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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索拉于798艺术区存在了八年、并即将于两个月后迁往宋庄的家里,墙上挂着陈丹青在纽约时为她画的肖像。我喜欢这幅画并一直幻想如果有一天我接受访问,被要求讲讲某个我熟悉又陌生的话题时,我但愿自己是以那样的姿态坐在那样的一张扶手椅上。
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话题是——“上海”,而在《海上传奇》的第一位受访人物——陈丹青登场的时候,他就坐在那样一张形式感烂熟的扶手椅上。同样的,陈勾画“上海性格”的段子也是旧的——光鲜背后有登堂入室的历史潜规则,繁华底下有生机勃勃的恶之花——见诸于弄堂里、墙根里、骨子里、水里、空气里的“上海性格”,那个被用来隐喻作“江湖”的野蛮小鬼(ju)却并不上海,他远比我熟知的陈丹青大胆,而陈丹青们更为精明,所以陈丹青是上海人,小孩则是跟随其外省父母落脚上海老城厢的新移民而已。
但评判这部电影拍得够不够上海,就跟定义谁是正宗的上海人一样注定是个伪命题。上海那承受和承载了整个近现代史的视角和脉络,在任何一个从县城出来的“小武”面前,都会显现得那么扑朔迷离。而即使是出身于北京的导演,比如我的邻居冯小刚,他拍出来的上海也不可能是璀璨的大上海。他的尘埃手法没有办法掩饰,估计让他拍伦敦,泄露出来的也会是工业初年的草莽气息。十里洋场、霓虹旖旎、醉生梦死、金枝玉叶,这些属于上海的标签不属于他们。我知道,无论从哪里出发,贾樟柯这样的导演最后总要回到赵涛的那张脸所代表的小城故事、村镇风云、大工小厂、沧海一粟的那种芸芸众生的中国气质中去。无妨,其实在讲述面前,上海也不过是一个载体。
而在所有的讲述者当中,最难忘的是上官云珠之子韦然,因他的表达有惊人的冷静和清晰的条理,不愧是“传奇”的后人,包括叙述母亲的情事,哪年恋爱、结婚、离婚,然后和谁同居,然后又和谁结婚,生下他,哪年出的事……不是冷漠,就是冷静,平静中能感觉出压抑来。忍不住上网查了他的资料,在中国建筑出版社当编辑,离开上海在北京生活了23年后,满口京腔的他在52岁那年回到上海。他说,“想家了,我活下来了,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他们的事说出来。”
劳模黄宝妹走在上海展览中心,东大厅吧,我少年时代经常出没的这个红旗颂歌的表演场所,记忆当中东大厅从来没有被拍得这样富丽堂皇,在视觉上与黄宝妹充满市井幽默感的闲话一样达到了奇观的效果,关于50年代的怀旧热情被燃烧起来,但很快的,黄宝妹出现在国棉十七厂的废墟中,对比下,她依然自豪的神情和话语是本片中惯用的笔触。
“味精大王”资本家张逸云之孙张原孙,挤挤捱捱地在舞池里跳舞,很努力地活在从前,尽管他的“游艇世界”已面目全非。我对这些上海老克拉没有兴趣,这些就是我上海家人的日常生活,怎么能称上传奇?
