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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这样一个状态，有何特点，持续多长时间，以及有何影响等问题，敦促我们以科学的、辩证的态度去认识。本文从哲学角度对经济新常态作一个成因剖析，回归新常态的经济属性，提出地方政府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应遵循宏观调控，要从术、势、法三个维度分别进行优化重组、创新驱动、制度设计。
【关键词】新常态；供给侧；哲学思考
1 经济新常态究竟呈何态？
1.1 经济新常态的描述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自此，新常态成为今后中国政府、社会以及各级研究机构的热门话题。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列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九大特征分别是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传统分析因素以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生产要素的供给、资源的制约与配置、市场竞争与经济风险的六个方面共同列示。
1.2 经济新常态的认识误区
新常态本身是从中国经济运行的当前状况的基本总结，总结是为了准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对经济工作的后续开展提供真实的现实反映，给未来的经济政策决策指明发展方向。但原本的经济学专用术语，在新常态的概念产生之后被广泛的政治化了。多种不同的材料均提及新常态，诸如，城建新常态、环境整治新常态、治安新常态等。一时间，新常态成为描述各种社会现象的通用名词，似乎不提一下新常态，就不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经济领域的专有名词被严重滥用泛化。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表现为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和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及创新驱动）综合体，必须客观的统筹考虑。现在很多现象均冠名新常态，只是取其速度（降速）的单义，忽视了结构和动力的同时调整，掩盖了对经济发展的整体真实性。如果以这种片面单一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必然会使决策带来失误。
1.3 新常态的正名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
此次研讨班上，习近平则针对现实的认识误区，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三种倾向。其一，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二，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
习近平这一表述从四个方面给对新常态作了解释。一是新常态是针对当前经济领域的注解。二是新常态是一种客观的状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必然表现。三是新常态是新现状，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不能简单的用两个好和坏的标准来衡量。四是新常态是新情况新问题，既是当前的拦路虎，也是解决相关问题的动力源，问题搞清了，方向才能准，力才用得上。
1.4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哲学态度
新常态新问题新方案，要想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认清中国实际，才能拿出中国方案。习近平2016年1月18日关于新常态的解释其实就是总基调，可以归集为一句话——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之中。
1.5 认识新常态必须从历史的角度
新常态是客观的、可认识的，不仅中国有新常态，而且整个世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多次出现过常态。当然，认识新常态，首先必须回归新常态的经济范畴。新常态（New Normal）这一概念最早是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创造出来的，以描述危机（911事件、2008金融危机）后的欧美发达经济再也回不到之前的状态，其主要含义是：低增长、高失业将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将降低。New Normal是用来归纳全球危机爆发后经济可能遭受的缓慢而痛苦的恢复过程。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领导人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新理念、新举措。与New Normal的共性之处是发展缓慢增长乏力，不同之处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前期经过超常规高速发展，现如今回归正常发展之道的一种必然客观状态，同时也认为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中国经济新常态所蕴涵的发展观有着超出经济范围的更全面的深刻意涵，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发展观。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也就是常说的增速回落，主要表现为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将拉动经济发展的引擎由投资加出口改为注重消费引导，将能够市场化的生产要素配置主动彻底的交于市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定位更加清晰准确。现阶段在新常态下处处表现出政府的主动修正和主动作为。当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处于相对性的稳定，必然会对原有发展方式和经济产业结构做适当的调整。当前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缓慢，从高速降为中高速必然会有许多的不适应或者不满足，这种高速发展之后经济转型的阵痛难以避免。历史上的主要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在这方面没有例外，均有高速发展之后的降速调整结构转型，其差别主要在于GDP增速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幅差不同和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有所差别。中美日三国共同点在于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或者稍高速增长之后会降速调整，这也符合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呈波浪状起伏。
