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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有一种说法,说情侣在一起不管多么如胶似漆甜甜蜜蜜,出去旅次游,回来后很大一票人会分手。后来随着人和人之间相处关系的变化,这种说法发展到同居——谈恋爱怎么都成,同居过一段时间,才知道能不能真正在一起,很多人就彻底死心决定分手。
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距离里,不管关系多么近,也还是可以保持一些假象,而只有在一起彻底经历过一些事,才可以看到人的本质。这几天打开各种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关注新闻,看到一些疫情的防控和进展,也看到在疫病之下的人性之复杂,有一些人性是光辉闪亮的,足以给人鼓励,让沮丧的人们有继续前行的勇气,而有一些,可以把人气死。
疫情之下,人性显露无疑。
深圳有一个病人自驾回深,这个人在签了《居家隔离承诺书》之后连续多日外出,自己身体出现症状后欺骗调查走访人员,据说已经被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调查。
同样被立案调查的还有一个隐瞒自己行程的64岁的女子,她从湖北到了深圳后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搭乘公交和在公共场所停留,发病就诊后也拒不承认自己的来处。
这几天我看到诸如此类的人和事还有几件,但最终达到巅峰的是这两天微博被刷屏的一个叫“晋江毒王”的人,这名字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但此人行为却当真名副其实,算配得上这个骇人听闻的名字了。
该人从武汉回到晋江英林镇,隐瞒了自己的行程,说自己是从菲律宾回来的,回来后一直不断参加当地的民俗活动,还参加各种宴会聚餐,在宴会最喜与人劃拳喝酒。我不太喜欢对习俗指手画脚,但就我所见,中国酒桌习俗极不卫生健康,划拳之时必然是唾沫横飞,喝到酣畅漓淋处连酒杯都不分,这么折腾的结果可想而知。几天闹下来自己发了病才事发,经过排查最终造成了3500多人的隔离。我查了查,据2017年的数据统计,英林镇常住人口约10万出头,他凭借一己之力令一个镇3%以上的人口都隔了离,确实达到了人生巅峰。
还有一些人就坏得比较无厘头。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几个男女在电梯里用物业准备的公共卫生纸把口水抹在按键上,啐和抹的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昨天再看,这几个人已经被传唤,其中抹得最欢的那位男子,行拘十天。作为一个正常人,我是不能理解这种行为的动机的,只好认为有一些人虽病毒未入其肺,但很可能被感染了脑子。
为了不戴口罩四处溜达到处跟人干架的,往人身上吐痰的,破口大骂的,光我看到的图片视频,不下十余,还有人把公共卫生物品偷走。
还有一些人则丧失了品格,国难当头行不义。如果在微博上搜索假口罩,可以跳出不少消息。我看过央视一个新闻,有些假口罩质地连纸都不如,一撕就烂,还有一些甚至用订书器来固定耳带。这些垃圾如果流入市场,老百姓拿来防病必然中招,如果进入医疗机构,后果不堪设想。
病毒仿佛一阵狂风,吹掉了一些人的帽子,露出了他们藏在里面的光头——我对光头绝对没有半点不尊重,只是在这寒冷冬日里看着让人有点冷——而他们平日里表现出的一切假象,在真正的考验前荡然无存。
疫病之下,众生显相。比病毒还要复杂的,是人性。
趁这个人性显露的时刻,正好可以看清一些人和事,好好筛筛自己的交际圈。因为只有遇到事,才能三观尽显。
上面说的那几路人自然是绝对值得绝个交的,身边之人虽无那种恶人,但是否可交,交到什么程度,也可趁现在窥出些端倪。
2003年非典时我大四,其他年级因为防疫的安排在家自学,我们因涉及毕业,要在学校实验室里做实验、查资料、写论文,准备毕业设计,于是我们那届的毕业生在2003年的5月到7月,在学校里封闭了一个多月,不准出校。
那段时间为了杜绝传染风险,学校要求我们按照区域和时间活动,每一栋宿舍楼的学生分配一个不同颜色胸牌,不能进入到其他的宿舍楼里,持有什么颜色的胸牌,就要去相应的食堂吃饭。
当时北京刚刚经过了一轮众所周知的波折,关于非典疾病本身的威力和每日疫情信息在那时已经比较透明,但就在那种环境下,身边还是有人私下里找机会偷偷跟别人交换胸卡,目的就是换换口味,吃一吃其他食堂的饭菜。
我认识的一个交换过卡的学生还洋洋得意认为自己利用聪明才智解决了口舌之欲的问题,把这件事拿出来显摆,并认为我们这些人太傻太老实。在那时,我就固执地认为这种人不可交。
这样的人今年也大有人在。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不以为然,让戴口罩不戴,不让往一块凑不听,觉得小题大做,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就几百例病人,哪用得着这么邪乎?有一些人看到最近疫情发展了,才慌不迭遵从了规则,有一些则还在坚持牛逼哄哄原则,仿佛靠着“不怕”就能解决病毒。
这种人就算是现在“妥协”了,我仍旧诚恳地劝你离他远点。他们以破坏规则为光荣,把越规逾矩当本事,把目空一切当勇猛,把谨慎小心当胆小,即便是最终不得不妥协了,也是带着不情愿的,一旦有点儿风吹草动的消息,肯定也是最早摘掉口罩恢复啐痰的那一路人。
你不必劝他们,你要做的只是把他们划出圈,远离他们才是最安全的。
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跟我吐槽他朋友发的一条朋友圈,这条朋友圈是这么说的:
“今天一进办公室我嗓子眼儿痒痒咳嗽了两声,竟然有人避开我。上了这么多天班了我难道还能有病吗?我玩了个游戏,谁害怕我就走过去跟他聊天,再咳嗽两声,看到他们不好意思轰我走又慌里慌张的样子实在是太好玩了。真是人类观察的好实验啊。”
我暂且以最善良的想法去推测他此举的动机,认为他可能是一种苦中作乐的犯二,只想跟别人开个玩笑。但开玩笑这件事,乐不乐也是要看对方的,在这种日子口儿瞎咳嗽还不许别人紧张,并以此开起“玩笑”,玩起游戏,显然是挺挨瞪的。
据我朋友说这人平时也没做过什么失了分寸的行为,言行正常,但经过这件事,基本上可以看出三观上的巨大不同,今后最多也就是泛泛之交,能不凑就不往一块凑。
除此之外,作为2003年在北京的人,在我个人标准里还有一条,我认为这样的人虽不一定坏,但比较蠢,那就是凡不分青红皂白张嘴就骂武汉人如何如何的,我劝您也与之保持距离。这种人最缺乏同理心,思路也不够清爽,今天可以因一个病毒恨不得与武汉划清敌我界限,明日便可因其他的事视你如敌人,对你落井下石。同样的还有因为怕病毒传染顺着窗户把自己养的猫狗扔出去的人,除了不讲科学,他们遇到别的事,恐怕也能果断扔掉“一些东西”。
一个病毒筛出万般人品,这好歹也是心得。
疫情绝不是什么好事儿,但从不好的事情中也未必不能获得一些东西。
至少你可以了解,比起低级的病毒,有些人性未必高级到哪去,由此可以捋清楚自己的交际圈,通过触及生存的问题更明白自己做人的底线,清理一票不可交之人,了解跟谁可以交往到什么程度。
这些话听起来容易,但平日想让真相大白却未必简单,不遇上事,很难搞清楚。所以,单就这点上来看,也算是不幸中的一些小小的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