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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古惑仔”系列电影的片首有这样一段话：“1956年（应为1953年），石硖尾大火，港英政府为安置贫民，大量兴建徙置区。随着战后一代迅速成长，数以万计家庭生活在狭小单位中，加上父母为口奔驰，填鸭式制度又不完善，很多少年因此走上歧途。徙置区球场是他们发挥精力的英雄地，也是培养古惑仔的温床。”
在香港九龙半岛西部的石硖尾寻找电影中那些熟悉的场景，这里有属于一代香港人的共同记忆，这里也是香港公屋政策的起源。
美荷楼：全港仅存的第一代公屋
今日的美荷楼，是一家颇有名气的青年旅舍。这家旅社位于深水埗区，距离地铁站仅有5分钟路程，地理位置较好，加之其住房价格相较香港普通酒店而言十分低廉，因此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驴友”的青睐。十多分钟内，就能看到多种肤色的游客背着背包前来入住，而前台服务员十分热情，不但会讲流利的英文，而且普通话也说得不错。
美荷楼的诞生，源于63年前的一场惨烈大火。
研究20世纪40年代香港人口变化曲线，就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先降后升的线条。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后，为了维持侵略战争、减轻供给负担，日军推行“归乡政策”，采取多种途径逼迫港人返回内地，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香港人口已由战前的161万人锐减到60万人。而40年代末期，大量的人口又涌入弹丸之地的香港，使其人口迅速增长。至1950年，据估计当时香港人口已经达到了230万之多。
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首先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就是住房。当时香港的建筑很大一部分在战火中遭受破坏，有限的房屋价格高企，很多新移民都负担不起，他们就在政府的默许下，在荒无人烟的山脚边使用木材、铁皮等物资，搭起了一个个木屋（亦称寮屋）。虽然条件十分简陋，但好在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遮风挡雨的“蜗居”。这些木屋大多顺着山势搭建，为节约地皮和建筑成本，一栋木屋紧靠着另一栋木屋，绵延很长的距离，形成了柴湾、石硖尾、渣甸山、钻石山大磡村等多个木屋区。这些木屋区担负着当时香港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居住需求。“一张木床几人睡”的现象，是当时很多木屋住户简陋生活条件的真实写照。
木屋主要使用木头建造，而且房间内放置了大量杂物，自然最怕发生火灾。当时的香港市民称火灾为“无牙老虎”，意指一旦失火，即可吞噬一切，损失极为惨重。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木屋区多次发生火灾：1950年12月4日，青山道李郑屋村发生大火，烧毁1000多间木屋，6000多人受灾；1951年11月21日，九龙城东头村失火，10000多人丧失家园；1952年4月30日，九龙仔大坑西发生大火，2000多间木屋被烧毁，2名幼童殒命，7000余人受灾。此外，九龙何文田村、九龙塘万香园木屋区、深水埗大坑东木屋区等地也发生过火灾，每次都造成了数千人受灾，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953年12月25日，是一代香港人记忆中的又一个“黑色圣诞节”（此前为1941年12月25日，港督向日军投降）。当天晚上9时半，九龙白田村八家坡众安道124号二楼的一间木屋内，为生计而忙碌的一名工人正在房间内制作鞋面，他在点煤油灯时一不小心打翻了灯，火苗点着了沾上灯油的棉胎，惊慌失措的工人和他的妻子试图去扑灭火苗，不曾想火越烧越旺，一时间把房间内其他杂物都烧着了。这家人一边喊着“火烛！”一边向外跑，并大声呼喊提醒其他居民赶紧撤离。
起初大火只烧着临近的30多间木屋。然而，天不遂人愿，忽然刮起了一阵强烈的北风，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越发不可收拾。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整个白田村已经陷入火海。慌忙中逃跑的居民们迅速把狭窄的通道堵得水泄不通。眼看着火舌迫近，慌不择路的居民纷纷翻上木屋，在屋顶间跳跃、奔跑着逃命，可这些屋顶也很不牢固，承受不了这么多人的重量，好几个屋顶发生坍塌，摔落许多市民。
