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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萨尔，印度东北比哈尔的一个城市。1764年10月，这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争。
对阵的双方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英国派出了7072人，其中只有857名欧洲人，莫卧儿帝国军队则有4-6万人。
印度军队人数上的优势，在英国人的武器优势面前毫无作用。英国方面在阵亡了847人后，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役的结局，不仅彻底改变了印度，也彻底改变了中国——此时，正是大清国乾隆二十九年，一个平淡的年份。
次年（1765年），莫卧儿帝国皇帝沙·阿拉姆二世颁布敕令，正式将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迪万尼”让渡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迪万尼，是印度语“收税权”的意思。
自此，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莫卧儿帝国的实际主人，与原主人一起实行所谓的“双重管理制度”。而一种名叫鸦片的东西，将从这里出发，征服北方庞大的中国龙……
印度奶牛
被征服了的印度，立即成为大英帝国及其东印度公司的“奶牛”，这个老大帝国吃的是草、甚至常饿着肚子，而挤出来的则是奶。
东印度公司凭借着大英帝国赋予它的垄断权，及通过武力征服从莫卧儿帝国获得的“迪万尼”，成为印度实际上的政府。这个极为特殊的“公司”，在印度从事的主要“生意”也极为特殊——掠夺。英国绅士们掠夺的手段是赤裸裸的，他们低价强征印度人的商品，然后再高价卖给他们别的商品。根据印度学者的统计，仅1757-1782 年的25年间，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物多达3800万英镑，平均每年152万英镑。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
英国绅士们从印度这头奶牛身上挤奶，根本就不顾及“可持续发展”，毫无怜香惜玉之心。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评价道：“这真是个奇怪的‘政府’，其人员都想尽可能快地离开这个国家（印度），并尽可能快地与‘政府’脱离关系。在他们离去而财产亦全部搬出之后，虽有地震把那个国家毁掉，也与他们的利益无关。”这种极端的短视行为，与后世美国学者费维恺将大清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称为“采矿式经济”一样——挖个坑，掏了黄金就跑，根本就不顾及后果。
“采矿式经济”最后还是伤及了东印度公司：在过度掠夺下，印度从“奶牛”成了“肉牛”，“挤奶”成了“宰割”，这虽然能获得“牛肉”的暴利，却丧失“牛奶”的长期利益——稳定的税收。毕竟，东印度公司并不仅仅是一个以短期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它同时也是一架肩负着大英帝国东方使命的、拥有军队的国家机器。如何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成为困扰东印度公司暨英印政府的第一难题。
英国人很快就找到了维持印度“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器——对华鸦片贸易。
罂粟花开
中国人与罂粟的情缘，可以至少追溯到唐代，从那时就开始用罂粟籽作为药品。而到了元代，用罂粟壳提炼鸦片膏的技艺相当成熟，元代“神医”朱丹溪相当明确地指出了这种“兴奋剂”的危险：“其治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明代开始，鸦片被称为“阿芙蓉”，这是从阿拉伯语Afyun而来的译音，证明了鸦片的悠久进口历史。在英国人将中国彻底变成瘾君子之国之前，中国人已经有了至少1300年的鸦片消费习惯，但大多还都是药用医用。在历届帝国政府的严厉管制下，鸦片只能被当作药品进口，销售量并不大，到英国人占领印度的前后，每年进口到中国的鸦片，也不超过200箱。与中国相比，南洋诸岛及欧洲本身，是更大的鸦片消费国。
