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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社会呈现出的“家庭重视”的特征，是明治以后近代日本的一项全新的“发明”。在近代日本特殊的“家族国家主义”观念下，将女性塑造为“良妻贤母”成为政治的必然选择。
“良妻贤母”，意即善良的妻子和贤惠的母亲。“良妻贤母观”是近代日本女性观的基本内容。“良妻贤母”作为近代日本女性的行为规范，对塑造善良的妻子和贤惠的母亲，提高日本妇女的整体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良妻贤母观”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并没有使日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然而它的推行使女子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成为可能，其强调女性的教养与知性的理念具有积极意义。
广受认同的女性说法
在日本近年流行的有关女性的用语中，“败犬”与“干物女”具有代表性。前者源于日本女性自由作家酒井顺子出版的同名文集《败犬的远吠》。书名试图传达的形象很生动：一只斗输了的狗躲在远处吼叫，以此表明自己的不服输。在文集中，酒井用这个说法自嘲——用于指代同她一样“三十多岁、未婚、没有小孩”的女性。
与这个形象浓烈的说法相比，“干物女”的流行则超出了日本自身，遍及东亚大陆，人们对它也更为熟悉。这个新奇的词语源于女性漫画作家火浦智的漫画《萤之光》。漫画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雨宫萤的27岁的独身女性。与职场上颇为飒爽的风格相比，她周末在家里的个人生活可谓散漫到了极致，被偶然发现的男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训斥为“邋遢”。由于很享受当下的快乐生活，她放弃了恋爱的想法。
在漫画中，恋爱状态被比拟为“活蹦乱跳的鱼”，放弃恋爱故被称为“干鱼”（即日文“干物”），女主人公由此获得了“干物女”的称号。由于雨宫在职场和个人生活中展现了截然不同的形象，其生活方式在日本年轻女性中引发了很高的人气。
上述两个关于女性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女性的自我认同。事实上，这两个流行语关涉的女性议题很明确：恋爱、婚姻、工作、家庭，可以说蕴涵着当代日本女性整全的自我意识。这种指向女性自身特定生活方式与状态说法的流行，其背后有着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女性的历史。
女性为何不热衷工作
在进入历史回望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关注一个问题：日本女性的就业率为何偏低？根据日本内阁府的调查，2012年日本女性（15岁以上）的就劳比率为48.2%，远低于男性的70.8%。在有工作的女性群体中，有三成的女性在结婚时会选择离职;而当女性孕育第一子时，又有四成的女性放弃工作（2013年数据）。据此，人们或许不难发现：日本社会男女不平等、男尊女卑;男性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则被束缚于家庭当中，处于从属地位。
然而，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白皮书，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2012年“大致赞成”的比率，女性合计为48.4%，男性合计为55.1%，并未显示较大的分歧。这就是说，无论是作为全体还是性别群体，有大约一半的人群基本赞同日本的性别分工。
依据1986-2011年间的统计数据，女性参与观赏舞台艺术（演艺、戏剧、舞蹈、古典与流行音乐会等）的行动比率在保持在10%-20%之间，而男性群体则在稳定在10%以下。据此我们可以推论说，日本女性享受的精神与文化生活，为男性群体的两倍。换一个角度说，在作为享受经济成长结果的余暇方面，女性事实上超过了男性。
另一方面，日本女性就业的具体行业也能说明部分问题。事实上，日本女性在艺术、文化相关领域的就业人数，远高于男性。比如在差距最大的“音乐”领域，女性就业者数为男性的四倍（2005年）。可以说，女性是当代日本艺术与文化活动的主要支柱。这种职业分布，与学生接受教育时选择的学科有关。在日本大学“家政”、“艺术”、“人文”、“教育”学科，女学生居于压倒性的比例;比如，女生占艺术类学科的71.5%，人文学科的65.9%（2012年）。这些事实意味着，日本的性别分工有着相对成熟的社会基础。