1.6 要用辩证唯物的眼光看待新常态
常态本不为奇，但新常态冠之以新，必有不同以往寻常之处。准确把握新常态必须用辩证的方法。事物是客觀的，具有普遍联系性，中国经济新常态也不例外。经济新常态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是我们重视投资拉动出口，依靠外部消费力量的历史产物，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力积贫积弱，生产要素极大的配置失当，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我们依靠人口红利，在缺失技术优势，国内消费能力尚未得到提升情况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奋力追赶，才能勉强在世界经济上占有一席之地。三十多年的追赶，耗尽了我们的人口红利的优势，如今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必须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前的形势需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联系越来越深入。我们与许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已经相互共享资源和市场，剔除贸易保护因素，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新常态的经济增长降速也与外部需求急剧下降密切相关。世界上主要地区的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可能引起全球的震动，蝴蝶效应正在扩大。在国际需求不旺且短期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主动借势调整，用发展降速带来的时间换取结构转型升级需要的空间。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按照通常的预计，世界经济经过短暂的调整消化势必会强劲复苏。时至今日，八年的时间过去了，世界经济尚未恢复如初，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还在艰难的自我调整恢复当中。世界经济的调整恢复的期限愈来愈长，因此必须抛弃短期内迎头赶上的想法，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利用这难得的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战略窗口期实现既定目标。世界市场联系越密切，产业分工越具体越细化。必须认清我们在世界市场这个大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在产业分工上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搞清楚这些我们才知此长彼短，才能精准调整，提升效用。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牵扯各方各面，耗费时间长，投入力量大，承担风险高。当前经济恢复期比较长，但留给我们用于转型调整的时间则又相对较短，必须要做好这两方面的协调工作。
1.7 新常态的形成是微观叠加的结果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也非一朝一夕。要弄清新常态的形成过程必须从我国的政治体制着手。我国是一个单一政治体制国家，国家治理自上而下，层级分明，这样的治理体系最大的优点就是稳定、动员执行力强，只要不偏离大的方向，一旦步入正轨成绩惊人，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已经充分说明。但这样的治理体系也有一个相对最大的缺点，过于稳定，强调統一，鲜有个性活力，很容易阻碍新事物。建国之后的农村土地改革源于安徽农村的自发性，是当时迫不得已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展经济提高产能，强调重投入重出口，过于强调国外市场，过于强调人口红利薄利多销，给我们带来了成绩同时也带来了负担。生产需要资源，当国内资源消耗赶不上补充，转而向国际市场寻求，由于体量较为庞大，就形成了我们买什么什么就贵，外部需求一旦下滑就立马跌价。我们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没有形成世界市场，出口了廉价的商品，留下了生态的问题等等。不仅如此，当世界经济发展受阻，我们的经济立马遭殃，97年亚洲金融危机、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都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危机越大恢复期越长，08年危机之后我们注入4万亿投资，至今尚未完全消化，世界市场恢复缓慢，欧洲稍有起色又因俄乌冲突、叙利亚战争难民、英国脱欧等原因将会继续疲软，美国经济庞大，虽有恢复但难以充当全球经济恢复的旗手。众多因素的叠加造成新常态这个状态将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
1.8 哲学思考下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力点
关于新常态常见的描述是：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对于新常态的认识、适应和引领包含着对新出现状态的科学辨证认识过程，突出了循序渐进，其核心是最终的解决新常态下出现的相关问题，并使之形成另外一种更为健康的新的常态，而非仅仅是适应它。引领新常态，中央的决策部署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优质高效有效供给的角度出发，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这些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去有针对性地解决，需要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方面齐头并进。这是从中央政府的宏观视角来处理，如果落实到地方政府甚至于市县级基层政府，则不一定能够适应。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因地制宜的推进产业发展各不相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不能搞一刀切，需要拿出特色小锅菜的功夫，用心去精准定位定点，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减乘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全面宏观的全国形势，针对的是我们以前从需求端发展经济的后续弊端，要求的是从结构性改革做起，而非简单的改变现状求得暂时的繁荣。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在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一定不能简单照搬，一定不能搞简单一刀切，必须从国家的宏观角度，区域的实际发展来开展改革。当然各级地方必须在国家宏观统筹之下，不能只着眼于区域小环境，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众多微观汇聚成宏观，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求各级地方严格在国家宏观策略指导之下推动区域改革。小环境夯实了，大环境才有基础；大环境改善了，小环境才能事半功倍。