石硖尾消防局派出的救火队员虽然奋不顾身地扑火，但无奈火情太过紧急，于是赶紧上报求援。香港消防局长丝毫不敢怠慢，立刻抽调香港岛的两架灭火车渡过维多利亚港救急，又召集所有预备消防员前往火灾现场救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木屋区道路通行条件很差，加之这些住宿区基本没有消防设施，消防员只能瞪眼干着急，没有办法高效救援。
这场大火烧了足足5个小时，至26日凌晨2时半左右才得以控制。大火过后，除整个白田上村、中约、下村付之一炬外，附近的窝仔村、石硖尾村、大埔道村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过火面积达近250亩，烧毁木屋2580间，造成3人死亡、51人受伤，1.2万多个家庭合计58203名市民流离失所。在政府临时设置的安置点外，灾民们拖家带口，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领取政府的救援物资；一些走投无路的灾民，则在马路旁、大楼边搭建窝棚暂时居住。
这场史无前例的火灾，一时间成为全球新闻报道的焦点。1954年1月，时任港督葛量洪给英国政府上报了标注为“机密”的报告，详细报告了火灾的发生过程和严重程度。这场事故也成为港英政府住房政策的转折点。此前，港英政府对待新移民基本上采取不闻不问的“不干预”政策，让他们自谋生路、自求温饱，但面对这场严重的灾难，他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肩负起为民众特别是灾民提供住房的义务。
港英政府相继成立徙置事务紧急小组委员会和徙置专员，专职负责灾民安置事宜。1954年2月，在火灾发生后53天，香港政府在石硖尾废墟上兴建了一大批两层平房来安置灾民。这些仓促间建起的房屋虽然比较简陋，但其材质以水泥和石砖为主，防火性能得到了较大提高，并设有公用自来水和公共厕所，因此受到了居民们的欢迎。这些楼房以时任香港工务局局长包宁的名字命名，被称为“包宁平房”。
虽然政府兴建了大量包宁平房，但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只能向天上发展，兴建高层楼房来安置居民。经过快马加鞭式的设计、勘探和施工，1954年10月，8栋7层高的徙置大厦正式投入使用，当时人称“徙厦”，每栋可容纳约2000人居住。这就是香港最早建成的第一代公屋，大部分为联合国捐款兴建。 至1963年，石硖尾地区相继建成了29栋徙厦。后来，这些7层的徙厦被改建成更高、更大的公屋，仅剩编号为第41座的美荷楼外观基本保持原貌，经由政府“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2013年改造为青年旅舍，其住房的内部结构已经被改造，舒适的住宿条件与当年居民们拥挤不堪的生活已不可同日而语。
生活馆：一代香港人的徙置区记忆
美荷楼旅舍内设有生活馆展厅，这里充分展示了香港公共房屋发展历史，能感受香港的文化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展览共分为两层，位于大厅的展厅讲述了深水埗和石硖尾的发展历史、徙置区的生活点滴等；二楼展厅则还原了最早一批公屋的住宅结构、公用浴室、厕所和小商铺的原貌，形象直观地告诉访客，当年人们如何高效地利用空间，在狭小拥挤的房屋内安顿一家人的生活。
从上向下俯瞰石硖尾最早的8栋楼房，可见它们都呈现出独特的H型，又称工字型大厦。长长的两翼，密布着“鸽子笼”一般的房间。每一侧都背靠背排列着两排房间，每间面积仅有11.14平方米，按照规定要住下5口人，10岁以下的儿童只按半个人头计算，所以一家八九口人挤在一间小房间里也是常态。为了能够让这么多人都有个睡觉的地方，当时的父母们可是各显神通。有的在房间高处搭起隔板，堆出一个小阁楼，就成了小朋友的床、书桌和储物柜。一到晚上，孩子们艰难地爬上阁楼，挤在一起睡觉。有时候刚要睡着，启德机场上起飞和降落的飞机从楼顶隆隆飞过，巨大的噪音让他们必须捂着耳朵。
房间里没有厨房，所以家家户户都在狭窄的走廊放一个煤炉，由于火力太小，加之人口又多，经常煮一顿饭都要消耗半天时间。晚上，家里实在睡不下的孩子，就在走廊上搭一个尼龙床，勉强睡上一觉。这时，楼道里横七竖八都是床，晚归的人要想回家，都得侧着身子艰难挪步。
居民们打水、上厕所，都要前往连接两翼的中间连廊处的公共洗手间。每层楼至少320名住户，共同使用仅有的3个男厕位和3个女厕位，所以居民常常在厕所门口排起长龙阵。厕所的卫生状况很差，污秽不堪，以至于要上个厕所，都得先带着报纸铺在地上，才能踩得下脚。
在香港湿热的夏季，想冲个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层楼只有十几个淋浴龙头。每晚6点至7点是冲凉的高峰期，经常是几十个人排着长龙等着进浴室。一些小姑娘只得晚上11点再相约一起去冲凉，还要轮流守着浴室门口，防范有人偷窥。
