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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回
破阴谋保金融稳定
反腐败树廉明风范
话说正当中央苏区的反经济封锁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又变换花招，再次将黑手伸向红区。
1933年3月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的几个保卫人员，将一个五花大绑的“商人”押送到瑞金。“商人”大声叫屈：“我是商人，你们乱抓商人是犯法的!”
恰此，毛泽东正好从国家政治保卫局门口路过，便迎上去问：“你们怎么抓商人呀?”
“报告主席，他不是商人，是逃亡的会昌县靖卫团长，叫朱培初。”
经过搜查，从朱培初身上缴获了大量假造的苏维埃纸币，想从苏区买走货物。据朱培初交待，国民党已派出好几批特务混入苏区，任务是在老百姓中散布谣言，说红军在前方吃了败仗，共产党马上就要完了，苏维埃钞票就要变成废纸了……
毛泽东当即指示：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苏区金融秩序，粉碎敌人的阴谋!于是，一场新的生死搏斗开始了。
破阴谋
一天，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兼中华钨砂公司总经理毛泽民急匆匆从铁山垅钨矿赶回瑞金，来到国家银行营业厅，但见柜台前挤满了等着兑换银圆的人群。有人大声嚷嚷：
“做生意的都不收纸币，只收现洋，我要换现洋!”
还有人嚷：“现在纸币不值钱了，留着有什么用?”
毛泽民拨开众人，走出大厅，翻身骑上自己的灰白马，朝瑞金城跑去。他在大街小巷走了一趟，果真看见一些商贩的小摊上插着小纸牌，上面写着：“只收现洋。”
凭着一年来的银行工作经验，毛泽民意识到问题严重：银行界最忌讳的挤兑现象发生了!
他急急忙忙赶到财政部，向邓子恢汇报。
邓子恢其实早已知道挤兑一事，正急于等毛泽民回来商量对策。他说：“毛主席已作了指示，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制止这种状况。”
“我想过了，”毛泽民说，“国币的信誉一定要保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银行要保证兑换，严格规定一元纸币换一元现洋，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
停了停，他又说：
“我马上组织人员赶到前线，紧急运回一批缴获的日用物资，充实各个消费合作社的货架。”
邓子恢完全赞同。他补充说：“我与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局长联系，请他们协助，坚决打击敌人制造假币和造谣破坏活动。同时，我与《红色中华》报社商量，组织人员写文章发表，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他们立即分头行动。
国家银行从金库里拿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
一天、两天过去了，老乡们争相兑换。
银行的同志很担心。有人对毛泽民说：“毛行长，现洋所剩无几，是不是停止兑换，以保证银行的金融?”
毛泽民回答：“现在群众换币势头正高，不能停换。换出光洋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
又过了两天，邓子恢来到银行，悄悄地问毛泽民：“能顶住吗?要不要动用秘密金库?”
毛泽民摇摇头：“还没到时候。不过，我们从金库拿出些金、银，搞个‘金山’‘银山’展览，唱一曲‘空城计’倒可以。只要前线物资运回来了，就有办法!”
“这倒是个好主意。”邓子恢说
第二天，一座“金山银山”果真出现在国家银行营业大厅。那用一圈圈金砖、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银镯、银项链、银圆、银锭堆起来的“金山银山”，金光灿灿。前来兑换银圆的人们见了啧啧称道：“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金银。苏区银行的资本真雄厚!”
