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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人物。五十七年人生中,从追随南海先生「戊戌变法」到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品格到中国学术思想史之风潮涌起;从历史研究法到佛学十八篇;从《饮冰室书话》《饮冰室诗话》到《书法题跋墨迹》,梁启超之风采和魅力,似乎是后人言之不尽之话题。
四海知名卅载前,公今五十未华颠。平生学识关天授,乱世人材几自全!当代名流齐俯首,一时风气独开先。浮湘入洛年方少,倚马文成万口传。
这是江庸《祝梁任公五十寿诗》五首之一。诗作于一九三二年,从诗中即可看出梁启超在清末民初之影响,亦可得知江庸与梁启超交往之密及推崇之情。
江庸,字翊云,晚号澹翁。祖籍福建长汀,一八七八年生于四川壁山,一九六O年因病在沪逝世。曾任新中国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长。江庸工诗,著有《百花山诗草》《南游诗草》等诗集。
江庸小梁启超两岁。早在一九O一年,江庸由四川公派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部法制经济科。旅日期间,江庸与梁启超相识。一九O六年,江庸回国,兼任京师法政学堂总教习。一九O九年参加归国留学生考试,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正六品推事,兼京师法政学堂监督。一九三一年,熊希龄组阁,梁启超出任司法部总长,是年七月,梁启超致函江庸,邀请其出任司法部次长。《梁启超致江庸书札》就是始于此时至一九二六年止,共积书札五十通,于民国十五年装池,并有江庸题署。
梁启超不仅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其书法创作亦卓然大家。与其师南海先生一道,同样汲取碑版墓志之精华。而康南海之追求更多地体现于碑版之质朴。梁启超则不同,化用碑版墓志之端庄浑厚而展现平和疏畅之风范。同样是碑学一脉,梁启超之书风颇具江左内涵,无论是大字的楷书对联,还是小字之行草书札,犹如清辉朗照,光泽怡人。这种浸润南北、弃粗含精的书学实践正是梁启超通识的具体体现。在梁启超的存世书札中,《梁启超致江庸书札》可谓篇幅较多、保存完好之佳作。书札用纸多是饮冰室专用信笺。从行文内容看,都是致江庸之函。书札的整体风格端庄而不失灵动,笔法精纯而富于变化,风格朴茂清新,字里行间充满浓厚之书卷气。诚如苏东坡所云:「书无意于佳乃佳耳!」今择选其中四则以记之。
第一札:
翊云吾兄足下;昨托季常、仲和有所请于公,将以必得请为度。公夙相爱,当不致使贱子失望。今日往津,面谒太公,凡亦为此,公当能鉴厥微诚矣。临书无任挚祷,不尽万一。启超再拜。
江庸,字翊云。蹇念益,字季常,贵州遵义人,进步党主要代表人物,时任国会议员。黄宗祥,字仲和,浙江湖州人,曾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职。太公,江庸之父江瀚。
此函为古今书札之通用格式,内容是梁启超邀请江庸出任司法次长一事。世人皆知梁启超之书取法汉魏,深得碑版墓志之要。然任公之书虽从碑志而出,但以江左精神而淡化碑版之气,从而强化帖学之内涵以增加作品之雅致。传世的唐摹本中晋人书札多为行草,任公以深厚之楷书功力融入晋人行草中,其所作书札既有碑版之雄厚,又有山阴一脉之疏放朗妙。
全篇九行,唯三行写满,其余皆近半行而参差不齐。整体看行距匀称,布白疏朗,从笔墨之落落大方中亦可想见梁启超邀请江庸之拳拳之意。
全札楷、行、草相间,用笔结字温雅沉静而无躁气;笔法中锋侧锋并用,线条圆润丰腴而绝俗媚之气。右下方钩之浑厚饶有碑版意趣。
