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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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年的股权变动和微妙资本安排,龚家龙能够绝对控制天发集团。他所缺的,就是法律上的认定,龚家龙为此发动了一场产权战争。
  如果龚家龙以“挪用资金”而引火烧身,那么导致他跌倒的最可能的理由就是他和荆州市政府的股权争端。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更是对此深信不疑,其调查报告称:2004年以后天发集团全面危机出现的根源,是地方政府处理民营企业产权的不当行为。
  天发集团从创业开始,几度融资,直至上市,股权几经更迭,如今更是难以界定。天发究竟是戴了一顶“红帽子”,还是穿了一件“红袍子”,把暧昧的产权变清晰,在如今的国企改制实践中,缺乏法律条规的支持,更多的要看龚家龙和荆州市政府双方力量的博弈。在这个过程中,天发和天颐两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在荆州市国资委和龚家龙之间多次划转,让各界不由得更加质疑。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经过多年的股权变动和微妙资本安排,龚家龙能够绝对控制天发集团。他所缺的,就是法律上的认定,为了这个认定,龚家龙发动了一场产权战争。
  龚家龙一直坚持天发集团只是“红帽子”企业,政府没有出一分钱,全靠他个人创业才能辛苦成长起来;而荆州市政府則认为天发从一开始就是用国家机构(轻工局)的名义贷款发展起来的,注册为全民所有制,而且市里为天发解决了很多发展困难,其作用对天发举足轻重,天发的所有权当然得归政府。
  双方的主张差别太大,因此拉锯了将近6年。不幸的是,龚家龙在博弈完美结束的前夕,被先发制人的雷霆手段拦截在终点线前面。
  
  第一次交锋
  
  2000年以前,是天发集团的鼎盛时期,无疑让龚家龙有了和政府谈判的本钱。荆州市有关部门迫切希望把手里亏损的国企交到龚家龙这个利税大户的手里,让这些资产起死回生,解决工人的就业和福利问题;而龚家龙则通过解决这些困难企业时对政府的贡献,以及随之而来套住银行的巨额贷款,掌握了讨价还价中的主动权。
  尤其是在2000年,天发集团战胜了外来的几个据说出价还要高的洗涤剂厂商,以一个外行的身份接手了活力28集团,包括其上市公司。进入活力28,让天发承担了其超过5亿元的债务;之后,龚家龙还把天发原来的菜籽油资产注入活力28,并将上市公司更名为天颐,挽救其濒于破产的困境。
  巨大的付出让荆州市政府认为可以对龚家龙的要求作出让步。2000年10月19日,当时一位荆州市副市长主持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了天发集团工会收购天发股份公司国有股权,承认天发集团是为了经营需要而冠以国有名号的红帽子企业,认定天发集团的股本是由天润三峡投资基金的投资形成的,荆州市国资局没有投入资金,根据“谁出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明晰和界定天发集团的产权,变更工商登记,并将天发股份的国有股权转让给天发集团工会和另外六家天发集团收购兼并而来的子公司,只要求天发集团对政府的历史贡献给予一定的收益补偿。(相关文件有:《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62期》2000年10月24日;荆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文件荆国资委[2001]第5号《关于湖北天发集团公司发展及产权界定情况的批复》,2001年5月11日)。
  借助天润三峡投资基金的名义,龚家龙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整个天发集团的产权,而且取得了产权之争的第一步胜利。但是鉴于当时石油产业的管制状况,龚家龙不敢把产权划到自己名下,只能归到天发集团6个子公司和工会名下。天发集团的工会持股会其实只是龚家龙当时为了承接股权而设立的一个虚名,并没有真正的持股员工,工会主席又由龚家龙的妻子担任。
  此时,荆州市政府和龚家龙之间达成了一个妥协:龚家龙继续服务于荆州市的经济增长,把甩给他的国有企业盘活,而市政府在政策上继续支持天发集团的发展。毕竟,此时的天发集团正处于其短暂十多年历史的鼎盛时期,不仅是荆州市举足轻重的利税大户,也是荆州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第二次交锋
  