经营鸦片生意的，最初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英国人在1720年代开始参与进来。正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思考如何能让印度奶牛更为强壮而多挤奶的时候，不少中国人也在寻找更多更好更廉价的鸦片。促成这种需求猛增的主要因素，是吸食鸦片的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之前的鸦片消费方式，大多数是吞服，不容易成瘾，即便成瘾，日常消费量也很低——毕竟“口服”毒品并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随着单纯吸食鸦片的方式得到推广，鸦片带来的愉悦感大大增强，容易成瘾，日常消费量也得到急剧提升，人均年消费从7两急剧提升到了3-6斤，是之前的4-9倍。消费技术上的进步，令鸦片的市场突然扩大了。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骑上“奶牛”之前，印度原先由皇家垄断的鸦片贸易，早已因战乱而成为自由贸易。在自由贸易体系下，英国、丹麦、荷兰、法国等鸦片商人竞相压价，刺激了印度的鸦片种植和生产。东印度公司成为印度的“太上皇”之后，它的职员们充分利用特殊的执政地位，在“鸦片商战”中日益占据上风，压制了其它国家的商人。但是，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巨额的利润都流入了私人的腰包，而公司却要为私人们保驾护航。
将印度“奶牛”当成“肉牛”的压榨政策，不久就令东印度公司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毫无节制的掠夺，加上灾荒和瘟疫，东印度公司从印度的所得大减、开支剧增，财务状况日益恶化，公司甚至濒临破产。在此当口，大英帝国批准了东印度公司的任命，瓦伦哈斯丁斯担任孟加拉省督。为了摆脱财务困境，哈斯丁斯首先宣布垄断盐业，1773年，经孟加拉参议会批准，对鸦片市场实行“合同包收制”——通过建立一个合同体系，由中间商包揽鸦片收购，然后统一卖给公司。
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汉学家马士记载道：“孟加拉的鸦片从1773年以后便由政府垄断。鸦片的种植者只能按照预先规定的价格售给专卖局，这个预先规定的价格直到1822年为止是‘色尔’（每Seer，等于0.933公斤，80色尔一箱）2卢比，从1823年起是3卢比。在1832年的前几年涨到3.5卢比。专卖局出售鸦片采用公开拍卖的方式，每次有一定的数量，起初每年拍卖5次，后来每年拍卖7次，再后来是每月一次。鸦片于售出后，该公司（和政府）就不再加以控制。”
建立“合同包收制”的考量，是认为鸦片作为奢侈品，市场受众并不大，如果实行自由贸易，会导致行业利润下降。而东印度公司职员个人已经形成的鸦片垄断地位，对公司起到了巨大的分离作用，并不利于公司发展。“合同包收制”，既将垄断权收归了公司，又能通过合约体系引领一部分鸦片商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路。
东印度公司实行鸦片政策改革后，鸦片的市场依然是南洋、欧洲而非中国。据考证，东印度公司首次以官方名义正式向中国出口鸦片，应在1781 年。但这第一笔买卖却做砸了，赔了不少钱，令公司董事会十分恼怒。但因为欧洲的战事，传统的市场受到波及，中国成为东印度公司鸦片贸易的最佳目标。但为了保障它与中国的那些“合法”而传统的贸易，公司明确宣布不得向中国出口鸦片，但并不禁止它的分销商的任何行为——这种“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也成为日后英国发起对华战争的理由，在日后的鸦片战争中，它从来都是一方面反对英国商人违反中国法律走私鸦片，另一方面要保护“自由贸易”。
为了从源头开始控制好产量，以便获得更高的利润，东印度公司在1797 年实行“限产保利”政策，规定鸦片的年产量不得超出5000箱，并严格禁止在印度本土销售、消费非医用鸦片，以此确保公司对鸦片定价权的完全掌控。为此，东印度公司甚至不惜烧毁超出市场容量，可能带来价格下跌的鸦片。这种“限产保利”，一直维持到1819年。为了抵制葡萄牙人在中国大肆倾销低价鸦片，东印度公司才放开产量，降低价格，挤垮竞争对手。
从田间地头，到终端销售，东印度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鸦片的生产和销售的全过程，在他们的实验室和车间里，甚至还精心研究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口味，以便因地制宜，而中国人的口味是他们研究的重点。
鸦片贸易大大带动了英印当局的GDP增长。1813年，鸦片“公土班”每箱成本是237卢比，而包括鸦片税在内的拍卖价却高达2438卢比，差额达9倍，东印度公司可得2/3。到1850年代，这一差额依然十分巨大。英印政府花在每箱鸦片上的费用为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的拍卖价是每箱1210-1600卢比，高出其购买成本的5-6倍。鸦片成为印度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
三角贸易
中国对印度鸦片的需求，极大地缓解了大英帝国在中英贸易中的逆差。在英国人的主导下，中英贸易迅速形成了“中-英-印”三角贸易关系。
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中英之间依然维持原状：中国向英国出口大量的茶叶和丝绸，对英国的产品却毫无兴趣，中国获得巨额顺差。与之前不同的是，因为英属印度的加入，英国不再需要如以往一样，再向中国运送大量的白银以便支付贸易逆差，代替白银的，就是鸦片。
而在中印之间，则是另一幅景象：中国大量需要印度的棉花和鸦片，印度却对中国的大宗出口商品毫无兴趣，中国因此造成高额逆差，必须向印度支付大量白银。