新常态下对区域经济而言，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区域经济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必须学会巧用东风借大势，精准定位做手术。要从术、势、法三个维度，下足功夫，从长计议。
1.8.1 优化重组巧用术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侧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原先的需求侧经济发展在新当前形势下已经明显滞后于形势需要，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配备不协调、不合拍所致。必须追根溯源，从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着手，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进行资源配置。各级地方在宏观决策调控上没有发言权，但在配合国家决策上，尤其是现在倡导推行市场要素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上却具有很强可操作性。资源的配置按照现在通行的做法是对其进行加减乘除的结构性调整。不可忽视的是，从改革成本和效用的角度出发，做加乘比做减除更容易推进改革，更容易实现改革目标。当然不能因为成本高昂就不用减除，重点在于巧用和关键之时用，而非弃用，从成本效益和风险成效上尽量用加乘代替减除来对改革风险作一个轻度中和。如何把握减除是否使用以及何时使用，关键是看资源重组及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战术目标。战术服从战略，短期服从长期，时间服从效果，按照上述三原则统筹安排，必须克服短视，任何试图短平快，甚至采用外科手术式资源重组容易都会引发不可控因素的发酵，欲速则不达。而且这样的调整如果再不主动，资源的配置再不遵循市场规律，在现阶段逐渐丧失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雪上加霜，被西方制造业大规模使用智能化的工业机器人所淘汰，产业重新回归西方发达国家。其实，这种现象在我国广东省已经初见端倪，江苏各个地方在这个方面再不主动作为，就有可能为时已晚。我们需要大规模招商引资，广开财源，但更需要更为迫切的是对现有产业进行深度的结构调整。 1.8.2 创新驱动形成势
未来社会是高速发展高度发达的智能社会，其发展势头的迅猛不能用常规的视角来看待。在可见的将来，人们的消费习惯及社会产业结构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适应这一快速发展变化的形势？人们给出的答案是向科技要发展，这也符合近现代社会一般发展规律，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艰难，尤其在基层，在战略调整上，技术的发明与进步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更重要的是应当将重心放在思维和眼光的调整上。蒸汽时代给人带来的惊喜尚未完全消退，电气化的工业文明立即取而代之，直至如今智能设备给我们带来信息爆炸，发生的上述升级换代只有短短二百多年的历史。按照这个速度和频率进行更新，在今后的二三十年内，智能社会必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会给我们带来令人窒息的惊喜。而且这样的智能社会已经不是生活消费这样单纯，已经逐渐进入到工业生产领域。纳米技术、3D打印等是当今刚刚产生的技术，在快速工业化的今天被迅速应用，其生产方式已经具备了革新建筑产业链条的条件，如果辅以资本動能，推动加速工业化，势必将现有的建筑产业链条打破重组。而且这种产业式革命性的变化正如星星之火，在资本快速流动的世界迅速燎原，形成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因此，必须响应潮流顺势而为，在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未来，现在就必须未雨绸缪，切勿只盯着眼前的蝇头小利，只打着地方的小九九。可以预见，未来的智能社会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结构和消费习惯，更重要的是将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重组会打破国家和地区的限制，快速开展，会出现许多弯道超车的机会，必然需要优良的超车技术，是一个谋者上不谋着下的时代。
1.8.3 合规发展明法度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全面小康的实现，顶层设计打出了三张保障牌，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在当前处于经济下行结构调整的艰难时刻，既要完成实现小康的目标，又要依法行政，实施改革既要达到实效，又不能突破法律制度，从表面上看是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但从战略战术相统一的角度看，其实他们是一体的。关键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每一次取得重大的改革突破都是从突破现有框架开始的，给我们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似乎是无改革不突破，似乎是现有的都是绊脚石。不能否定确实有一些法律法规明显滞后于现实形势，落后于时代发展，但这种现象不是全部，不能代表必须要将整体推倒重来，以个别瑕疵否定整体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用制度的漏洞掩盖执行的不当。当然，从辩证的发展的角度看，任何制度都是具备先进性和落后性，只不过是开始先进最后落后，产生这样一个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在发展，制度恒不变。因此，必须根据形势，按照战略部署，对现有制度作调整改革。当然，改革调整的前提是要有宏观的视野，战略的思维，超前的意识，准确的判断。这样的前提只有顶层才能完全具备，对于相对性的基层，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考虑制度的可行性和时效性，让制度同时具备刚性和弹性。制度全部是刚性易折，破坏可行性，如若全为弹性则形同虚设。制度的制定要绝对禁止关门定制度，一定要打开大门，广纳意见和建议，封堵各方漏洞。制度只有经过千锤百年才能历经考验，不会成为短命鬼和橡皮泥，制度制定的过程只有科学化公开化民主化，才能具备刚性，成为事业的推进剂。
参考文献
[1]李淑英，郭晶，朱成全，栾林.从自由发展看全面深化改革——“新常态的哲学意蕴”笔谈[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5（04）.
[2]王晓舟，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J].商界论坛-产业经济，2015（27）.
[3]徐以升，中国经济“新常态”[N].第一财经日报，2012（03）-12.
