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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第一次走进会同村，已经过去了9年。
斑驳古旧的碉楼仍在；饱经风霜的祠堂仍在；果场、池塘、村口那棵茂盛的大榕树仍在，但树下悠闲纳凉的村民变成了从附近学校赶来为自己的MV作品取景的学生；咖啡香取代了炊烟味儿，破落荒废的百年老宅摇身一变成了一间间的特色民宿、风情餐吧……
会同村正在经历一场“剧变”，百年前的富商豪族为后人留下的遗产在被岁月埋没了几十年后，在当下又重新找回了其存在的商业价值，传承、保护、发掘，催动这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游戏的源动力，已经分不清是宗族传承的使命，怀旧复古的情怀，还是因开发而催生的经济利益。
昔日荣光难掩破败
会同村的历史可以追溯百年，但那久远的过去更多是村民缅怀的先辈余光，和游客茶余饭后的谈资，遥远而不可触摸。会同村现在的故事，则是从一枚小小的邮票开始的：2013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8张面值1.2元的《中国古镇》特种邮票，并携此参加了当年举办的亚洲国际邮展。会同村古碉楼作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村镇古建筑，第一次向外界展示了会同古建筑村落岭南建筑风格与西洋元素中西结合的独特风貌。
其实，在这之前的会同村也并非完全“养在深闺人未识”，在珠海的驴友和摄影、画家圈里，这里是一处保留了自然风光和古老风貌的“处女地”，是一个远离喧嚣的绝佳创作环境。可是，就在这珠海第一古村，珠三角第一个整体规划建设的村庄、第一个集体供电的村庄……等一系列盛名逐渐为外界所知的时候，会同村的衰败现状，也成了盛名之下难掩的伤疤：最早一代的村庄建设者早已经星散到全球各地，祖屋对于许多从小在城市中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来说只是儿时在爷爷睡前故事里听到的场景道具；随着现在早已名存实亡的會同工业区在上世纪80年代的衰落，村里的年轻人也纷纷外出谋生，留在村里的只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童，陪伴着一座座历经百年的老屋，枯守着岁月。
回忆起10年前第一次来到会同村的时候，整条村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老旧的古屋和新建的房子被一条石板路隔开，形成两个泾渭分明的区域：右边的新房子区还有些许不多的人气，而左边的老屋则是十室九空的沉寂。走在一百多年历史的村中小路上，看到的只有满眼的荒芜，年久失修的老屋挂着斑驳生锈的铁锁，或许这把锁钥匙那远在海外的主人都早已遗忘了这间老屋的存在，连同整个村，都变成记忆里关于故乡模糊斑驳的泛黄照片。
艺术家的乡村梦
从村口的公交站进入会同村，走过青石板的小桥，越过夯土沙石的老牌楼，就是会同画家村，画家村的身后就是会同标志性的三间祠堂和那座出现在邮票上的碉楼。这里曾经是会同莫氏后人的私家庄园，后来捐献给村里修建了会同小学，几经流转后由珠海国资委转交珠海教育局和村委共同管理。2008年，在现任古元美术馆馆长包泽伟等几位艺术家的推动下，珠海市委宣传部出资承租原来的校舍空间和附近几十亩的原庄园土地，成立了会同画家村，给画家们创造一个远离城市的安静创作空间，这也是第一个进入会同村的“外来”机构。
当时一力推动画家村建设的包泽伟，把这里当作一个用文化带动当地旅游和市场发展的探索尝试，他希望能够充分利用村子里空置的旧房子、自然环境资源，吸引艺术家前来创作，通过文化和艺术的繁荣带动整个村庄的发展。如同印象派圣地的法国巴比松村、徽派民居代表的安徽西递村，还有沈从文笔下的凤凰、木心埋骨的乌镇。
