有尊严的墙，以免被这个薄情的世界伤害。”
早我一年毕业的秉国，也进了台北中山博物院。我们国画系每年毕业大批学生，能够进入中山博物院的都属凤毛麟角，让同学们馋涎不已。秉国登门向我父亲称谢时，父亲却矢口否认，说他并不曾为秉国做过任何推荐，弄得我都替秉国尴尬。
待事后我跟林阿姨抱怨，方得知是林阿姨向蒋院长举荐的秉国。林阿姨还说，她压根就没打算父亲会帮忙，她也看出来父亲不待见秉国。
一年后，迎来了我的毕业季，还有我的第四次个人画展。这一回，父亲建议画展主题是“成长”，把我从画十八年的作品以时间为轴，以成长的次序梳理作展。父亲和林阿姨一起帮我挑选参展画作，我临摹母亲的作品作为画展的第一单元，林阿姨建议这个单元的主题叫“母爱”，父亲颔首，深表赞同。
鉴于我的画作成就，蒋院长亲自向我发出书面邀请，希望我毕业后能够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并承诺将出席我的毕业画展。中山博物院于我毕业前夕，正式更名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我父亲出任主管金石和书画的副院长。秉国刚刚入院一年，便干得风生水起，已经从实习生进入了蒋院长的行政办公室，深得蒋院长器重。
收到蒋院长邀请函的当天，我兴奋不已。还没到下班时间，我便踩着单车进了博物院，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秉国。秉国不在办公室，他的同事说他回宿舍了。故宫博物院的宿舍在山脚下，是一片掩映在桉树林后面的二层楼房。我欢快地上了二楼，走到顶头的那间宿舍。门上没有挂锁，秉国果然猫在宿舍里。我敲了半天门，房门终于打开了。秉国一脸窘迫，慌乱地看我一眼，问我什么事儿。
我心里很是纳闷，问秉国为什么老半天才开门。秉国支支吾吾地说道：“刚才……跟同事讨论、讨论下个月的玉器展览。”
我一把推开秉国挡在门口的身体，硬闯进宿舍，发现一位身材纤细、容貌娇媚的女孩站在床边整理衣衫。半年前的一个傍晚，在暮春里，就在这张床上，秉国缠了我许久，终于拿走了我的第一次。那次的疼痛，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那次的床单，也浑似今天这副模样……
秉国走过来，站在我和那个女孩中间，对我说：“这是我的同事沈碧涵，我们正在讨论工作……”
没有等秉国把话说完，我便甩手抽了他一记耳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动手打人。
接下来，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个月没有出门。不想出门的原因，是门外的所有景物都会勾连起我和秉国在一起的回忆。我错过了大学毕业典礼，也拒绝了出席父亲和林阿姨为我精心筹备的第四次画展。我整日躺在床上，四肢像是在渐渐融化、衰老，甚至懒得为自己抹去泪水，更不消说举起画笔。我觉得自己正在死去。首先死去的是灵魂，它像春尽时分飘零的樱花花瓣，一片片凋谢枯萎。等到最后一片花瓣落下，生命也许就走到了尽头。对那一刻，我似乎有些期待，期待着自己飘在空中时，可以遇见妈妈。妈妈飞走的时候，我还是个乳牙未退的孩子，她现在能认出我的样子吗？我喊她妈妈的时候，她会是怎样的欣喜呢……
林阿姨悄无声息地走进卧室，一脸凝重地把我搀扶起来，说要带我去医院。我不再拒绝，也没有拒绝的力气，因为我觉得医院里四处都是白色，跟妈妈白色的裙子相得益彰，也许医院是我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好去处。
爸爸和司机在门口候着，看见林阿姨扶我出来，急忙走过去打开车门。车子启动那一刻，我感觉到一阵眩晕，然后就漂浮起来。这一刻终于来临了……
等到有意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还有白色的窗帘。我听见白色的屏风后面，传来爸爸略带沙哑的声音：“范医生，您确定幼清是重度抑郁吗？”
三
出院的时候，已是冬季，冰冷的雨水打在我额头上，竟如炭火烤炙般生疼。我没有坐车，想走路回家，因为我要冰冷的雨水扑打我的额头和面颊，痛疼让我有存在感。林阿姨冲着司机点点头，然后牵着我的手，陪我一同往家走。父亲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我想他的脸色比台北的天空还阴郁。医生之所以同意我出院，说是我的意识里已经有了别人，说明我的状况有所好转，因为那天我看见林阿姨脸色苍白憔悴，劝她回家休息。
父亲几乎不再去故宫博物院上班，每天都在家里陪伴着我。博物院偶有要紧事宜，他也是打电话给林阿姨，等林阿姨到来之后，才会出门。为了让父亲不再为我付出那么多，我拼尽全力多说话，且配合父亲的良苦用心，每天早晨跟着他出门散步。
林阿姨拉着我的手，对我语重心长地说：“爸爸是担心你走上妈妈的老路。要想让爸爸放心，你不光要跟父亲说话，你还得拿起画笔来。”
作画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因为我无法像从前那样集中精力。秉国时不时地会走进我的脑海，我们第一次牵手，我们第一次拥吻，我们第一次交欢……
林阿姨从父亲的工作室找出一幅油画，是母亲在阿里山写生的画作《高山人家》，让我比照着临摹。我心里清楚，自己的抑郁症给两位老人带来无比焦虑，我也想尽快走出抑郁，便顺从地拿起画笔。我用了整整一个下午，临摹出来的《高山人家》只有局部的神似，其余大部分几乎是一团糟。我那比常人多一倍的视锥细胞，大概已经无法聚焦，调出来的颜色不是浅了就是浓了。尤其是画中的一位高山族女孩，她那纤细的腰肢让我联想起沈碧涵，从沈碧涵身上自然而然又會想到秉国。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林阿姨走过来抱住我，我伏在她的肩上，哭着说：“我的视锥细胞被泪水都带走了，我再也不能作画了……”
台北的雨季到了，我的状况依旧没有好转。唯一有所改变的是父亲，他不再翻阅心理学书籍，也不再时刻陪在我身边，而是躲到楼下的工作室里，没白没黑地刻印治印。有时候，林阿姨到来，他也浑然不觉。直到林阿姨下楼告辞时，父亲才知道林阿姨来了。有一回，父亲撑着略显佝偻的身躯出门送林阿姨，我在楼上听到林阿姨嗔怪父亲：“你昏天黑地忙叨什么？我怎么觉得你也快抑郁了？女儿还没有出来，你可别又进去了。” 我听见父亲回道：“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经历过了子绢，便不再有能击倒我的困苦了。”
林阿姨听罢，似乎有些不悦，她用幽怨的口吻岔开话题：“你整日里神神道道乱折腾个啥？”
父亲说：“大乱方得大治，我正在给幼清开药方子。”
一周后的晚上，林阿姨又来了，說是父亲要去博物院开会，给她打了电话。
父亲临出门的时候，上得楼来，告诉我和林阿姨，博物院新馆落成布展需要开个紧急会，估计时间会很晚。
林阿姨面色像往常一般沉稳，她面朝着我，却对父亲说：“你随意，我已经预定了阿健的黄包车，让他晚上十点钟来接我。”
父亲略微踌躇道：“不知道那个时间能否赶得回来，要不……您就留下来过夜，如何？”
林阿姨把头转向父亲，轻启嘴角笑了笑：“留下过夜成何体统，就此辱没了先生忠妻美名，岂不辜负了这番长情？”
父亲讪讪地笑了笑，退出房间后，顺手关上房门。望着闭上的那扇房门，林阿姨的眼神怅然若失，她转而抓起我的手，问我最近作画的状态如何。
我摇摇头，说还是找不到从前的感觉。
林阿姨说：“不要着急，那是你的天赋，既然上帝慷慨地赐予你，就不会轻易收回，上帝只是在考验你的耐心。”
林阿姨到了台湾之后，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陪我的大部分时间里，林阿姨都不停地向我布道，希望上帝能够拯救我。我敷衍着林阿姨，问道：“你喜欢我爸爸吗？”
林阿姨的反应依旧平静，可红晕从她细细的鱼尾纹播散开来，两个脸颊瞬间罩上一层淡淡的绯红。一时间，我惊诧自己的眼睛已能够捕捉到如此细微的变化，难道我的视锥细胞恢复了？
林阿姨轻轻叹口气，说道：“你爸爸的心思全在你妈妈那里，你妈妈去了天堂，你爸爸的心思也就不在人间，这个世界上的爱与恨全与他无干。”
突然响起的门铃声打断了林阿姨的感慨，我和林阿姨下楼来开门，发现是邮政员送来一个牛皮纸信封。因为信封淋了雨水，邮递员叮嘱即刻打开信封，以免浸湿里面的文件。我看了一眼封面，这是一封国际邮件，发件地址居然是法国，收件人则是父亲张恺之。林阿姨遵从邮政员的话，用裁纸刀小心翼翼地划开信封，从中取出一沓资料和图片。林阿姨似乎是为了避嫌，并未翻看资料，而是将其递到我手里。我被资料最上面的一幅照片吸引：照片是彩色的，拍的是一座小型的欧洲巴洛克式城堡。其他资料则是一些施工图纸，还有铅笔画的效果草图，貌似一座地下室的布局。看到资料没有遭受水浸，我便收拾放进父亲的工作室。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一股强台风覆盖了整个台湾岛，台北的白天黑夜都在下雨。这天晚上，父亲正在陪我吃晚餐，突然，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说是故宫博物院的变电箱遭遇雷击，地下十一号恒温室浸水了。父亲赶忙换上出门的衣衫，随即要给林阿姨打电话，却被我制止了。我说下大雨不要惊动林阿姨，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父亲用不无担忧的眼神看着我说：“这么大的台风，随时都有可能断电……”
我说：“没关系，上帝会给我光明。”
四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损失颇为惨重，变电箱遭遇雷击后，地下十一号恒温室的排水系统停电，导致六箱宋明古画被水浸泡。父亲已经连续去博物院开了三天会，研究如何抢修被雨水浸泡的宋明古画。父亲是整个台湾最权威的装裱修缮专家，可他在会上表态，无心亦无力参与这么浩大的修复工程，原因都清楚，因为他有一个得了抑郁症的女儿。林阿姨对我说：“你爸爸不让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但我还是要说，希望你能尽快从抑郁中走出来，不要枉费爸爸的一片苦心。”
林阿姨刚刚把话说完，父亲便顶着一头雨水上得楼来，他用食指捋了捋两道剑眉上的水珠，脸色轻松地说道：“蒋院长亲自定了盘子，要我在家里工作，修复浸水的古画。”
父亲揭裱的第一幅古画，是宋徽宗赵佶的《溪山秋色图》。
开工当日，父亲叫我去他的工作室。他往一盏青铜水盆里注满清水，然后认真地清洗他那双细白且枯干的手。待用白色毛巾擦去双手水渍，而后点燃一枝香，恭恭敬敬地插在一枚宣德年造的冲天耳炉里。父亲惯有的轻松脸庞上，堆砌着凝重，他仪式感极强地做着手里的事，浑似我不在屋里。接着，他从装裱台下的抽屉里取出一副白色手套戴上，然后打开案几上一只封着“台北故宫博物院民国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印的铝合金箱子，从中捧出一卷古画，在装裱台上缓缓展开。父亲立在台前，凝视古画良久，才回头招手示意我过去。父亲的凝重审慎影响到了我，我轻手轻脚地走到装裱台前站定。父亲看着画卷问道：“你知道这幅画吗？”
我点点头：“赵佶的绢本《溪山秋色图》，设色清淡雅致，行笔稳健流畅，画面正中是宋徽宗著名的‘天下一人’的画押和葫芦御印。”
父亲望着我说：“看来这些古迹珍本早已入了吾儿的心。自今日始，我们家昼夜都有八名安保人员守护，我修复一卷，安保人员运走一卷，然后送来待修复的第二卷。我粗略计算，这批传世国宝全部修复完毕，大概四年时间。作为普通人，很难如此大规模地接触传世精品，为父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把所有名家大作细细临摹一遍。”
我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范医生也提示过，说是最好通过一件事情，把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起来，只要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我就会从重度抑郁中走出来。我不忍心辜负父亲的良苦用心，承诺会集中所有精力临摹这些传世之宝。
博物院派了一名摄影师，每天到父亲的工作室拍摄照片，记录揭裱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父亲告诉我，这个建议是陈秉国在开会时提议的，他还特别提议进行到“揭画心”这道工序时，摄影师必须全程跟踪拍摄。