关键时刻，派往前线的同志终于回来了。正好红军在宜黄县南部的黄陂获得第四次反“围剿”第一仗的胜利，歼灭敌人第52师和第59师，缴获敌第52师辎重队的大批现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接到国家银行的告急求援，亲自押解现洋回到瑞金。
毛泽民立即下令停止兑换。各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还有布匹、食盐，标价牌上写明：“只收国币，不收现洋。”
于是人们又赶紧捧着光洋到银行兑换纸币，有的人不买货物，也将现洋换回纸币。不几天，收回的现洋比换出去的还多。
接着，邓子恢又签发了中央财政部第十九号训令：严格控制现金出口，建立现金出口登记制度。
后来，为把社会闲散资金聚拢起来，充裕银行资金，调剂有无，支持生产，便利群众生活，国家银行又大力提倡开展储蓄活动，总行和各分行、兑换处都开展了储蓄业务。定期、活期、零存整取都有，五角钱即可开户办理储蓄手续。苏区又兴起一个储蓄热潮。
经过一系列措施，挤兑风潮算是平息下去了，苏区金融日趋繁荣。但是，如何才能有效抵制从白区流人的苏维埃假货币呢?毛泽民为此食不甘味，睡不安稳。
一天晚上夜深了，毛泽民还在苦思冥想，一不小心身上穿的毛衣袖口给桌上的油灯烧了一下，发出“滋滋”的声音，一股火烧羊毛的焦臭味顿时弥漫了整个屋子。
“什么这么臭?”正在缝补衣服的妻子钱希钧抬头问道。
“衣袖不小心烧了一下。”毛泽民答道。
良久，毛泽民忽然一拍桌子欣喜地说：“对呀，这就是很好的办法呀!”接着又朝妻子丢下一句话：“我出去一下。”便飞奔出门，弄得钱希钧一时摸不着头脑。
原来，毛泽民正是受火烧羊毛产生臭味得到启发，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进了细羊毛，印刷出来的苏区纸币，焚烧就会产生焦臭味。毛泽民正是利用这一简单办法，巧妙地解决了苏区纸币防伪问题。与此同时，苏区纸币印刷时，在底版左右下角，分别刻上他们的俄文体亲笔签名。这样一来，国民党要再假造苏区纸币就根本不可能了。
反腐败
1932年2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农检察部全体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苏维埃政府机关仍有一些不顾党和根据地事业而唯利是图的不纯洁分子，有的手中有了点权就大手大脚，浪费公款公物毫不心痛，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声誉，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损耗了根据地大量的资财，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毛泽东要求，要下决心刹住苏区内出现的这股贪污浪费歪风，狠狠打击不法分子的犯罪活动。
就在这次会议结束后半个月，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在控告箱里收到一封群众的检举信，检举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信中说：“谢步升把吃大户(即打土豪)所得皮袄子和几斤上等毛线私自拿回家，分田时好田留给自己，还强行占用公田一亩多；去年，他用自家不满半岁的小牛，换区苏维埃政府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两只。凡是有用的值钱的东西，经过他的手就会少……”
瑞金裁判部的谢正平急急忙忙将检举信送到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兼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手里。于是，何叔衡从工农检察部挑选两名精明可靠的干部对谢步升的知情人先进行外围取证。没料到，何叔衡的这一步，竟又查出触目惊心的案外案。
与谢步升同村的谢深润，是谢步升做生意的老搭档。谢步升回家参加打土豪时，谢深润继续在黑白交界地带贩 盐、贩米，赚了钱在本村买下几亩薄田。苏区开展丈田划阶级时，群众要将他家定为富农。谢步升利用手中的权力，硬是给谢深润定了个贫农，谢深润一家对此自然十分感激。为报答谢步升，谢深润妻子朱秀秀做了什么好吃的，总要请谢步升来家坐坐，谢步升也像回自家一样，有事没事就往谢深润家钻。一来二去，谢步升与朱秀秀便勾搭成奸，此事被谢深润发现后，便反目成仇，谢步升便又利用当时肃反扩大化之机，说谢深润是个隐藏的社会民主党分子，指使人将谢深润秘密杀害了。