雪上加霜的是，20世纪50、60年代，香港爆发了严重的水荒，每逢干旱炎夏必定缺水，政府多次宣布控制用水，实行间隔式供水。特别是1963年出现了严重的水荒，自1月起规定每天供水4小时，后来更改为每4天供水一次。居住在徙厦的人们，一到政府集中供水的日子，就提着水桶、水盆和各种铁桶，全家齐上阵打水回来洗衣做饭，自然是苦不堪言。直到开始修筑东深（东江-深圳）供水工程，首期工程于1965年竣工，才彻底解决了香港人的用水问题。有学者研究指出，今日香港的排队文化，就是起源于石硖尾大火后排队领取物资和制水期间排队打水。
美荷楼的生活有苦也有乐。这些徙厦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楼顶的天台用作学校和操场，或者建设社区中心，有多个志愿者团体和教会组织在这里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每天下午，天台上满满的都是小朋友，有的在上课，有的在做游戏，有的还在踢球，到处都是欢声笑语。经由“天台学校”的洗礼，艰苦岁月赋予了他们坚韧、执着、拼搏等人生正能量，美荷楼等徙厦中走出了一大批名人。
著名导演吴宇森的人生轨迹就在石硖尾发生了转变。1951年，吴宇森随家人从广州迁移到香港，暂住在石硖尾木屋区。经历黑色圣诞夜的大火，一家人的身份证件、行李物品统统被烧毁，只能栖身在徙厦之中。
在美荷楼生活馆，放映着吴宇森的口述童年回忆录。那个时候，他曾经跟流氓地痞打架，流着血回家，母亲没作孟母三迁，父亲平和如昔地教导做人要有风骨、有承担，对人心存有爱，不能有恨。他曾经送过外卖，卖过小食品，结交过各种朋友，经历过人生百态。这样的童年经历，对于他“暴力美学”的拍摄风格有很大影响。
吴宇森对石硖尾充满感情。他说：“在这里，我们曾露宿街头，一家人拿着碗筷等待救济；在这里，我曾经夜间睡在公用走廊的帆布床上看星星，发着电影梦；在这里，写了第一篇散文，写过第一首诗，演出过第一部舞台剧，然后直至我26岁第一次成为电影导演，所报的地址仍然是九龙石硖尾邨……”
1990年，吴宇森拍摄了影片《喋血街头》，由梁朝伟、张学友、李子雄、任达华主演。电影描述了三个在石硖尾徒置区长大的青年，为了兄弟有钱结婚而去冒险夺金的故事。其实，这部电影的前半段，就是吴宇森与他的朋友经历的真实写照，也是导演对徙置区生活的回顾与致敬。
香港一代球星陈发枝，从小也居住于石硖尾徙置区，由于父亲以卖鱼为生，故被人称为“卖鱼发”。读小学时，他每天上午读书，下午跟着哥哥在徙置区附近的球场踢球，慢慢地球技长进，20岁就入选了中国香港队，一直是队中主力，在1985年5月19日，他和队友击败了中国队，使得那一届中国队无缘墨西哥世界杯。
名噪一时的“80年代拳王”陈文义也是美荷楼的老居民，他在这里练出了一对铁拳头，20世纪80年代多次击败英国、日本、泰国等国家的泰拳高手。他回忆说，小时候家里很穷，经常为了节省一毫子（一角钱）的车费，就徒步半个多小时回家，这让他从小就明白了奋斗的不容易。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范建强同样来自于美荷楼。小时候的他，主动要求帮助家里人做塑料花、糊灯笼，因为这样就有了不读书的理由。直到有一天，他听到邻居阿姨以他为反面教材教育孩子，才受到了警醒，从此发奋读书，懒孩子最终逆袭成为了大学教授。
而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石硖尾徙置区浓浓的人情味最让他们怀念。那时的邻里关系十分亲密，街坊之间会共享冰箱、电视，有人生病了大家都会去探望。有时肚子饿了，就从邻居家的煤炉上吃几口粥，别人也不会介意。连廊厕所旁边，是徒厦仅有的公共空间，居民们顶着臭气熏天，支开桌子打起了麻将。到了晚上，居民们还会自己组成巡逻队，带着竹棍、急救布袋四处巡逻。夜不闭户，是那个时期徙厦的共同景象。 上个世纪70年代，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播出了系列电视剧《狮子山下》。故事主要围绕狮子山下徙置区的生活场景展开，描写了家在徙厦的苦与乐。如1974年制作的《变》，讲述了一名徙置区少年因偷看邻居洗澡被学校开除，染上毒瘾后被送去强制戒毒，后来转变自省的故事。1976年制作的《柳暗花明》，讲述一对居住在徙置区的夫妻失业后去当小贩，自食其力度过困难期的故事。而在《细水长流》中，片中角色说出：“我地香港人咩野未见过呀？一定捱得过。”这是该片第一次直接说出狮子山精神。而在美荷楼的老居民眼中，石硖尾徙置区生活正是狮子山精神的最佳注脚，即不管再苦再难，都要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通过奋斗来创造美好的明天。
今日石硖尾：“马赛克世界”的魅力