  2003年至2004年,因为两大石油集团对成品油销售终端的整顿行动,以仓储和销售为主业的天发石油的业绩十分惨淡,龚家龙只得把目光投向天颐科技。
  但是天颐科技公司的生产规模节节扩张,资金也愈加紧张。为了实践当初天发石油上市时龚家龙对荆州市政府的许诺,天颐科技助推了荆州油菜籽种植基地的建设,从1997年以来,天发集团投资10多亿元,建立了年加工120万吨油菜籽的食用油企业和年加工米面30万吨的粮食加工企业,到2004年建立了600万亩的农产品基地,与基地上数百万农民签订了农产品收购协议,成为全国最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之一。同时,天颐科技从国外引进了食用油生产线,产能从十几万吨骤升到100万吨,生产规模相当庞大,龚家龙曾说:如果天颐的生产能力全部运转起来,短期内就能回收20亿元资金。
  但是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是对流动资金的强烈渴望。而且,由于气候因素,收购油菜籽只能在每年夏天油菜的成熟季节集中进行,因此在此期间需要巨额收购资金来周转。依照天颐此时的规模,这笔资金达到了5个亿。
  龚家龙四处奔走,得到了湖北省各级政府有力支持,在各方斡旋下,2004年,龚家龙从国家开发银行拿到了6亿元资金额度的初步意向,能够暂时缓解天发集团面临的流动资金困难。
  但是龚家龙在活力28欠下的旧账,让荆州市政府有了非干预天发集团产权归属不可的理由——公共利益。
  由于龚家龙接手活力28之后,只顾自己的食用油和生物石油业务,在资金短缺的压力下,对原来的洗涤剂业务采取了断血政策,拒不落实以前兼并活力28时对政府妥善安排职工的承诺,导致员工极度不满。2004年8、9、10月,将近3个月的时间,厂里职工到荆州市政府闹得不可开交,停产达到两个多月,企业无法运转,一度成为导致荊州市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龚家龙的困难状态下,凭借国家开发银行所提供的大笔资金和对公共利益的考量,换届以后的荆州市政府与龚家龙开始了新的“谈判”,政府要求龚家龙将天颐划给政府,并以天发石油算龚私有作为对等的补偿,但龚家龙没有同意。此时的天发石油早已没有什么油水,而天颐科技却还能继续运转,进军生物石油,他当然不愿放弃。
  到了活力28职工上访形势更紧张之后,荆州市政府已经认为没有商量的必要了。
  2004年10月,荆州市政府出具了一张批文将天发集团持有天颐科技的5429.7万国有法人股股权转让给了荆州市国资委,具体由其所属的荆州市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这个批文推翻了上届政府的文件,不承认天发集团的民营性质,并强行派人接管了天颐科技股份公司的控制权。自从天发集团建立以来,荆州市政府从来 都是用行政划拨的手段调配天发的资产,把国有企业划拨给天发集团经营管理,这次出手只不过是过去手段的自然延续。
  随后天颐科技处于停产瘫痪状态,龚家龙称如此困境是从政府行政干预开始的,因为本来国家开发银行要给的6亿元贷款,因为看到几方股权争端,反而没有了下文;而且看到如今的政府不再罩着天发了,荆州市、湖北省境内的国有银行纷纷前来催债,整个天发集团的资金链有了断裂的危险。
  一些媒体也认为,政府行政干预充分反映了地方政府手太长,并说“如果2004年不出现荆州市政府与龚家龙之间的产权冲突,天发集团已经实现百万吨的菜籽油产量,而且将会在石油价格暴涨之初就转入生物柴油的生产行列。”
  2004年前后,荆州市政府和龚家龙之间的产权之争和天发集团的贷款黑洞一样,在荆州已经变成敏感话题。
  
