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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关怀和强烈的意识形态，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新的资源，是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将中国现代文学固有的审美表达方式、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会激发和树立学生自觉的政治热情、理想信念，克服常规思想政治教育枯燥生硬的弊端，提高思政教育效果。在将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政治融通的教学过程中，应坚持艺术第一性、政治第二性的原则，以免将现代文学史沦为革命史的分支，将文学欣赏课变为政治宣讲课。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 思想政治 融通教学
在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政治两者之间关系这一问题上，一直有两种观点：一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看作是政治的附庸，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是图解时代政治、革命政策的传声筒和直面敌人的“匕首”“投枪”，从而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当成进行政治思想宣传的手册；二是将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完全割裂开来，认为文学作品是藏之名山、束之高阁的“阳春白雪”，文学应该和政治绝缘，离政治越远，作品就越优秀。
当前高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持第二种观点的较多，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老师往往只关心文学艺术的内在因素，只重视作家作品的创作倾向、美学特征，以及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放弃或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性和强烈的宣传教育鼓舞性，对这类作品在当时和后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革命推动力鲜少提及。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简单生硬、课程开设单调老套、老师厌教学生厌学等现象长期存在，许多宣讲材料从理论出发到理论结束，呈现出一种理论空转的状况，或者故事“高大上”到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步，不接地气，没有烟火气，与学生隔膜过深，难以起到激励学生爱国热情、振奋学生奋斗精神的作用。通过最近几年的教学实践，笔者体验到将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政治思想教育相融合，既能够扩展德育工作领地，拓宽德育工作渠道，克服德育工作的上述弊端，也能够深掘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内涵，赋予现代文学新的时代精神，厘清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从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看，将中国现代文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中国现代文学肇始于20世纪初，这一时期正是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国家独立、民族救亡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社会主潮，这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走向，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性质。这可以从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三个人的言论中窥见一斑。首先，是梁启超对小说功能的认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三界革命”中最为重视小说界革命的关键原因，一在于小说广泛的读者群，借小说的影响力可以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即“新民”），二在于小说独有的文学感染力，借小说改良政治（“群治”即政治）的效果明显。其次，是鲁迅对文学阶级性的强调，他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鲁迅此论是在与梁实秋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论战中提出的，尽管当时争论的双方难免有意气用事的意味，但鲁迅还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指出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使命，不仅为当时的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深刻影响了随后的“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时期文学”。最后，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最高的总结：“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至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功能和性质被以国家文献的方式确定了下来。
梁启超、鲁迅和毛泽东的上述观点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在前“五四”文学时期、革命文学时期和解放区文学时期，也即中国现代文学的初始阶段、发展阶段和最后阶段极具代表性的认识和概括。中国现代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现代革命、国家独立、民族救亡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始终与时俱进地反映和配合了中国现代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和历史使命，是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国一体”“修齐治平”“文以载道”在特殊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很多作品，或倡导民主、文明、自由、平等，或呼吁国家富强和谐、社会公正法治，或歌颂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友善，许多现代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夏衍、萧军、丁玲、冯雪峰等亲自参加了中国革命，有些作家如郁达夫、“左联五烈士”等甚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沉淀，中国现代文学以其强烈的时代性、民族性和悲壮崇高的革命美学精神以及寓鲜明的倾向性于尽可能完满的艺术形式中的表现力，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新的文化传统，是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文化源头之一，是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效载体。