2015年8月，著名旅行摄影家杰森·兰利探访石硖尾屋邨后，发布了一组颇受欢迎和关注的图片。镜头中，密集的高楼、间距很短的窗户远远看去，就如同马赛克一般紧紧挤在一起，看得人头晕目眩，几乎要引发“密集恐惧症”。房屋的外墙涂上了鲜艳的黄色、红色、蓝色，与篮球场、操场、座椅等一并摄入镜头，构成了一种奇特的视觉享受。香港地少与人广的矛盾，使得这样的住房随处可见，被评论者视为后现代架构主义的抽象艺术典范。
1954年建成的石硖尾徙厦，掀开了香港大规模建设公屋的历史。此后，港英政府还在大窝口、大坑东和李郑屋一带兴建徙置大厦，逐步安置灾民和迁移木屋区住户。至1974年，香港累计建成了25个徙置区，118万居民入住徙厦。
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1972年开始，香港政府开始对第一代H型徙厦进行改造，把原来的两间房屋打通为一套，在室内设置洗手间，一侧的走廊改造为厨房。由此开始，美荷楼的居民们终于告别排队如厕的窘境。
在兴建徙厦的同时，政府于1957年开始兴建北角等廉租屋村。1961年，香港推行“政府廉租屋”计划，兴建西环邨、苏屋邨等多座廉租屋大厦，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但其租金较徙置屋要高很多。当时苏屋邨廉租屋的租金为66港元，而石硖尾徙厦的租金只有44港币。
1973年5月28日，香港房屋委员会成立，负责统一管理徙厦和廉租屋大厦。这时，石硖尾邨也被区分为廉租屋大厦的上邨和徙厦的下邨。1979年，香港地铁首段开通，石硖尾站为公屋居民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至1984年，所有的徙厦都改造完毕，上邨和下邨也再次合并为石硖尾邨。
20世纪70年代至今，政府先后陆续出台了“十年建屋计划”“夹心阶层住屋计划”和“租者置其屋计划”等一系列有关公屋建设计划，逐步形成了今日系统完备、保障有力的公屋系统。公屋政策，被认为是香港经济得以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香港成功故事的一部分。
香港的住房主要分为公屋、居屋和私屋。公屋与内地的廉租房相似，由政府出资兴建，家庭月收入低于1.9万港币的可申请入住，仅需支付少于2000港币的租金，为同面积房屋市场价的七分之一左右。因为生活负担相对较小，他们反而有一些余钱到茶餐厅、茶楼消费。荃湾、沙田、大埔、元朗、天水围、将军澳等都是公屋聚集区，形成了一个个功能齐全的区域。香港超过200万人居住在73万套公屋之中，占人口比超过三分之一。居屋是政府以各种方式资助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的房屋，产权归居住者所有，但卖出房屋时要向政府补交地价，100万人受这个政策优惠而拥有了自己的住房。私屋是由私人房地产商兴建、居住者全资购买的房屋，由于香港房价高企，家庭月收入4万港币左右的中产阶级购买私屋承受的负担最重，反而在日常消费方面束缚住手脚。
公屋政策较为有效地解决了香港社会的住房问题，使得大部分低收入家庭有了安身立命之所。然而，公屋的供应数量与低收入家庭的需求之间还有着一定的差距，排队轮候公屋的家庭往往耗费3年以上时间，才能获得一套住所。一些大学毕业生为了及早解决住房问题，于是就先行申报公屋“落袋为安”，然后再去寻觅工作。与此同时，还有数千名贫困人群居住在“笼屋”（又称“笼床”，即一间房屋内放置多个床位，每个床位用铁笼团团围住，住在里面的人被称为“笼民”）；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住在“劏房”（亦称“棺材房”，即把一间房子分割成多个小间，每户租住一间，租金相对大房要低廉很多）。
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石硖尾公屋开始了“整体重建计划”。在历时多年、共分为6期的重建中，一栋栋七层小楼相继被拆卸，而多栋30-40层的色彩鲜艳的新型公屋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时至今日，石硖尾邨共有7363套公寓，近3万人生活在这个“微型城市”。
尽管新型公屋的条件不断改善，居民们依然要应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石硖尾处于山区，1999年8月25日，飓风森姆袭港，一时间风大雨急，石硖尾一处山坡发生泥石流灾害，致使住在3座公屋的406个家庭的安全受到威胁，其中还有不少单身长者。与1953年火灾救援的缓慢进程不同，事故发生后，香港房屋委员会在24小时内制定了详细的安置计划，将灾民安置在附近的3个公共屋邨，并为不愿搬离石硖尾的灾民提供同邨的其他房间。8月31日，受影响的居民已经拿到了新的公屋钥匙，里面也已经安装好水电煤气。时代的进步，使得他们不用再面对流落街头的困境。