作者简介
刘荣，男，现为中共泰州市姜堰区委党校讲师。
作者单位
中共泰州市姜堰区委党校 江苏省泰州市 225500
【关键词】新常态；供给侧；哲学思考
1 经济新常态究竟呈何态？
1.1 经济新常态的描述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自此，新常态成为今后中国政府、社会以及各级研究机构的热门话题。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列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九大特征分别是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传统分析因素以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生产要素的供给、资源的制约与配置、市场竞争与经济风险的六个方面共同列示。
1.2 经济新常态的认识误区
新常态本身是从中国经济运行的当前状况的基本总结，总结是为了准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对经济工作的后续开展提供真实的现实反映，给未来的经济政策决策指明发展方向。但原本的经济学专用术语，在新常态的概念产生之后被广泛的政治化了。多种不同的材料均提及新常态，诸如，城建新常态、环境整治新常态、治安新常态等。一时间，新常态成为描述各种社会现象的通用名词，似乎不提一下新常态，就不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经济领域的专有名词被严重滥用泛化。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表现为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和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及创新驱动）综合体，必须客观的统筹考虑。现在很多现象均冠名新常态，只是取其速度（降速）的单义，忽视了结构和动力的同时调整，掩盖了对经济发展的整体真实性。如果以这种片面单一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必然会使决策带来失误。
1.3 新常态的正名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
此次研讨班上，习近平则针对现实的认识误区，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三种倾向。其一，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二，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
习近平这一表述从四个方面给对新常态作了解释。一是新常态是针对当前经济领域的注解。二是新常态是一种客观的状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必然表现。三是新常态是新现状，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不能简单的用两个好和坏的标准来衡量。四是新常态是新情况新问题，既是当前的拦路虎，也是解决相关问题的动力源，问题搞清了，方向才能准，力才用得上。
1.4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哲学态度
新常态新问题新方案，要想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认清中国实际，才能拿出中国方案。习近平2016年1月18日关于新常态的解释其实就是总基调，可以归集为一句话——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之中。
1.5 认识新常态必须从历史的角度
新常态是客观的、可认识的，不仅中国有新常态，而且整个世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多次出现过常态。当然，认识新常态，首先必须回归新常态的经济范畴。新常态（New Normal）这一概念最早是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创造出来的，以描述危机（911事件、2008金融危机）后的欧美发达经济再也回不到之前的状态，其主要含义是：低增长、高失业将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将降低。New Normal是用来归纳全球危机爆发后经济可能遭受的缓慢而痛苦的恢复过程。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领导人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新理念、新举措。与New Normal的共性之处是发展缓慢增长乏力，不同之处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前期经过超常规高速发展，现如今回归正常发展之道的一种必然客观状态，同时也认为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中国经济新常态所蕴涵的发展观有着超出经济范围的更全面的深刻意涵，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发展观。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也就是常说的增速回落，主要表现为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将拉动经济发展的引擎由投资加出口改为注重消费引导，将能够市场化的生产要素配置主动彻底的交于市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定位更加清晰准确。现阶段在新常态下处处表现出政府的主动修正和主动作为。当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处于相对性的稳定，必然会对原有发展方式和经济产业结构做适当的调整。当前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缓慢，从高速降为中高速必然会有许多的不适应或者不满足，这种高速发展之后经济转型的阵痛难以避免。历史上的主要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在这方面没有例外，均有高速发展之后的降速调整结构转型，其差别主要在于GDP增速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幅差不同和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有所差别。中美日三国共同点在于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或者稍高速增长之后会降速调整，这也符合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呈波浪状起伏。
1.6 要用辩证唯物的眼光看待新常态