二、從当前德育状况看，将中国现代文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
德育包括知、情、意、行四个层面。知，即对道德的认知、理解，明白道德与非道德的界限，这是德育的初始层面；情，即从情感上认同道德的内涵，这是通往道德之路的基本前提；意，指坚持道德规范的意愿和意志力，这是通往道德之路的根本方法；行，指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加以实行，这是德育的最终目的。当前高校的德育工作大都注重对道德的认知和理解，强调告诉学生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非道德的，重在道德理想的外在灌输，而不是让学生从情感上对道德进行自觉认同、自我建构，也就是说只停留在道德的第一个层面。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如果我们不能从情感的角度打动学生，我们的德育工作就很难做好。早在20世纪初，著名教育专家肖川就曾指出：当时的德育工作目标虚空、低俗，对道德价值的认识狭隘、功利，缺乏对学生个体独特性、丰富性应有的尊重；在教育方法上，普遍采取填鸭式的灌输法，将学生视为道德规范的被动接受者，割裂了接受、内化、实行之间的连续性；忽视学生的个体人格尊严和现实道德需要，对生命意义的丰富性、个体价值的多样性鲜少涉及。十多年过去了，上述情况并没有根本改观，德育工作的“鸡肋”现象仍然存在，边缘化的尴尬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而中国现代文学以文学作品固有的审美理解方式、艺术表现手法和打动心灵、触动灵魂的文学感染力，书写国家独立、民族救亡和中国革命等宏大题材，揭示了在风雷激荡的革命大潮中个体自由与集体精神、诗意生存与铁血现实、张扬的生命与无谓的牺牲等等令人困惑而又必须做出回答的时代主题，这是它与传统思想政治教材最大的区别，也是它最大的优势。“文学能传播一种特殊的信息，即能揭示人的心理和灵魂深处极为复杂的心理过程，极为隐秘的心理机制，呈现人类心灵的辩证法。”因此，将中国现代文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学生从审美的角度，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深入分析研究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在情感上认同中国现代文学所反映的价值观念、时代主题，引发他们对作品所反映的時代以及当今时代的政治热情和理想信念的思考，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德育工作单向灌输的被动局面，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将中国现代文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将中国现代文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把握好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坚持艺术第一性、政治第二性的原则，维护文学的本体地位。政治强化了文学的上层建筑功能，但也有泛意识形态化的负面影响。超越艺术边界的政治干预，有时也遏制了文学的生产力。作为一种世纪性的特异现象，值得我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科学的研究。在处理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中国现代文学在创作和批评领域都曾有过深刻的教训，“五四”时期对古典文学的过激批判、20世纪20年代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对第三种人的批判、30年代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两个口号”的论争等等，其中关键原因在于忽略了文学的本体地位，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庸加以解读和宣传。将中国现代文学纳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后，更应吸取前车之鉴，维护文学的自主性，不能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艺术与政治的双重属性而模糊其本来身份，应在坚持发挥文学的审美愉悦功能的前提下，兼及文学的宣传功能和教育功能，否则文学作品将与其他思想教育材料毫无二致，削弱甚至消解自身的独特优势，严重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品格。
其次，在将中国现代文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避免将文学欣赏课变为政治宣讲课。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与时代政治有密切关系，但不是所有作家的所有作品都具有政治倾向性，比如前期创造社有些作家的作品，新月社大部分作家的作品，林语堂、周作人、陈西滢的小品文，老舍、沈从文、张爱玲与钱钟书的小说等等，几乎不涉及时代政治，但这些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时绕不开的重镇，对于这些作品，我们应引导学生思考诸如人生、人性、宗教、哲学等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而有些政治色彩浓厚、革命激情浓郁的作品，比如蒋光慈的“革命加恋爱”的系列模式化作品，因为其艺术上的粗糙和思想上的偏执，则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些缺陷。政治的批评不能取代文学的批评，庸俗社会学的文学批评和泛文化的文学批评都必须加以警惕和防范。控制好入选文学与思政融通课程的作品数量，恰如其分地选择文学作品中审美与德育之间的切入点、结合点和平衡点，是将中国现代文学成功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保障，否则容易出现充满鲜活生命力的文学性阐释被机械套用的政治材料剖析所取代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变成了中国革命史，从而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
最后，应坚持以情动人、以艺感人、因势利导的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功能，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好的教材，所以只有采取“德美兼顾”“润物无声”的教育方式，才会达到文学课富有政治教育意义，德育课富有文学艺术感染力的教育效果，才能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时代要求。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阿英.晚晴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C].北京：中华书局，1960：19.
[2]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J].萌芽月刊，1930（3）.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8.
[4] 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M].长沙：岳麓书院，2002：171-172.
[5] 顾祖钊.文学原理解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85.