说到此处，父亲冷冷一笑：“陈秉国美其名曰要为博物院保留图像资料，还要记录我精湛的揭裱技艺，其实是监督防止我劈层。”
我问父亲何为劈层？
父亲说：“宣纸至少由三层纸合成，如此一来，一幅古画便有可能被劈成三张，而好的宣纸甚至可以劈出十层。” 我问道：“一幅画变三幅画，色彩和神韵不会受损吗？”
父亲说：“受损是必然的，古画劈层如同把一个人的精、气、神拆分开来。这些画大都是你外祖父倾尽毕生心血收藏的，你母亲的早逝也跟这些画作密切关联，即便是与你外祖父和母亲不相干，我又如何忍心毁了这些传世国宝的精气神呢？”
今天是《溪山秋色图》揭画心的工序，博物院派来的摄影师果然早早来了。他不停地按动相机快门，记录着揭画心的每一道程序。揭画心加上托画心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摄影师在父亲工作室“陪伴”一整天，直到画心挂上挑杆阴干。待摄影师离开后，我问父亲，《溪山秋色图》乃是绢本，绢本无层可劈，为什么还要派人来现场监督拍照？
父亲用毛巾擦拭着他那双干枯白皙的手，说道：“总不能只‘记录’纸本，不记录‘绢本’，那样做过于明显。这个陈秉国绝非善类，凡有防人之心，必有害人之意，这个人不值得吾儿为之牵绊。”
时值台北雨季，《溪山秋色图》湿水上墙后，足足十日才得干涸。上墙后，父亲便让我开始临摹。我置好画架，父亲将一张与《溪山秋色图》画心同样大小的宣纸递给我。我接过宣纸，卡在画架上，开始用淡墨勾勒布局。父亲站在我的身后，一声不吭地看着我作画。待我勾勒第二座远山山峰时，父亲叹一口气，说道：“比例错了。”
我将画笔扔进笔洗中，然后瘫坐进父亲常坐的那把鸡翅木太师椅中，愤愤地说：“我知道，您为了帮我治疗抑郁症，让我集中精力临摹真迹，我已经尽全力配合了，可我现在作不了画……我真的画不了。”
说完，我的眼泪一如既往地流下来，滴落在手背上，将手背上的一点墨迹晕开，泪水很快变成了黑色。
五
父亲走到太师椅前，把我揽在身边，任由我的泪水在他浅黄色的亚麻裤子上弄湿了一片。待我止住哭泣，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进工作室的内室。他摘下墙上一幅母亲画的油画《九份》，墙壁上露出一个保险柜。我进过这间内室，但是第一次知道墙壁里还有一只保险柜。我的脑子里迅速想到“间谍、特务”等字眼。父亲旋转保险柜上的按钮，打开厚重的柜门，将柜子里的五排抽屉依次拉开，抽屉里密密麻麻摆满大小形态各色印章。父亲示意我上前，我很是好奇。我已经许久没有好奇心了，自从与秉国分手之后。我从第一层抽屉里捡起一枚长方形印章，是一枚阳文虫篆，辨认片刻方识得是“道宁斋”三字。我又捡起第二枚印章，上面刻有“六如居士”。我自幼临摹宋明古画，对这两枚印着实熟悉，只是不曾见过真章。乾隆帝在无数画作上盖过“道宁斋”，而“六如居士”则是唐伯虎的印章。我接连翻看着保险柜中的印章，居然全是我熟悉的宋明大画家的印章。我十分不解，父亲为什么要治这些印章，要知道父亲治印的润刀费价格不菲，而且不轻易为人治印。
父亲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印章，似是在对印章说话：“没错，这里总共是三百零八枚印章，涵盖了这次需要修复的古画的所有印章。每一枚印章与真迹上的印章，几乎是毫厘不差，已经我反复修改和确认。”
听完父亲这番话，我不由得一惊：我一向敬重的父亲莫非起了贪盗之心？一时间，鄙夷之心顿起，我将头扭向一侧，不再看那些印章。父亲对我的情绪变化浑然不觉，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看保险柜旁的一个榆木橱柜。父亲拉开橱柜门，柜子里面装满了一个个精美的白色青花瓷瓶，瓶身上贴满标签：朱砂、赭红、胭脂、银朱、藤黄、雄黄、铅丹、铅白、炭黑、石青、佛青……
父亲的言语里不乏激动，他指着柜子里的瓷瓶说：“这些染料没有一样是化学成分，全都是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是我历经十年之久收集起来的。”
我抬起头来，直视父亲，问道：“您要把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国宝偷梁换柱？”
父亲赞许道：“吾儿聪慧。”
我把脸扭向一侧，正好看见一尊孔子的紫檀雕像，不禁忿而说道：“孔子过盗泉，渴而不饮，恶其名也。您为人父，为人师，为人长，却处心积虑行此等鸡鸣狗盗之事，不觉得可耻吗？”
父亲将橱柜门合上，又将保险柜关闭，挂上母亲的遗作《九份》，拍了拍他那双干枯细白的手，这才说道：“吾儿此言差矣，为父非偷非盗，而是拿回你外祖父用一生心血收藏来的画作，多一张不取。”
我说：“外祖父已经将它们捐献给博物院，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取回来，都是出尔反尔。外祖父地下有知，也会无地自容。”
父亲说：“外祖父之所以将其捐献，是想为国宝找一个更好的归宿，确保它们不会毁于战乱，谁承想所托非人。你祖父所捐之丹青墨寶，已近半数被附庸风雅的权贵们中饱私囊，有的甚至已经黑市被转卖到了欧洲。我们如果再不动手，这些国宝恐怕迟早都会落入贼手。”
父亲一番慷慨陈词，让我有些发蒙：“这些宝贝都是以母亲之名捐献的，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狸猫换太子，会不会有辱母亲清誉？”
父亲朗声一笑，指着母亲的油画《九份》说道：“你以为这三百零八枚名家印章，是我一朝一夕刻完的吗？我的计划是跟你母亲一起商定的，在她尚未自杀之前，我便开始治印，并利用我的工作之便，一丝一毫比对校正，其间废掉的章料不计其数。随着权贵们前来‘借阅’的国宝越来越多，你母亲的焦虑情绪也日甚一日，她最终未能等到我的计划实施，便撒手人寰。”
提及母亲之死，父亲和我都沉默下来。过了片刻，我问道：“就算我们能够把这些国宝偷梁换柱，难道父亲就没有当年外祖父之忧吗？”
父亲说：“关于这些国宝的去处，我与你母亲早就计划好了。我们在法国有一位好朋友叫克洛德，克洛德先生承诺将他城堡的酒窖改造成一座恒温恒湿的大保险柜，替我们暂时保管这些画作。”
父亲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前不久收到的那封来自法国的信件，里面的确是一座巴洛克式城堡，还有一些地下室的施工图纸，看来父亲所言不虚。
我将信将疑地问父亲：“您的计划还包括什么？”
父亲拉着我的手，回到工作室的茶几旁，我们俩相对落座。
父亲斟了两杯茶，说道：“这个计划，其实是从发现你具备临摹天赋的时候萌生的，这就是为父让你遍访名师，又主攻宋明画作的本意。待你大学毕业后，你的画技已经极具宋明气质。既然吾儿的临摹水平已经成熟，我便开始寻找机会。恰逢故宫博物院新馆落成，需要重新布展，我便将你祖父所捐字画分散于六只箱子打包，暂存于博物院的第十一号恒温地下室。新馆布展本应于一个月前进行，我找了各种借口予以延误，终于挨到雨季……” 我忍不住打断父亲：“这些宝贝遭雨水浸泡，也是您……”
父亲点点头：“那晚进博物院开会的时候，我在变电箱里做了手脚，造成排水设备停机，第十一号地下恒温室才会浸水。”
闻听至此处，我有些气愤：“难道您……真的忍心让这些宝贝遭此劫难？”
父亲微微一笑，举起自己那双干枯细白的手，隔着灯光照了照，自信满满地说道：“这些宝贝遇到我这双手，一次浸水权当是为它们做了一次清理，换了一件新衣。揭裱之后，它们会更加饱满灿烂。”
可是，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实在太过离奇了。况且，我已经失去了临摹的天赋，如何能够保证不露破绽呢？
父亲端起茶杯来，示意我喝茶。
我机械地端起茶杯，不无忧虑地说：“我恐怕做不到……”
父亲饮尽杯中茶，打断我的话：“必须毫厘不差，若是出了纰漏，不仅仅是我十几年的心血白白浪费，你的外祖父和母亲在天堂也难以安宁。”
我说：“就算我的临摹天赋能够回来，做到毫厘不差，就算您的染料不是化学合成，可那些绢、那些宣纸，是骗不了人的。”
父亲给自己斟上茶，悠悠地说道：“国宝当年从北平南下之时，其中有两箱明朝万历年间的苏州绢和蜀山宣，我也学着权贵们‘借阅’了一些，足够临摹我们需要的画作。如此一来，只要吾儿的画技不出意外，就算是火眼金睛，也难觅真假玄宗。”
六
台北七月，烈阳如火。从太平洋上袭来的台风，与亚热带的闷热交替肆虐，活像要把整座台湾岛从欧亚板块的大陆架撕扯进太平洋。
父亲已将《溪山秋色图》上墙十几日，画心完全干透，原作的本色和神韵都已显现出来，这是临摹的最佳时间。我尝试着遵循父亲的忠告，收拾起全部私心杂念，不再去想陈秉国。可树欲静而风不止，椰树在狂风中的悲唱，雨滴斜打在玻璃上的哀鸣，都会把我的思绪从工作室里拽回记忆中。我很清楚，在台风中撕扯的不仅仅是椰树和雨滴，还有我脱缰的情绪。
每当我停下画笔愣神的时候，父亲总会及时地介入，要么递来一杯咖啡，要么递来一杯热茶。今天，父亲递过来的是一瓶可口可乐，我很是诧异。父亲没有像以往那般说教，而是说起了自己：“在金石书画堆里摸索半生，吾儿可知为父最怕什么？”
我摇摇头。
父亲说：“我不怕死，但是怕中风，或是老年痴呆，一旦不能自主，人就会活得没有尊严，这才是最让为父害怕的。”
父亲总是寓己于教，我也深知此番话的言外之意——面对一个移情别恋的男人，我失去了对自我情绪的把控，不仅是活得没有尊严，且爱得没有尊严。正如父亲所言，大义当前容不得个人的自怨自艾，舍弃小我方能成就大我。眼前的大义，便是这批岌岌可危的传世国宝的命运。这些中国绘画史上堪称里程碑的名家大作，是父亲运筹近二十年的必得之物，是外祖父穷尽毕生的心与血，也是母亲以名以情以命相搏的信念。
一直到我临摹第五幅《溪山秋色图》的时候，父亲才算点头认可，同意我着色渲染。我已经渐渐找回属于我的天赋，画作的布局和颜色在我的眼睛里一帧一帧放大，任何一丝细微的笔触和颜色都成了我眼中的浓墨重彩。在我为《溪山秋色图》做第四遍渲染时，站在我身后的父亲说道：“吾儿成矣！”
翌日，便是我和父亲约定的正式临摹之日。早晨，父亲让我洗漱洁净再进工作室。他说，仪式化使人有神圣感，我们行的是君子之道，而非小人的鸡鸣狗盗。
待我洗漱完毕，换上一身亚麻罩衣，走进工作室的时候，看见父亲正在宣德炉前焚香。清香余绕间，父亲轻启一方檀木匣盒，从中取出一方与《溪山秋色图》大小相近的绢帛递给我。我接过绢帛，卡在画架上，却被父亲拦住。父亲把绢帛从我的手中抽走，走到装裱墙边，将绢帛罩在《溪山秋色图》的画心上，对我说：“这回是摹，而不是临。”
我说：“我从小都是临写，而且我现在的状态正在回升……”
父亲没有说话，他把绢帛放下，拿起我昨天着色的第五幅临摹画作，罩在《溪山秋色图》上，手指着画作中间部分，说道：“你走过来看仔细，隐现于云雾中的这座远山，比原作偏左了至少有三毫米。”
我反驳道：“赝品面世时，真迹远遁法国，只要真迹不出，谁人又能记得这三毫米？”
父亲面色一凛：“每一件出博物院的文物都必须拍照存档，這是当年蒋院长和我亲自制定的制度。万一有细心人追究起来，这三毫米足以让你我前功尽弃。我们父女身败名裂不足惜，让这些传世宝贝落入贼手，你我才是百死莫赎。”
父亲接着道：“临摹，临摹，临为心生，摹为本生，摹本不仅比例不差，而且题跋无虞。”
在下一个雨季冲刷台北时，我已经完成了九幅画作的临摹。
用父亲的话说，我已经将临与摹结合得天衣无缝。纯粹勾摹可得形似，但是画作拘谨沉闷;一味地临写，虽有灵动之气，却无法确保比例尺度。因此，每一幅画作，我只在真迹之上进行重要布局的勾摹，而后再做临写。此举，不仅能让比例准确无误，还能确保赝品不失原作的神韵和风采。题跋全部采用摹书勾填之法，父亲先在硬纸上熨涂黄蜡，至其透明后，罩蒙在真迹题字处，以淡墨做细线，依照笔法勾出轮廓。随后取下“硬黄”，罩在赝作的题字处，以浓淡干湿墨填空成字。父亲称之为“双勾廓填”法。勾填出来的字难免呆板，好在父亲的书法造诣了得，十几年来都在临写画作中的题跋，几个字略作修笔，神韵便跃然纸上。父亲在勾填完一处宋徽宗的瘦金体后，长舒一口气道：“对于画作，人们的注意力都在画上，只要画和章不出纰漏，很难有人细究题字。”
临摹纸本相对麻烦一点，若是临摹绢本则容易得多，因为绢帛远比“硬黄”透明度高，可以直接罩在真迹上勾填。采用“双勾廓填”技法，任一幅画作有多少人题跋留字，都难不倒我们父女。
林阿姨保持着每周一次来看望我们的频率，她和父亲，父亲和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二十几年来不曾有过改变。父亲和我深居简出，在工作室日夜不停地劳作，幸亏林阿姨时常带来外面的新闻，例如一个叫林怀民的年轻人创研出一套现代舞，演出遍及台湾各地，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还有一个叫邓丽君的女孩，凭着《海韵》和《千言万语》两首歌，已经唱红东南亚…… 林阿姨这一次带来的消息，是她的私生子林小格在美国读完医学博士，于上周末荣归台湾，目前受聘于台大医院神经内科。说起儿子林小格，林阿姨脸上就会洋溢出满满的骄傲，说他的博导是如何器重小格，希望他能够留在美国的大学任教，可是小格如何放心不下母亲，务必要回台陪伴母亲的晚年……林阿姨还自作主张，说这个周末要在圆山大饭店金龙厅给小格接风洗尘，并邀请我和父亲参加。