起首「翊云」乃江庸之字,依形取势,纵横伸展,极具宽博之意。「吾兄」「季常」上下连写,「兄」之下撇、「常」之中竖皆外放,以缓解上下连写之紧密。「足下」二字,形体一长一短,浑如一体。「昨」「托」二字外部空间广阔。二行共四字,皆侧仄取势,精巧玲珑,晋字风范已跃然纸上。三行共八字,大小匀称,字距空阔。四行共十三字,字形大小变化极具自然。用笔见平和,骨气深存,笔画掷地有声。五行、六行之「谒」「亦」「为」三字气韵幽深。七行、八行遥接山阴秀色,而用墨却不拘泥于晋人惜墨如金之法,在中锋行笔的引导下,或重若崩云,如「公」字;或蝉翼振声,如「万」字。字形忽庄忽谐,令人遐思不已。末行「启超再拜」四字为典型的晋人尺牍写法。《书谱》日:「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梁任公此札正如是焉。
第二札:
翊云、云搏我兄:单周复职事,为法庭劝后计,不必问其人何如,但以事论,夫非其罪,总宜矫正。似当以办到为善。闻单案已结,当可进行,不审授经意云何?专致一函,请为转达,并为力陈。敬请。大安。启超顿首。十七日。
张一鸦,字云搏,时任司法部次长。
此函是梁启超致江庸和张云搏,内容为单周复职一事。全篇七行,以行带草,笔画圆洁清爽,一纸租风如优游林下。初看似与苏东坡之《人来得书帖》《新岁展庆帖》相近,盖东坡居士取法二王、颜真卿及《马鸣寺根法师碑》。梁启超书风之来源也不外乎六朝,故而貌似。然细观此札,布白之朴茂整洁,与两晋书风遥相呼应。其使转之畅,草法之纯,与唐代贺知章之小草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行布局工稳,起首「翊云」云搏「端坐并立。其余九字居中成行。二行居于一行左下,以小字补齐。头上留白,脚下占满,并向左下延伸,环抱而书,穿插于三行之下。三行忽行忽草,字态浑厚,笔意清爽。「劝」「似」「当」「以」明显出自王羲之《十七帖》。四、五、六行亦是右军之法,行笔流畅之中而含朗润,犹如散步园林幽径,令人流连忘返。末行「大安」二字一笔而成,以中锋匀速提出,古朴清逸,含蓄至极。落款「启超顿首」虽拙而健,势如曲铁。「十七日」化用隶草,形短意长。三字略向右移,妙趣顿出。
此札之书写,顺手拈来,可谓神在其中而妙寄其外。晋人书法素以尺牍称善,后世难以企及。相闻书虽字数不多,但出于有心无意之间,妙手偶得,非人力所致。孙过庭《书谱》谓:「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所能成。」书法之妙,妙在自然。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任公此札,本乎自然也。 第三札:
翊云足下:老伯寿诗勉成一章,苦不能佳,敬写寄呈。别撰一联,尚觉有趣,文日:铿铿说经,此老兴复不浅;鬑鬑舞綵,诸郎乐未渠央。
此或可博老人一桑耶!谨用宣纸写就,不用色宣免俗套,俟装潢后再奉呈。季常日内北上,计当赶及松公周忌祭,想已知耶?手此,即请侍安,不尽。启超顿首。十一月二日。
此函叙及梁启超为江翰贺寿之事。江庸为江瀚之子。江瀚度寿,梁启超亲自撰联以贺。梁启超在辞去司法总长职务后,曾诗赞江庸:「彩笔江家郎,在官我肩比。金玉兢自保,不与俗波靡。近更常为诗,就我相砻砥。」梁启超与江氏父子皆有交往。江庸与梁启超俱擅诗,这或许是他们长久交往情深意笃之重要因素。
全篇十三行,梁启超以饮冰室专用笺书写,笔墨晶莹剔透,有杨凝式《韭花帖》之空灵,李建中《土母帖》之简洁,苏东坡《一夜帖》之清浑,而通篇笔法似又与薛道祖一脉相承。
首行「翊云足下」气势连贯。二行、三行、四行楷、行、草相间,如「写」「别」「呈」「文」「曰」(楷写);「伯」「寿」「勉」「成」「辛」「苦」……(行写);「老」「诗」「不能」(草写)。由于布白疏朗,故而见清远萧散之致。五行、六行为十言联,天头地脚均已留白。不拘于书札所限,藉笔墨以骋怀。七行之「此或可博」,如碧波涟漪。八行自「老」至「侍」如天上流云,舒卷无碍。九行、十行、十一行、十二行如源头活水,欢快清畅。落款「启超顿首十一月他日』如清风林表,飘然而至。
此札前四行如平湖秋月,幽深澄澈。而后情随联至,波光微涌。兴之所至,放笔为草,如风行平野,雨润新花,颇有杨凝式之遗风。
第四札:
翊云吾兄足下:顷有一书言编书事,寄宰平处,计日内当达。今更有细事奉询者:东方文化委员会有添补留学官费五十名事,有清华研究院毕业生三数人成绩至优,若能人东京或京都帝大研究一两年,可期大成,不识可望补此项官费否7如欲补,当托何机关保送?教育部何如?公使馆何如?乞一查见告,至盼!手此,即请侍祺,不一一。 启超顿首。十一日。