[6] 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74.
[7]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OL].新华网，2015-10-14.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5-10/15/
c_134715070.htm.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学校德育理论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16-xd-009）
作 者：张吉山，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烟台大学文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 思想政治 融通教学
在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政治两者之间关系这一问题上，一直有两种观点：一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看作是政治的附庸，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是图解时代政治、革命政策的传声筒和直面敌人的“匕首”“投枪”，从而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当成进行政治思想宣传的手册；二是将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完全割裂开来，认为文学作品是藏之名山、束之高阁的“阳春白雪”，文学应该和政治绝缘，离政治越远，作品就越优秀。
当前高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持第二种观点的较多，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老师往往只关心文学艺术的内在因素，只重视作家作品的创作倾向、美学特征，以及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放弃或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性和强烈的宣传教育鼓舞性，对这类作品在当时和后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革命推动力鲜少提及。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简单生硬、课程开设单调老套、老师厌教学生厌学等现象长期存在，许多宣讲材料从理论出发到理论结束，呈现出一种理论空转的状况，或者故事“高大上”到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步，不接地气，没有烟火气，与学生隔膜过深，难以起到激励学生爱国热情、振奋学生奋斗精神的作用。通过最近几年的教学实践，笔者体验到将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政治思想教育相融合，既能够扩展德育工作领地，拓宽德育工作渠道，克服德育工作的上述弊端，也能够深掘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内涵，赋予现代文学新的时代精神，厘清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从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看，将中国现代文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中国现代文学肇始于20世纪初，这一时期正是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国家独立、民族救亡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社会主潮，这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走向，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性质。这可以从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三个人的言论中窥见一斑。首先，是梁启超对小说功能的认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三界革命”中最为重视小说界革命的关键原因，一在于小说广泛的读者群，借小说的影响力可以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即“新民”），二在于小说独有的文学感染力，借小说改良政治（“群治”即政治）的效果明显。其次，是鲁迅对文学阶级性的强调，他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鲁迅此论是在与梁实秋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论战中提出的，尽管当时争论的双方难免有意气用事的意味，但鲁迅还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指出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使命，不仅为当时的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深刻影响了随后的“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时期文学”。最后，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最高的总结：“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至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功能和性质被以国家文献的方式确定了下来。
梁启超、鲁迅和毛泽东的上述观点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在前“五四”文学时期、革命文学时期和解放区文学时期，也即中国现代文学的初始阶段、发展阶段和最后阶段极具代表性的认识和概括。中国现代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现代革命、国家独立、民族救亡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始终与时俱进地反映和配合了中国现代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和历史使命，是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国一体”“修齐治平”“文以载道”在特殊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很多作品，或倡导民主、文明、自由、平等，或呼吁国家富强和谐、社会公正法治，或歌颂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友善，许多现代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夏衍、萧军、丁玲、冯雪峰等亲自参加了中国革命，有些作家如郁达夫、“左联五烈士”等甚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沉淀，中国现代文学以其强烈的时代性、民族性和悲壮崇高的革命美学精神以及寓鲜明的倾向性于尽可能完满的艺术形式中的表现力，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新的文化传统，是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文化源头之一，是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效载体。
二、從当前德育状况看，将中国现代文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