还不等我表态，父亲便应承下来，说是该让我放松一下，也借机亲近一下留美归来的小格哥哥。我小时候见过小格几次，他比我大八岁，个子很高，眼睛很大，鼻梁很挺，头发卷曲着，是那种能让小女生尖叫的学长。
周末，在圆山大饭店再次见到小格的时候，才发现他越发挺拔俊朗，整整比我高出一个半头。小格见到我也不生分，主动迎上前来拥抱我，还夸我越长越漂亮了。欢迎宴会的气氛很融洽，林阿姨高朋甚多，有些人还身居高位。
我不关心大人们心照不宣的笑话，只注意到父亲跟小格谈兴甚浓，时不时地耳语交谈，颇显忘年交之融洽。
七
倏忽之间，三载已过。
待揭裱古画只剩下文徴明的《花卉册》和仇英的《仕女图》，只等临摹完成这两幅作品，我们父女便可大功告成。每一幅画作揭裱完成后，便由安保人员运送回故宫博物院，然后送来下一幅画作。也有几次例外，例如几幅小幅画作，为了节省时间，便一起送过来。这样便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工序里面，一起揭裱几幅画作。可我和父亲做的不仅仅是揭裱，还要在与以往同等的时间里，临摹出一幅幅与真迹毫无二致的作品。为了不露出破绽，我和父亲只好日夜赶工，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准时把“揭裱”好的赝品送进博物院。每一幅作品的真迹和赝品，父亲都会把它们装裱得一模一样，锦、绫、绞、绢、天、地、轴、杆，均采用同质、同色、同款的装裱。每一幅大作完成，父亲都会将两幅画挂在墙上，然后和我肩并肩地站在一处欣赏。两幅经我们父女之手而过的画作，不要说外人，就算我们自己都难辨哪幅是真迹，哪幅是赝品。
有一回，我問父亲，会不会把真假弄混了？
父亲说：“放心吧，把这两幅画调转一千回，我也能辨出真伪。”
我问父亲，是如何做到的？
父亲微微一笑：“把这些传世大作临摹完，你的绘画技艺必将自成一家。以后记住了，一定要在属于你的作品里镶嵌进去自己的密码，就算有人能够临摹到你的水平，但却无法破解你的密码。”
我问道：“您的密码是什么？”
父亲神秘地摇摇头：“等我不再期待这个世界之时，再告知吾儿。”
我和父亲，静静地站在真伪两幅画作前，观赏约莫一炷香的时间，父亲会轻轻地抱握我的肩头一下，说道：“收了吧。”
三年以来，我和父亲歇息的时间屈指可数，甚至有两个除夕的晚上都在赶工序。我似乎已经迷恋上了这样的临与摹，它把我的身体和精神拢在一起，让我全力以赴。每一幅作品都是不同的内容，我尽可以跟随作者走进山川沟壑，走近仕女雅士，贴近市井田间，观察花鸟鱼虫。薄如蝉翼的纸绫绢帛，寿延千年，所承载的画作会更长久地影响着人类。人生不过百年，竟抵不过一片薄薄的纸……每每生出这些感慨，便为先前几年的失态而羞愧。如今，不过三年光阴，陈秉国与沈碧涵就像轻雾浮云，再也无法影响我的情绪。
三年居家工作，蒋院长数度探望我和父亲，有一回还带了陈秉国和沈碧涵一起来。此前几次探望，博物院会有人提前电话告知，我便会回避上楼，因为博物院大多数人都知道我得了抑郁症。这一回不知何故，蒋院长带着陈秉国和沈碧涵突然造访，我临摹的画架都没有来得及收起，便被众人撞了个正着。
进门后，蒋院长憨笑着解释道：“恺之兄切莫见怪，是小陈出的主意，说是要给张副院长一个惊喜。没想到还见到了幼清侄儿，真乃意外惊喜呀。”
父亲倒也镇定，不等我开口，便对蒋院长解释道：“幼清心情好的时候，便会下楼临摹这些名家大作。”
蒋院长凑上前来观看我临写的半成品，嘴里不停地啧啧称赞，直夸我是个有悟性的天才。同时，蒋院长也希望我能早日康复，前去博物院履职。
蒋院长是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君子，他不会知晓我和陈秉国之间的事情，所以才会带陈、沈二人前来。初见陈秉国，我心里咯噔一下，还是有些不舒服。他和沈碧涵像是演练过，用十二分的热情与我寒暄，我只是冷冷地点点头，接着继续给仇英的《仕女图》渲染着色。待父亲与蒋院长落座后，陈秉国凑到我的画架前，仔细地比对着墙上的真迹看我的临写，用很夸张的声音赞叹道：“像！太像了！简直是丝毫不差。”
父亲为蒋院长斟茶，并介绍道：“自小女状况好转以后，凡是她临摹较好的画作，全色这道工序便让她来做。恺之年事已高，调色难免失准，幼清在识色调色方面，已经胜出我一筹。”
全色是揭裱中最关键的一道工序，需要识别原作中的原色，再调出同样的色彩为古画润色。从《溪山秋色图》开始，所有画作的全色都是由我来完成的。
蒋院长闻听，很是欣慰，举茶杯赞道：“恺之父女乃国画之福缘呀。”
蒋院长话音刚落，陈秉国伸出手，在我临摹的绢帛上轻轻触摸着，继而问道：“幼清真奢侈，随意临摹之作，竟也用此等上好的绢帛。”
陈秉国顿了顿，用蒋院长也能听见的音量说道：“同样的绢帛，还有丝毫不差的临摹，再加上幼清天才一般的识色调色，这样的临摹作品拿出来，绝对是真伪难辨呀。”
陈秉国的一番话惊出我一身冷汗。已经从我心里走出去的陈秉国，这一刻像是一只挥赶不去的苍蝇，让我厌恶至极。我举起画笔，狠狠地抽在陈秉国的手上：“拿开你的脏手。”
陈秉国讪讪地缩回手，冲着一旁的沈碧涵吐了吐舌头。沈碧涵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把头扭向正在聊天的父亲和蒋院长。蒋院长提议，待这批浸水的名家大作重新装裱完成，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新落成的丹青展厅里搞一个展览，一为新址落成，二为展示我们父女的圣手回春。 蒋院长问我父亲：“把展览日期定在新年元旦如何？”
父亲说：“只剩下仇英的《仕女图》和文徴明的《花卉册》，赶一赶工序，应该不会耽误元旦的展览。”
元旦距今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剩下的两幅画作虽说难度较大，但我和父亲都自信可以如期交画。
八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几时入睡，也不知道他几时起床。每天早晨，我下楼之后，餐桌上都会摆放着煎蛋、面包和牛奶。今天下得楼来，看到餐桌上没有早餐，我顿生诧异。我推开工作室的门，还是没看见父亲的身影。我急忙再打开工作室的内门，发现父亲卧倒在保险柜前面，保险柜柜门开着，几枚印章散落在地上。我一时间惊慌失措，跪在地上推搡着父亲，他却没有丝毫反应，唯有嘴角流出一缕浑浊的口水。我急忙奔出内室，到门口呼叫安保人员。
父亲在台大医院的搶救室醒过来，看见我和林阿姨，眼角竟有些湿润。小格把我和林阿姨叫出来，说父亲身体暂无大碍，是疲劳过度所致，但是已经显现中风前兆。小格还叮嘱说：“日后，伯父的身边恐怕离不开人了。昏迷这样的状况还可能随时发生，万一贻误抢救时间，后果不堪设想。”
林阿姨看了我一眼，一副嗫嚅的样子，最后对我说：“幼清要辛苦了，以后睡觉也要警醒一些。如果觉得辛苦，就告诉阿姨，阿姨替你照应些时日。”
父亲在台大医院治疗休息了十天，便急匆匆出院了，因为还有两幅画作在等待临摹揭裱。回家的当天夜里，父亲又进了工作室，开始收拾保险柜里的印章。此时，我才发现，此前刻好的印章已经被打磨平，又变回了章料，只剩下《仕女图》和《花卉册》的用章。奇怪的是，一枚仇英的“十州仙史”方印不见踪影，任我和父亲找遍内室的犄角旮旯。父亲有些沮丧，鱼尾纹密布的眼角散射出疲惫之态，让我也心有戚戚。我劝慰父亲先行休息，等明天再找。
半夜里，我似乎听见楼下有响动，急忙下楼来查看，发现父亲正在内室捉刀治印。
我问父亲，是不是在治“十州仙史”印？
父亲没有抬头，他吹去印章上的石粉，升腾起的石粉末糊住他的花镜，这才摘下眼镜擦拭。
我嗔怪父亲不该继续劳心劳力，让他赶紧去休息。
父亲说：“为父天赋不如你，治一枚印，报废率极高，所以得抓紧时间。”
我不再听父亲解释，抢过他手中的刻刀和章料，硬生生将他送回卧室睡觉。
翌日，待我下楼时，第一眼便看见餐桌上的早餐，心中踏实许多。吃罢早餐，我走进工作室的时候，看到父亲拿着放大镜正在看一枚印章。我很是吃惊，问道：“一大早，您就把‘十州仙史’印刻完了？”
父亲放下放大镜，对着我摇摇头，答非所问道：“昨天，榆木柜子下面，你找了吗？”
我说：“找了，柜子下面什么都没有。”
父亲说：“我也在柜子下面找了两遍，可奇怪的是，今天早晨我再寻的时候，发现这枚印章就在柜子下面。”
我说：“兴许是昨天晚上光线不好，找到就好，找东西有时候就这样。”
父亲摇摇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事有凑巧，临摹最后一幅仇英的《仕女图》时，画面左下角有一位仕女的丫鬟，丫鬟裙摆下面露出一只红色鞋子，红鞋既非朱砂红，也不是胭脂红，而是暗红，而调暗红色的花青恰巧用完了。我正踌躇，突然想起父亲“应该在自己的作品里植入密码”之说，顿时起了童心，便用石青调朱砂，点上一粒暗红色。暗红色鞋子仅有米粒大小，外人绝无可能分辨出究竟是花青暗红，还是石青暗红。我想，这大概就是属于我植入作品的密码。父亲的作品是印章，他的密码肯定在印章里，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接下来，我和父亲继续开足马力工作，终于在元旦前夕顺利完工。八名安保人员带着最后一幅赝品《花卉册》离开后，父亲立在门口，望着远去的车辆，神情一如往常般平静。父亲关上房门，示意我一起进工作室，随后将工作室的房门也关上。
父亲转过身来，说道：“今天晚上，咱们先搞一个真迹展，以告慰你外祖父和母亲的亡灵。”
我们用了一个钟头的时间，将保险柜里的古画真迹取出来，一一悬挂在内室的四面墙上，顿觉蓬荜生辉。望着三年半以来揭裱的三十三幅传世大作，我的心里没有丝毫偷窃的不安，相反竟是满满的陶醉和自豪。
父亲于宣德炉中燃起一支香，嘴中念念有词：“尊敬的岳父大人并吾妻子绢，民国二十五年，岳父以子绢之名向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捐献五十七件宋明古画，三十二年以来，国宝不曾毁于外敌，亦未毁于内战，辗转万里，幸存台岛。然国运不昌，奸佞弄权，不仅秽乱朝纲，连博物院都未能幸免。当初，岳父大人所捐传世佳作，已有二十四件或借或窃，不知所踪。今日，小婿恺之与外孙幼清合力，将剩余三十三件国宝取回，将另图栖身之地，以告慰岳父大人与吾妻之亡灵……”
九
元旦前一天，台北故宫博物院布展完毕。临近傍晚时分，父亲带我进了博物院，偕同蒋院长一起视察预展。此刻，博物院里只剩下工作人员。进入丹青厅时，我看到陈秉国正站在一只方凳上，对着仇英的《仕女图》凝神拍照。我当时心头一紧：莫非他看出我植入密码的端倪了？
直到工作人员跟父亲打招呼的时候，陈秉国这才急匆匆跳下方凳，头也不回地出了丹青厅另一头。蒋院长一行人，一边观看揭裱过的宋明古画，一边不住嘴地盛赞父亲和我。此刻，我想我脸上的神情肯定极不自然。待走到仇英的《仕女图》前，父亲大概是觉得仕女图挂得不够正，便上前轻轻拽了一下画幅的左侧。突然，哗啦一声，《仕女图》从墙上掉下来。工作人员赶忙上前，小心翼翼地捧起画幅，才发现是天杆上的绳带断了。
父亲检查绳带断裂处，说道：“糟糕，这批颜色和材质的绳带都在我家里，这可如何是好？”
蒋院长说：“还得劳烦恺之兄动手修复，明天是展览的正日子，让安保人员带上画作，送到恺之兄府上吧。”
父亲摆手道：“小事一桩，今天安保人员都要值夜班，干脆派两名工作人员随我回家，十分钟便可更换绳带。” 民国六十二年元旦，台北故宫博物院扩建新馆落成，大批从未在台湾岛面世的珍品展出，整座台北市几乎万人空巷，人们全都涌进博物院，等待进院的队伍排出足有两公里。
在丹青厅里，博物院为父亲和我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表彰仪式。蒋院长亲自致贺词，并邀请我父亲上台讲话。父亲略微谦让几句，便走向有麦克风的发言台。刚刚说完开场白，突然间，人群中涌起一阵小小的骚动，陈秉国举着一沓杂志大小的照片，快步走上主席台。他径直走向发言台后面的专家席，将手中的照片一一分发给众人。
趁着众人低头看照片时，陈秉国强行夺走主持人手中的麦克风，说道：“诸位，今天我要当着博物院领导和专家的面，剥掉一个盗窃国家文物的大盗的画皮！”
闻听此言，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紧握的手心里全是湿津津的冷汗，意识里只有一个声音：完了！