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着差距，画家村的到来并没有受到想象中的村民的欢迎，在村民看来，这群“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的画家与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除了每年在村民大会上听到自家孩子的教育补助资金是源自宣传部给付的画家村租金之外，村民并不想和这些“外来者”产生太多的交集。
包泽伟也曾多次尝试和村委会和政府沟通，希望能够通过房屋租用或者和村子合作开发等途径盘活村里正逐渐消亡的文物资源，但收效甚微。最核心的问题归结起来还是没钱，几位艺术家显然无法带给村民太多直接的经济利益，就连他们的“房租”都是由珠海市委宣传部出资的，看不到钱收的村民显然对这些事情兴趣缺缺。对于包泽伟设想的间接效益，不知是源于对外来者的戒备或者自身确实理解能力受限，大部分村民选择了“听不懂”。在画家村入驻的前几年里，画家和村民更多的时候就像是两条平行公路上行进的汽车，互相保持着足够的安全距离。
另一个让包泽伟头疼的问题则是画家村的生活保障迟迟无法到位，没有独立卫生间、没有厨房、村里也没有住宿或者餐饮服务提供。每天在市区和画室还有美术馆那边来回奔波，让他深感疲惫。无奈之下的包泽伟在画家村待了3年之后，带着自己打造下一个“岭南西递村、观澜版画村”的梦想离开了画家村，将自己那间由教室改造的30多平米的画室留给了后来进驻的年轻画家。
侯宝亚是第二批进驻到画家村的画家，他在2012年刚刚进入画家村的时候正是画家村“青黄不接”的时期：包泽伟等最早一批参与画家村创建的画家陆续离开，新的血液尚未进入。同时，导致包泽伟离开的问题也在困扰着他和现在还在画家村里的十几位画家，对于这些问题，侯宝亚和会同画家村的画家以及各级领导机构也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办法解决，侯宝亚对此概括为：打开门，走出去。在2016年之前，会同画家村并未对外开放，侯宝亚认为当时的做法是为了保证艺术家的创作空间不被游客打扰，让艺术家能够安心创作，但随着会同村知名度越来越高，来村里的游客也多了起来，画家村也应该寻求一种和游客及村民交流的方式和平台。
2016年，在政府支持下，会同画家村在政府支持下在原画家村主楼隔壁搭建了一间展览馆，不定期展出一些画家村及其他画家的艺术作品，常年向游客和村民开放。2016年国庆期间，会同村举办了第一届“会同情韵·2016国庆艺术节”，会同画家村的展览馆也作为艺术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式对外开放参观。
作为第一个进入到村子的外界“机构”，很长时间以来，画家村都和村民处于这种若即若离的游离状态：一方面，画家村作为一张代表会同村的名片越来越为外界熟知，也给村子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和人气；另一方面则是村民对此并不认同，在村民的概念中，画家村和自己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交集，更遑论代表会同。
还原百年栖霞风貌
同样和村民处于这种微妙游离关系的还有建在村外果林间的栖霞仙馆。
到访仙馆的时候恰逢一个剧组在此取景拍摄，据馆长袁剑波介绍是一部青春校园连续剧，还有幸见到了剧组的主演——某位国内知名女演员。“仙馆现在的环境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这种充满岭南风味又有西洋特色的古典园林在整个珠三角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是少有的，所以有很多剧组租用场地拍摄电影电视。”袁剑波一边招呼我们一边解释。巧合的是，栖霞仙馆此前一次“出名”也是因为一个剧组，由于当时的仙馆杂草丛生、破败不堪，被一个香港剧组选中拍摄恐怖片场景，一时间栖霞仙馆“会同鬼屋”的名号“凶名赫赫”。