参考资料：梁美仪：《家：香港公屋四十五年》、曾敏捷：《美荷楼懒小孩发奋成教授》、张帝庄：《美荷楼记》、刘祖云、孙秀兰：《香港公屋政策的历史沿革及其对内地的启示》、蔡利标：《香港公屋政策及其启示》、朴子：《香港公屋六十年》等。
在香港九龙半岛西部的石硖尾寻找电影中那些熟悉的场景，这里有属于一代香港人的共同记忆，这里也是香港公屋政策的起源。
美荷楼：全港仅存的第一代公屋
今日的美荷楼，是一家颇有名气的青年旅舍。这家旅社位于深水埗区，距离地铁站仅有5分钟路程，地理位置较好，加之其住房价格相较香港普通酒店而言十分低廉，因此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驴友”的青睐。十多分钟内，就能看到多种肤色的游客背着背包前来入住，而前台服务员十分热情，不但会讲流利的英文，而且普通话也说得不错。
美荷楼的诞生，源于63年前的一场惨烈大火。
研究20世纪40年代香港人口变化曲线，就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先降后升的线条。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后，为了维持侵略战争、减轻供给负担，日军推行“归乡政策”，采取多种途径逼迫港人返回内地，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香港人口已由战前的161万人锐减到60万人。而40年代末期，大量的人口又涌入弹丸之地的香港，使其人口迅速增长。至1950年，据估计当时香港人口已经达到了230万之多。
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首先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就是住房。当时香港的建筑很大一部分在战火中遭受破坏，有限的房屋价格高企，很多新移民都负担不起，他们就在政府的默许下，在荒无人烟的山脚边使用木材、铁皮等物资，搭起了一个个木屋（亦称寮屋）。虽然条件十分简陋，但好在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遮风挡雨的“蜗居”。这些木屋大多顺着山势搭建，为节约地皮和建筑成本，一栋木屋紧靠着另一栋木屋，绵延很长的距离，形成了柴湾、石硖尾、渣甸山、钻石山大磡村等多个木屋区。这些木屋区担负着当时香港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居住需求。“一张木床几人睡”的现象，是当时很多木屋住户简陋生活条件的真实写照。
木屋主要使用木头建造，而且房间内放置了大量杂物，自然最怕发生火灾。当时的香港市民称火灾为“无牙老虎”，意指一旦失火，即可吞噬一切，损失极为惨重。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木屋区多次发生火灾：1950年12月4日，青山道李郑屋村发生大火，烧毁1000多间木屋，6000多人受灾；1951年11月21日，九龙城东头村失火，10000多人丧失家园；1952年4月30日，九龙仔大坑西发生大火，2000多间木屋被烧毁，2名幼童殒命，7000余人受灾。此外，九龙何文田村、九龙塘万香园木屋区、深水埗大坑东木屋区等地也发生过火灾，每次都造成了数千人受灾，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953年12月25日，是一代香港人记忆中的又一个“黑色圣诞节”（此前为1941年12月25日，港督向日军投降）。当天晚上9时半，九龙白田村八家坡众安道124号二楼的一间木屋内，为生计而忙碌的一名工人正在房间内制作鞋面，他在点煤油灯时一不小心打翻了灯，火苗点着了沾上灯油的棉胎，惊慌失措的工人和他的妻子试图去扑灭火苗，不曾想火越烧越旺，一时间把房间内其他杂物都烧着了。这家人一边喊着“火烛！”一边向外跑，并大声呼喊提醒其他居民赶紧撤离。
起初大火只烧着临近的30多间木屋。然而，天不遂人愿，忽然刮起了一阵强烈的北风，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越发不可收拾。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整个白田村已经陷入火海。慌忙中逃跑的居民们迅速把狭窄的通道堵得水泄不通。眼看着火舌迫近，慌不择路的居民纷纷翻上木屋，在屋顶间跳跃、奔跑着逃命，可这些屋顶也很不牢固，承受不了这么多人的重量，好几个屋顶发生坍塌，摔落许多市民。
石硖尾消防局派出的救火队员虽然奋不顾身地扑火，但无奈火情太过紧急，于是赶紧上报求援。香港消防局长丝毫不敢怠慢，立刻抽调香港岛的两架灭火车渡过维多利亚港救急，又召集所有预备消防员前往火灾现场救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木屋区道路通行条件很差，加之这些住宿区基本没有消防设施，消防员只能瞪眼干着急，没有办法高效救援。