常态本不为奇，但新常态冠之以新，必有不同以往寻常之处。准确把握新常态必须用辩证的方法。事物是客觀的，具有普遍联系性，中国经济新常态也不例外。经济新常态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是我们重视投资拉动出口，依靠外部消费力量的历史产物，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力积贫积弱，生产要素极大的配置失当，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我们依靠人口红利，在缺失技术优势，国内消费能力尚未得到提升情况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奋力追赶，才能勉强在世界经济上占有一席之地。三十多年的追赶，耗尽了我们的人口红利的优势，如今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必须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前的形势需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联系越来越深入。我们与许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已经相互共享资源和市场，剔除贸易保护因素，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新常态的经济增长降速也与外部需求急剧下降密切相关。世界上主要地区的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可能引起全球的震动，蝴蝶效应正在扩大。在国际需求不旺且短期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主动借势调整，用发展降速带来的时间换取结构转型升级需要的空间。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按照通常的预计，世界经济经过短暂的调整消化势必会强劲复苏。时至今日，八年的时间过去了，世界经济尚未恢复如初，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还在艰难的自我调整恢复当中。世界经济的调整恢复的期限愈来愈长，因此必须抛弃短期内迎头赶上的想法，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利用这难得的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战略窗口期实现既定目标。世界市场联系越密切，产业分工越具体越细化。必须认清我们在世界市场这个大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在产业分工上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搞清楚这些我们才知此长彼短，才能精准调整，提升效用。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牵扯各方各面，耗费时间长，投入力量大，承担风险高。当前经济恢复期比较长，但留给我们用于转型调整的时间则又相对较短，必须要做好这两方面的协调工作。
1.7 新常态的形成是微观叠加的结果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也非一朝一夕。要弄清新常态的形成过程必须从我国的政治体制着手。我国是一个单一政治体制国家，国家治理自上而下，层级分明，这样的治理体系最大的优点就是稳定、动员执行力强，只要不偏离大的方向，一旦步入正轨成绩惊人，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已经充分说明。但这样的治理体系也有一个相对最大的缺点，过于稳定，强调統一，鲜有个性活力，很容易阻碍新事物。建国之后的农村土地改革源于安徽农村的自发性，是当时迫不得已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展经济提高产能，强调重投入重出口，过于强调国外市场，过于强调人口红利薄利多销，给我们带来了成绩同时也带来了负担。生产需要资源，当国内资源消耗赶不上补充，转而向国际市场寻求，由于体量较为庞大，就形成了我们买什么什么就贵，外部需求一旦下滑就立马跌价。我们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没有形成世界市场，出口了廉价的商品，留下了生态的问题等等。不仅如此，当世界经济发展受阻，我们的经济立马遭殃，97年亚洲金融危机、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都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危机越大恢复期越长，08年危机之后我们注入4万亿投资，至今尚未完全消化，世界市场恢复缓慢，欧洲稍有起色又因俄乌冲突、叙利亚战争难民、英国脱欧等原因将会继续疲软，美国经济庞大，虽有恢复但难以充当全球经济恢复的旗手。众多因素的叠加造成新常态这个状态将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
1.8 哲学思考下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力点
关于新常态常见的描述是：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对于新常态的认识、适应和引领包含着对新出现状态的科学辨证认识过程，突出了循序渐进，其核心是最终的解决新常态下出现的相关问题，并使之形成另外一种更为健康的新的常态，而非仅仅是适应它。引领新常态，中央的决策部署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优质高效有效供给的角度出发，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这些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去有针对性地解决，需要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方面齐头并进。这是从中央政府的宏观视角来处理，如果落实到地方政府甚至于市县级基层政府，则不一定能够适应。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因地制宜的推进产业发展各不相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不能搞一刀切，需要拿出特色小锅菜的功夫，用心去精准定位定点，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减乘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全面宏观的全国形势，针对的是我们以前从需求端发展经济的后续弊端，要求的是从结构性改革做起，而非简单的改变现状求得暂时的繁荣。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在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一定不能简单照搬，一定不能搞简单一刀切，必须从国家的宏观角度，区域的实际发展来开展改革。当然各级地方必须在国家宏观统筹之下，不能只着眼于区域小环境，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众多微观汇聚成宏观，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求各级地方严格在国家宏观策略指导之下推动区域改革。小环境夯实了，大环境才有基础；大环境改善了，小环境才能事半功倍。