  第三次交锋
  
  由于资金链开始崩溃,贷款支撑还贷的模式到了2005年已然不能持续下去,整个集团28亿元债务全都变成银行纸面上的烂账,股权分置改革的压力也让天发集团内上市公司大股东占款、欠款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股民与农民怨声载道。
  同时,股权分置改革也在推动天发集团改制进程。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启动,天发集团需要清理涉及的内部债权债务以及资产重组,只有明晰产权之后方可顺利进入股改程序。天发集团提出企业产权改革的具体方案,即原6家子公司反持的母公司股份,转由龚家龙董事长持有65%,集团工会增持股份到35%。
  2005年4月20日,荆州市国资委拿出的《关于天发实业集团改制方案的请示》(荆国资文2005年24号)得到了荆州市政府的批复。市政府原则同意天发集团改制方案,即天发集团管理层以承债方式承接产权关系,国退民进,整体改制。整改完成后天发集团属民营企业。
  但是,情况出现了反复。
  2005年底,荆州市工商银行作为债权人委员会的主席单位,引入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进行重组债务,希望雷曼把28亿元债务打折买过来,解脱天发的债务危机。盘活资产后,再找别的公司进来合作。
  对此荆州市政府表示了支持。荆州市政府表示,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希望引入的重组方能够拯救这个烂摊子,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个债务黑洞。
  此前,荆州市政府在2004年收回产权之后,就一直在自己寻找一个投资方来收拾天发局面,先后入局的包括中化、中粮等国内整合大户。中化集团后来以天发石油账面太乱,资金被侵占严重为由撤回了收购意愿。之后进来的中粮集团也因巨额债务而止步重组。
  龚家龙自从2004年输给荆州市政府的行政干预之后,他就远上北京运动,一方面求助于北京的广大新闻媒体,把自己扮演成为一个遭受地方政府公权力迫害的民营企业家,以便获得公众舆论的同情,对政府形成民意压力。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天发集团股权之争成为媒体耳熟能详的话题。另一方面,他奔走于各个民营和政府政策战略研究机构,希望再次找到如同“天润三峡投资基金”那样的灵丹妙药,彻底解决产权问题。正是从这些智囊团口中,他窥得了利用组建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这个平台,影响政府决策,对天发进行重组,打通石油产业资本运作通道的门径。
  首先出台的是法律专家的学术意见。2006年7月18日,在龚家龙的运作下,全国人大、中国法学会等机构邀请知名法律专家江平、王利明、徐杰、李曙光等法学教授及专家齐聚一堂,就天发集团的产权进行界定、论证。江平等七位著名法学家经过了解和论证,以惊人的调查效率,仅凭龚家龙的一面之辞,于仅仅10天之后,就形成了《关于湖北天发集团有限公司性质界定的专家法律意见书》,出具了明确的法律意见:天发集团的产权与荆州市政府无关,应该执行2001年的市政府文件,将产权过户给龚家龙与天发工会。
  同时,龚家龙接洽了全国工商联所属的光彩49集团与雷曼兄弟公司联手,意欲将天发集团的资产与经营牌照注入长联石油,由长联石油与光彩49集团合作,共同出资西进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筹建石油炼化基地。
  2006年6月,在光彩49集团的支持下,长联董事局主席龚家龙正式启动了“重整长联”行动,核心是将龚家龙旗下天发集团的石油业务装进长联,以解除长联由于没有石油运营牌照而出现的困局。整个计划将以光彩49集团分别用1元的代价收购荆州市政府和龚家龙手中的天发集团股权为开局,然后由光彩49集团将天发集团旗下的石油资产、石油运营牌照纳入长联;待光彩49集团接手天发集团后,雷曼兄弟公司将与湖北银行界商谈天发集团的债务重组;待债务重组结束后,新疆中基实业股份公司将接盘天发集团旗下天颐科技的资产设备。
  重组方面数次追问荆州市政府天发集团的产权问题,要求政府在明确产权的基础上,才能将全部产权转给光彩49集团,也才能继续推进债务重组。而在中国国企改制的辞典里,政府拥有产权是“不明晰”的,所以,明确产权就必须把产权交给一个法人或者个人来负责。在这里,合适的只有曾经拥有过天发集团产权的龚家龙。
  在重组方和工商联的压力下,荆州市政府同意把产权转回来,以便重组进程顺利开展。2006年1月12日,荆州市政府在对雷曼兄弟公司的复函中明确表示:“天发集团过去属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其改革重组及职工安置方案都已经市政府批复,该企业属民营企业。”
  2006年8月,再次换届后的荆州市委第三次印发红头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湖北天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风险处置和资产重组工作的会议纪要》,同意法学家的意见,将资不抵债的公司产权全部定性为民营产权。
  天发集团于9月28日在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注册资本为lo亿元的天发集团下面6个子公司所持的天发集团股份,一并变更为龚家龙6.5亿元股权(持股65%)以及天发集团工会3.5亿元股权(35%)。
  至此,龚家龙得到了一个根本的但是短暂的胜利,从不明不白的工会和6个子公司持股变成自己和工会持股。虽然只是一个名义,但是意义重大,因为这宣布了天发的私有产权。
  2006年10月,龚家龙重新接管了天发集团的全部管理权,并且按照重组时的债务安排,赶在清欠大限之前用土地和非现金资产抵偿了过去大股东的欠款;雷曼兄弟公司也邀请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开始进场调查,天发集团债务重组逐渐推进。2006年10月13日S*ST天颐公司发布了公告。
  