在这三角关系中，如果仅仅从中国这端点看，对英顺差和对印逆差，似乎倒达成了某种贸易平衡。问题在于，对印逆差日益扩大，并在赶超对英国的顺差。
而从英国角度来看，还有最为关键的第三条边，那就是英印贸易。如果说，中英和中印贸易都还算是公平游戏，那英印贸易则完全是非对等的，而更接近于掠夺。
通过强行的高卖低买，英国人用自己的强权，对印度进行了特殊的资源配置，将印度从中印贸易中收获的顺差白银，连同印度本身的血汗，都攫取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这不仅弥补了中英贸易逆差，而且大获其利。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1854-1858年），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逆差每年高达719万镑，而中印贸易中仅仅鸦片一项的顺差就是637万英镑，相当于英国逆差总额的89%。印度一方面是英国的“肉牛”，为英国提供廉价原料、劳力和市场，另一方面，也成为英国的“奶牛”，吃下中国的草，挤出英国的奶。
在鸦片与茶叶的游戏之外，英国人还成功地在三角贸易中控制了第三个资源要素——棉花。因为对华鸦片贸易的崛起，英国人不再需要印度棉花充当中英贸易平衡器，而此时英国的棉纺织业大跃进，正好需要大量棉花，因此，原先出口到中国的印度棉基本改运英国。在英印政府严格控制下的统购统销，成为剥夺印度棉农的利器，他们只能低价卖出棉花，然后高价买回英国的布匹。
控制这个复杂的三角关系，英国人的核心手段并非仅仅是在印度的暴力殖民统治，还有一整套精密的金融体系。三角关系中的任何买卖，最后必须在伦敦结算。以伦敦为中心，英国人建立了复杂的票据结算体系，以便确保英国不需为贸易逆差向中国运送白银。
依靠这套体系，白银的周转减少了，即便中印贸易顺差，也不需要直接换成白银从中国运到印度，而是转变为，在中国进行采购的资本换成了中国的茶叶，运往英国，待到茶叶出售之后，才开始支付各种票据。
英国人站在三角形的顶点，既直接统治着印度，又间接控制着中国，无论中国的茶叶还是印度的棉花，以及中印两国的白银，都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伦敦，而那黑色的鸦片，则成为大英帝国的印钞机……
【下期预告《腐烂的帝国》：英国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大清帝国完全有权力禁止鸦片贸易，英国官方也的确从来没有直接参与过鸦片对华贸易，他们辩称自己无非是为商人们保驾护航而已。中国官方对鸦片贸易厉行打压，却恰恰成为官吏们“寻租”的良机，大小官吏们迅速成为鸦片贸易的既得利益者，所获利益并不亚于英国人。鸦片对中国经济和民众健康的毒害，不仅来自英国人，也来自中国人自身……】
对阵的双方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英国派出了7072人，其中只有857名欧洲人，莫卧儿帝国军队则有4-6万人。
印度军队人数上的优势，在英国人的武器优势面前毫无作用。英国方面在阵亡了847人后，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役的结局，不仅彻底改变了印度，也彻底改变了中国——此时，正是大清国乾隆二十九年，一个平淡的年份。
次年（1765年），莫卧儿帝国皇帝沙·阿拉姆二世颁布敕令，正式将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迪万尼”让渡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迪万尼，是印度语“收税权”的意思。
自此，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莫卧儿帝国的实际主人，与原主人一起实行所谓的“双重管理制度”。而一种名叫鸦片的东西，将从这里出发，征服北方庞大的中国龙……
印度奶牛
被征服了的印度，立即成为大英帝国及其东印度公司的“奶牛”，这个老大帝国吃的是草、甚至常饿着肚子，而挤出来的则是奶。
东印度公司凭借着大英帝国赋予它的垄断权，及通过武力征服从莫卧儿帝国获得的“迪万尼”，成为印度实际上的政府。这个极为特殊的“公司”，在印度从事的主要“生意”也极为特殊——掠夺。英国绅士们掠夺的手段是赤裸裸的，他们低价强征印度人的商品，然后再高价卖给他们别的商品。根据印度学者的统计，仅1757-1782 年的25年间，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物多达3800万英镑，平均每年152万英镑。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
英国绅士们从印度这头奶牛身上挤奶，根本就不顾及“可持续发展”，毫无怜香惜玉之心。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评价道：“这真是个奇怪的‘政府’，其人员都想尽可能快地离开这个国家（印度），并尽可能快地与‘政府’脱离关系。在他们离去而财产亦全部搬出之后，虽有地震把那个国家毁掉，也与他们的利益无关。”这种极端的短视行为，与后世美国学者费维恺将大清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称为“采矿式经济”一样——挖个坑，掏了黄金就跑，根本就不顾及后果。