这场大火烧了足足5个小时，至26日凌晨2时半左右才得以控制。大火过后，除整个白田上村、中约、下村付之一炬外，附近的窝仔村、石硖尾村、大埔道村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过火面积达近250亩，烧毁木屋2580间，造成3人死亡、51人受伤，1.2万多个家庭合计58203名市民流离失所。在政府临时设置的安置点外，灾民们拖家带口，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领取政府的救援物资；一些走投无路的灾民，则在马路旁、大楼边搭建窝棚暂时居住。
这场史无前例的火灾，一时间成为全球新闻报道的焦点。1954年1月，时任港督葛量洪给英国政府上报了标注为“机密”的报告，详细报告了火灾的发生过程和严重程度。这场事故也成为港英政府住房政策的转折点。此前，港英政府对待新移民基本上采取不闻不问的“不干预”政策，让他们自谋生路、自求温饱，但面对这场严重的灾难，他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肩负起为民众特别是灾民提供住房的义务。
港英政府相继成立徙置事务紧急小组委员会和徙置专员，专职负责灾民安置事宜。1954年2月，在火灾发生后53天，香港政府在石硖尾废墟上兴建了一大批两层平房来安置灾民。这些仓促间建起的房屋虽然比较简陋，但其材质以水泥和石砖为主，防火性能得到了较大提高，并设有公用自来水和公共厕所，因此受到了居民们的欢迎。这些楼房以时任香港工务局局长包宁的名字命名，被称为“包宁平房”。
虽然政府兴建了大量包宁平房，但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只能向天上发展，兴建高层楼房来安置居民。经过快马加鞭式的设计、勘探和施工，1954年10月，8栋7层高的徙置大厦正式投入使用，当时人称“徙厦”，每栋可容纳约2000人居住。这就是香港最早建成的第一代公屋，大部分为联合国捐款兴建。 至1963年，石硖尾地区相继建成了29栋徙厦。后来，这些7层的徙厦被改建成更高、更大的公屋，仅剩编号为第41座的美荷楼外观基本保持原貌，经由政府“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2013年改造为青年旅舍，其住房的内部结构已经被改造，舒适的住宿条件与当年居民们拥挤不堪的生活已不可同日而语。
生活馆：一代香港人的徙置区记忆
美荷楼旅舍内设有生活馆展厅，这里充分展示了香港公共房屋发展历史，能感受香港的文化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展览共分为两层，位于大厅的展厅讲述了深水埗和石硖尾的发展历史、徙置区的生活点滴等；二楼展厅则还原了最早一批公屋的住宅结构、公用浴室、厕所和小商铺的原貌，形象直观地告诉访客，当年人们如何高效地利用空间，在狭小拥挤的房屋内安顿一家人的生活。
从上向下俯瞰石硖尾最早的8栋楼房，可见它们都呈现出独特的H型，又称工字型大厦。长长的两翼，密布着“鸽子笼”一般的房间。每一侧都背靠背排列着两排房间，每间面积仅有11.14平方米，按照规定要住下5口人，10岁以下的儿童只按半个人头计算，所以一家八九口人挤在一间小房间里也是常态。为了能够让这么多人都有个睡觉的地方，当时的父母们可是各显神通。有的在房间高处搭起隔板，堆出一个小阁楼，就成了小朋友的床、书桌和储物柜。一到晚上，孩子们艰难地爬上阁楼，挤在一起睡觉。有时候刚要睡着，启德机场上起飞和降落的飞机从楼顶隆隆飞过，巨大的噪音让他们必须捂着耳朵。
房间里没有厨房，所以家家户户都在狭窄的走廊放一个煤炉，由于火力太小，加之人口又多，经常煮一顿饭都要消耗半天时间。晚上，家里实在睡不下的孩子，就在走廊上搭一个尼龙床，勉强睡上一觉。这时，楼道里横七竖八都是床，晚归的人要想回家，都得侧着身子艰难挪步。
居民们打水、上厕所，都要前往连接两翼的中间连廊处的公共洗手间。每层楼至少320名住户，共同使用仅有的3个男厕位和3个女厕位，所以居民常常在厕所门口排起长龙阵。厕所的卫生状况很差，污秽不堪，以至于要上个厕所，都得先带着报纸铺在地上，才能踩得下脚。
在香港湿热的夏季，想冲个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层楼只有十几个淋浴龙头。每晚6点至7点是冲凉的高峰期，经常是几十个人排着长龙等着进浴室。一些小姑娘只得晚上11点再相约一起去冲凉，还要轮流守着浴室门口，防范有人偷窥。