经常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演上海女人的潘迪华,她的讲述最有上海气息,加上一些伶人的造作,家事感慨,难得真实;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没有任何传奇气质,很普通的红衣老妇,坐在我一眼认出的绿杨村饭店的二楼,像足我舅婆,但她还记得父亲当初防暗杀的大排场。
地下党员王孝和的女儿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父亲那张青春微笑、玉树临风的临刑照片是她唯一的思念凭证。牺牲的残酷性又有两种,一种是为主义慷慨赴死,一种是被误解诬陷所害。无论如何,她的父亲死得磊落坦荡,口径清晰,这对革命者来说实非容易。想起我从前读过的一本小说,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登的《人类的命运》,书中表明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革命者,也是世界各国革命者的圣地。还据说,小说的电影改编权握在贝尔托鲁奇手里,若干年前他来中国拍电影,一度曾有两个选题,一个是后来拍成的《末代皇帝》,一个就是《人类的命运》。
必须得说下韩寒,这通篇唯一的当代气息。看起来他全是在说自己,跟标题城市关系甚微,这是他的狂妄之处,把自己全当成新地标了,企图超越所踩的土地,这也是他的真实和地位,他的过人之处。他的图像形象比起文字形象,稍稍亲和,是在镜头的压迫感面前的收敛吧。他讲的买车那段,避虚就实,狡猾桀骜,亦是典型的上海智慧。我当然喜欢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当我赢得了很多我想要的总冠军以后,我就骄傲地说,我是一个作家。”时代果真需要一个韩寒了。
韩寒当然已经是个好作家,所以他下意识地懂得描绘一个城市,可以用其他的城市来映照。片子里有台湾,有香港,独北京缺席。陈丹青说过,如今的北京就是当年的上海。所以北京为什么缺席,我们都清楚了。
《海上传奇》的音乐,如果不是林强,应该选不到《浪子心声》这首许冠杰的老歌嵌在上海、香港双城记的转折点处。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雷声风雨打
何用多惊怕
人比海里沙
毋用多牵挂
君可见漫天落霞
名利息间似雾化
在费穆那被矫正成2.35:1的黑白画面上,年轻的韦伟顶天立地地向城外走去,真挚朴素的弦乐便铺展开去,仿佛驶出城市灯光的轮船突然就直见了大海时的意外与通澈,我们意外地看见不似潘迪华那样染了黑发的白发苍苍的韦伟,笑话般地跟我们讲述中国电影史上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个拥抱,人生况味如斯,怎不叫人潸然,音乐果然是人类拥有灵魂的最重要的证据。在另一个讲述者——台湾导演王童的电影里,一群小孩子掀开卡车篷布,看见翠绿的台湾山林,正新鲜好奇,反打过来,火车在开,火车中的人是侯孝贤,就这样,空间转换了,时间的脉络也在行进,转换时背景用的是邓丽君的《雨夜花》。于是在伴着雷声风雨的老旋律中,历史顿时鲜活了起来,或,历史被涤荡出了原来的模样,或,历史被还原到了某一个层面,就像影片的英文名I Wish I Knew,这样也好。
《海上传奇》的摄影余力为是颇有艺术家气质的,一种随机捕捉却表述无遗的游离感,同时间上保持了距离,同情感上也保持距离。绵绵影像长河里的人,没有一张矫情的脸,一个矫揉的表情,都自然生动、不设防备。闲散斯文喝茶的人们、在舞厅里盛装而隆重跳舞的老人们,伴着西洋金曲,他还能唱出来,一些些。码头上一阵雨来,青工们散去了,他们嘻嘻哈哈,弄堂里的面孔,地铁站的面孔,上海人的面孔,为上海这个舞台上的当下人定妆。
