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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近代中国非农就业存在新斯密学派和过密化理论两种不同的学说，前者认为商业化与工业化确实给近代中国农村带来了“现代化”的发展，非农就业提高了农民人均生活水平。而后者则与之相反，认为近代中国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过程并未带来英国式的发展，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关键词：非农就业 中国农村 经济发展 新斯密学派 过密化理论
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非农就业的研究通常包含在对商业化和工业化的研究之中，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大致形成了新斯密学派和过密化理论两种不同的学说，其根本分歧在于近代中国农村是否存在经济发展。围绕这一争论，学者们依据不同的资料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结论和见解。梳理和分析前人的这些理论，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近代中国非农就业问题。
一、新斯密学派的发展观
新斯密学派以马若孟、勃兰特和罗斯基等人为代表，沿袭斯密和马克思的观点，以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为依据，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商业化与工业化确实给近代中国农村带来了“现代化”的发展，非农就业提高了农民人均生活水平[1]。
（一）马若孟的工商业发展论
马若孟利用卜凯[2]收集的1900—1930年的历史价格资料，研究了河北与山东地区土地价格与长工工资的变动趋势，发现尽管农村人口有实质性增长，但相对于工资水平，土地价格并未出现急剧上涨。马若孟认为其原因在于“县城、城市和通商口岸的工业和商业有足够的发展，可以向农民提供非农就业机会”。由于城市与乡村平均工资间存在很大差异，因而有“越来越多的农户认识到获取非农业收入的好处，并尽一切努力把他们的劳动用于这一目的”。同时，在交通运输状况得以改善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也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当铁路把集镇与通商口岸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各式各样的手工业受到强烈的发展刺激……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和城市的渐进发展促进了许多以前不存在的农村手工业的诞生”[3]。
（二）罗斯基的经济普遍增长论
马若孟研究的缺陷在于并未具体计算非农部门产出的增长率，此后有学者对近代各非农部门产出增长率进行过计算，较有代表性的是珀金斯和叶孔嘉的研究成果[4]。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富有争议的观点，其在对叶孔嘉的估计值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了部分行业年增长率的估计值，特别是手工业与贸易行业，分别从0.7%和1.1%提高到1.4%和2.5%，增加了一倍以上。结合对其他部门的估计，罗斯基认为近代中国所有重要部门的发展都大大领先于人口的增长。由此，罗斯基得出结论，“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成为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5]。
二、黄宗智的观点—“没有发展的增长”
与新斯密学派相反，以黄宗智为代表的“过密化”理论则认为近代中国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过程并未带来英国式的发展，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一）过密化理论的提出
罗斯基的结论意味着近代中国正经历着“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然而，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通过对满铁调查资料所做的研究发现，近代中国无论在农业部门还是非农业部门，总产量的提高都并未伴随着人均产出的提高，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并将这种现象冠以“过密化”的名称。黄宗智的研究主要关注农业过密化，但他发现，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同样存在过密化的现象。农村手工业带来的收入并未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是仍然维持在糊口的水平上。
（二）过密化现象的机理
黄宗智认为，如此低微的工资正是“过密化”的表现，而农民之所以会接受如此低微的工资，是因为农村手工业实质上是在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剩余劳动力又缺乏其他就业机会情况下无奈的选择。由于缺乏其他就业机会，剩余劳动力从事手工业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又迫于生存压力，因而“迫不得已要为低于维持生活水平的工资而佣工”。反过来，经济中充斥着大量机会成本极低的剩余劳动力，又阻碍了资本的使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在人口压力的作用下，近代中国商业化与工业化的过程不仅导致，并且加剧了“过密化”现象[6]。
事实上，黄宗智构建了一个与西欧迥然相异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其理论核心在于中国经济独特的“内卷性”。黄宗智认为，斯密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均未考虑到两种可能，一是“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的可能”，二是现代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工农业共同发展，“没有考虑到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可能”。而这两种可能性在近代中国都成为了现实，无论是农业或乡村手工业，在中国都陷入了“过密化”的陷阱[7]。
三、对“过密化”理论的质疑
黄宗智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主要归结为人口压力和家庭维生的需求的论点，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
（一）史建云的农村工业发展论
史建云在《近代冀鲁豫乡村》第四部分中指出，河北省户均占有土地与河南省不相上下，但手工业的发展却远高出河南省，用人口因素难以解释这一现象。同时，从平均每户收入看，中农不仅在农业收入上明显高于半中农和佃农，在手工业收入上也高于后两者，“并非农业收入最少的农户从事手工业最多，而是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农家，手工业生产常常也比较发达。”由此，史建云认为华北地区近代农村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维生需求，转向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8]。
（二）彭慕兰的三因素分析
彭慕兰的研究则直接针对黄宗智的理论核心，并从总产量扩大的原因，非精英阶层生活水平与家庭劳动力配置三个方面进行了反驳。
首先，彭慕兰认为，西欧总产量扩大的原因与中国并无根本不同。“在欧洲，也有充足的证据证明，1500—1800年间出现的产量扩大主要是由于使用了更大数量的劳动，而不是出于任何生产了的突破。”其次，通过对历史收入数据的研究，彭慕兰发现由于工资购买力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以人为主的城市费精英阶层的生活水平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善，小农的状况也是如此，并且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农业实际工资也出现了下降。第三，彭慕兰认为中国小农家庭在劳动力配置方面与简·德里夫斯的“勤劳革命”也并无区别。“勤劳革命”意味着家庭在劳动力运用与商品交换方面都更多地面向市场，因此出现了“家庭劳动的扩大及其重新配置和节约时间的消费的增长”。彭慕兰认为，中国的小农家庭并不像黄宗智所说，“家庭妇女的劳动只是简单的增加”，而是充分介入了市场，并对黄宗智关于妇女纺织收入的研究也提出了质疑[9]。