  第四次交锋
  
  龚家龙在胜利中陶醉了没有多久,形势就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他不利的因素在积聚,天发重组并打通长联石油平台的大好局势出现了大翻盘。
  龚家龙的“原罪”开始集中发作。从龚家龙拿回产权起,就不断有人向省里告状,都说不应该把天发就这么 给他了。2006年9月到11月,关于龚家龙的事情形成了一个告状潮。不久之后,省政府开始出面干预天发集团的产权改革,希望龚家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退还天发集团的产权。
  龚家龙为了全身而退,被迫做了有保留的让步,回到曾经的模糊产权状态。2006年11月22日,龚家龙以元的价格用协议转让的方式将他本人和天发集团工会所持有的股权转给了原来持股的六家子公司,12月7日完成工商登记。但是,直到2007年1月18日,S*ST天颐才对此转让发出公告。
  石油商会的张叶飞律师说,2006年11月份,龚家龙也与荆州市政府已经达成了某种君子协定:企业性质不变回国有,自己陆续将资产交给政府管理。同时,他还表现出作为一个“知名企业家”的胸襟,给荆州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发了一封承诺函,表明要在天发重组完成后,将其个人股权捐赠给公益事业。这些表态,无外乎是希望以产权换自由,以贡献换谅解,也有暂时认输,以作缓兵之计的考虑。
  但是,龚家龙仍然希望光彩49能够入主天发,自己就能侥幸曲线救国成功。于是,光彩49和雷曼兄弟公司跟荆州政府再次谈判,打算一起接盘。省银监会还开了一次债权人委员会会议,商量有关方案。2006年12月19日,荆州市政府暂时妥协,发出红头文件《荆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求对天发集团实施改革重组意见的函》,同意由光彩49集团与雷曼兄弟公司共同主导天发集团与银行的债务重组谈判,联手推进资产债务重组。但12月20日,荆州市政府的分管领导又坚决反对。
  龚家龙出事后,他在和荆州市政府的产权争端中彻底失败。尽管全国性舆论对于他的遭遇普遍同情,但在荆州当地,很多人却高兴地欢呼,纷纷表示“我们的政府还在作为”。
  龚家龙的失败,也许有那么一点运气的成分,但是更多的在于他贪求政府利益,不舍得让步。国企改制的过程,就是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其中需要政府和企业家之间理性地根据历史贡献来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妥协,或者是界定为“红帽子企业”,直接交给企业家,或者是肯定企业家劳动创造对于企业的贡献,给他适当的股份,或者是让管理者实行MBO,给政府和职工经济补偿,又或者是仅仅给予适当的管理者激励措施。在这样性命攸关的谈判过程中,很多时候需要策略和让步。
  在龚家龙与荆州市政府的博弈中,龚家龙一直不肯退让,先是一味从政府那里索取利益和支持,又大肆转移他认为属于他的资产,掏空企业,以国家银行的债务危机来逼政府放手。也许他看到了很多成功的先例,但不幸的是他捅的娄子太大了,还碰上了强硬的荆州市政府,还错误地在荆州市政府准备让步的时候没有抓住机会,所以在只差一步的时候竟然失足。
  为什么龚家龙不愿意放弃天发这个“空壳”呢?很多评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天发石油所拥有的成品油批发经营牌照正是长联石油所急缺的,或许还因为利益驱使:其实如同很多亏损的老国企一样,天发并非如外界所传的资不抵债,在这个地产价值疯狂上升的时期,在武汉等中西部一级城市拥有大块优质地皮的天发集团非但不是个空壳,而且还是个香饽饽。这些政府以行政划拨形式给天发的地皮,估计多年来被故意做低了价值,这种被埋没的优质资产往往能够在重组中发挥极大的力量。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政府已经将天发的一块地产卖给了开发商,300多亩的地,卖了3.8个亿,据说还卖低了。天发另外还有900多亩的地,十几个亿随便卖。”
  这样的利益,龚家龙当然不愿放弃,也许他更加不愿放弃的是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天发集团,即使自己已经拥有了从中转移出来的资产,他也需要这个外壳来匹配他一生的成就,这才算完美的拥有了天发集团。
  也许,这个产权之争埋没了一个龚家龙,一个中国石油产业第四极,诚然可以叹息,但是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足以警醒那些罔顾国家和民众利益,只顾自己产权和资产的“企业家”。他犯下的,正是那种必须清算的“原罪”,因此已救无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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