德育包括知、情、意、行四个层面。知，即对道德的认知、理解，明白道德与非道德的界限，这是德育的初始层面；情，即从情感上认同道德的内涵，这是通往道德之路的基本前提；意，指坚持道德规范的意愿和意志力，这是通往道德之路的根本方法；行，指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加以实行，这是德育的最终目的。当前高校的德育工作大都注重对道德的认知和理解，强调告诉学生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非道德的，重在道德理想的外在灌输，而不是让学生从情感上对道德进行自觉认同、自我建构，也就是说只停留在道德的第一个层面。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如果我们不能从情感的角度打动学生，我们的德育工作就很难做好。早在20世纪初，著名教育专家肖川就曾指出：当时的德育工作目标虚空、低俗，对道德价值的认识狭隘、功利，缺乏对学生个体独特性、丰富性应有的尊重；在教育方法上，普遍采取填鸭式的灌输法，将学生视为道德规范的被动接受者，割裂了接受、内化、实行之间的连续性；忽视学生的个体人格尊严和现实道德需要，对生命意义的丰富性、个体价值的多样性鲜少涉及。十多年过去了，上述情况并没有根本改观，德育工作的“鸡肋”现象仍然存在，边缘化的尴尬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而中国现代文学以文学作品固有的审美理解方式、艺术表现手法和打动心灵、触动灵魂的文学感染力，书写国家独立、民族救亡和中国革命等宏大题材，揭示了在风雷激荡的革命大潮中个体自由与集体精神、诗意生存与铁血现实、张扬的生命与无谓的牺牲等等令人困惑而又必须做出回答的时代主题，这是它与传统思想政治教材最大的区别，也是它最大的优势。“文学能传播一种特殊的信息，即能揭示人的心理和灵魂深处极为复杂的心理过程，极为隐秘的心理机制，呈现人类心灵的辩证法。”因此，将中国现代文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学生从审美的角度，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深入分析研究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在情感上认同中国现代文学所反映的价值观念、时代主题，引发他们对作品所反映的時代以及当今时代的政治热情和理想信念的思考，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德育工作单向灌输的被动局面，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将中国现代文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将中国现代文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把握好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坚持艺术第一性、政治第二性的原则，维护文学的本体地位。政治强化了文学的上层建筑功能，但也有泛意识形态化的负面影响。超越艺术边界的政治干预，有时也遏制了文学的生产力。作为一种世纪性的特异现象，值得我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科学的研究。在处理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中国现代文学在创作和批评领域都曾有过深刻的教训，“五四”时期对古典文学的过激批判、20世纪20年代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对第三种人的批判、30年代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两个口号”的论争等等，其中关键原因在于忽略了文学的本体地位，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庸加以解读和宣传。将中国现代文学纳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后，更应吸取前车之鉴，维护文学的自主性，不能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艺术与政治的双重属性而模糊其本来身份，应在坚持发挥文学的审美愉悦功能的前提下，兼及文学的宣传功能和教育功能，否则文学作品将与其他思想教育材料毫无二致，削弱甚至消解自身的独特优势，严重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品格。
其次，在将中国现代文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避免将文学欣赏课变为政治宣讲课。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与时代政治有密切关系，但不是所有作家的所有作品都具有政治倾向性，比如前期创造社有些作家的作品，新月社大部分作家的作品，林语堂、周作人、陈西滢的小品文，老舍、沈从文、张爱玲与钱钟书的小说等等，几乎不涉及时代政治，但这些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时绕不开的重镇，对于这些作品，我们应引导学生思考诸如人生、人性、宗教、哲学等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而有些政治色彩浓厚、革命激情浓郁的作品，比如蒋光慈的“革命加恋爱”的系列模式化作品，因为其艺术上的粗糙和思想上的偏执，则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些缺陷。政治的批评不能取代文学的批评，庸俗社会学的文学批评和泛文化的文学批评都必须加以警惕和防范。控制好入选文学与思政融通课程的作品数量，恰如其分地选择文学作品中审美与德育之间的切入点、结合点和平衡点，是将中国现代文学成功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保障，否则容易出现充满鲜活生命力的文学性阐释被机械套用的政治材料剖析所取代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变成了中国革命史，从而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
最后，应坚持以情动人、以艺感人、因势利导的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功能，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好的教材，所以只有采取“德美兼顾”“润物无声”的教育方式，才会达到文学课富有政治教育意义，德育课富有文学艺术感染力的教育效果，才能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时代要求。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阿英.晚晴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C].北京：中华书局，1960：19.
[2]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J].萌芽月刊，1930（3）.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8.
[4] 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M].长沙：岳麓书院，2002：171-172.
[5] 顾祖钊.文学原理解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85.
[6] 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74.
[7]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OL].新华网，2015-10-14.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5-10/15/
c_134715070.htm.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学校德育理论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16-xd-009）
作 者：张吉山，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烟台大学文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