关键词：非农就业 中国农村 经济发展 新斯密学派 过密化理论
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非农就业的研究通常包含在对商业化和工业化的研究之中，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大致形成了新斯密学派和过密化理论两种不同的学说，其根本分歧在于近代中国农村是否存在经济发展。围绕这一争论，学者们依据不同的资料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结论和见解。梳理和分析前人的这些理论，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近代中国非农就业问题。
一、新斯密学派的发展观
新斯密学派以马若孟、勃兰特和罗斯基等人为代表，沿袭斯密和马克思的观点，以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为依据，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商业化与工业化确实给近代中国农村带来了“现代化”的发展，非农就业提高了农民人均生活水平[1]。
（一）马若孟的工商业发展论
马若孟利用卜凯[2]收集的1900—1930年的历史价格资料，研究了河北与山东地区土地价格与长工工资的变动趋势，发现尽管农村人口有实质性增长，但相对于工资水平，土地价格并未出现急剧上涨。马若孟认为其原因在于“县城、城市和通商口岸的工业和商业有足够的发展，可以向农民提供非农就业机会”。由于城市与乡村平均工资间存在很大差异，因而有“越来越多的农户认识到获取非农业收入的好处，并尽一切努力把他们的劳动用于这一目的”。同时，在交通运输状况得以改善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也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当铁路把集镇与通商口岸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各式各样的手工业受到强烈的发展刺激……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和城市的渐进发展促进了许多以前不存在的农村手工业的诞生”[3]。
（二）罗斯基的经济普遍增长论
马若孟研究的缺陷在于并未具体计算非农部门产出的增长率，此后有学者对近代各非农部门产出增长率进行过计算，较有代表性的是珀金斯和叶孔嘉的研究成果[4]。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富有争议的观点，其在对叶孔嘉的估计值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了部分行业年增长率的估计值，特别是手工业与贸易行业，分别从0.7%和1.1%提高到1.4%和2.5%，增加了一倍以上。结合对其他部门的估计，罗斯基认为近代中国所有重要部门的发展都大大领先于人口的增长。由此，罗斯基得出结论，“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成为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5]。
二、黄宗智的观点—“没有发展的增长”
与新斯密学派相反，以黄宗智为代表的“过密化”理论则认为近代中国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过程并未带来英国式的发展，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一）过密化理论的提出
罗斯基的结论意味着近代中国正经历着“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然而，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通过对满铁调查资料所做的研究发现，近代中国无论在农业部门还是非农业部门，总产量的提高都并未伴随着人均产出的提高，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并将这种现象冠以“过密化”的名称。黄宗智的研究主要关注农业过密化，但他发现，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同样存在过密化的现象。农村手工业带来的收入并未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是仍然维持在糊口的水平上。
（二）过密化现象的机理
黄宗智认为，如此低微的工资正是“过密化”的表现，而农民之所以会接受如此低微的工资，是因为农村手工业实质上是在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剩余劳动力又缺乏其他就业机会情况下无奈的选择。由于缺乏其他就业机会，剩余劳动力从事手工业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又迫于生存压力，因而“迫不得已要为低于维持生活水平的工资而佣工”。反过来，经济中充斥着大量机会成本极低的剩余劳动力，又阻碍了资本的使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在人口压力的作用下，近代中国商业化与工业化的过程不仅导致，并且加剧了“过密化”现象[6]。
事实上，黄宗智构建了一个与西欧迥然相异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其理论核心在于中国经济独特的“内卷性”。黄宗智认为，斯密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均未考虑到两种可能，一是“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的可能”，二是现代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工农业共同发展，“没有考虑到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可能”。而这两种可能性在近代中国都成为了现实，无论是农业或乡村手工业，在中国都陷入了“过密化”的陷阱[7]。
三、对“过密化”理论的质疑
黄宗智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主要归结为人口压力和家庭维生的需求的论点，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
（一）史建云的农村工业发展论
史建云在《近代冀鲁豫乡村》第四部分中指出，河北省户均占有土地与河南省不相上下，但手工业的发展却远高出河南省，用人口因素难以解释这一现象。同时，从平均每户收入看，中农不仅在农业收入上明显高于半中农和佃农，在手工业收入上也高于后两者，“并非农业收入最少的农户从事手工业最多，而是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农家，手工业生产常常也比较发达。”由此，史建云认为华北地区近代农村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维生需求，转向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8]。
（二）彭慕兰的三因素分析
彭慕兰的研究则直接针对黄宗智的理论核心，并从总产量扩大的原因，非精英阶层生活水平与家庭劳动力配置三个方面进行了反驳。
首先，彭慕兰认为，西欧总产量扩大的原因与中国并无根本不同。“在欧洲，也有充足的证据证明，1500—1800年间出现的产量扩大主要是由于使用了更大数量的劳动，而不是出于任何生产了的突破。”其次，通过对历史收入数据的研究，彭慕兰发现由于工资购买力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以人为主的城市费精英阶层的生活水平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善，小农的状况也是如此，并且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农业实际工资也出现了下降。第三，彭慕兰认为中国小农家庭在劳动力配置方面与简·德里夫斯的“勤劳革命”也并无区别。“勤劳革命”意味着家庭在劳动力运用与商品交换方面都更多地面向市场，因此出现了“家庭劳动的扩大及其重新配置和节约时间的消费的增长”。彭慕兰认为，中国的小农家庭并不像黄宗智所说，“家庭妇女的劳动只是简单的增加”，而是充分介入了市场，并对黄宗智关于妇女纺织收入的研究也提出了质疑[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