雪上加霜的是，20世纪50、60年代，香港爆发了严重的水荒，每逢干旱炎夏必定缺水，政府多次宣布控制用水，实行间隔式供水。特别是1963年出现了严重的水荒，自1月起规定每天供水4小时，后来更改为每4天供水一次。居住在徙厦的人们，一到政府集中供水的日子，就提着水桶、水盆和各种铁桶，全家齐上阵打水回来洗衣做饭，自然是苦不堪言。直到开始修筑东深（东江-深圳）供水工程，首期工程于1965年竣工，才彻底解决了香港人的用水问题。有学者研究指出，今日香港的排队文化，就是起源于石硖尾大火后排队领取物资和制水期间排队打水。
美荷楼的生活有苦也有乐。这些徙厦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楼顶的天台用作学校和操场，或者建设社区中心，有多个志愿者团体和教会组织在这里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每天下午，天台上满满的都是小朋友，有的在上课，有的在做游戏，有的还在踢球，到处都是欢声笑语。经由“天台学校”的洗礼，艰苦岁月赋予了他们坚韧、执着、拼搏等人生正能量，美荷楼等徙厦中走出了一大批名人。
著名导演吴宇森的人生轨迹就在石硖尾发生了转变。1951年，吴宇森随家人从广州迁移到香港，暂住在石硖尾木屋区。经历黑色圣诞夜的大火，一家人的身份证件、行李物品统统被烧毁，只能栖身在徙厦之中。
在美荷楼生活馆，放映着吴宇森的口述童年回忆录。那个时候，他曾经跟流氓地痞打架，流着血回家，母亲没作孟母三迁，父亲平和如昔地教导做人要有风骨、有承担，对人心存有爱，不能有恨。他曾经送过外卖，卖过小食品，结交过各种朋友，经历过人生百态。这样的童年经历，对于他“暴力美学”的拍摄风格有很大影响。
吴宇森对石硖尾充满感情。他说：“在这里，我们曾露宿街头，一家人拿着碗筷等待救济；在这里，我曾经夜间睡在公用走廊的帆布床上看星星，发着电影梦；在这里，写了第一篇散文，写过第一首诗，演出过第一部舞台剧，然后直至我26岁第一次成为电影导演，所报的地址仍然是九龙石硖尾邨……”
1990年，吴宇森拍摄了影片《喋血街头》，由梁朝伟、张学友、李子雄、任达华主演。电影描述了三个在石硖尾徒置区长大的青年，为了兄弟有钱结婚而去冒险夺金的故事。其实，这部电影的前半段，就是吴宇森与他的朋友经历的真实写照，也是导演对徙置区生活的回顾与致敬。
香港一代球星陈发枝，从小也居住于石硖尾徙置区，由于父亲以卖鱼为生，故被人称为“卖鱼发”。读小学时，他每天上午读书，下午跟着哥哥在徙置区附近的球场踢球，慢慢地球技长进，20岁就入选了中国香港队，一直是队中主力，在1985年5月19日，他和队友击败了中国队，使得那一届中国队无缘墨西哥世界杯。
名噪一时的“80年代拳王”陈文义也是美荷楼的老居民，他在这里练出了一对铁拳头，20世纪80年代多次击败英国、日本、泰国等国家的泰拳高手。他回忆说，小时候家里很穷，经常为了节省一毫子（一角钱）的车费，就徒步半个多小时回家，这让他从小就明白了奋斗的不容易。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范建强同样来自于美荷楼。小时候的他，主动要求帮助家里人做塑料花、糊灯笼，因为这样就有了不读书的理由。直到有一天，他听到邻居阿姨以他为反面教材教育孩子，才受到了警醒，从此发奋读书，懒孩子最终逆袭成为了大学教授。
而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石硖尾徙置区浓浓的人情味最让他们怀念。那时的邻里关系十分亲密，街坊之间会共享冰箱、电视，有人生病了大家都会去探望。有时肚子饿了，就从邻居家的煤炉上吃几口粥，别人也不会介意。连廊厕所旁边，是徒厦仅有的公共空间，居民们顶着臭气熏天，支开桌子打起了麻将。到了晚上，居民们还会自己组成巡逻队，带着竹棍、急救布袋四处巡逻。夜不闭户，是那个时期徙厦的共同景象。 上个世纪70年代，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播出了系列电视剧《狮子山下》。故事主要围绕狮子山下徙置区的生活场景展开，描写了家在徙厦的苦与乐。如1974年制作的《变》，讲述了一名徙置区少年因偷看邻居洗澡被学校开除，染上毒瘾后被送去强制戒毒，后来转变自省的故事。1976年制作的《柳暗花明》，讲述一对居住在徙置区的夫妻失业后去当小贩，自食其力度过困难期的故事。而在《细水长流》中，片中角色说出：“我地香港人咩野未见过呀？一定捱得过。”这是该片第一次直接说出狮子山精神。而在美荷楼的老居民眼中，石硖尾徙置区生活正是狮子山精神的最佳注脚，即不管再苦再难，都要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通过奋斗来创造美好的明天。
今日石硖尾：“马赛克世界”的魅力
2015年8月，著名旅行摄影家杰森·兰利探访石硖尾屋邨后，发布了一组颇受欢迎和关注的图片。镜头中，密集的高楼、间距很短的窗户远远看去，就如同马赛克一般紧紧挤在一起，看得人头晕目眩，几乎要引发“密集恐惧症”。房屋的外墙涂上了鲜艳的黄色、红色、蓝色，与篮球场、操场、座椅等一并摄入镜头，构成了一种奇特的视觉享受。香港地少与人广的矛盾，使得这样的住房随处可见，被评论者视为后现代架构主义的抽象艺术典范。