新常态下对区域经济而言，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区域经济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必须学会巧用东风借大势，精准定位做手术。要从术、势、法三个维度，下足功夫，从长计议。
1.8.1 优化重组巧用术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侧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原先的需求侧经济发展在新当前形势下已经明显滞后于形势需要，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配备不协调、不合拍所致。必须追根溯源，从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着手，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进行资源配置。各级地方在宏观决策调控上没有发言权，但在配合国家决策上，尤其是现在倡导推行市场要素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上却具有很强可操作性。资源的配置按照现在通行的做法是对其进行加减乘除的结构性调整。不可忽视的是，从改革成本和效用的角度出发，做加乘比做减除更容易推进改革，更容易实现改革目标。当然不能因为成本高昂就不用减除，重点在于巧用和关键之时用，而非弃用，从成本效益和风险成效上尽量用加乘代替减除来对改革风险作一个轻度中和。如何把握减除是否使用以及何时使用，关键是看资源重组及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战术目标。战术服从战略，短期服从长期，时间服从效果，按照上述三原则统筹安排，必须克服短视，任何试图短平快，甚至采用外科手术式资源重组容易都会引发不可控因素的发酵，欲速则不达。而且这样的调整如果再不主动，资源的配置再不遵循市场规律，在现阶段逐渐丧失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雪上加霜，被西方制造业大规模使用智能化的工业机器人所淘汰，产业重新回归西方发达国家。其实，这种现象在我国广东省已经初见端倪，江苏各个地方在这个方面再不主动作为，就有可能为时已晚。我们需要大规模招商引资，广开财源，但更需要更为迫切的是对现有产业进行深度的结构调整。 1.8.2 创新驱动形成势
未来社会是高速发展高度发达的智能社会，其发展势头的迅猛不能用常规的视角来看待。在可见的将来，人们的消费习惯及社会产业结构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适应这一快速发展变化的形势？人们给出的答案是向科技要发展，这也符合近现代社会一般发展规律，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艰难，尤其在基层，在战略调整上，技术的发明与进步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更重要的是应当将重心放在思维和眼光的调整上。蒸汽时代给人带来的惊喜尚未完全消退，电气化的工业文明立即取而代之，直至如今智能设备给我们带来信息爆炸，发生的上述升级换代只有短短二百多年的历史。按照这个速度和频率进行更新，在今后的二三十年内，智能社会必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会给我们带来令人窒息的惊喜。而且这样的智能社会已经不是生活消费这样单纯，已经逐渐进入到工业生产领域。纳米技术、3D打印等是当今刚刚产生的技术，在快速工业化的今天被迅速应用，其生产方式已经具备了革新建筑产业链条的条件，如果辅以资本動能，推动加速工业化，势必将现有的建筑产业链条打破重组。而且这种产业式革命性的变化正如星星之火，在资本快速流动的世界迅速燎原，形成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因此，必须响应潮流顺势而为，在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未来，现在就必须未雨绸缪，切勿只盯着眼前的蝇头小利，只打着地方的小九九。可以预见，未来的智能社会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结构和消费习惯，更重要的是将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重组会打破国家和地区的限制，快速开展，会出现许多弯道超车的机会，必然需要优良的超车技术，是一个谋者上不谋着下的时代。
1.8.3 合规发展明法度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全面小康的实现，顶层设计打出了三张保障牌，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在当前处于经济下行结构调整的艰难时刻，既要完成实现小康的目标，又要依法行政，实施改革既要达到实效，又不能突破法律制度，从表面上看是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但从战略战术相统一的角度看，其实他们是一体的。关键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每一次取得重大的改革突破都是从突破现有框架开始的，给我们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似乎是无改革不突破，似乎是现有的都是绊脚石。不能否定确实有一些法律法规明显滞后于现实形势，落后于时代发展，但这种现象不是全部，不能代表必须要将整体推倒重来，以个别瑕疵否定整体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用制度的漏洞掩盖执行的不当。当然，从辩证的发展的角度看，任何制度都是具备先进性和落后性，只不过是开始先进最后落后，产生这样一个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在发展，制度恒不变。因此，必须根据形势，按照战略部署，对现有制度作调整改革。当然，改革调整的前提是要有宏观的视野，战略的思维，超前的意识，准确的判断。这样的前提只有顶层才能完全具备，对于相对性的基层，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考虑制度的可行性和时效性，让制度同时具备刚性和弹性。制度全部是刚性易折，破坏可行性，如若全为弹性则形同虚设。制度的制定要绝对禁止关门定制度，一定要打开大门，广纳意见和建议，封堵各方漏洞。制度只有经过千锤百年才能历经考验，不会成为短命鬼和橡皮泥，制度制定的过程只有科学化公开化民主化，才能具备刚性，成为事业的推进剂。
参考文献
[1]李淑英，郭晶，朱成全，栾林.从自由发展看全面深化改革——“新常态的哲学意蕴”笔谈[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5（04）.
[2]王晓舟，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J].商界论坛-产业经济，2015（27）.
[3]徐以升，中国经济“新常态”[N].第一财经日报，2012（03）-12.
作者简介
刘荣，男，现为中共泰州市姜堰区委党校讲师。
作者单位
中共泰州市姜堰区委党校 江苏省泰州市 22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