宰平即林志钧,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长,后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此函主要内容是梁启超托江庸查询「添补留学官费五十名」欲推荐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出国留学深造之事。
民国期间,学术界有「南章北梁」之称一章太炎与梁启超一,梁启超列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首。据说陈寅恪先生列席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亦是梁启超极力推荐所致。任公先生一直得到世人敬仰,不仅因其学术思想卓越,更缘于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化育人才的品德,此函即为一例证也。
全篇九行,整纸书写。字形大小相近,行距均匀。笔墨从容,犹如一园翠竹,清风四溢。由于书者学养深邃,此札使转起伏毫无经营之迹,运笔结字极具自然。总其终始,自是诗人气质,学人风范。
起首「翊云吾兄」四字连贯而书,而后「足下」相连,其余六字独立,末四字一笔写讫。此行自上而下,流注如也。二行、三行字形基本独立。左顾右盼,错落有致。四行、五行忽断忽连,藉势而行。六行「可期大成」有《祭侄稿》之遗韵。底部「如欲补当」则是晋字风规,此行浑厚洒脱,颇有晋唐之法。七行字字独立,空间疏朗,与左上侧小字辉映,如庭草交翠。八行「请」字下留白到底,如初月天涯,婵媛皎洁。九行「侍祺不一一」侧仄取势;「启超顿首十一日』风度翩翩。
任公此札之书写,似在夜静星稀之时,文心若水,包罗万象。一片恬静之中,呈现水流花放之致。诚谓骨态清和,天然逸出也。
清末民初的半个多世纪,是历史转折之重要时期,也是文化史发展之特殊时期。其特殊性表现为,在风雷激荡之时代中诞生了许多奇才。无疑,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一位,且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梁启超之一生,无论是政治生涯还是学术生涯,都能彰显其独特价值。尤其是他贯通古今之睿智,在新旧制度交替之时代发出熠熠之光。散原老人赠梁启超诗云:「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袖手」是境界,在梁启超眼里是艺术境界。梁启超擅书,但从未以书家自居,然其毕生以读书治学为核心,承继并发扬了华夏三千年一脉相承之书学道统。其卓越之人文精神,为其书法创作带来勃勃生机。在梁启超之笔下,呈现出星河灿烂、风月无边之境界。
四海知名卅载前,公今五十未华颠。平生学识关天授,乱世人材几自全!当代名流齐俯首,一时风气独开先。浮湘入洛年方少,倚马文成万口传。
这是江庸《祝梁任公五十寿诗》五首之一。诗作于一九三二年,从诗中即可看出梁启超在清末民初之影响,亦可得知江庸与梁启超交往之密及推崇之情。
江庸,字翊云,晚号澹翁。祖籍福建长汀,一八七八年生于四川壁山,一九六O年因病在沪逝世。曾任新中国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长。江庸工诗,著有《百花山诗草》《南游诗草》等诗集。
江庸小梁启超两岁。早在一九O一年,江庸由四川公派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部法制经济科。旅日期间,江庸与梁启超相识。一九O六年,江庸回国,兼任京师法政学堂总教习。一九O九年参加归国留学生考试,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正六品推事,兼京师法政学堂监督。一九三一年,熊希龄组阁,梁启超出任司法部总长,是年七月,梁启超致函江庸,邀请其出任司法部次长。《梁启超致江庸书札》就是始于此时至一九二六年止,共积书札五十通,于民国十五年装池,并有江庸题署。