让人瞩目的是，最近十数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在促进提高女性的就业机会。1999年，日本制定《男女共同参加社会基本法》，试图以法律的形式促进女性进入社会。2013年6月，在日本内阁通过的《日本再兴战略》中，“充分发挥女性中潜在的高度能力、让女性充分活跃”被置于该战略的核心地位，并在“女性活跃促进”、“兼顾工作与家庭”、“男女共同参与育儿”等领域设定具体的方案。比如对于女性创业，日本设置了特别的融资渠道。这些法律与战略，或许会进一步促进日本性别的平等。
不过，女性最终选择就业与否，或者选择以何种方式就业，完全是个体的生活方式问题。对于女性个体而言，由于她们正在享受着经济发达的成果，如何实现个人福利的最大化，就成为她们社会行动的出发点。进一步而言，如果就业无法增进她们目下享受的福利，增进个体的幸福，她们为何又要去额外拼搏呢？这种说法，进一步引出了关乎平等实质的问题。
由此看来，日本女性就业意愿的相对偏低，或者反过来说日本女性与家庭之间较高的关联，与日本女性个体自身的判断有紧密的联系，而并非仅仅是“男性居于统治地位”这一状况的某种逻辑结果，因而也丰富了人们对性别平等的理解。事实上，日本社会相对稳定的性别分工，有着特定的历史过程。这是我们在考虑日本女性就业意欲时，不可忽略的要因。
“良妻贤母”的意识形态史
同所有社会一样，日本女性在近代经历了被“发现”与“发明”、即女性群体由男权社会所意识并纳入政治轨道的历史进程。不同于一般的观念，日本女性的上述过程与开启历史转型的明治维新的步伐并不一致。事实上，明治维新二十年后的1887年，一直走在时代之前的日本知识精英才开始全面关注女性问题的存在。
在明治政府大力宣传的“家族国家观”中，将女性培养为“良妻贤母”成为必然选择。比如，1902年，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大麓在“大日本婦人教育会”上发表讲演时宣称：“成为良妻贤母是女子的天职。因此，当家庭主妇，是非常重要的本职工作。若想培育优良的国民，作为其源头的家庭首先必须优良。优良家庭越多，国家越繁荣;相反，不良家庭占多数的国家，必然要衰落。这就是说，家庭为一国之根本;改善家庭正是当下的要务”。
此后，“良妻贤母”逐步被建构为主流意识形态。比如，《妇女新闻》在1919年宣扬说，“我国正处于作为一等国家进入新世界的时期，家庭改造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并具体论及“服饰、饮食与住宅的改造”和“精神与思想改造”;后者进一步涉及到婚姻、妇女婚后的地位、财产关系、家庭教育等。作为更具体的举措，该文提倡“主妇每日读书三十分钟”、“为主妇提供书房”、“为中流家庭提供托儿所”等。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的女性与家庭开始被赋予军国主义的最新意识形态。在1937年发布的《国体本义》中，论述的主旨是对作为妻子或母亲的女性进行规训：育儿是关系国家的公事，而非私事。日本女性就此被塑造为“军国之母”。同年，日本通过了《母子保护法》，当母亲们无法完成其天职时，国家提供资助。1941年，日本政府制定《人口政策确立纲要》;翌年，日本发布《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纲》，提倡国民致力于创建“健全明朗”的家庭，要求日本的母亲们在修习日本妇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科学的教养”、“涵养健全的兴趣”并“炼就强健的身体”。
显然，这一系列有关女性与家庭政策的主旨在于确保战时人力资源;随着战局的日益变化，日本女性被纳入战争轨道中来。当然，“战场”仍主要局限于家庭。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并未给日本女性带来过于苛刻的负担;不过，由国家发动的战争事实上强化了女性作为“主妇”——作为一家经营管理之主的妇人的地位。简言之，作为战争的结果，女性与家庭的关联得到强化的同时，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如同当代日本著名的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指出的一样，现代日本社会呈现出的“家庭重视”的特征，并非源于日本优良的文化传统，而是明治以后近代日本的一项全新的“发明”。我们看到，在近代日本特殊的“家族国家主义”观念下，将女性塑造为“良妻贤母”成为政治的必然选择。日本女性被限定于家庭内部，正是日本国家权力运作的必然结果。