就是这样一间破败的“鬼屋”，却被袁剑波当作宝贝一样细心呵护了下来，并逐步打造成了现在的模样。2014年，建筑行业出身的袁剑波凭着行业的敏感和专业，发现了仙馆的历史价值，辗转通过村委会和莫氏宗亲会找到了仙馆现在的主人，并承租了下来。聊起当初承租修复仙馆的初衷，袁剑波依然带着些许庆幸，他认为：栖霞仙馆能够与“梅溪牌坊”“唐家共乐园”齐名，作为当初珠海的三大名园之一， 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当地村民和园子原来的主人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能力开发，他看到了觉得很可惜，所以就想能够把园林最大限度地修复保存下来，还原他们当时的历史风貌，给后人一个交代，让子孙后代能够通过园林看到当年先辈的生活和情操。让袁剑波庆幸的是，园林的主体建筑依然坚固，院子里的百年古树大部分还生长旺盛，这在袁剑波看来，就是栖霞仙馆最大的财富。
行走在修整后的仙馆内，已经很难把它和多年前看到的那个破败院落联系起来，郁郁葱葱的百年古树间，依然是曾经老旧的骑楼、牌坊，但早已没有了当初的荒凉，每逢周末络绎不绝的游客从市区特意赶来参观游玩、拍照留念，或者到主楼2楼的咖啡厅坐坐，近百年前漂洋过海从欧洲泊来的精美瓷砖依然华美，在被历史包裹的长廊上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
仙馆的修复，对于仙馆本身和袁剑波本人来说是成功的，但对于村子的整体发展，在袁剑波看来却不容乐观。修复后的仙馆虽然迎来了游客、迎来了剧组、有了经济回报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气，可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仅凭一座园林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旅游生态圈，周边的配套也要跟上，无论我的仙馆做得再好，周围如果没有完善的产业配套，也留不住游客，留不下游客就产生不了消费，没有消费谈何旅游经济，没有经济收益的支撑，会同村的乡村复兴就不可能成功，我们仙馆作为会同村的一部分，也走不长远。”
袁剑波思考的或许是未来5年甚至10年的发展前景，这或许与他的职业出身相关，从事建筑行业的人，每一个作品都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对于仙馆和会同村的发展，他也习惯了从更长的历史维度上去思考，为此他还特意查阅了高新区相关的建设规划设计，编制了仙馆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他希望通过未来5到7年的努力，重现栖霞仙馆当初最辉煌时候的盛景，还原这座百年园林的历史风貌。
利益导向下的集体选择
无论是画家村终于打开了关闭的铁门向村民和游客开放，还是栖霞仙馆的修复经营，对于村民来说，这些都离他们的生活有些遥远，艺术家们和果园对面的袁剑波馆长，早已被打上了与他们无关的外来者标签，现在村民更关心的是另外的三件事：租金、分红、补贴。
村民所说的补贴源自政府的“政策输血”，村长莫朝荣介绍说：从2012年开始，高新区政府陆续拨款对村容村貌进行改造和老建筑的保护修复及村民建房补助，并委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针对古建筑的修复和村庄整体布局出具了详细的规划方案，具体到每一栋建筑。按照现行政策，会同村内新批复的宅基地房屋自建，需严格按照规划中的占地和使用面积及建筑方案施工，政府给予每栋房屋20万元的资金补贴，原保护区内的老建筑修复也要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
这是村民能够实实在在看到的利益，也是村民关心的重点，另一个源自政府的财政支持则是对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政府拨款给村里装了闭路监控的安防系统、统一修缮了已经破损不堪的石板路、整修村口祠堂和村前的池塘、加装灯光美化系统、架设通往池塘湖心岛的桥梁……
在这些切实可见的改变面前，会同村民得到了直接的利益，也带来了间接的实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老屋的租金上涨。从村里最早的咖啡馆老屋咖啡几百元的房租开始，到现在一间老屋动辄上万元的月租，短短3年的时间内，曾经无人问津的荒废老屋变成了“奇货可居”的“香饽饽”，租金价格上涨了近20倍。