调查人员将调查到的这个新情况向何叔衡作了汇报。何叔衡听了非常吃惊，并及时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异常严肃地对何叔衡说：你们要把情况调查核实清楚，速战速决。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办案人员找到了被谢步升卖掉的妻子，谢妻又揭发了谢的贪污犯罪事实：1930年，在谢步升任暴动队队长时，曾将打土豪所得的一包金银首饰和食盐100多斤、衣物数件悄悄拿回了家；在“一苏大会”前夕，他利用村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收集大米，用大斗收，再用小斗量，卖给“一苏大会筹备处”，将3000多斤剩余又私自卖给大米商出售……调查人员将她反映的情况作好笔录，让她画了押。
仅仅两天工夫，调查人员就获取了谢步升新的贪色贪财的犯罪事实，他们立即将调查情况报告了何叔衡。何叔衡将此情况报告中央政府，准备给谢步升最严厉的惩处。没料到很快就遇到阻力。
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谢春山，当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某些人报私仇故意向他发难。谢春山还在苏区中央局领导面前攻击中央工农检察部是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宗派干部政策”，与中央路线相对抗。
何叔衡对此十分气愤，中央工农检察部对谢步升进行突审，同时对他家进行搜查，结果在谢步升家以及他母亲、姐姐家里，查获到一部分贪污所得，谢步升的犯罪事实被一一得到印证。
1932年5月5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对谢步升案进行了公审判决，判决谢步升死刑。
枪毙贪污犯谢步升，是中华苏维埃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严惩谢步升，在苏区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看到了共产党铲除贪污腐败的决心。
据史料记载，从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到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近三年的时间里苏区党查处的贪官有4 1名，其中枪毙了15名。
1934年春节，何叔衡拟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了中央工农检察部的大门上：
执法治贪官，为工农革命成功：
建设苏维埃，树一代廉明风范。
人们看了这副对联，无不拍手称赞。叶坪村的山歌手邓水娇高兴地唱道：
苏区政权开红花，
干部作风人人夸，
为官清明树新风，
打击贪贼用铁耙。
苏区政权开红花，
花根扎在穷人家，
一心一意为民众，
团结工农打天下。
从敌人破坏金融案到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案的发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加强文化思想建设，提高人们的信仰和对各种毒害的抗拒抵御能力，是建设好苏维埃政权不可忽略的重要工作。苏区党和政府将采取什么举措实现这一目的，且听下回分解。
(责编 兴柱)
破阴谋保金融稳定
反腐败树廉明风范
话说正当中央苏区的反经济封锁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又变换花招，再次将黑手伸向红区。
1933年3月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的几个保卫人员，将一个五花大绑的“商人”押送到瑞金。“商人”大声叫屈：“我是商人，你们乱抓商人是犯法的!”
恰此，毛泽东正好从国家政治保卫局门口路过，便迎上去问：“你们怎么抓商人呀?”
“报告主席，他不是商人，是逃亡的会昌县靖卫团长，叫朱培初。”
经过搜查，从朱培初身上缴获了大量假造的苏维埃纸币，想从苏区买走货物。据朱培初交待，国民党已派出好几批特务混入苏区，任务是在老百姓中散布谣言，说红军在前方吃了败仗，共产党马上就要完了，苏维埃钞票就要变成废纸了……
毛泽东当即指示：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苏区金融秩序，粉碎敌人的阴谋!于是，一场新的生死搏斗开始了。
破阴谋
一天，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兼中华钨砂公司总经理毛泽民急匆匆从铁山垅钨矿赶回瑞金，来到国家银行营业厅，但见柜台前挤满了等着兑换银圆的人群。有人大声嚷嚷：
“做生意的都不收纸币，只收现洋，我要换现洋!”
还有人嚷：“现在纸币不值钱了，留着有什么用?”
毛泽民拨开众人，走出大厅，翻身骑上自己的灰白马，朝瑞金城跑去。他在大街小巷走了一趟，果真看见一些商贩的小摊上插着小纸牌，上面写着：“只收现洋。”
凭着一年来的银行工作经验，毛泽民意识到问题严重：银行界最忌讳的挤兑现象发生了!