“采矿式经济”最后还是伤及了东印度公司：在过度掠夺下，印度从“奶牛”成了“肉牛”，“挤奶”成了“宰割”，这虽然能获得“牛肉”的暴利，却丧失“牛奶”的长期利益——稳定的税收。毕竟，东印度公司并不仅仅是一个以短期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它同时也是一架肩负着大英帝国东方使命的、拥有军队的国家机器。如何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成为困扰东印度公司暨英印政府的第一难题。
英国人很快就找到了维持印度“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器——对华鸦片贸易。
罂粟花开
中国人与罂粟的情缘，可以至少追溯到唐代，从那时就开始用罂粟籽作为药品。而到了元代，用罂粟壳提炼鸦片膏的技艺相当成熟，元代“神医”朱丹溪相当明确地指出了这种“兴奋剂”的危险：“其治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明代开始，鸦片被称为“阿芙蓉”，这是从阿拉伯语Afyun而来的译音，证明了鸦片的悠久进口历史。在英国人将中国彻底变成瘾君子之国之前，中国人已经有了至少1300年的鸦片消费习惯，但大多还都是药用医用。在历届帝国政府的严厉管制下，鸦片只能被当作药品进口，销售量并不大，到英国人占领印度的前后，每年进口到中国的鸦片，也不超过200箱。与中国相比，南洋诸岛及欧洲本身，是更大的鸦片消费国。
经营鸦片生意的，最初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英国人在1720年代开始参与进来。正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思考如何能让印度奶牛更为强壮而多挤奶的时候，不少中国人也在寻找更多更好更廉价的鸦片。促成这种需求猛增的主要因素，是吸食鸦片的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之前的鸦片消费方式，大多数是吞服，不容易成瘾，即便成瘾，日常消费量也很低——毕竟“口服”毒品并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随着单纯吸食鸦片的方式得到推广，鸦片带来的愉悦感大大增强，容易成瘾，日常消费量也得到急剧提升，人均年消费从7两急剧提升到了3-6斤，是之前的4-9倍。消费技术上的进步，令鸦片的市场突然扩大了。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骑上“奶牛”之前，印度原先由皇家垄断的鸦片贸易，早已因战乱而成为自由贸易。在自由贸易体系下，英国、丹麦、荷兰、法国等鸦片商人竞相压价，刺激了印度的鸦片种植和生产。东印度公司成为印度的“太上皇”之后，它的职员们充分利用特殊的执政地位，在“鸦片商战”中日益占据上风，压制了其它国家的商人。但是，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巨额的利润都流入了私人的腰包，而公司却要为私人们保驾护航。
将印度“奶牛”当成“肉牛”的压榨政策，不久就令东印度公司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毫无节制的掠夺，加上灾荒和瘟疫，东印度公司从印度的所得大减、开支剧增，财务状况日益恶化，公司甚至濒临破产。在此当口，大英帝国批准了东印度公司的任命，瓦伦哈斯丁斯担任孟加拉省督。为了摆脱财务困境，哈斯丁斯首先宣布垄断盐业，1773年，经孟加拉参议会批准，对鸦片市场实行“合同包收制”——通过建立一个合同体系，由中间商包揽鸦片收购，然后统一卖给公司。
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汉学家马士记载道：“孟加拉的鸦片从1773年以后便由政府垄断。鸦片的种植者只能按照预先规定的价格售给专卖局，这个预先规定的价格直到1822年为止是‘色尔’（每Seer，等于0.933公斤，80色尔一箱）2卢比，从1823年起是3卢比。在1832年的前几年涨到3.5卢比。专卖局出售鸦片采用公开拍卖的方式，每次有一定的数量，起初每年拍卖5次，后来每年拍卖7次，再后来是每月一次。鸦片于售出后，该公司（和政府）就不再加以控制。”
建立“合同包收制”的考量，是认为鸦片作为奢侈品，市场受众并不大，如果实行自由贸易，会导致行业利润下降。而东印度公司职员个人已经形成的鸦片垄断地位，对公司起到了巨大的分离作用，并不利于公司发展。“合同包收制”，既将垄断权收归了公司，又能通过合约体系引领一部分鸦片商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路。
东印度公司实行鸦片政策改革后，鸦片的市场依然是南洋、欧洲而非中国。据考证，东印度公司首次以官方名义正式向中国出口鸦片，应在1781 年。但这第一笔买卖却做砸了，赔了不少钱，令公司董事会十分恼怒。但因为欧洲的战事，传统的市场受到波及，中国成为东印度公司鸦片贸易的最佳目标。但为了保障它与中国的那些“合法”而传统的贸易，公司明确宣布不得向中国出口鸦片，但并不禁止它的分销商的任何行为——这种“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也成为日后英国发起对华战争的理由，在日后的鸦片战争中，它从来都是一方面反对英国商人违反中国法律走私鸦片，另一方面要保护“自由贸易”。