梁启超不仅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其书法创作亦卓然大家。与其师南海先生一道,同样汲取碑版墓志之精华。而康南海之追求更多地体现于碑版之质朴。梁启超则不同,化用碑版墓志之端庄浑厚而展现平和疏畅之风范。同样是碑学一脉,梁启超之书风颇具江左内涵,无论是大字的楷书对联,还是小字之行草书札,犹如清辉朗照,光泽怡人。这种浸润南北、弃粗含精的书学实践正是梁启超通识的具体体现。在梁启超的存世书札中,《梁启超致江庸书札》可谓篇幅较多、保存完好之佳作。书札用纸多是饮冰室专用信笺。从行文内容看,都是致江庸之函。书札的整体风格端庄而不失灵动,笔法精纯而富于变化,风格朴茂清新,字里行间充满浓厚之书卷气。诚如苏东坡所云:「书无意于佳乃佳耳!」今择选其中四则以记之。
第一札:
翊云吾兄足下;昨托季常、仲和有所请于公,将以必得请为度。公夙相爱,当不致使贱子失望。今日往津,面谒太公,凡亦为此,公当能鉴厥微诚矣。临书无任挚祷,不尽万一。启超再拜。
江庸,字翊云。蹇念益,字季常,贵州遵义人,进步党主要代表人物,时任国会议员。黄宗祥,字仲和,浙江湖州人,曾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职。太公,江庸之父江瀚。
此函为古今书札之通用格式,内容是梁启超邀请江庸出任司法次长一事。世人皆知梁启超之书取法汉魏,深得碑版墓志之要。然任公之书虽从碑志而出,但以江左精神而淡化碑版之气,从而强化帖学之内涵以增加作品之雅致。传世的唐摹本中晋人书札多为行草,任公以深厚之楷书功力融入晋人行草中,其所作书札既有碑版之雄厚,又有山阴一脉之疏放朗妙。
全篇九行,唯三行写满,其余皆近半行而参差不齐。整体看行距匀称,布白疏朗,从笔墨之落落大方中亦可想见梁启超邀请江庸之拳拳之意。
全札楷、行、草相间,用笔结字温雅沉静而无躁气;笔法中锋侧锋并用,线条圆润丰腴而绝俗媚之气。右下方钩之浑厚饶有碑版意趣。
起首「翊云」乃江庸之字,依形取势,纵横伸展,极具宽博之意。「吾兄」「季常」上下连写,「兄」之下撇、「常」之中竖皆外放,以缓解上下连写之紧密。「足下」二字,形体一长一短,浑如一体。「昨」「托」二字外部空间广阔。二行共四字,皆侧仄取势,精巧玲珑,晋字风范已跃然纸上。三行共八字,大小匀称,字距空阔。四行共十三字,字形大小变化极具自然。用笔见平和,骨气深存,笔画掷地有声。五行、六行之「谒」「亦」「为」三字气韵幽深。七行、八行遥接山阴秀色,而用墨却不拘泥于晋人惜墨如金之法,在中锋行笔的引导下,或重若崩云,如「公」字;或蝉翼振声,如「万」字。字形忽庄忽谐,令人遐思不已。末行「启超再拜」四字为典型的晋人尺牍写法。《书谱》日:「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梁任公此札正如是焉。
第二札:
翊云、云搏我兄:单周复职事,为法庭劝后计,不必问其人何如,但以事论,夫非其罪,总宜矫正。似当以办到为善。闻单案已结,当可进行,不审授经意云何?专致一函,请为转达,并为力陈。敬请。大安。启超顿首。十七日。
张一鸦,字云搏,时任司法部次长。
此函是梁启超致江庸和张云搏,内容为单周复职一事。全篇七行,以行带草,笔画圆洁清爽,一纸租风如优游林下。初看似与苏东坡之《人来得书帖》《新岁展庆帖》相近,盖东坡居士取法二王、颜真卿及《马鸣寺根法师碑》。梁启超书风之来源也不外乎六朝,故而貌似。然细观此札,布白之朴茂整洁,与两晋书风遥相呼应。其使转之畅,草法之纯,与唐代贺知章之小草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行布局工稳,起首「翊云」云搏「端坐并立。其余九字居中成行。二行居于一行左下,以小字补齐。头上留白,脚下占满,并向左下延伸,环抱而书,穿插于三行之下。三行忽行忽草,字态浑厚,笔意清爽。「劝」「似」「当」「以」明显出自王羲之《十七帖》。四、五、六行亦是右军之法,行笔流畅之中而含朗润,犹如散步园林幽径,令人流连忘返。末行「大安」二字一笔而成,以中锋匀速提出,古朴清逸,含蓄至极。落款「启超顿首」虽拙而健,势如曲铁。「十七日」化用隶草,形短意长。三字略向右移,妙趣顿出。