因為不敢看父亲的脸，我只能紧盯着陈秉国。我的生命，怎么会与这个畜生交织在一起？恍惚间，我听到陈秉国说：“诸位也许没有想到，今天这座丹青厅里的宋明画作，全部都是赝品，而制作这些赝品的人，就是眼前这位受人尊重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张恺之先生。”
陈秉国话音刚落，一阵阵喧嚣声便在丹青厅弥漫开来。
果然不出所料，我一时的童心居然铸下大错，让父亲栽了跟头……
突然，我听到父亲的声音传来：“年轻人说话要谨慎，免得给自己难堪。”
陈秉国冷笑着说道：“诸位领导和专家手里有三张照片。编号一是博物院摄影师拍摄的《仕女图》局部。这是《仕女图》送达张恺之家之前拍摄的，其中包括这枚绘画作者的‘十州仙史’破边印。编号二是张恺之先生为赝品治的‘十州仙史’印。不得不佩服张先生的治印水平，简直是毫厘不差。第三张照片是赝品上的‘十州仙史’印，也是被我做过手脚的印，右上角破边的尖角，被我改成了钝角。”
陈秉国边说便走到《仕女图》前面：“现在就请诸位移步，过来看看这幅带有‘十州仙史’钝角印章的赝品。”
众人纷纷起身，走近仇英的《仕女图》。一旁的沈碧涵拿着六七只放大镜，为专家一一递上。此刻，整座丹青厅哗然，唯一立在原地没有行动的，就是台下的我和台上的父亲。我忍不住看了父亲一眼，他站在台上，就像是沙漠里一棵干枯的胡杨，所有见过它的人，只需一眼便知道它最终的命运。三年半，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操劳，使得父亲已经两鬓斑白。遥望着父亲的白发，我禁不住鼻子发酸，泪水止不住滚落下来。父亲的脸色一如往常一样平静，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平静还能保持多久……
突然，围在《仕女图》前的人们发出一阵轻微的喧嚣，紧接着，听到一位专家说道：“没错呀，这幅《仕女图》上的‘十州仙史’印的破边是尖角，跟摄影师拍摄的印章局部照片完全一致。”
围观者们旋即发出一阵嘘声。
陈秉国急吼吼地嚷道：“不可能，印章是我亲自操刀改的。”
陈秉国从沈碧涵手里拿过最后一只放大镜，扒拉开身前的人，对着仇英的《仕女图》仔仔细细地观察，看着看着，便有一颗汗珠滚过他的脸颊。他直起身来，扔掉手里的放大镜，对着周边的人狂喊道：“绝无可能，绝无可能！我查阅资料了，这批揭裱的画作，全都是张恺之的岳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他这是处心积虑想把这批东西拿回去。”
其中一位专家举着编号二的照片，问陈秉国：“你又是从何处得到这枚印章的呢？”
陈秉国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张……副院长中风晕倒那天，安保人员发现地上有几枚印章，顺手带回一枚让我看，正是《仕女图》里的‘十州仙史’印，我便将破边的尖角改成钝角，并交给安保人员放回张副院长的工作室。”
蒋院长鄙夷地看了一眼陈秉国，说道：“早有风闻，你为另攀高枝抛弃幼清，看来此事不虚。关于你的升迁，张副院长两次拒绝签字，是基于你的能力和人品，你便怀恨构陷，实在讨厌。从明日起，你不要再踏进博物院半步。”
蒋院长说罢，转身对父亲说道：“恺之兄，你能否解释一下那枚‘十州仙史’印？”
父亲依旧平静，朗声说道：“在座的仁兄，大概都有恺之的拙作，诸位不妨回去仔细观察一下恺之的治印。我所治之印的左下直角处，都有一条头发丝粗细的阴刻，占印边的三分之一长度，我称其为个人作品植入之密码。这枚‘十州仙史’此刻就在我家中的工作室里，一会儿便可派人去取。小女幼清自幼便有临摹天赋，但是，不幸患上抑郁症，与其母当年所得病症一致。为了缓解爱女病情，我便让女儿与我一同临摹这些名家的传世大作，以……”
父亲的声音戛然而止，一头栽倒在地上。
我想惊呼，可是发不出声音来，只看见父亲的一条腿不停地抽搐。
十
台北又一个雨季到来时，我推着轮椅上的父亲，登上飞往巴黎的客机。
林阿姨和小格送我和父亲到桃园机场，随行的还有我们父女通力合作的三十三幅宋明古画的赝品。此行是应法国一个慈善组织“父亲联盟”的邀约，前去巴黎举办“用绘画见证一场伟大父爱”主题的展览。
前来桃园机场送行的，还有一位外交部的行政副部长。副部长一脸阴郁地对我说：“我们接到陈秉国的取证，证明令尊亲自调配这些画作，置放于博物院第十一号恒温地下室，而这些画作凑巧都是你外祖父捐献的。于公于理，我们都不想让这批画作出境，可此事已经全球周知，甚至连宋夫人都支持你去巴黎参加画展，所以，我们也只能放行。”
副部长顿了顿，又说道：“我们希望你早去早回，而且要把这批画作尽数带回台湾。”
我冷冷地回道：“这是我和父亲临摹的赝品，我们有权对它们做任何处置。”
副部长摇摇头，苦笑一声，钻进了林肯轿车。
去法国参加“用绘画见证一场伟大父爱”画展的起因，还得从我的父亲说起。
父亲在博物院丹青厅晕倒后，迅速被送往台大医院抢救。这一次，父亲没有那么幸运，再次晕倒让他对整个世界失去了感知。翌日，小格对前来医院采访的媒体传达了最新诊断：父亲受到强烈刺激后造成脑溢血，其行动、语言、思维和意识受到彻底阻碍…… 第二天早晨，林阿姨陪我回家收拾陪床用品时，我看到父亲书桌上置放着那枚“十州仙史”的破边印。果然，破边的角是一个钝角。我冲进工作室内室，从墙上摘下母亲的油画遗作《九份》。打开保险柜时才发现，保险柜根本没有设置密码。我从保险柜里找出仇英的《仕女图》，图上“十州仙史”印的破边的确是钝角，左下直角处有一条头发粗细的阴刻，占印边的三分之一。而且，仕女丫鬟露出裙摆的绣花鞋，也是我亲自调的石青暗红。联想起父亲那天在丹青厅说的话，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一些缘由，一股泪水涌出眼窝。我旋即仰起头，生怕泪水打湿了《仕女图》赝品。是啊，它是赝品，可它在我的心里比真迹还要贵重，因为这是父亲给予我的最厚重的爱。我接着打开其余的宋明画作，真迹的全色和赝品的临摹，所有色彩都是我调的，仅从色彩和比例上，我无从识别真伪。好在父亲道出了他植入作品的密码，每一枚印章的左下直角处，都有一条头发粗细的阴刻，占印边的三分之一……果然，保险柜中的三十三幅宋明古画，所有印章的左下直角处，都有一条头发粗细的阴刻，占印边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保险柜中的画作才是赝品。如此说来，父亲虚虚实实编织了一个弥天大谎，甚至不惜搬出已故的外祖父和母亲来，只为了让我在三年半的时间里集中精力临摹古画，来医治我的抑郁症。
为了证明父亲的清白，我赶紧收拾好仇英的《仕女图》赝品，还有那枚被陈秉国改动过的“十州仙史”的破边印章，送至台北故宫博物院。我走进蒋院长办公室，正好赶上他跟几位专家在开会。蒋院长从我手里接过两件物品，看也不看地递给其他专家。蒋院长拉着我的手，忙询问我父亲的病情，我把我知道的最坏结果告诉他，蒋院长摇着头感叹道：“可惜，可惜，天妒英才！”
蒋院长稳住神态，转身问几位专家：“你们还怀疑恺之吗？”
其中一位专家有些讪讪：“一目了然，这幅画的确是赝品。”
先是林阿姨的朋友们周知此事，接下来，台岛的媒体开始报道。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了张恺之，知道了台湾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于是，在全球媒体舆论的合力下，终于促成了我和父亲的欧洲之行。
法国的“父亲联盟”把我们的画展安排在巴黎郊区，一座世纪初建造的巴洛克式风格的城堡里。初见这座城堡时，我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直到晚间临睡时，我才想起三年前收到的法国信件，里面其中一幅照片就是这座城堡的样子。
有了媒体助力，前来城堡看画展的人络绎不绝，很多人都要求与我和父亲合影。可怜的父亲一语成谶——三年前，父亲说自己不怕死，但是怕中风，因为一旦不能自主，人就会活得没有尊严……
午后，工作人员将我父亲推走，说是要送回酒店休息。我继续留在展会上，与前来看画展的人握手、合影，一直忙碌到闭馆。
工作人员陆陆续续离开后，一位留着花白胡须的老者朝我走过来，伸出手自我介绍道：“亲爱的幼清女士，我是克洛德，也是这座城堡的主人，请允许我尽地主之谊，陪你共进晚餐好吗？”
城堡的餐厅很是宽敞，墙上特意挂上了我临摹的《溪山秋色图》。一张阔大的餐桌，只有我和克洛德先生就坐，却摆着三份餐具。正在我们举杯时，突然，餐厅的大门推开，我父亲昂首阔步走了进来。
我顾不上捡起掉在地上的餐具，吃惊地望着父亲：“您……您怎么站起来了？”
父亲微笑着说：“因为我不想就此坐在轮椅上。”
突如其来的一切，让我一时间梳理不清楚：“我们带一批赝品来法国展览，父亲何至于费如此大的周折呢？”
父親笑道：“吾儿错矣，我们带来的只有仇英的《仕女图》一件赝品。”
我说：“我察验了您植入的密码，每幅画作的印章都有那根头发丝粗细的阴刻纹。”
父亲笑了笑，没有说话，他端起餐桌上的一柄烛台，径直走到《溪山秋色图》前，并伸手示意我和克洛德先生也过去。父亲举起蜡烛，烛光照亮下的《溪山秋色图》，竟然显现出一份凝重的古意，若不是知情人，真的会以为这是一幅宋徽宗的真迹。
父亲伸出他干枯细白的手，用小拇指的指甲在“宣和”印章的左下直角处挑了两下，一根细小的黑丝粘在父亲雪白的指甲上。他举着小拇指，贴近烛火，“吱”的一声细微的声响，指甲盖上细小的黑丝化为灰烬。父亲用嘴吹了一下小拇指，灰烬消失了。
父亲微笑着说：“是真的头发丝。”
责任编辑
母亲从阳明山断崖跳下去那一年，我刚满六岁，正在台北福林国小读一年级。父亲没有让我见到母亲的遗体，我哭着找妈妈的时候，父亲说妈妈去欧洲求学了，学习西洋绘画技巧。母亲的突然消失，让我很是害怕，害怕父亲有一天也会离开我。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趴在窗口张望着，一直要到看见父亲的身影走进院门，我才能安心作画或写作业。
升入国中那一年的暑假，父亲告诉我，母亲没有去欧洲，而是去了天堂。父亲还说，母亲从阳明山的断崖上跳下来的时候，是头部先坠地的，他不想让我看到妈妈难看的样子，所以才一直隐瞒妈妈离世的真相。
这个结局，是我早就预料到的。我在梦里很多回梦见母亲穿着白色裙子飘在空中，我在地面上跟着跑，追赶母亲。母亲笑起来很好看，她笑着朝我挥挥手，大概是不让我追她。随后，母亲越飘越远，我就哭着醒过来。此刻，听到父亲说母亲去了天堂，我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悲伤，因为我的眼泪都在梦里流尽了。我抓起画笔，在半成品的《千里江山图》上填了一只飞舞的白鹤，对父亲说：“我早就知道了，她是这样飞走的。”
父亲抚摸着我的头发，安慰道：“你不要怪妈妈，那不是她的本意。”
我渲染着白鹤的翅膀，说：“我不怪她，她在梦里和我告别了，告别了许多回。”
看着我的画绢，父亲鼓起掌来，赞叹道：“吾儿的冲天孤鹤，盘活了千里青绿江山，真是妙笔。”
幼清的名字是父亲给我起的，出自《楚辞》里的“朕幼清以廉潔兮”。父亲大概是希望我也像他一样，以淡泊自居，以清廉自许。
再来说说我的画展。读国小六年级的时候，福林国小为我举办了画展，这是我个人的第一次画展。说是画展，更准确地说是我的临摹展，因为所有画作都是我临摹宋明大家的。大概是冲着父亲在文化界的名望，前来看我画展的人颇多，不乏当时的社会名流。父亲推掉了一次重要外交活动，参加了我的第一次画展。
四岁那年的夏天，母亲在阳台上描摹山色黄昏。夕阳将逝，最后一抹光亮为山镶了一条金边。母亲在阳台上，给我也安置了一个小画板，供我随意涂鸦。可当母亲回头看我的画板时，却被我的画吸引，她瞪圆漂亮的杏核眼，轻呼父亲来看我的画。
父亲盯着我和母亲一大一小两幅画作，问我是不是在临摹母亲的画？
母亲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她对父亲说：“居然临摹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很神奇？”
父亲的眼神一直都在比较两幅画作：“神奇的不止是临摹的相似度，更是能够调出跟你一样的色彩，这才是幼清无与伦比的天赋。”
后来，父亲带我去医院检查身体，发现我一如常人，并无特别之处。只有在最后一项眼科检查中，医生发出一声惊呼，几乎吓到了我。父亲不无忧虑地看着医生，医生把眼睛从检测仪器上挪开，一边在纸上做记录，一边对父亲说：“视网膜从外向内总共分为十层，第二层被称作视杆视锥层，这一层是由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构成。视锥细胞对强光和颜色特别敏感，正常人的视锥细胞有700万，而令嫒的视锥细胞比常人至少多了一倍，能够捕捉到普通人难以识别的弱色，她注定是一位绘画的天才。”
自此之后，我便开始了临摹，先是临摹母亲的画作，接着临摹各门各派的名家大作，以博采各位大师所长。