他急急忙忙赶到财政部，向邓子恢汇报。
邓子恢其实早已知道挤兑一事，正急于等毛泽民回来商量对策。他说：“毛主席已作了指示，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制止这种状况。”
“我想过了，”毛泽民说，“国币的信誉一定要保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银行要保证兑换，严格规定一元纸币换一元现洋，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
停了停，他又说：
“我马上组织人员赶到前线，紧急运回一批缴获的日用物资，充实各个消费合作社的货架。”
邓子恢完全赞同。他补充说：“我与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局长联系，请他们协助，坚决打击敌人制造假币和造谣破坏活动。同时，我与《红色中华》报社商量，组织人员写文章发表，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他们立即分头行动。
国家银行从金库里拿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
一天、两天过去了，老乡们争相兑换。
银行的同志很担心。有人对毛泽民说：“毛行长，现洋所剩无几，是不是停止兑换，以保证银行的金融?”
毛泽民回答：“现在群众换币势头正高，不能停换。换出光洋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
又过了两天，邓子恢来到银行，悄悄地问毛泽民：“能顶住吗?要不要动用秘密金库?”
毛泽民摇摇头：“还没到时候。不过，我们从金库拿出些金、银，搞个‘金山’‘银山’展览，唱一曲‘空城计’倒可以。只要前线物资运回来了，就有办法!”
“这倒是个好主意。”邓子恢说
第二天，一座“金山银山”果真出现在国家银行营业大厅。那用一圈圈金砖、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银镯、银项链、银圆、银锭堆起来的“金山银山”，金光灿灿。前来兑换银圆的人们见了啧啧称道：“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金银。苏区银行的资本真雄厚!”
关键时刻，派往前线的同志终于回来了。正好红军在宜黄县南部的黄陂获得第四次反“围剿”第一仗的胜利，歼灭敌人第52师和第59师，缴获敌第52师辎重队的大批现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接到国家银行的告急求援，亲自押解现洋回到瑞金。
毛泽民立即下令停止兑换。各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还有布匹、食盐，标价牌上写明：“只收国币，不收现洋。”
于是人们又赶紧捧着光洋到银行兑换纸币，有的人不买货物，也将现洋换回纸币。不几天，收回的现洋比换出去的还多。
接着，邓子恢又签发了中央财政部第十九号训令：严格控制现金出口，建立现金出口登记制度。
后来，为把社会闲散资金聚拢起来，充裕银行资金，调剂有无，支持生产，便利群众生活，国家银行又大力提倡开展储蓄活动，总行和各分行、兑换处都开展了储蓄业务。定期、活期、零存整取都有，五角钱即可开户办理储蓄手续。苏区又兴起一个储蓄热潮。
经过一系列措施，挤兑风潮算是平息下去了，苏区金融日趋繁荣。但是，如何才能有效抵制从白区流人的苏维埃假货币呢?毛泽民为此食不甘味，睡不安稳。
一天晚上夜深了，毛泽民还在苦思冥想，一不小心身上穿的毛衣袖口给桌上的油灯烧了一下，发出“滋滋”的声音，一股火烧羊毛的焦臭味顿时弥漫了整个屋子。
“什么这么臭?”正在缝补衣服的妻子钱希钧抬头问道。
“衣袖不小心烧了一下。”毛泽民答道。
良久，毛泽民忽然一拍桌子欣喜地说：“对呀，这就是很好的办法呀!”接着又朝妻子丢下一句话：“我出去一下。”便飞奔出门，弄得钱希钧一时摸不着头脑。
原来，毛泽民正是受火烧羊毛产生臭味得到启发，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进了细羊毛，印刷出来的苏区纸币，焚烧就会产生焦臭味。毛泽民正是利用这一简单办法，巧妙地解决了苏区纸币防伪问题。与此同时，苏区纸币印刷时，在底版左右下角，分别刻上他们的俄文体亲笔签名。这样一来，国民党要再假造苏区纸币就根本不可能了。
反腐败
1932年2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农检察部全体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苏维埃政府机关仍有一些不顾党和根据地事业而唯利是图的不纯洁分子，有的手中有了点权就大手大脚，浪费公款公物毫不心痛，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声誉，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损耗了根据地大量的资财，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毛泽东要求，要下决心刹住苏区内出现的这股贪污浪费歪风，狠狠打击不法分子的犯罪活动。