为了从源头开始控制好产量，以便获得更高的利润，东印度公司在1797 年实行“限产保利”政策，规定鸦片的年产量不得超出5000箱，并严格禁止在印度本土销售、消费非医用鸦片，以此确保公司对鸦片定价权的完全掌控。为此，东印度公司甚至不惜烧毁超出市场容量，可能带来价格下跌的鸦片。这种“限产保利”，一直维持到1819年。为了抵制葡萄牙人在中国大肆倾销低价鸦片，东印度公司才放开产量，降低价格，挤垮竞争对手。
从田间地头，到终端销售，东印度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鸦片的生产和销售的全过程，在他们的实验室和车间里，甚至还精心研究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口味，以便因地制宜，而中国人的口味是他们研究的重点。
鸦片贸易大大带动了英印当局的GDP增长。1813年，鸦片“公土班”每箱成本是237卢比，而包括鸦片税在内的拍卖价却高达2438卢比，差额达9倍，东印度公司可得2/3。到1850年代，这一差额依然十分巨大。英印政府花在每箱鸦片上的费用为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的拍卖价是每箱1210-1600卢比，高出其购买成本的5-6倍。鸦片成为印度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
三角贸易
中国对印度鸦片的需求，极大地缓解了大英帝国在中英贸易中的逆差。在英国人的主导下，中英贸易迅速形成了“中-英-印”三角贸易关系。
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中英之间依然维持原状：中国向英国出口大量的茶叶和丝绸，对英国的产品却毫无兴趣，中国获得巨额顺差。与之前不同的是，因为英属印度的加入，英国不再需要如以往一样，再向中国运送大量的白银以便支付贸易逆差，代替白银的，就是鸦片。
而在中印之间，则是另一幅景象：中国大量需要印度的棉花和鸦片，印度却对中国的大宗出口商品毫无兴趣，中国因此造成高额逆差，必须向印度支付大量白银。
在这三角关系中，如果仅仅从中国这端点看，对英顺差和对印逆差，似乎倒达成了某种贸易平衡。问题在于，对印逆差日益扩大，并在赶超对英国的顺差。
而从英国角度来看，还有最为关键的第三条边，那就是英印贸易。如果说，中英和中印贸易都还算是公平游戏，那英印贸易则完全是非对等的，而更接近于掠夺。
通过强行的高卖低买，英国人用自己的强权，对印度进行了特殊的资源配置，将印度从中印贸易中收获的顺差白银，连同印度本身的血汗，都攫取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这不仅弥补了中英贸易逆差，而且大获其利。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1854-1858年），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逆差每年高达719万镑，而中印贸易中仅仅鸦片一项的顺差就是637万英镑，相当于英国逆差总额的89%。印度一方面是英国的“肉牛”，为英国提供廉价原料、劳力和市场，另一方面，也成为英国的“奶牛”，吃下中国的草，挤出英国的奶。
在鸦片与茶叶的游戏之外，英国人还成功地在三角贸易中控制了第三个资源要素——棉花。因为对华鸦片贸易的崛起，英国人不再需要印度棉花充当中英贸易平衡器，而此时英国的棉纺织业大跃进，正好需要大量棉花，因此，原先出口到中国的印度棉基本改运英国。在英印政府严格控制下的统购统销，成为剥夺印度棉农的利器，他们只能低价卖出棉花，然后高价买回英国的布匹。
控制这个复杂的三角关系，英国人的核心手段并非仅仅是在印度的暴力殖民统治，还有一整套精密的金融体系。三角关系中的任何买卖，最后必须在伦敦结算。以伦敦为中心，英国人建立了复杂的票据结算体系，以便确保英国不需为贸易逆差向中国运送白银。
依靠这套体系，白银的周转减少了，即便中印贸易顺差，也不需要直接换成白银从中国运到印度，而是转变为，在中国进行采购的资本换成了中国的茶叶，运往英国，待到茶叶出售之后，才开始支付各种票据。
英国人站在三角形的顶点，既直接统治着印度，又间接控制着中国，无论中国的茶叶还是印度的棉花，以及中印两国的白银，都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伦敦，而那黑色的鸦片，则成为大英帝国的印钞机……
【下期预告《腐烂的帝国》：英国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大清帝国完全有权力禁止鸦片贸易，英国官方也的确从来没有直接参与过鸦片对华贸易，他们辩称自己无非是为商人们保驾护航而已。中国官方对鸦片贸易厉行打压，却恰恰成为官吏们“寻租”的良机，大小官吏们迅速成为鸦片贸易的既得利益者，所获利益并不亚于英国人。鸦片对中国经济和民众健康的毒害，不仅来自英国人，也来自中国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