在这个舞台上,曾经活跃着革命者、资本家、黑手党……这曾是一个多么风云际会的地方,据说拍《海上传奇》,有大家族的后裔犹豫再三之后同意了,坐到聚光灯下的一刻又退缩了,不肯说了,因为要提及的敏感事情太多,即使是出来说话的人,也为自己担心地问一句:“我说这么多,你都能用吗?”最后被我们看到的开了口的人,几乎是在一字一句地讲。他们被这个城市所钟爱、所伤、所驱逐、所裹挟,雨丝风片都极珍贵,因为这种浪漫以后不会再有,当他们的笑容还带着海上余味,他们在笑容中努力过滤,努力屏蔽,努力寻找更中性更安全的词汇。这种试图要说而不能尽言的艰涩甚至比讲述内容本身更为震撼人心,因为在艰涩中我们读到了“试图”,那是怎样一个坚忍而苍凉的手势,张爱玲提到过的那个手势。这个手势的正面是什么,这个手势的反面是什么,翻手覆手之间,那些我们真正想看到的东西,并没有都拍出来,或许也拍不出来。
But still, I wish I Knew.(但依然,我想知道)
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话题是——“上海”,而在《海上传奇》的第一位受访人物——陈丹青登场的时候,他就坐在那样一张形式感烂熟的扶手椅上。同样的,陈勾画“上海性格”的段子也是旧的——光鲜背后有登堂入室的历史潜规则,繁华底下有生机勃勃的恶之花——见诸于弄堂里、墙根里、骨子里、水里、空气里的“上海性格”,那个被用来隐喻作“江湖”的野蛮小鬼(ju)却并不上海,他远比我熟知的陈丹青大胆,而陈丹青们更为精明,所以陈丹青是上海人,小孩则是跟随其外省父母落脚上海老城厢的新移民而已。
但评判这部电影拍得够不够上海,就跟定义谁是正宗的上海人一样注定是个伪命题。上海那承受和承载了整个近现代史的视角和脉络,在任何一个从县城出来的“小武”面前,都会显现得那么扑朔迷离。而即使是出身于北京的导演,比如我的邻居冯小刚,他拍出来的上海也不可能是璀璨的大上海。他的尘埃手法没有办法掩饰,估计让他拍伦敦,泄露出来的也会是工业初年的草莽气息。十里洋场、霓虹旖旎、醉生梦死、金枝玉叶,这些属于上海的标签不属于他们。我知道,无论从哪里出发,贾樟柯这样的导演最后总要回到赵涛的那张脸所代表的小城故事、村镇风云、大工小厂、沧海一粟的那种芸芸众生的中国气质中去。无妨,其实在讲述面前,上海也不过是一个载体。
而在所有的讲述者当中,最难忘的是上官云珠之子韦然,因他的表达有惊人的冷静和清晰的条理,不愧是“传奇”的后人,包括叙述母亲的情事,哪年恋爱、结婚、离婚,然后和谁同居,然后又和谁结婚,生下他,哪年出的事……不是冷漠,就是冷静,平静中能感觉出压抑来。忍不住上网查了他的资料,在中国建筑出版社当编辑,离开上海在北京生活了23年后,满口京腔的他在52岁那年回到上海。他说,“想家了,我活下来了,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他们的事说出来。”
劳模黄宝妹走在上海展览中心,东大厅吧,我少年时代经常出没的这个红旗颂歌的表演场所,记忆当中东大厅从来没有被拍得这样富丽堂皇,在视觉上与黄宝妹充满市井幽默感的闲话一样达到了奇观的效果,关于50年代的怀旧热情被燃烧起来,但很快的,黄宝妹出现在国棉十七厂的废墟中,对比下,她依然自豪的神情和话语是本片中惯用的笔触。
“味精大王”资本家张逸云之孙张原孙,挤挤捱捱地在舞池里跳舞,很努力地活在从前,尽管他的“游艇世界”已面目全非。我对这些上海老克拉没有兴趣,这些就是我上海家人的日常生活,怎么能称上传奇?