父亲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他待母亲温和，待我更温和。但是，父亲也会经常抱怨。他对母亲抱怨说，昨天有哪个高官来借唐寅的画，今天又有哪个要员来借米芾的帖，而且大都有借无还。
闻听此讯，母亲看上去比父亲还要焦虑，她问父亲：“宋夫人借的《文会图》还回来了没有？”
父亲摇摇头，叹口气说道：“加上上个月傅先生借的《腊梅山禽图》，赵佶的真迹都快被借空了。”
母亲突然站起身来，抓起茶几上的粉彩盖杯，狠狠地摔在地上，吓得我把画笔掉落在地上。父亲急忙蹲下身来，捡起我的画笔，并把我抱进怀里。从那之后，父亲不再向母亲抱怨高官要员去中山博物院借文物的事。
二
家父曾经是外祖父的门生。外祖父是一位大收藏家，酷爱宋明画风，把晚清以来从宫廷散落出来的宋明画作大都收藏于手，几乎耗尽祖产。父亲无数回给我讲起外祖父的收藏故事，说他晚年时分，守着一屋子传世之宝，却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有一回，外祖父为买下《唐十八学士图卷》，甚至向太太和五位姨太太募借筹款，最终筹备出六根金条，才从一名清宫太监手里买下宋徽宗的这幅名作。
父亲说，日军入关后，中国局势紧张，外祖父心里清楚，凭一己之力，难于乱世中维护手中国宝周全，便将五十七件宋明真迹以女儿郭子绢之名，全部捐献给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
母亲离开我的前一年，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不跟父亲讲话，也不跟我讲话，大概整整一年没有抱过我。很多年之后，我才从父亲嘴里得知，母亲当时得了抑郁症。
国中毕业那年，父亲为我举办了第三次画展。这次画展，父亲为我设定的主题是宋绢工笔临摹，几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大家的知名作品。台湾当地艺术界的大佬们也前来为我捧场，父亲与往常一样，平静地与诸位嘉宾寒暄并致谢。
母亲的闺蜜林阿姨也来了。自打母亲去世后，林阿姨经常来看我，也许是看望爸爸。林阿姨曾经是名动上海滩的电影演员，当红之日，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既有政坛新贵，也有黑道大佬。林阿姨送我一身黑色露背的礼服裙装，她一再叮嘱，要我在画展剪彩当天穿。
父亲觉得裙装露背太多，遭到林阿姨讥笑，说他是个老古董。
父亲似乎很听林阿姨的话，笑了笑，算是允许我盛装出席自己的画展。
在台大读大二那年，我恋爱了。他叫陈秉国，是高我一届的学长，和我同读国画专业。我父亲是台大的客座教授，陈秉国曾经上过父亲的篆刻课，自此便以父亲的门生自居。秉国嘴巴很甜，总能说一些让我熨帖的话，只要有他在，我的世界便阳光普照。林阿姨也喜欢秉国，说他将来会是台湾文化界的一缕阳光，能够驱散传统文化里的阴霾。 父亲却总是不以为然，每当林阿姨赞誉秉国时，他只是礼貌地笑一笑，笑容就像春风里飘舞的樱花花瓣，风停花即落。
对于父亲不置可否的态度，我有些不满，曾经当面质问过父亲。
父亲沉思半晌，答非所问道：“女人要在纷繁中为自己筑一堵有尊严的墙，以免被这个薄情的世界伤害。”
早我一年毕业的秉国，也进了台北中山博物院。我们国画系每年毕业大批学生，能够进入中山博物院的都属凤毛麟角，让同学们馋涎不已。秉国登门向我父亲称谢时，父亲却矢口否认，说他并不曾为秉国做过任何推荐，弄得我都替秉国尴尬。
待事后我跟林阿姨抱怨，方得知是林阿姨向蒋院长举荐的秉国。林阿姨还说，她压根就没打算父亲会帮忙，她也看出来父亲不待见秉国。
一年后，迎来了我的毕业季，还有我的第四次个人画展。这一回，父亲建议画展主题是“成长”，把我从画十八年的作品以时间为轴，以成长的次序梳理作展。父亲和林阿姨一起帮我挑选参展画作，我临摹母亲的作品作为画展的第一单元，林阿姨建议这个单元的主题叫“母爱”，父亲颔首，深表赞同。
鉴于我的画作成就，蒋院长亲自向我发出书面邀请，希望我毕业后能够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并承诺将出席我的毕业画展。中山博物院于我毕业前夕，正式更名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我父亲出任主管金石和书画的副院长。秉国刚刚入院一年，便干得风生水起，已经从实习生进入了蒋院长的行政办公室，深得蒋院长器重。
收到蒋院长邀请函的当天，我兴奋不已。还没到下班时间，我便踩着单车进了博物院，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秉国。秉国不在办公室，他的同事说他回宿舍了。故宫博物院的宿舍在山脚下，是一片掩映在桉树林后面的二层楼房。我欢快地上了二楼，走到顶头的那间宿舍。门上没有挂锁，秉国果然猫在宿舍里。我敲了半天门，房门终于打开了。秉国一脸窘迫，慌乱地看我一眼，问我什么事儿。
我心里很是纳闷，问秉国为什么老半天才开门。秉国支支吾吾地说道：“刚才……跟同事讨论、讨论下个月的玉器展览。”
我一把推开秉国挡在门口的身体，硬闯进宿舍，发现一位身材纤细、容貌娇媚的女孩站在床边整理衣衫。半年前的一个傍晚，在暮春里，就在这张床上，秉国缠了我许久，终于拿走了我的第一次。那次的疼痛，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那次的床单，也浑似今天这副模样……
秉国走过来，站在我和那个女孩中间，对我说：“这是我的同事沈碧涵，我们正在讨论工作……”
没有等秉国把话说完，我便甩手抽了他一记耳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动手打人。
接下来，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个月没有出门。不想出门的原因，是门外的所有景物都会勾连起我和秉国在一起的回忆。我错过了大学毕业典礼，也拒绝了出席父亲和林阿姨为我精心筹备的第四次画展。我整日躺在床上，四肢像是在渐渐融化、衰老，甚至懒得为自己抹去泪水，更不消说举起画笔。我觉得自己正在死去。首先死去的是灵魂，它像春尽时分飘零的樱花花瓣，一片片凋谢枯萎。等到最后一片花瓣落下，生命也许就走到了尽头。对那一刻，我似乎有些期待，期待着自己飘在空中时，可以遇见妈妈。妈妈飞走的时候，我还是个乳牙未退的孩子，她现在能认出我的样子吗？我喊她妈妈的时候，她会是怎样的欣喜呢……
林阿姨悄无声息地走进卧室，一脸凝重地把我搀扶起来，说要带我去医院。我不再拒绝，也没有拒绝的力气，因为我觉得医院里四处都是白色，跟妈妈白色的裙子相得益彰，也许医院是我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好去处。
爸爸和司机在门口候着，看见林阿姨扶我出来，急忙走过去打开车门。车子启动那一刻，我感觉到一阵眩晕，然后就漂浮起来。这一刻终于来临了……
等到有意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还有白色的窗帘。我听见白色的屏风后面，传来爸爸略带沙哑的声音：“范医生，您确定幼清是重度抑郁吗？”
三
出院的时候，已是冬季，冰冷的雨水打在我额头上，竟如炭火烤炙般生疼。我没有坐车，想走路回家，因为我要冰冷的雨水扑打我的额头和面颊，痛疼让我有存在感。林阿姨冲着司机点点头，然后牵着我的手，陪我一同往家走。父亲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我想他的脸色比台北的天空还阴郁。医生之所以同意我出院，说是我的意识里已经有了别人，说明我的状况有所好转，因为那天我看见林阿姨脸色苍白憔悴，劝她回家休息。
父亲几乎不再去故宫博物院上班，每天都在家里陪伴着我。博物院偶有要紧事宜，他也是打电话给林阿姨，等林阿姨到来之后，才会出门。为了让父亲不再为我付出那么多，我拼尽全力多说话，且配合父亲的良苦用心，每天早晨跟着他出门散步。
林阿姨拉着我的手，对我语重心长地说：“爸爸是担心你走上妈妈的老路。要想让爸爸放心，你不光要跟父亲说话，你还得拿起画笔来。”
作画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因为我无法像从前那样集中精力。秉国时不时地会走进我的脑海，我们第一次牵手，我们第一次拥吻，我们第一次交欢……
林阿姨从父亲的工作室找出一幅油画，是母亲在阿里山写生的画作《高山人家》，让我比照着临摹。我心里清楚，自己的抑郁症给两位老人带来无比焦虑，我也想尽快走出抑郁，便顺从地拿起画笔。我用了整整一个下午，临摹出来的《高山人家》只有局部的神似，其余大部分几乎是一团糟。我那比常人多一倍的视锥细胞，大概已经无法聚焦，调出来的颜色不是浅了就是浓了。尤其是画中的一位高山族女孩，她那纤细的腰肢让我联想起沈碧涵，从沈碧涵身上自然而然又會想到秉国。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林阿姨走过来抱住我，我伏在她的肩上，哭着说：“我的视锥细胞被泪水都带走了，我再也不能作画了……”
台北的雨季到了，我的状况依旧没有好转。唯一有所改变的是父亲，他不再翻阅心理学书籍，也不再时刻陪在我身边，而是躲到楼下的工作室里，没白没黑地刻印治印。有时候，林阿姨到来，他也浑然不觉。直到林阿姨下楼告辞时，父亲才知道林阿姨来了。有一回，父亲撑着略显佝偻的身躯出门送林阿姨，我在楼上听到林阿姨嗔怪父亲：“你昏天黑地忙叨什么？我怎么觉得你也快抑郁了？女儿还没有出来，你可别又进去了。” 我听见父亲回道：“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经历过了子绢，便不再有能击倒我的困苦了。”
林阿姨听罢，似乎有些不悦，她用幽怨的口吻岔开话题：“你整日里神神道道乱折腾个啥？”
父亲说：“大乱方得大治，我正在给幼清开药方子。”
一周后的晚上，林阿姨又来了，說是父亲要去博物院开会，给她打了电话。
父亲临出门的时候，上得楼来，告诉我和林阿姨，博物院新馆落成布展需要开个紧急会，估计时间会很晚。
林阿姨面色像往常一般沉稳，她面朝着我，却对父亲说：“你随意，我已经预定了阿健的黄包车，让他晚上十点钟来接我。”
父亲略微踌躇道：“不知道那个时间能否赶得回来，要不……您就留下来过夜，如何？”
林阿姨把头转向父亲，轻启嘴角笑了笑：“留下过夜成何体统，就此辱没了先生忠妻美名，岂不辜负了这番长情？”
父亲讪讪地笑了笑，退出房间后，顺手关上房门。望着闭上的那扇房门，林阿姨的眼神怅然若失，她转而抓起我的手，问我最近作画的状态如何。
我摇摇头，说还是找不到从前的感觉。
林阿姨说：“不要着急，那是你的天赋，既然上帝慷慨地赐予你，就不会轻易收回，上帝只是在考验你的耐心。”
林阿姨到了台湾之后，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陪我的大部分时间里，林阿姨都不停地向我布道，希望上帝能够拯救我。我敷衍着林阿姨，问道：“你喜欢我爸爸吗？”
林阿姨的反应依旧平静，可红晕从她细细的鱼尾纹播散开来，两个脸颊瞬间罩上一层淡淡的绯红。一时间，我惊诧自己的眼睛已能够捕捉到如此细微的变化，难道我的视锥细胞恢复了？
林阿姨轻轻叹口气，说道：“你爸爸的心思全在你妈妈那里，你妈妈去了天堂，你爸爸的心思也就不在人间，这个世界上的爱与恨全与他无干。”
突然响起的门铃声打断了林阿姨的感慨，我和林阿姨下楼来开门，发现是邮政员送来一个牛皮纸信封。因为信封淋了雨水，邮递员叮嘱即刻打开信封，以免浸湿里面的文件。我看了一眼封面，这是一封国际邮件，发件地址居然是法国，收件人则是父亲张恺之。林阿姨遵从邮政员的话，用裁纸刀小心翼翼地划开信封，从中取出一沓资料和图片。林阿姨似乎是为了避嫌，并未翻看资料，而是将其递到我手里。我被资料最上面的一幅照片吸引：照片是彩色的，拍的是一座小型的欧洲巴洛克式城堡。其他资料则是一些施工图纸，还有铅笔画的效果草图，貌似一座地下室的布局。看到资料没有遭受水浸，我便收拾放进父亲的工作室。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一股强台风覆盖了整个台湾岛，台北的白天黑夜都在下雨。这天晚上，父亲正在陪我吃晚餐，突然，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说是故宫博物院的变电箱遭遇雷击，地下十一号恒温室浸水了。父亲赶忙换上出门的衣衫，随即要给林阿姨打电话，却被我制止了。我说下大雨不要惊动林阿姨，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父亲用不无担忧的眼神看着我说：“这么大的台风，随时都有可能断电……”