为情怀买单
老屋咖啡无疑是幸运的，也有人赞叹经营者尚燕超前的商业眼光，对此尚燕表示有些哭笑不得，因为在2013年看中这座房子，决心承租下来经营咖啡屋的时候，尚燕完全没有任何盈利的想法，如今老屋咖啡成为“会同一日游”之类攻略推荐的必到景点，房租低廉又经营火爆的场景，也是尚燕始料未及的。
“我就是在2013年在村里散步的时候看到了这栋老房子，当时正好是下午，阳光透过房顶的窟窿洒进来，我看了之后就很有感觉，然后就想着租下来做点什么，做个咖啡厅、工作室，当时完全没有靠这个盈利的想法，因为当时村里根本没几个人，更别说有多少游客光顾。”
現在，随着人流的增多，许多新加入会同的创业者邀请尚燕去帮忙指导店面的装修和运营，对此尚燕一概拒绝了，在她的理念中，开咖啡屋不是为了赚钱，更多的是享受一种生活乐趣。尚燕理想中的村居生活也应该是这样子的：经济充裕、邻里融洽、生活舒适，不掺杂太多商业和功利。 同样是开咖啡屋，毕业于北师大的80后年轻创业者林青青显然没有尚燕的幸运。去年，林青青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会同租下了一间800平米的两进院子，做咖啡、烧烤和轻饮，几轮商谈之后，最终以1.2万元每月的价格租了下来，按照规划设计的修复要求，装修整个院子也要投入几十万元，林青青和她的合伙人显然面临着比尚燕更严重的经营压力。
今年，老屋的价格又涨了一轮，林青青的价格在会同村目前也只能租到最小的三间主屋的独立小院了，而且所剩无几。对于如此迅速的价格上涨，村长莫朝荣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虽然会同村人流越来越旺盛，但目前的价格显然高出了实际价值，租下来的老房子还要按照规划标准整修，青砖等材料的价格是普通建材的几倍，算下来，创业者第一年的投入将高达50余万元，而目前村里的大多数店铺营收也只能维持收支持平，尚未有盈利能够支撑如此高昂的前期投入。
可村里老屋的所有权归户主个人，就算是村长莫朝荣也无权干涉房东和租客之间的自由竞价，莫朝荣也只能加快推进村里的“大学小镇”项目建设，吸引更多的游客和学生来到会同，让村中的创业者和回家创业的年轻人能够尽快收回投入，实现盈利。
“大学小镇”的尝试
莫朝荣所说的“大学小镇”项目，就是村民所关心的“分红”的主要来源，在会同工业区日渐衰落，村中建设的老旧厂房已经不堪使用之后，莫朝荣经过村民大会的表决通过，将老旧厂房全部拆除，以村集体所有土地入股参与到了UIC新宿舍区的建设中来，通过社会资本出资+会同村出让土地+学校返租给学生住宿的形式，完成了学校、资本、村民的三方共赢。未来，会同村还希望在大学小镇和会同古村的中间农田区域建设供大学生创业的“众创空间”平台，将学校区域和会同古村落链接起来，形成一个统一整体。
去年一年，會同村每个村民从村委所属的经济合作社中获得分红近两万元，加上老屋出租的不等价格，收入高的家庭每年只分红和租金两项就能净收近20万元。
离开会同村的时候，村口两间并排的祠堂还在修缮中，据村长莫朝荣介绍说，这里是由高新区政府出资修缮，修缮完成后交由社会资本改造为书店和公共阅读空间向村民和游客开放。
从会同画家村到栖霞仙馆，从老屋出租到“大学小镇”建设，会同村所走的每一步与其说是新农村的乡建复兴，倒不如说是在政策和资本双重刺激下的被动接受。细数会同村近十年来走过的每一步，新的建设项目能否被村民接受，似乎只有利益这唯一的衡量标准，确切地说是当下可以看到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在利益刺激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形式让村民去主动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毕竟，这里是他们的家乡，没有人不爱自己家乡的土地。