1954年建成的石硖尾徙厦，掀开了香港大规模建设公屋的历史。此后，港英政府还在大窝口、大坑东和李郑屋一带兴建徙置大厦，逐步安置灾民和迁移木屋区住户。至1974年，香港累计建成了25个徙置区，118万居民入住徙厦。
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1972年开始，香港政府开始对第一代H型徙厦进行改造，把原来的两间房屋打通为一套，在室内设置洗手间，一侧的走廊改造为厨房。由此开始，美荷楼的居民们终于告别排队如厕的窘境。
在兴建徙厦的同时，政府于1957年开始兴建北角等廉租屋村。1961年，香港推行“政府廉租屋”计划，兴建西环邨、苏屋邨等多座廉租屋大厦，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但其租金较徙置屋要高很多。当时苏屋邨廉租屋的租金为66港元，而石硖尾徙厦的租金只有44港币。
1973年5月28日，香港房屋委员会成立，负责统一管理徙厦和廉租屋大厦。这时，石硖尾邨也被区分为廉租屋大厦的上邨和徙厦的下邨。1979年，香港地铁首段开通，石硖尾站为公屋居民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至1984年，所有的徙厦都改造完毕，上邨和下邨也再次合并为石硖尾邨。
20世纪70年代至今，政府先后陆续出台了“十年建屋计划”“夹心阶层住屋计划”和“租者置其屋计划”等一系列有关公屋建设计划，逐步形成了今日系统完备、保障有力的公屋系统。公屋政策，被认为是香港经济得以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香港成功故事的一部分。
香港的住房主要分为公屋、居屋和私屋。公屋与内地的廉租房相似，由政府出资兴建，家庭月收入低于1.9万港币的可申请入住，仅需支付少于2000港币的租金，为同面积房屋市场价的七分之一左右。因为生活负担相对较小，他们反而有一些余钱到茶餐厅、茶楼消费。荃湾、沙田、大埔、元朗、天水围、将军澳等都是公屋聚集区，形成了一个个功能齐全的区域。香港超过200万人居住在73万套公屋之中，占人口比超过三分之一。居屋是政府以各种方式资助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的房屋，产权归居住者所有，但卖出房屋时要向政府补交地价，100万人受这个政策优惠而拥有了自己的住房。私屋是由私人房地产商兴建、居住者全资购买的房屋，由于香港房价高企，家庭月收入4万港币左右的中产阶级购买私屋承受的负担最重，反而在日常消费方面束缚住手脚。
公屋政策较为有效地解决了香港社会的住房问题，使得大部分低收入家庭有了安身立命之所。然而，公屋的供应数量与低收入家庭的需求之间还有着一定的差距，排队轮候公屋的家庭往往耗费3年以上时间，才能获得一套住所。一些大学毕业生为了及早解决住房问题，于是就先行申报公屋“落袋为安”，然后再去寻觅工作。与此同时，还有数千名贫困人群居住在“笼屋”（又称“笼床”，即一间房屋内放置多个床位，每个床位用铁笼团团围住，住在里面的人被称为“笼民”）；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住在“劏房”（亦称“棺材房”，即把一间房子分割成多个小间，每户租住一间，租金相对大房要低廉很多）。
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石硖尾公屋开始了“整体重建计划”。在历时多年、共分为6期的重建中，一栋栋七层小楼相继被拆卸，而多栋30-40层的色彩鲜艳的新型公屋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时至今日，石硖尾邨共有7363套公寓，近3万人生活在这个“微型城市”。
尽管新型公屋的条件不断改善，居民们依然要应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石硖尾处于山区，1999年8月25日，飓风森姆袭港，一时间风大雨急，石硖尾一处山坡发生泥石流灾害，致使住在3座公屋的406个家庭的安全受到威胁，其中还有不少单身长者。与1953年火灾救援的缓慢进程不同，事故发生后，香港房屋委员会在24小时内制定了详细的安置计划，将灾民安置在附近的3个公共屋邨，并为不愿搬离石硖尾的灾民提供同邨的其他房间。8月31日，受影响的居民已经拿到了新的公屋钥匙，里面也已经安装好水电煤气。时代的进步，使得他们不用再面对流落街头的困境。
参考资料：梁美仪：《家：香港公屋四十五年》、曾敏捷：《美荷楼懒小孩发奋成教授》、张帝庄：《美荷楼记》、刘祖云、孙秀兰：《香港公屋政策的历史沿革及其对内地的启示》、蔡利标：《香港公屋政策及其启示》、朴子：《香港公屋六十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