我说：“没关系，上帝会给我光明。”
四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损失颇为惨重，变电箱遭遇雷击后，地下十一号恒温室的排水系统停电，导致六箱宋明古画被水浸泡。父亲已经连续去博物院开了三天会，研究如何抢修被雨水浸泡的宋明古画。父亲是整个台湾最权威的装裱修缮专家，可他在会上表态，无心亦无力参与这么浩大的修复工程，原因都清楚，因为他有一个得了抑郁症的女儿。林阿姨对我说：“你爸爸不让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但我还是要说，希望你能尽快从抑郁中走出来，不要枉费爸爸的一片苦心。”
林阿姨刚刚把话说完，父亲便顶着一头雨水上得楼来，他用食指捋了捋两道剑眉上的水珠，脸色轻松地说道：“蒋院长亲自定了盘子，要我在家里工作，修复浸水的古画。”
父亲揭裱的第一幅古画，是宋徽宗赵佶的《溪山秋色图》。
开工当日，父亲叫我去他的工作室。他往一盏青铜水盆里注满清水，然后认真地清洗他那双细白且枯干的手。待用白色毛巾擦去双手水渍，而后点燃一枝香，恭恭敬敬地插在一枚宣德年造的冲天耳炉里。父亲惯有的轻松脸庞上，堆砌着凝重，他仪式感极强地做着手里的事，浑似我不在屋里。接着，他从装裱台下的抽屉里取出一副白色手套戴上，然后打开案几上一只封着“台北故宫博物院民国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印的铝合金箱子，从中捧出一卷古画，在装裱台上缓缓展开。父亲立在台前，凝视古画良久，才回头招手示意我过去。父亲的凝重审慎影响到了我，我轻手轻脚地走到装裱台前站定。父亲看着画卷问道：“你知道这幅画吗？”
我点点头：“赵佶的绢本《溪山秋色图》，设色清淡雅致，行笔稳健流畅，画面正中是宋徽宗著名的‘天下一人’的画押和葫芦御印。”
父亲望着我说：“看来这些古迹珍本早已入了吾儿的心。自今日始，我们家昼夜都有八名安保人员守护，我修复一卷，安保人员运走一卷，然后送来待修复的第二卷。我粗略计算，这批传世国宝全部修复完毕，大概四年时间。作为普通人，很难如此大规模地接触传世精品，为父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把所有名家大作细细临摹一遍。”
我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范医生也提示过，说是最好通过一件事情，把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起来，只要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我就会从重度抑郁中走出来。我不忍心辜负父亲的良苦用心，承诺会集中所有精力临摹这些传世之宝。
博物院派了一名摄影师，每天到父亲的工作室拍摄照片，记录揭裱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父亲告诉我，这个建议是陈秉国在开会时提议的，他还特别提议进行到“揭画心”这道工序时，摄影师必须全程跟踪拍摄。
说到此处，父亲冷冷一笑：“陈秉国美其名曰要为博物院保留图像资料，还要记录我精湛的揭裱技艺，其实是监督防止我劈层。”
我问父亲何为劈层？
父亲说：“宣纸至少由三层纸合成，如此一来，一幅古画便有可能被劈成三张，而好的宣纸甚至可以劈出十层。” 我问道：“一幅画变三幅画，色彩和神韵不会受损吗？”
父亲说：“受损是必然的，古画劈层如同把一个人的精、气、神拆分开来。这些画大都是你外祖父倾尽毕生心血收藏的，你母亲的早逝也跟这些画作密切关联，即便是与你外祖父和母亲不相干，我又如何忍心毁了这些传世国宝的精气神呢？”
今天是《溪山秋色图》揭画心的工序，博物院派来的摄影师果然早早来了。他不停地按动相机快门，记录着揭画心的每一道程序。揭画心加上托画心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摄影师在父亲工作室“陪伴”一整天，直到画心挂上挑杆阴干。待摄影师离开后，我问父亲，《溪山秋色图》乃是绢本，绢本无层可劈，为什么还要派人来现场监督拍照？
父亲用毛巾擦拭着他那双干枯白皙的手，说道：“总不能只‘记录’纸本，不记录‘绢本’，那样做过于明显。这个陈秉国绝非善类，凡有防人之心，必有害人之意，这个人不值得吾儿为之牵绊。”
时值台北雨季，《溪山秋色图》湿水上墙后，足足十日才得干涸。上墙后，父亲便让我开始临摹。我置好画架，父亲将一张与《溪山秋色图》画心同样大小的宣纸递给我。我接过宣纸，卡在画架上，开始用淡墨勾勒布局。父亲站在我的身后，一声不吭地看着我作画。待我勾勒第二座远山山峰时，父亲叹一口气，说道：“比例错了。”
我将画笔扔进笔洗中，然后瘫坐进父亲常坐的那把鸡翅木太师椅中，愤愤地说：“我知道，您为了帮我治疗抑郁症，让我集中精力临摹真迹，我已经尽全力配合了，可我现在作不了画……我真的画不了。”
说完，我的眼泪一如既往地流下来，滴落在手背上，将手背上的一点墨迹晕开，泪水很快变成了黑色。
五
父亲走到太师椅前，把我揽在身边，任由我的泪水在他浅黄色的亚麻裤子上弄湿了一片。待我止住哭泣，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进工作室的内室。他摘下墙上一幅母亲画的油画《九份》，墙壁上露出一个保险柜。我进过这间内室，但是第一次知道墙壁里还有一只保险柜。我的脑子里迅速想到“间谍、特务”等字眼。父亲旋转保险柜上的按钮，打开厚重的柜门，将柜子里的五排抽屉依次拉开，抽屉里密密麻麻摆满大小形态各色印章。父亲示意我上前，我很是好奇。我已经许久没有好奇心了，自从与秉国分手之后。我从第一层抽屉里捡起一枚长方形印章，是一枚阳文虫篆，辨认片刻方识得是“道宁斋”三字。我又捡起第二枚印章，上面刻有“六如居士”。我自幼临摹宋明古画，对这两枚印着实熟悉，只是不曾见过真章。乾隆帝在无数画作上盖过“道宁斋”，而“六如居士”则是唐伯虎的印章。我接连翻看着保险柜中的印章，居然全是我熟悉的宋明大画家的印章。我十分不解，父亲为什么要治这些印章，要知道父亲治印的润刀费价格不菲，而且不轻易为人治印。
父亲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印章，似是在对印章说话：“没错，这里总共是三百零八枚印章，涵盖了这次需要修复的古画的所有印章。每一枚印章与真迹上的印章，几乎是毫厘不差，已经我反复修改和确认。”
听完父亲这番话，我不由得一惊：我一向敬重的父亲莫非起了贪盗之心？一时间，鄙夷之心顿起，我将头扭向一侧，不再看那些印章。父亲对我的情绪变化浑然不觉，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看保险柜旁的一个榆木橱柜。父亲拉开橱柜门，柜子里面装满了一个个精美的白色青花瓷瓶，瓶身上贴满标签：朱砂、赭红、胭脂、银朱、藤黄、雄黄、铅丹、铅白、炭黑、石青、佛青……
父亲的言语里不乏激动，他指着柜子里的瓷瓶说：“这些染料没有一样是化学成分，全都是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是我历经十年之久收集起来的。”
我抬起头来，直视父亲，问道：“您要把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国宝偷梁换柱？”
父亲赞许道：“吾儿聪慧。”
我把脸扭向一侧，正好看见一尊孔子的紫檀雕像，不禁忿而说道：“孔子过盗泉，渴而不饮，恶其名也。您为人父，为人师，为人长，却处心积虑行此等鸡鸣狗盗之事，不觉得可耻吗？”
父亲将橱柜门合上，又将保险柜关闭，挂上母亲的遗作《九份》，拍了拍他那双干枯细白的手，这才说道：“吾儿此言差矣，为父非偷非盗，而是拿回你外祖父用一生心血收藏来的画作，多一张不取。”
我说：“外祖父已经将它们捐献给博物院，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取回来，都是出尔反尔。外祖父地下有知，也会无地自容。”
父亲说：“外祖父之所以将其捐献，是想为国宝找一个更好的归宿，确保它们不会毁于战乱，谁承想所托非人。你祖父所捐之丹青墨寶，已近半数被附庸风雅的权贵们中饱私囊，有的甚至已经黑市被转卖到了欧洲。我们如果再不动手，这些国宝恐怕迟早都会落入贼手。”
父亲一番慷慨陈词，让我有些发蒙：“这些宝贝都是以母亲之名捐献的，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狸猫换太子，会不会有辱母亲清誉？”
父亲朗声一笑，指着母亲的油画《九份》说道：“你以为这三百零八枚名家印章，是我一朝一夕刻完的吗？我的计划是跟你母亲一起商定的，在她尚未自杀之前，我便开始治印，并利用我的工作之便，一丝一毫比对校正，其间废掉的章料不计其数。随着权贵们前来‘借阅’的国宝越来越多，你母亲的焦虑情绪也日甚一日，她最终未能等到我的计划实施，便撒手人寰。”
提及母亲之死，父亲和我都沉默下来。过了片刻，我问道：“就算我们能够把这些国宝偷梁换柱，难道父亲就没有当年外祖父之忧吗？”
父亲说：“关于这些国宝的去处，我与你母亲早就计划好了。我们在法国有一位好朋友叫克洛德，克洛德先生承诺将他城堡的酒窖改造成一座恒温恒湿的大保险柜，替我们暂时保管这些画作。”
父亲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前不久收到的那封来自法国的信件，里面的确是一座巴洛克式城堡，还有一些地下室的施工图纸，看来父亲所言不虚。
我将信将疑地问父亲：“您的计划还包括什么？”
父亲拉着我的手，回到工作室的茶几旁，我们俩相对落座。
父亲斟了两杯茶，说道：“这个计划，其实是从发现你具备临摹天赋的时候萌生的，这就是为父让你遍访名师，又主攻宋明画作的本意。待你大学毕业后，你的画技已经极具宋明气质。既然吾儿的临摹水平已经成熟，我便开始寻找机会。恰逢故宫博物院新馆落成，需要重新布展，我便将你祖父所捐字画分散于六只箱子打包，暂存于博物院的第十一号恒温地下室。新馆布展本应于一个月前进行，我找了各种借口予以延误，终于挨到雨季……” 我忍不住打断父亲：“这些宝贝遭雨水浸泡，也是您……”
父亲点点头：“那晚进博物院开会的时候，我在变电箱里做了手脚，造成排水设备停机，第十一号地下恒温室才会浸水。”
闻听至此处，我有些气愤：“难道您……真的忍心让这些宝贝遭此劫难？”
父亲微微一笑，举起自己那双干枯细白的手，隔着灯光照了照，自信满满地说道：“这些宝贝遇到我这双手，一次浸水权当是为它们做了一次清理，换了一件新衣。揭裱之后，它们会更加饱满灿烂。”
可是，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实在太过离奇了。况且，我已经失去了临摹的天赋，如何能够保证不露破绽呢？
父亲端起茶杯来，示意我喝茶。
我机械地端起茶杯，不无忧虑地说：“我恐怕做不到……”
父亲饮尽杯中茶，打断我的话：“必须毫厘不差，若是出了纰漏，不仅仅是我十几年的心血白白浪费，你的外祖父和母亲在天堂也难以安宁。”
我说：“就算我的临摹天赋能够回来，做到毫厘不差，就算您的染料不是化学合成，可那些绢、那些宣纸，是骗不了人的。”
父亲给自己斟上茶，悠悠地说道：“国宝当年从北平南下之时，其中有两箱明朝万历年间的苏州绢和蜀山宣，我也学着权贵们‘借阅’了一些，足够临摹我们需要的画作。如此一来，只要吾儿的画技不出意外，就算是火眼金睛，也难觅真假玄宗。”
六
台北七月，烈阳如火。从太平洋上袭来的台风，与亚热带的闷热交替肆虐，活像要把整座台湾岛从欧亚板块的大陆架撕扯进太平洋。
父亲已将《溪山秋色图》上墙十几日，画心完全干透，原作的本色和神韵都已显现出来，这是临摹的最佳时间。我尝试着遵循父亲的忠告，收拾起全部私心杂念，不再去想陈秉国。可树欲静而风不止，椰树在狂风中的悲唱，雨滴斜打在玻璃上的哀鸣，都会把我的思绪从工作室里拽回记忆中。我很清楚，在台风中撕扯的不仅仅是椰树和雨滴，还有我脱缰的情绪。
每当我停下画笔愣神的时候，父亲总会及时地介入，要么递来一杯咖啡，要么递来一杯热茶。今天，父亲递过来的是一瓶可口可乐，我很是诧异。父亲没有像以往那般说教，而是说起了自己：“在金石书画堆里摸索半生，吾儿可知为父最怕什么？”
我摇摇头。
父亲说：“我不怕死，但是怕中风，或是老年痴呆，一旦不能自主，人就会活得没有尊严，这才是最让为父害怕的。”
父亲总是寓己于教，我也深知此番话的言外之意——面对一个移情别恋的男人，我失去了对自我情绪的把控，不仅是活得没有尊严，且爱得没有尊严。正如父亲所言，大义当前容不得个人的自怨自艾，舍弃小我方能成就大我。眼前的大义，便是这批岌岌可危的传世国宝的命运。这些中国绘画史上堪称里程碑的名家大作，是父亲运筹近二十年的必得之物，是外祖父穷尽毕生的心与血，也是母亲以名以情以命相搏的信念。