无论政策支持还是社会资本的注入，外来输血式的建设模式始终只能为村庄奠定发展的基础，如何利用好基础优势完善小区域内的产业微循环，构筑完整的产业生态圈，或许是会同村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斑驳古旧的碉楼仍在；饱经风霜的祠堂仍在；果场、池塘、村口那棵茂盛的大榕树仍在，但树下悠闲纳凉的村民变成了从附近学校赶来为自己的MV作品取景的学生；咖啡香取代了炊烟味儿，破落荒废的百年老宅摇身一变成了一间间的特色民宿、风情餐吧……
会同村正在经历一场“剧变”，百年前的富商豪族为后人留下的遗产在被岁月埋没了几十年后，在当下又重新找回了其存在的商业价值，传承、保护、发掘，催动这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游戏的源动力，已经分不清是宗族传承的使命，怀旧复古的情怀，还是因开发而催生的经济利益。
昔日荣光难掩破败
会同村的历史可以追溯百年，但那久远的过去更多是村民缅怀的先辈余光，和游客茶余饭后的谈资，遥远而不可触摸。会同村现在的故事，则是从一枚小小的邮票开始的：2013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8张面值1.2元的《中国古镇》特种邮票，并携此参加了当年举办的亚洲国际邮展。会同村古碉楼作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村镇古建筑，第一次向外界展示了会同古建筑村落岭南建筑风格与西洋元素中西结合的独特风貌。
其实，在这之前的会同村也并非完全“养在深闺人未识”，在珠海的驴友和摄影、画家圈里，这里是一处保留了自然风光和古老风貌的“处女地”，是一个远离喧嚣的绝佳创作环境。可是，就在这珠海第一古村，珠三角第一个整体规划建设的村庄、第一个集体供电的村庄……等一系列盛名逐渐为外界所知的时候，会同村的衰败现状，也成了盛名之下难掩的伤疤：最早一代的村庄建设者早已经星散到全球各地，祖屋对于许多从小在城市中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来说只是儿时在爷爷睡前故事里听到的场景道具；随着现在早已名存实亡的會同工业区在上世纪80年代的衰落，村里的年轻人也纷纷外出谋生，留在村里的只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童，陪伴着一座座历经百年的老屋，枯守着岁月。
回忆起10年前第一次来到会同村的时候，整条村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老旧的古屋和新建的房子被一条石板路隔开，形成两个泾渭分明的区域：右边的新房子区还有些许不多的人气，而左边的老屋则是十室九空的沉寂。走在一百多年历史的村中小路上，看到的只有满眼的荒芜，年久失修的老屋挂着斑驳生锈的铁锁，或许这把锁钥匙那远在海外的主人都早已遗忘了这间老屋的存在，连同整个村，都变成记忆里关于故乡模糊斑驳的泛黄照片。
艺术家的乡村梦
从村口的公交站进入会同村，走过青石板的小桥，越过夯土沙石的老牌楼，就是会同画家村，画家村的身后就是会同标志性的三间祠堂和那座出现在邮票上的碉楼。这里曾经是会同莫氏后人的私家庄园，后来捐献给村里修建了会同小学，几经流转后由珠海国资委转交珠海教育局和村委共同管理。2008年，在现任古元美术馆馆长包泽伟等几位艺术家的推动下，珠海市委宣传部出资承租原来的校舍空间和附近几十亩的原庄园土地，成立了会同画家村，给画家们创造一个远离城市的安静创作空间，这也是第一个进入会同村的“外来”机构。
当时一力推动画家村建设的包泽伟，把这里当作一个用文化带动当地旅游和市场发展的探索尝试，他希望能够充分利用村子里空置的旧房子、自然环境资源，吸引艺术家前来创作，通过文化和艺术的繁荣带动整个村庄的发展。如同印象派圣地的法国巴比松村、徽派民居代表的安徽西递村，还有沈从文笔下的凤凰、木心埋骨的乌镇。
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着差距，画家村的到来并没有受到想象中的村民的欢迎，在村民看来，这群“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的画家与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除了每年在村民大会上听到自家孩子的教育补助资金是源自宣传部给付的画家村租金之外，村民并不想和这些“外来者”产生太多的交集。