就在这次会议结束后半个月，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在控告箱里收到一封群众的检举信，检举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信中说：“谢步升把吃大户(即打土豪)所得皮袄子和几斤上等毛线私自拿回家，分田时好田留给自己，还强行占用公田一亩多；去年，他用自家不满半岁的小牛，换区苏维埃政府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两只。凡是有用的值钱的东西，经过他的手就会少……”
瑞金裁判部的谢正平急急忙忙将检举信送到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兼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手里。于是，何叔衡从工农检察部挑选两名精明可靠的干部对谢步升的知情人先进行外围取证。没料到，何叔衡的这一步，竟又查出触目惊心的案外案。
与谢步升同村的谢深润，是谢步升做生意的老搭档。谢步升回家参加打土豪时，谢深润继续在黑白交界地带贩 盐、贩米，赚了钱在本村买下几亩薄田。苏区开展丈田划阶级时，群众要将他家定为富农。谢步升利用手中的权力，硬是给谢深润定了个贫农，谢深润一家对此自然十分感激。为报答谢步升，谢深润妻子朱秀秀做了什么好吃的，总要请谢步升来家坐坐，谢步升也像回自家一样，有事没事就往谢深润家钻。一来二去，谢步升与朱秀秀便勾搭成奸，此事被谢深润发现后，便反目成仇，谢步升便又利用当时肃反扩大化之机，说谢深润是个隐藏的社会民主党分子，指使人将谢深润秘密杀害了。
调查人员将调查到的这个新情况向何叔衡作了汇报。何叔衡听了非常吃惊，并及时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异常严肃地对何叔衡说：你们要把情况调查核实清楚，速战速决。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办案人员找到了被谢步升卖掉的妻子，谢妻又揭发了谢的贪污犯罪事实：1930年，在谢步升任暴动队队长时，曾将打土豪所得的一包金银首饰和食盐100多斤、衣物数件悄悄拿回了家；在“一苏大会”前夕，他利用村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收集大米，用大斗收，再用小斗量，卖给“一苏大会筹备处”，将3000多斤剩余又私自卖给大米商出售……调查人员将她反映的情况作好笔录，让她画了押。
仅仅两天工夫，调查人员就获取了谢步升新的贪色贪财的犯罪事实，他们立即将调查情况报告了何叔衡。何叔衡将此情况报告中央政府，准备给谢步升最严厉的惩处。没料到很快就遇到阻力。
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谢春山，当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某些人报私仇故意向他发难。谢春山还在苏区中央局领导面前攻击中央工农检察部是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宗派干部政策”，与中央路线相对抗。
何叔衡对此十分气愤，中央工农检察部对谢步升进行突审，同时对他家进行搜查，结果在谢步升家以及他母亲、姐姐家里，查获到一部分贪污所得，谢步升的犯罪事实被一一得到印证。
1932年5月5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对谢步升案进行了公审判决，判决谢步升死刑。
枪毙贪污犯谢步升，是中华苏维埃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严惩谢步升，在苏区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看到了共产党铲除贪污腐败的决心。
据史料记载，从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到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近三年的时间里苏区党查处的贪官有4 1名，其中枪毙了15名。
1934年春节，何叔衡拟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了中央工农检察部的大门上：
执法治贪官，为工农革命成功：
建设苏维埃，树一代廉明风范。
人们看了这副对联，无不拍手称赞。叶坪村的山歌手邓水娇高兴地唱道：
苏区政权开红花，
干部作风人人夸，
为官清明树新风，
打击贪贼用铁耙。
苏区政权开红花，
花根扎在穷人家，
一心一意为民众，
团结工农打天下。
从敌人破坏金融案到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案的发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加强文化思想建设，提高人们的信仰和对各种毒害的抗拒抵御能力，是建设好苏维埃政权不可忽略的重要工作。苏区党和政府将采取什么举措实现这一目的，且听下回分解。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