一直到我临摹第五幅《溪山秋色图》的时候，父亲才算点头认可，同意我着色渲染。我已经渐渐找回属于我的天赋，画作的布局和颜色在我的眼睛里一帧一帧放大，任何一丝细微的笔触和颜色都成了我眼中的浓墨重彩。在我为《溪山秋色图》做第四遍渲染时，站在我身后的父亲说道：“吾儿成矣！”
翌日，便是我和父亲约定的正式临摹之日。早晨，父亲让我洗漱洁净再进工作室。他说，仪式化使人有神圣感，我们行的是君子之道，而非小人的鸡鸣狗盗。
待我洗漱完毕，换上一身亚麻罩衣，走进工作室的时候，看见父亲正在宣德炉前焚香。清香余绕间，父亲轻启一方檀木匣盒，从中取出一方与《溪山秋色图》大小相近的绢帛递给我。我接过绢帛，卡在画架上，却被父亲拦住。父亲把绢帛从我的手中抽走，走到装裱墙边，将绢帛罩在《溪山秋色图》的画心上，对我说：“这回是摹，而不是临。”
我说：“我从小都是临写，而且我现在的状态正在回升……”
父亲没有说话，他把绢帛放下，拿起我昨天着色的第五幅临摹画作，罩在《溪山秋色图》上，手指着画作中间部分，说道：“你走过来看仔细，隐现于云雾中的这座远山，比原作偏左了至少有三毫米。”
我反驳道：“赝品面世时，真迹远遁法国，只要真迹不出，谁人又能记得这三毫米？”
父亲面色一凛：“每一件出博物院的文物都必须拍照存档，這是当年蒋院长和我亲自制定的制度。万一有细心人追究起来，这三毫米足以让你我前功尽弃。我们父女身败名裂不足惜，让这些传世宝贝落入贼手，你我才是百死莫赎。”
父亲接着道：“临摹，临摹，临为心生，摹为本生，摹本不仅比例不差，而且题跋无虞。”
在下一个雨季冲刷台北时，我已经完成了九幅画作的临摹。
用父亲的话说，我已经将临与摹结合得天衣无缝。纯粹勾摹可得形似，但是画作拘谨沉闷;一味地临写，虽有灵动之气，却无法确保比例尺度。因此，每一幅画作，我只在真迹之上进行重要布局的勾摹，而后再做临写。此举，不仅能让比例准确无误，还能确保赝品不失原作的神韵和风采。题跋全部采用摹书勾填之法，父亲先在硬纸上熨涂黄蜡，至其透明后，罩蒙在真迹题字处，以淡墨做细线，依照笔法勾出轮廓。随后取下“硬黄”，罩在赝作的题字处，以浓淡干湿墨填空成字。父亲称之为“双勾廓填”法。勾填出来的字难免呆板，好在父亲的书法造诣了得，十几年来都在临写画作中的题跋，几个字略作修笔，神韵便跃然纸上。父亲在勾填完一处宋徽宗的瘦金体后，长舒一口气道：“对于画作，人们的注意力都在画上，只要画和章不出纰漏，很难有人细究题字。”
临摹纸本相对麻烦一点，若是临摹绢本则容易得多，因为绢帛远比“硬黄”透明度高，可以直接罩在真迹上勾填。采用“双勾廓填”技法，任一幅画作有多少人题跋留字，都难不倒我们父女。
林阿姨保持着每周一次来看望我们的频率，她和父亲，父亲和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二十几年来不曾有过改变。父亲和我深居简出，在工作室日夜不停地劳作，幸亏林阿姨时常带来外面的新闻，例如一个叫林怀民的年轻人创研出一套现代舞，演出遍及台湾各地，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还有一个叫邓丽君的女孩，凭着《海韵》和《千言万语》两首歌，已经唱红东南亚…… 林阿姨这一次带来的消息，是她的私生子林小格在美国读完医学博士，于上周末荣归台湾，目前受聘于台大医院神经内科。说起儿子林小格，林阿姨脸上就会洋溢出满满的骄傲，说他的博导是如何器重小格，希望他能够留在美国的大学任教，可是小格如何放心不下母亲，务必要回台陪伴母亲的晚年……林阿姨还自作主张，说这个周末要在圆山大饭店金龙厅给小格接风洗尘，并邀请我和父亲参加。
还不等我表态，父亲便应承下来，说是该让我放松一下，也借机亲近一下留美归来的小格哥哥。我小时候见过小格几次，他比我大八岁，个子很高，眼睛很大，鼻梁很挺，头发卷曲着，是那种能让小女生尖叫的学长。
周末，在圆山大饭店再次见到小格的时候，才发现他越发挺拔俊朗，整整比我高出一个半头。小格见到我也不生分，主动迎上前来拥抱我，还夸我越长越漂亮了。欢迎宴会的气氛很融洽，林阿姨高朋甚多，有些人还身居高位。
我不关心大人们心照不宣的笑话，只注意到父亲跟小格谈兴甚浓，时不时地耳语交谈，颇显忘年交之融洽。
七
倏忽之间，三载已过。
待揭裱古画只剩下文徴明的《花卉册》和仇英的《仕女图》，只等临摹完成这两幅作品，我们父女便可大功告成。每一幅画作揭裱完成后，便由安保人员运送回故宫博物院，然后送来下一幅画作。也有几次例外，例如几幅小幅画作，为了节省时间，便一起送过来。这样便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工序里面，一起揭裱几幅画作。可我和父亲做的不仅仅是揭裱，还要在与以往同等的时间里，临摹出一幅幅与真迹毫无二致的作品。为了不露出破绽，我和父亲只好日夜赶工，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准时把“揭裱”好的赝品送进博物院。每一幅作品的真迹和赝品，父亲都会把它们装裱得一模一样，锦、绫、绞、绢、天、地、轴、杆，均采用同质、同色、同款的装裱。每一幅大作完成，父亲都会将两幅画挂在墙上，然后和我肩并肩地站在一处欣赏。两幅经我们父女之手而过的画作，不要说外人，就算我们自己都难辨哪幅是真迹，哪幅是赝品。
有一回，我問父亲，会不会把真假弄混了？
父亲说：“放心吧，把这两幅画调转一千回，我也能辨出真伪。”
我问父亲，是如何做到的？
父亲微微一笑：“把这些传世大作临摹完，你的绘画技艺必将自成一家。以后记住了，一定要在属于你的作品里镶嵌进去自己的密码，就算有人能够临摹到你的水平，但却无法破解你的密码。”
我问道：“您的密码是什么？”
父亲神秘地摇摇头：“等我不再期待这个世界之时，再告知吾儿。”
我和父亲，静静地站在真伪两幅画作前，观赏约莫一炷香的时间，父亲会轻轻地抱握我的肩头一下，说道：“收了吧。”
三年以来，我和父亲歇息的时间屈指可数，甚至有两个除夕的晚上都在赶工序。我似乎已经迷恋上了这样的临与摹，它把我的身体和精神拢在一起，让我全力以赴。每一幅作品都是不同的内容，我尽可以跟随作者走进山川沟壑，走近仕女雅士，贴近市井田间，观察花鸟鱼虫。薄如蝉翼的纸绫绢帛，寿延千年，所承载的画作会更长久地影响着人类。人生不过百年，竟抵不过一片薄薄的纸……每每生出这些感慨，便为先前几年的失态而羞愧。如今，不过三年光阴，陈秉国与沈碧涵就像轻雾浮云，再也无法影响我的情绪。
三年居家工作，蒋院长数度探望我和父亲，有一回还带了陈秉国和沈碧涵一起来。此前几次探望，博物院会有人提前电话告知，我便会回避上楼，因为博物院大多数人都知道我得了抑郁症。这一回不知何故，蒋院长带着陈秉国和沈碧涵突然造访，我临摹的画架都没有来得及收起，便被众人撞了个正着。
进门后，蒋院长憨笑着解释道：“恺之兄切莫见怪，是小陈出的主意，说是要给张副院长一个惊喜。没想到还见到了幼清侄儿，真乃意外惊喜呀。”
父亲倒也镇定，不等我开口，便对蒋院长解释道：“幼清心情好的时候，便会下楼临摹这些名家大作。”
蒋院长凑上前来观看我临写的半成品，嘴里不停地啧啧称赞，直夸我是个有悟性的天才。同时，蒋院长也希望我能早日康复，前去博物院履职。
蒋院长是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君子，他不会知晓我和陈秉国之间的事情，所以才会带陈、沈二人前来。初见陈秉国，我心里咯噔一下，还是有些不舒服。他和沈碧涵像是演练过，用十二分的热情与我寒暄，我只是冷冷地点点头，接着继续给仇英的《仕女图》渲染着色。待父亲与蒋院长落座后，陈秉国凑到我的画架前，仔细地比对着墙上的真迹看我的临写，用很夸张的声音赞叹道：“像！太像了！简直是丝毫不差。”
父亲为蒋院长斟茶，并介绍道：“自小女状况好转以后，凡是她临摹较好的画作，全色这道工序便让她来做。恺之年事已高，调色难免失准，幼清在识色调色方面，已经胜出我一筹。”
全色是揭裱中最关键的一道工序，需要识别原作中的原色，再调出同样的色彩为古画润色。从《溪山秋色图》开始，所有画作的全色都是由我来完成的。
蒋院长闻听，很是欣慰，举茶杯赞道：“恺之父女乃国画之福缘呀。”
蒋院长话音刚落，陈秉国伸出手，在我临摹的绢帛上轻轻触摸着，继而问道：“幼清真奢侈，随意临摹之作，竟也用此等上好的绢帛。”
陈秉国顿了顿，用蒋院长也能听见的音量说道：“同样的绢帛，还有丝毫不差的临摹，再加上幼清天才一般的识色调色，这样的临摹作品拿出来，绝对是真伪难辨呀。”
陈秉国的一番话惊出我一身冷汗。已经从我心里走出去的陈秉国，这一刻像是一只挥赶不去的苍蝇，让我厌恶至极。我举起画笔，狠狠地抽在陈秉国的手上：“拿开你的脏手。”
陈秉国讪讪地缩回手，冲着一旁的沈碧涵吐了吐舌头。沈碧涵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把头扭向正在聊天的父亲和蒋院长。蒋院长提议，待这批浸水的名家大作重新装裱完成，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新落成的丹青展厅里搞一个展览，一为新址落成，二为展示我们父女的圣手回春。 蒋院长问我父亲：“把展览日期定在新年元旦如何？”
父亲说：“只剩下仇英的《仕女图》和文徴明的《花卉册》，赶一赶工序，应该不会耽误元旦的展览。”
元旦距今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剩下的两幅画作虽说难度较大，但我和父亲都自信可以如期交画。
八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几时入睡，也不知道他几时起床。每天早晨，我下楼之后，餐桌上都会摆放着煎蛋、面包和牛奶。今天下得楼来，看到餐桌上没有早餐，我顿生诧异。我推开工作室的门，还是没看见父亲的身影。我急忙再打开工作室的内门，发现父亲卧倒在保险柜前面，保险柜柜门开着，几枚印章散落在地上。我一时间惊慌失措，跪在地上推搡着父亲，他却没有丝毫反应，唯有嘴角流出一缕浑浊的口水。我急忙奔出内室，到门口呼叫安保人员。
父亲在台大医院的搶救室醒过来，看见我和林阿姨，眼角竟有些湿润。小格把我和林阿姨叫出来，说父亲身体暂无大碍，是疲劳过度所致，但是已经显现中风前兆。小格还叮嘱说：“日后，伯父的身边恐怕离不开人了。昏迷这样的状况还可能随时发生，万一贻误抢救时间，后果不堪设想。”
林阿姨看了我一眼，一副嗫嚅的样子，最后对我说：“幼清要辛苦了，以后睡觉也要警醒一些。如果觉得辛苦，就告诉阿姨，阿姨替你照应些时日。”
父亲在台大医院治疗休息了十天，便急匆匆出院了，因为还有两幅画作在等待临摹揭裱。回家的当天夜里，父亲又进了工作室，开始收拾保险柜里的印章。此时，我才发现，此前刻好的印章已经被打磨平，又变回了章料，只剩下《仕女图》和《花卉册》的用章。奇怪的是，一枚仇英的“十州仙史”方印不见踪影，任我和父亲找遍内室的犄角旮旯。父亲有些沮丧，鱼尾纹密布的眼角散射出疲惫之态，让我也心有戚戚。我劝慰父亲先行休息，等明天再找。
半夜里，我似乎听见楼下有响动，急忙下楼来查看，发现父亲正在内室捉刀治印。
我问父亲，是不是在治“十州仙史”印？
父亲没有抬头，他吹去印章上的石粉，升腾起的石粉末糊住他的花镜，这才摘下眼镜擦拭。
我嗔怪父亲不该继续劳心劳力，让他赶紧去休息。
父亲说：“为父天赋不如你，治一枚印，报废率极高，所以得抓紧时间。”
我不再听父亲解释，抢过他手中的刻刀和章料，硬生生将他送回卧室睡觉。
翌日，待我下楼时，第一眼便看见餐桌上的早餐，心中踏实许多。吃罢早餐，我走进工作室的时候，看到父亲拿着放大镜正在看一枚印章。我很是吃惊，问道：“一大早，您就把‘十州仙史’印刻完了？”
父亲放下放大镜，对着我摇摇头，答非所问道：“昨天，榆木柜子下面，你找了吗？”
我说：“找了，柜子下面什么都没有。”
父亲说：“我也在柜子下面找了两遍，可奇怪的是，今天早晨我再寻的时候，发现这枚印章就在柜子下面。”
我说：“兴许是昨天晚上光线不好，找到就好，找东西有时候就这样。”
父亲摇摇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事有凑巧，临摹最后一幅仇英的《仕女图》时，画面左下角有一位仕女的丫鬟，丫鬟裙摆下面露出一只红色鞋子，红鞋既非朱砂红，也不是胭脂红，而是暗红，而调暗红色的花青恰巧用完了。我正踌躇，突然想起父亲“应该在自己的作品里植入密码”之说，顿时起了童心，便用石青调朱砂，点上一粒暗红色。暗红色鞋子仅有米粒大小，外人绝无可能分辨出究竟是花青暗红，还是石青暗红。我想，这大概就是属于我植入作品的密码。父亲的作品是印章，他的密码肯定在印章里，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接下来，我和父亲继续开足马力工作，终于在元旦前夕顺利完工。八名安保人员带着最后一幅赝品《花卉册》离开后，父亲立在门口，望着远去的车辆，神情一如往常般平静。父亲关上房门，示意我一起进工作室，随后将工作室的房门也关上。