包泽伟也曾多次尝试和村委会和政府沟通，希望能够通过房屋租用或者和村子合作开发等途径盘活村里正逐渐消亡的文物资源，但收效甚微。最核心的问题归结起来还是没钱，几位艺术家显然无法带给村民太多直接的经济利益，就连他们的“房租”都是由珠海市委宣传部出资的，看不到钱收的村民显然对这些事情兴趣缺缺。对于包泽伟设想的间接效益，不知是源于对外来者的戒备或者自身确实理解能力受限，大部分村民选择了“听不懂”。在画家村入驻的前几年里，画家和村民更多的时候就像是两条平行公路上行进的汽车，互相保持着足够的安全距离。
另一个让包泽伟头疼的问题则是画家村的生活保障迟迟无法到位，没有独立卫生间、没有厨房、村里也没有住宿或者餐饮服务提供。每天在市区和画室还有美术馆那边来回奔波，让他深感疲惫。无奈之下的包泽伟在画家村待了3年之后，带着自己打造下一个“岭南西递村、观澜版画村”的梦想离开了画家村，将自己那间由教室改造的30多平米的画室留给了后来进驻的年轻画家。
侯宝亚是第二批进驻到画家村的画家，他在2012年刚刚进入画家村的时候正是画家村“青黄不接”的时期：包泽伟等最早一批参与画家村创建的画家陆续离开，新的血液尚未进入。同时，导致包泽伟离开的问题也在困扰着他和现在还在画家村里的十几位画家，对于这些问题，侯宝亚和会同画家村的画家以及各级领导机构也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办法解决，侯宝亚对此概括为：打开门，走出去。在2016年之前，会同画家村并未对外开放，侯宝亚认为当时的做法是为了保证艺术家的创作空间不被游客打扰，让艺术家能够安心创作，但随着会同村知名度越来越高，来村里的游客也多了起来，画家村也应该寻求一种和游客及村民交流的方式和平台。
2016年，在政府支持下，会同画家村在政府支持下在原画家村主楼隔壁搭建了一间展览馆，不定期展出一些画家村及其他画家的艺术作品，常年向游客和村民开放。2016年国庆期间，会同村举办了第一届“会同情韵·2016国庆艺术节”，会同画家村的展览馆也作为艺术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式对外开放参观。
作为第一个进入到村子的外界“机构”，很长时间以来，画家村都和村民处于这种若即若离的游离状态：一方面，画家村作为一张代表会同村的名片越来越为外界熟知，也给村子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和人气；另一方面则是村民对此并不认同，在村民的概念中，画家村和自己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交集，更遑论代表会同。
还原百年栖霞风貌
同样和村民处于这种微妙游离关系的还有建在村外果林间的栖霞仙馆。
到访仙馆的时候恰逢一个剧组在此取景拍摄，据馆长袁剑波介绍是一部青春校园连续剧，还有幸见到了剧组的主演——某位国内知名女演员。“仙馆现在的环境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这种充满岭南风味又有西洋特色的古典园林在整个珠三角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是少有的，所以有很多剧组租用场地拍摄电影电视。”袁剑波一边招呼我们一边解释。巧合的是，栖霞仙馆此前一次“出名”也是因为一个剧组，由于当时的仙馆杂草丛生、破败不堪，被一个香港剧组选中拍摄恐怖片场景，一时间栖霞仙馆“会同鬼屋”的名号“凶名赫赫”。