经常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演上海女人的潘迪华,她的讲述最有上海气息,加上一些伶人的造作,家事感慨,难得真实;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没有任何传奇气质,很普通的红衣老妇,坐在我一眼认出的绿杨村饭店的二楼,像足我舅婆,但她还记得父亲当初防暗杀的大排场。
地下党员王孝和的女儿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父亲那张青春微笑、玉树临风的临刑照片是她唯一的思念凭证。牺牲的残酷性又有两种,一种是为主义慷慨赴死,一种是被误解诬陷所害。无论如何,她的父亲死得磊落坦荡,口径清晰,这对革命者来说实非容易。想起我从前读过的一本小说,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登的《人类的命运》,书中表明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革命者,也是世界各国革命者的圣地。还据说,小说的电影改编权握在贝尔托鲁奇手里,若干年前他来中国拍电影,一度曾有两个选题,一个是后来拍成的《末代皇帝》,一个就是《人类的命运》。
必须得说下韩寒,这通篇唯一的当代气息。看起来他全是在说自己,跟标题城市关系甚微,这是他的狂妄之处,把自己全当成新地标了,企图超越所踩的土地,这也是他的真实和地位,他的过人之处。他的图像形象比起文字形象,稍稍亲和,是在镜头的压迫感面前的收敛吧。他讲的买车那段,避虚就实,狡猾桀骜,亦是典型的上海智慧。我当然喜欢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当我赢得了很多我想要的总冠军以后,我就骄傲地说,我是一个作家。”时代果真需要一个韩寒了。
韩寒当然已经是个好作家,所以他下意识地懂得描绘一个城市,可以用其他的城市来映照。片子里有台湾,有香港,独北京缺席。陈丹青说过,如今的北京就是当年的上海。所以北京为什么缺席,我们都清楚了。
《海上传奇》的音乐,如果不是林强,应该选不到《浪子心声》这首许冠杰的老歌嵌在上海、香港双城记的转折点处。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雷声风雨打
何用多惊怕
人比海里沙
毋用多牵挂
君可见漫天落霞
名利息间似雾化
在费穆那被矫正成2.35:1的黑白画面上,年轻的韦伟顶天立地地向城外走去,真挚朴素的弦乐便铺展开去,仿佛驶出城市灯光的轮船突然就直见了大海时的意外与通澈,我们意外地看见不似潘迪华那样染了黑发的白发苍苍的韦伟,笑话般地跟我们讲述中国电影史上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个拥抱,人生况味如斯,怎不叫人潸然,音乐果然是人类拥有灵魂的最重要的证据。在另一个讲述者——台湾导演王童的电影里,一群小孩子掀开卡车篷布,看见翠绿的台湾山林,正新鲜好奇,反打过来,火车在开,火车中的人是侯孝贤,就这样,空间转换了,时间的脉络也在行进,转换时背景用的是邓丽君的《雨夜花》。于是在伴着雷声风雨的老旋律中,历史顿时鲜活了起来,或,历史被涤荡出了原来的模样,或,历史被还原到了某一个层面,就像影片的英文名I Wish I Knew,这样也好。
《海上传奇》的摄影余力为是颇有艺术家气质的,一种随机捕捉却表述无遗的游离感,同时间上保持了距离,同情感上也保持距离。绵绵影像长河里的人,没有一张矫情的脸,一个矫揉的表情,都自然生动、不设防备。闲散斯文喝茶的人们、在舞厅里盛装而隆重跳舞的老人们,伴着西洋金曲,他还能唱出来,一些些。码头上一阵雨来,青工们散去了,他们嘻嘻哈哈,弄堂里的面孔,地铁站的面孔,上海人的面孔,为上海这个舞台上的当下人定妆。
在这个舞台上,曾经活跃着革命者、资本家、黑手党……这曾是一个多么风云际会的地方,据说拍《海上传奇》,有大家族的后裔犹豫再三之后同意了,坐到聚光灯下的一刻又退缩了,不肯说了,因为要提及的敏感事情太多,即使是出来说话的人,也为自己担心地问一句:“我说这么多,你都能用吗?”最后被我们看到的开了口的人,几乎是在一字一句地讲。他们被这个城市所钟爱、所伤、所驱逐、所裹挟,雨丝风片都极珍贵,因为这种浪漫以后不会再有,当他们的笑容还带着海上余味,他们在笑容中努力过滤,努力屏蔽,努力寻找更中性更安全的词汇。这种试图要说而不能尽言的艰涩甚至比讲述内容本身更为震撼人心,因为在艰涩中我们读到了“试图”,那是怎样一个坚忍而苍凉的手势,张爱玲提到过的那个手势。这个手势的正面是什么,这个手势的反面是什么,翻手覆手之间,那些我们真正想看到的东西,并没有都拍出来,或许也拍不出来。
But still, I wish I Knew.(但依然,我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