父亲转过身来，说道：“今天晚上，咱们先搞一个真迹展，以告慰你外祖父和母亲的亡灵。”
我们用了一个钟头的时间，将保险柜里的古画真迹取出来，一一悬挂在内室的四面墙上，顿觉蓬荜生辉。望着三年半以来揭裱的三十三幅传世大作，我的心里没有丝毫偷窃的不安，相反竟是满满的陶醉和自豪。
父亲于宣德炉中燃起一支香，嘴中念念有词：“尊敬的岳父大人并吾妻子绢，民国二十五年，岳父以子绢之名向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捐献五十七件宋明古画，三十二年以来，国宝不曾毁于外敌，亦未毁于内战，辗转万里，幸存台岛。然国运不昌，奸佞弄权，不仅秽乱朝纲，连博物院都未能幸免。当初，岳父大人所捐传世佳作，已有二十四件或借或窃，不知所踪。今日，小婿恺之与外孙幼清合力，将剩余三十三件国宝取回，将另图栖身之地，以告慰岳父大人与吾妻之亡灵……”
九
元旦前一天，台北故宫博物院布展完毕。临近傍晚时分，父亲带我进了博物院，偕同蒋院长一起视察预展。此刻，博物院里只剩下工作人员。进入丹青厅时，我看到陈秉国正站在一只方凳上，对着仇英的《仕女图》凝神拍照。我当时心头一紧：莫非他看出我植入密码的端倪了？
直到工作人员跟父亲打招呼的时候，陈秉国这才急匆匆跳下方凳，头也不回地出了丹青厅另一头。蒋院长一行人，一边观看揭裱过的宋明古画，一边不住嘴地盛赞父亲和我。此刻，我想我脸上的神情肯定极不自然。待走到仇英的《仕女图》前，父亲大概是觉得仕女图挂得不够正，便上前轻轻拽了一下画幅的左侧。突然，哗啦一声，《仕女图》从墙上掉下来。工作人员赶忙上前，小心翼翼地捧起画幅，才发现是天杆上的绳带断了。
父亲检查绳带断裂处，说道：“糟糕，这批颜色和材质的绳带都在我家里，这可如何是好？”
蒋院长说：“还得劳烦恺之兄动手修复，明天是展览的正日子，让安保人员带上画作，送到恺之兄府上吧。”
父亲摆手道：“小事一桩，今天安保人员都要值夜班，干脆派两名工作人员随我回家，十分钟便可更换绳带。” 民国六十二年元旦，台北故宫博物院扩建新馆落成，大批从未在台湾岛面世的珍品展出，整座台北市几乎万人空巷，人们全都涌进博物院，等待进院的队伍排出足有两公里。
在丹青厅里，博物院为父亲和我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表彰仪式。蒋院长亲自致贺词，并邀请我父亲上台讲话。父亲略微谦让几句，便走向有麦克风的发言台。刚刚说完开场白，突然间，人群中涌起一阵小小的骚动，陈秉国举着一沓杂志大小的照片，快步走上主席台。他径直走向发言台后面的专家席，将手中的照片一一分发给众人。
趁着众人低头看照片时，陈秉国强行夺走主持人手中的麦克风，说道：“诸位，今天我要当着博物院领导和专家的面，剥掉一个盗窃国家文物的大盗的画皮！”
闻听此言，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紧握的手心里全是湿津津的冷汗，意识里只有一个声音：完了！
因為不敢看父亲的脸，我只能紧盯着陈秉国。我的生命，怎么会与这个畜生交织在一起？恍惚间，我听到陈秉国说：“诸位也许没有想到，今天这座丹青厅里的宋明画作，全部都是赝品，而制作这些赝品的人，就是眼前这位受人尊重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张恺之先生。”
陈秉国话音刚落，一阵阵喧嚣声便在丹青厅弥漫开来。
果然不出所料，我一时的童心居然铸下大错，让父亲栽了跟头……
突然，我听到父亲的声音传来：“年轻人说话要谨慎，免得给自己难堪。”
陈秉国冷笑着说道：“诸位领导和专家手里有三张照片。编号一是博物院摄影师拍摄的《仕女图》局部。这是《仕女图》送达张恺之家之前拍摄的，其中包括这枚绘画作者的‘十州仙史’破边印。编号二是张恺之先生为赝品治的‘十州仙史’印。不得不佩服张先生的治印水平，简直是毫厘不差。第三张照片是赝品上的‘十州仙史’印，也是被我做过手脚的印，右上角破边的尖角，被我改成了钝角。”
陈秉国边说便走到《仕女图》前面：“现在就请诸位移步，过来看看这幅带有‘十州仙史’钝角印章的赝品。”
众人纷纷起身，走近仇英的《仕女图》。一旁的沈碧涵拿着六七只放大镜，为专家一一递上。此刻，整座丹青厅哗然，唯一立在原地没有行动的，就是台下的我和台上的父亲。我忍不住看了父亲一眼，他站在台上，就像是沙漠里一棵干枯的胡杨，所有见过它的人，只需一眼便知道它最终的命运。三年半，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操劳，使得父亲已经两鬓斑白。遥望着父亲的白发，我禁不住鼻子发酸，泪水止不住滚落下来。父亲的脸色一如往常一样平静，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平静还能保持多久……
突然，围在《仕女图》前的人们发出一阵轻微的喧嚣，紧接着，听到一位专家说道：“没错呀，这幅《仕女图》上的‘十州仙史’印的破边是尖角，跟摄影师拍摄的印章局部照片完全一致。”
围观者们旋即发出一阵嘘声。
陈秉国急吼吼地嚷道：“不可能，印章是我亲自操刀改的。”
陈秉国从沈碧涵手里拿过最后一只放大镜，扒拉开身前的人，对着仇英的《仕女图》仔仔细细地观察，看着看着，便有一颗汗珠滚过他的脸颊。他直起身来，扔掉手里的放大镜，对着周边的人狂喊道：“绝无可能，绝无可能！我查阅资料了，这批揭裱的画作，全都是张恺之的岳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他这是处心积虑想把这批东西拿回去。”
其中一位专家举着编号二的照片，问陈秉国：“你又是从何处得到这枚印章的呢？”
陈秉国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张……副院长中风晕倒那天，安保人员发现地上有几枚印章，顺手带回一枚让我看，正是《仕女图》里的‘十州仙史’印，我便将破边的尖角改成钝角，并交给安保人员放回张副院长的工作室。”
蒋院长鄙夷地看了一眼陈秉国，说道：“早有风闻，你为另攀高枝抛弃幼清，看来此事不虚。关于你的升迁，张副院长两次拒绝签字，是基于你的能力和人品，你便怀恨构陷，实在讨厌。从明日起，你不要再踏进博物院半步。”
蒋院长说罢，转身对父亲说道：“恺之兄，你能否解释一下那枚‘十州仙史’印？”
父亲依旧平静，朗声说道：“在座的仁兄，大概都有恺之的拙作，诸位不妨回去仔细观察一下恺之的治印。我所治之印的左下直角处，都有一条头发丝粗细的阴刻，占印边的三分之一长度，我称其为个人作品植入之密码。这枚‘十州仙史’此刻就在我家中的工作室里，一会儿便可派人去取。小女幼清自幼便有临摹天赋，但是，不幸患上抑郁症，与其母当年所得病症一致。为了缓解爱女病情，我便让女儿与我一同临摹这些名家的传世大作，以……”
父亲的声音戛然而止，一头栽倒在地上。
我想惊呼，可是发不出声音来，只看见父亲的一条腿不停地抽搐。
十
台北又一个雨季到来时，我推着轮椅上的父亲，登上飞往巴黎的客机。
林阿姨和小格送我和父亲到桃园机场，随行的还有我们父女通力合作的三十三幅宋明古画的赝品。此行是应法国一个慈善组织“父亲联盟”的邀约，前去巴黎举办“用绘画见证一场伟大父爱”主题的展览。
前来桃园机场送行的，还有一位外交部的行政副部长。副部长一脸阴郁地对我说：“我们接到陈秉国的取证，证明令尊亲自调配这些画作，置放于博物院第十一号恒温地下室，而这些画作凑巧都是你外祖父捐献的。于公于理，我们都不想让这批画作出境，可此事已经全球周知，甚至连宋夫人都支持你去巴黎参加画展，所以，我们也只能放行。”
副部长顿了顿，又说道：“我们希望你早去早回，而且要把这批画作尽数带回台湾。”
我冷冷地回道：“这是我和父亲临摹的赝品，我们有权对它们做任何处置。”
副部长摇摇头，苦笑一声，钻进了林肯轿车。
去法国参加“用绘画见证一场伟大父爱”画展的起因，还得从我的父亲说起。
父亲在博物院丹青厅晕倒后，迅速被送往台大医院抢救。这一次，父亲没有那么幸运，再次晕倒让他对整个世界失去了感知。翌日，小格对前来医院采访的媒体传达了最新诊断：父亲受到强烈刺激后造成脑溢血，其行动、语言、思维和意识受到彻底阻碍…… 第二天早晨，林阿姨陪我回家收拾陪床用品时，我看到父亲书桌上置放着那枚“十州仙史”的破边印。果然，破边的角是一个钝角。我冲进工作室内室，从墙上摘下母亲的油画遗作《九份》。打开保险柜时才发现，保险柜根本没有设置密码。我从保险柜里找出仇英的《仕女图》，图上“十州仙史”印的破边的确是钝角，左下直角处有一条头发粗细的阴刻，占印边的三分之一。而且，仕女丫鬟露出裙摆的绣花鞋，也是我亲自调的石青暗红。联想起父亲那天在丹青厅说的话，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一些缘由，一股泪水涌出眼窝。我旋即仰起头，生怕泪水打湿了《仕女图》赝品。是啊，它是赝品，可它在我的心里比真迹还要贵重，因为这是父亲给予我的最厚重的爱。我接着打开其余的宋明画作，真迹的全色和赝品的临摹，所有色彩都是我调的，仅从色彩和比例上，我无从识别真伪。好在父亲道出了他植入作品的密码，每一枚印章的左下直角处，都有一条头发粗细的阴刻，占印边的三分之一……果然，保险柜中的三十三幅宋明古画，所有印章的左下直角处，都有一条头发粗细的阴刻，占印边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保险柜中的画作才是赝品。如此说来，父亲虚虚实实编织了一个弥天大谎，甚至不惜搬出已故的外祖父和母亲来，只为了让我在三年半的时间里集中精力临摹古画，来医治我的抑郁症。
为了证明父亲的清白，我赶紧收拾好仇英的《仕女图》赝品，还有那枚被陈秉国改动过的“十州仙史”的破边印章，送至台北故宫博物院。我走进蒋院长办公室，正好赶上他跟几位专家在开会。蒋院长从我手里接过两件物品，看也不看地递给其他专家。蒋院长拉着我的手，忙询问我父亲的病情，我把我知道的最坏结果告诉他，蒋院长摇着头感叹道：“可惜，可惜，天妒英才！”
蒋院长稳住神态，转身问几位专家：“你们还怀疑恺之吗？”
其中一位专家有些讪讪：“一目了然，这幅画的确是赝品。”
先是林阿姨的朋友们周知此事，接下来，台岛的媒体开始报道。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了张恺之，知道了台湾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于是，在全球媒体舆论的合力下，终于促成了我和父亲的欧洲之行。
法国的“父亲联盟”把我们的画展安排在巴黎郊区，一座世纪初建造的巴洛克式风格的城堡里。初见这座城堡时，我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直到晚间临睡时，我才想起三年前收到的法国信件，里面其中一幅照片就是这座城堡的样子。
有了媒体助力，前来城堡看画展的人络绎不绝，很多人都要求与我和父亲合影。可怜的父亲一语成谶——三年前，父亲说自己不怕死，但是怕中风，因为一旦不能自主，人就会活得没有尊严……
午后，工作人员将我父亲推走，说是要送回酒店休息。我继续留在展会上，与前来看画展的人握手、合影，一直忙碌到闭馆。
工作人员陆陆续续离开后，一位留着花白胡须的老者朝我走过来，伸出手自我介绍道：“亲爱的幼清女士，我是克洛德，也是这座城堡的主人，请允许我尽地主之谊，陪你共进晚餐好吗？”
城堡的餐厅很是宽敞，墙上特意挂上了我临摹的《溪山秋色图》。一张阔大的餐桌，只有我和克洛德先生就坐，却摆着三份餐具。正在我们举杯时，突然，餐厅的大门推开，我父亲昂首阔步走了进来。
我顾不上捡起掉在地上的餐具，吃惊地望着父亲：“您……您怎么站起来了？”
父亲微笑着说：“因为我不想就此坐在轮椅上。”
突如其来的一切，让我一时间梳理不清楚：“我们带一批赝品来法国展览，父亲何至于费如此大的周折呢？”
父親笑道：“吾儿错矣，我们带来的只有仇英的《仕女图》一件赝品。”
我说：“我察验了您植入的密码，每幅画作的印章都有那根头发丝粗细的阴刻纹。”
父亲笑了笑，没有说话，他端起餐桌上的一柄烛台，径直走到《溪山秋色图》前，并伸手示意我和克洛德先生也过去。父亲举起蜡烛，烛光照亮下的《溪山秋色图》，竟然显现出一份凝重的古意，若不是知情人，真的会以为这是一幅宋徽宗的真迹。
父亲伸出他干枯细白的手，用小拇指的指甲在“宣和”印章的左下直角处挑了两下，一根细小的黑丝粘在父亲雪白的指甲上。他举着小拇指，贴近烛火，“吱”的一声细微的声响，指甲盖上细小的黑丝化为灰烬。父亲用嘴吹了一下小拇指，灰烬消失了。
父亲微笑着说：“是真的头发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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