就是这样一间破败的“鬼屋”，却被袁剑波当作宝贝一样细心呵护了下来，并逐步打造成了现在的模样。2014年，建筑行业出身的袁剑波凭着行业的敏感和专业，发现了仙馆的历史价值，辗转通过村委会和莫氏宗亲会找到了仙馆现在的主人，并承租了下来。聊起当初承租修复仙馆的初衷，袁剑波依然带着些许庆幸，他认为：栖霞仙馆能够与“梅溪牌坊”“唐家共乐园”齐名，作为当初珠海的三大名园之一， 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当地村民和园子原来的主人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能力开发，他看到了觉得很可惜，所以就想能够把园林最大限度地修复保存下来，还原他们当时的历史风貌，给后人一个交代，让子孙后代能够通过园林看到当年先辈的生活和情操。让袁剑波庆幸的是，园林的主体建筑依然坚固，院子里的百年古树大部分还生长旺盛，这在袁剑波看来，就是栖霞仙馆最大的财富。
行走在修整后的仙馆内，已经很难把它和多年前看到的那个破败院落联系起来，郁郁葱葱的百年古树间，依然是曾经老旧的骑楼、牌坊，但早已没有了当初的荒凉，每逢周末络绎不绝的游客从市区特意赶来参观游玩、拍照留念，或者到主楼2楼的咖啡厅坐坐，近百年前漂洋过海从欧洲泊来的精美瓷砖依然华美，在被历史包裹的长廊上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
仙馆的修复，对于仙馆本身和袁剑波本人来说是成功的，但对于村子的整体发展，在袁剑波看来却不容乐观。修复后的仙馆虽然迎来了游客、迎来了剧组、有了经济回报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气，可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仅凭一座园林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旅游生态圈，周边的配套也要跟上，无论我的仙馆做得再好，周围如果没有完善的产业配套，也留不住游客，留不下游客就产生不了消费，没有消费谈何旅游经济，没有经济收益的支撑，会同村的乡村复兴就不可能成功，我们仙馆作为会同村的一部分，也走不长远。”
袁剑波思考的或许是未来5年甚至10年的发展前景，这或许与他的职业出身相关，从事建筑行业的人，每一个作品都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对于仙馆和会同村的发展，他也习惯了从更长的历史维度上去思考，为此他还特意查阅了高新区相关的建设规划设计，编制了仙馆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他希望通过未来5到7年的努力，重现栖霞仙馆当初最辉煌时候的盛景，还原这座百年园林的历史风貌。
利益导向下的集体选择
无论是画家村终于打开了关闭的铁门向村民和游客开放，还是栖霞仙馆的修复经营，对于村民来说，这些都离他们的生活有些遥远，艺术家们和果园对面的袁剑波馆长，早已被打上了与他们无关的外来者标签，现在村民更关心的是另外的三件事：租金、分红、补贴。
村民所说的补贴源自政府的“政策输血”，村长莫朝荣介绍说：从2012年开始，高新区政府陆续拨款对村容村貌进行改造和老建筑的保护修复及村民建房补助，并委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针对古建筑的修复和村庄整体布局出具了详细的规划方案，具体到每一栋建筑。按照现行政策，会同村内新批复的宅基地房屋自建，需严格按照规划中的占地和使用面积及建筑方案施工，政府给予每栋房屋20万元的资金补贴，原保护区内的老建筑修复也要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
这是村民能够实实在在看到的利益，也是村民关心的重点，另一个源自政府的财政支持则是对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政府拨款给村里装了闭路监控的安防系统、统一修缮了已经破损不堪的石板路、整修村口祠堂和村前的池塘、加装灯光美化系统、架设通往池塘湖心岛的桥梁……
在这些切实可见的改变面前，会同村民得到了直接的利益，也带来了间接的实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老屋的租金上涨。从村里最早的咖啡馆老屋咖啡几百元的房租开始，到现在一间老屋动辄上万元的月租，短短3年的时间内，曾经无人问津的荒废老屋变成了“奇货可居”的“香饽饽”，租金价格上涨了近20倍。