（澎湃新闻网2015.7.21）
“良妻贤母”，意即善良的妻子和贤惠的母亲。“良妻贤母观”是近代日本女性观的基本内容。“良妻贤母”作为近代日本女性的行为规范，对塑造善良的妻子和贤惠的母亲，提高日本妇女的整体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良妻贤母观”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并没有使日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然而它的推行使女子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成为可能，其强调女性的教养与知性的理念具有积极意义。
广受认同的女性说法
在日本近年流行的有关女性的用语中，“败犬”与“干物女”具有代表性。前者源于日本女性自由作家酒井顺子出版的同名文集《败犬的远吠》。书名试图传达的形象很生动：一只斗输了的狗躲在远处吼叫，以此表明自己的不服输。在文集中，酒井用这个说法自嘲——用于指代同她一样“三十多岁、未婚、没有小孩”的女性。
与这个形象浓烈的说法相比，“干物女”的流行则超出了日本自身，遍及东亚大陆，人们对它也更为熟悉。这个新奇的词语源于女性漫画作家火浦智的漫画《萤之光》。漫画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雨宫萤的27岁的独身女性。与职场上颇为飒爽的风格相比，她周末在家里的个人生活可谓散漫到了极致，被偶然发现的男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训斥为“邋遢”。由于很享受当下的快乐生活，她放弃了恋爱的想法。
在漫画中，恋爱状态被比拟为“活蹦乱跳的鱼”，放弃恋爱故被称为“干鱼”（即日文“干物”），女主人公由此获得了“干物女”的称号。由于雨宫在职场和个人生活中展现了截然不同的形象，其生活方式在日本年轻女性中引发了很高的人气。
上述两个关于女性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女性的自我认同。事实上，这两个流行语关涉的女性议题很明确：恋爱、婚姻、工作、家庭，可以说蕴涵着当代日本女性整全的自我意识。这种指向女性自身特定生活方式与状态说法的流行，其背后有着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女性的历史。
女性为何不热衷工作
在进入历史回望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关注一个问题：日本女性的就业率为何偏低？根据日本内阁府的调查，2012年日本女性（15岁以上）的就劳比率为48.2%，远低于男性的70.8%。在有工作的女性群体中，有三成的女性在结婚时会选择离职;而当女性孕育第一子时，又有四成的女性放弃工作（2013年数据）。据此，人们或许不难发现：日本社会男女不平等、男尊女卑;男性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则被束缚于家庭当中，处于从属地位。
然而，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白皮书，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2012年“大致赞成”的比率，女性合计为48.4%，男性合计为55.1%，并未显示较大的分歧。这就是说，无论是作为全体还是性别群体，有大约一半的人群基本赞同日本的性别分工。
依据1986-2011年间的统计数据，女性参与观赏舞台艺术（演艺、戏剧、舞蹈、古典与流行音乐会等）的行动比率在保持在10%-20%之间，而男性群体则在稳定在10%以下。据此我们可以推论说，日本女性享受的精神与文化生活，为男性群体的两倍。换一个角度说，在作为享受经济成长结果的余暇方面，女性事实上超过了男性。
另一方面，日本女性就业的具体行业也能说明部分问题。事实上，日本女性在艺术、文化相关领域的就业人数，远高于男性。比如在差距最大的“音乐”领域，女性就业者数为男性的四倍（2005年）。可以说，女性是当代日本艺术与文化活动的主要支柱。这种职业分布，与学生接受教育时选择的学科有关。在日本大学“家政”、“艺术”、“人文”、“教育”学科，女学生居于压倒性的比例;比如，女生占艺术类学科的71.5%，人文学科的65.9%（2012年）。这些事实意味着，日本的性别分工有着相对成熟的社会基础。