为情怀买单
老屋咖啡无疑是幸运的，也有人赞叹经营者尚燕超前的商业眼光，对此尚燕表示有些哭笑不得，因为在2013年看中这座房子，决心承租下来经营咖啡屋的时候，尚燕完全没有任何盈利的想法，如今老屋咖啡成为“会同一日游”之类攻略推荐的必到景点，房租低廉又经营火爆的场景，也是尚燕始料未及的。
“我就是在2013年在村里散步的时候看到了这栋老房子，当时正好是下午，阳光透过房顶的窟窿洒进来，我看了之后就很有感觉，然后就想着租下来做点什么，做个咖啡厅、工作室，当时完全没有靠这个盈利的想法，因为当时村里根本没几个人，更别说有多少游客光顾。”
現在，随着人流的增多，许多新加入会同的创业者邀请尚燕去帮忙指导店面的装修和运营，对此尚燕一概拒绝了，在她的理念中，开咖啡屋不是为了赚钱，更多的是享受一种生活乐趣。尚燕理想中的村居生活也应该是这样子的：经济充裕、邻里融洽、生活舒适，不掺杂太多商业和功利。 同样是开咖啡屋，毕业于北师大的80后年轻创业者林青青显然没有尚燕的幸运。去年，林青青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会同租下了一间800平米的两进院子，做咖啡、烧烤和轻饮，几轮商谈之后，最终以1.2万元每月的价格租了下来，按照规划设计的修复要求，装修整个院子也要投入几十万元，林青青和她的合伙人显然面临着比尚燕更严重的经营压力。
今年，老屋的价格又涨了一轮，林青青的价格在会同村目前也只能租到最小的三间主屋的独立小院了，而且所剩无几。对于如此迅速的价格上涨，村长莫朝荣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虽然会同村人流越来越旺盛，但目前的价格显然高出了实际价值，租下来的老房子还要按照规划标准整修，青砖等材料的价格是普通建材的几倍，算下来，创业者第一年的投入将高达50余万元，而目前村里的大多数店铺营收也只能维持收支持平，尚未有盈利能够支撑如此高昂的前期投入。
可村里老屋的所有权归户主个人，就算是村长莫朝荣也无权干涉房东和租客之间的自由竞价，莫朝荣也只能加快推进村里的“大学小镇”项目建设，吸引更多的游客和学生来到会同，让村中的创业者和回家创业的年轻人能够尽快收回投入，实现盈利。
“大学小镇”的尝试
莫朝荣所说的“大学小镇”项目，就是村民所关心的“分红”的主要来源，在会同工业区日渐衰落，村中建设的老旧厂房已经不堪使用之后，莫朝荣经过村民大会的表决通过，将老旧厂房全部拆除，以村集体所有土地入股参与到了UIC新宿舍区的建设中来，通过社会资本出资+会同村出让土地+学校返租给学生住宿的形式，完成了学校、资本、村民的三方共赢。未来，会同村还希望在大学小镇和会同古村的中间农田区域建设供大学生创业的“众创空间”平台，将学校区域和会同古村落链接起来，形成一个统一整体。
去年一年，會同村每个村民从村委所属的经济合作社中获得分红近两万元，加上老屋出租的不等价格，收入高的家庭每年只分红和租金两项就能净收近20万元。
离开会同村的时候，村口两间并排的祠堂还在修缮中，据村长莫朝荣介绍说，这里是由高新区政府出资修缮，修缮完成后交由社会资本改造为书店和公共阅读空间向村民和游客开放。
从会同画家村到栖霞仙馆，从老屋出租到“大学小镇”建设，会同村所走的每一步与其说是新农村的乡建复兴，倒不如说是在政策和资本双重刺激下的被动接受。细数会同村近十年来走过的每一步，新的建设项目能否被村民接受，似乎只有利益这唯一的衡量标准，确切地说是当下可以看到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在利益刺激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形式让村民去主动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毕竟，这里是他们的家乡，没有人不爱自己家乡的土地。
无论政策支持还是社会资本的注入，外来输血式的建设模式始终只能为村庄奠定发展的基础，如何利用好基础优势完善小区域内的产业微循环，构筑完整的产业生态圈，或许是会同村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