让人瞩目的是，最近十数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在促进提高女性的就业机会。1999年，日本制定《男女共同参加社会基本法》，试图以法律的形式促进女性进入社会。2013年6月，在日本内阁通过的《日本再兴战略》中，“充分发挥女性中潜在的高度能力、让女性充分活跃”被置于该战略的核心地位，并在“女性活跃促进”、“兼顾工作与家庭”、“男女共同参与育儿”等领域设定具体的方案。比如对于女性创业，日本设置了特别的融资渠道。这些法律与战略，或许会进一步促进日本性别的平等。
不过，女性最终选择就业与否，或者选择以何种方式就业，完全是个体的生活方式问题。对于女性个体而言，由于她们正在享受着经济发达的成果，如何实现个人福利的最大化，就成为她们社会行动的出发点。进一步而言，如果就业无法增进她们目下享受的福利，增进个体的幸福，她们为何又要去额外拼搏呢？这种说法，进一步引出了关乎平等实质的问题。
由此看来，日本女性就业意愿的相对偏低，或者反过来说日本女性与家庭之间较高的关联，与日本女性个体自身的判断有紧密的联系，而并非仅仅是“男性居于统治地位”这一状况的某种逻辑结果，因而也丰富了人们对性别平等的理解。事实上，日本社会相对稳定的性别分工，有着特定的历史过程。这是我们在考虑日本女性就业意欲时，不可忽略的要因。
“良妻贤母”的意识形态史
同所有社会一样，日本女性在近代经历了被“发现”与“发明”、即女性群体由男权社会所意识并纳入政治轨道的历史进程。不同于一般的观念，日本女性的上述过程与开启历史转型的明治维新的步伐并不一致。事实上，明治维新二十年后的1887年，一直走在时代之前的日本知识精英才开始全面关注女性问题的存在。
在明治政府大力宣传的“家族国家观”中，将女性培养为“良妻贤母”成为必然选择。比如，1902年，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大麓在“大日本婦人教育会”上发表讲演时宣称：“成为良妻贤母是女子的天职。因此，当家庭主妇，是非常重要的本职工作。若想培育优良的国民，作为其源头的家庭首先必须优良。优良家庭越多，国家越繁荣;相反，不良家庭占多数的国家，必然要衰落。这就是说，家庭为一国之根本;改善家庭正是当下的要务”。
此后，“良妻贤母”逐步被建构为主流意识形态。比如，《妇女新闻》在1919年宣扬说，“我国正处于作为一等国家进入新世界的时期，家庭改造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并具体论及“服饰、饮食与住宅的改造”和“精神与思想改造”;后者进一步涉及到婚姻、妇女婚后的地位、财产关系、家庭教育等。作为更具体的举措，该文提倡“主妇每日读书三十分钟”、“为主妇提供书房”、“为中流家庭提供托儿所”等。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的女性与家庭开始被赋予军国主义的最新意识形态。在1937年发布的《国体本义》中，论述的主旨是对作为妻子或母亲的女性进行规训：育儿是关系国家的公事，而非私事。日本女性就此被塑造为“军国之母”。同年，日本通过了《母子保护法》，当母亲们无法完成其天职时，国家提供资助。1941年，日本政府制定《人口政策确立纲要》;翌年，日本发布《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纲》，提倡国民致力于创建“健全明朗”的家庭，要求日本的母亲们在修习日本妇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科学的教养”、“涵养健全的兴趣”并“炼就强健的身体”。
显然，这一系列有关女性与家庭政策的主旨在于确保战时人力资源;随着战局的日益变化，日本女性被纳入战争轨道中来。当然，“战场”仍主要局限于家庭。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并未给日本女性带来过于苛刻的负担;不过，由国家发动的战争事实上强化了女性作为“主妇”——作为一家经营管理之主的妇人的地位。简言之，作为战争的结果，女性与家庭的关联得到强化的同时，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如同当代日本著名的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指出的一样，现代日本社会呈现出的“家庭重视”的特征，并非源于日本优良的文化传统，而是明治以后近代日本的一项全新的“发明”。我们看到，在近代日本特殊的“家族国家主义”观念下，将女性塑造为“良妻贤母”成为政治的必然选择。日本女性被限定于家庭内部，正是日本国家权力运作的必然结果。
（澎湃新闻网2015.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