此札之书写,顺手拈来,可谓神在其中而妙寄其外。晋人书法素以尺牍称善,后世难以企及。相闻书虽字数不多,但出于有心无意之间,妙手偶得,非人力所致。孙过庭《书谱》谓:「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所能成。」书法之妙,妙在自然。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任公此札,本乎自然也。 第三札:
翊云足下:老伯寿诗勉成一章,苦不能佳,敬写寄呈。别撰一联,尚觉有趣,文日:铿铿说经,此老兴复不浅;鬑鬑舞綵,诸郎乐未渠央。
此或可博老人一桑耶!谨用宣纸写就,不用色宣免俗套,俟装潢后再奉呈。季常日内北上,计当赶及松公周忌祭,想已知耶?手此,即请侍安,不尽。启超顿首。十一月二日。
此函叙及梁启超为江翰贺寿之事。江庸为江瀚之子。江瀚度寿,梁启超亲自撰联以贺。梁启超在辞去司法总长职务后,曾诗赞江庸:「彩笔江家郎,在官我肩比。金玉兢自保,不与俗波靡。近更常为诗,就我相砻砥。」梁启超与江氏父子皆有交往。江庸与梁启超俱擅诗,这或许是他们长久交往情深意笃之重要因素。
全篇十三行,梁启超以饮冰室专用笺书写,笔墨晶莹剔透,有杨凝式《韭花帖》之空灵,李建中《土母帖》之简洁,苏东坡《一夜帖》之清浑,而通篇笔法似又与薛道祖一脉相承。
首行「翊云足下」气势连贯。二行、三行、四行楷、行、草相间,如「写」「别」「呈」「文」「曰」(楷写);「伯」「寿」「勉」「成」「辛」「苦」……(行写);「老」「诗」「不能」(草写)。由于布白疏朗,故而见清远萧散之致。五行、六行为十言联,天头地脚均已留白。不拘于书札所限,藉笔墨以骋怀。七行之「此或可博」,如碧波涟漪。八行自「老」至「侍」如天上流云,舒卷无碍。九行、十行、十一行、十二行如源头活水,欢快清畅。落款「启超顿首十一月他日』如清风林表,飘然而至。
此札前四行如平湖秋月,幽深澄澈。而后情随联至,波光微涌。兴之所至,放笔为草,如风行平野,雨润新花,颇有杨凝式之遗风。
第四札:
翊云吾兄足下:顷有一书言编书事,寄宰平处,计日内当达。今更有细事奉询者:东方文化委员会有添补留学官费五十名事,有清华研究院毕业生三数人成绩至优,若能人东京或京都帝大研究一两年,可期大成,不识可望补此项官费否7如欲补,当托何机关保送?教育部何如?公使馆何如?乞一查见告,至盼!手此,即请侍祺,不一一。 启超顿首。十一日。
宰平即林志钧,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长,后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此函主要内容是梁启超托江庸查询「添补留学官费五十名」欲推荐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出国留学深造之事。
民国期间,学术界有「南章北梁」之称一章太炎与梁启超一,梁启超列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首。据说陈寅恪先生列席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亦是梁启超极力推荐所致。任公先生一直得到世人敬仰,不仅因其学术思想卓越,更缘于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化育人才的品德,此函即为一例证也。
全篇九行,整纸书写。字形大小相近,行距均匀。笔墨从容,犹如一园翠竹,清风四溢。由于书者学养深邃,此札使转起伏毫无经营之迹,运笔结字极具自然。总其终始,自是诗人气质,学人风范。
起首「翊云吾兄」四字连贯而书,而后「足下」相连,其余六字独立,末四字一笔写讫。此行自上而下,流注如也。二行、三行字形基本独立。左顾右盼,错落有致。四行、五行忽断忽连,藉势而行。六行「可期大成」有《祭侄稿》之遗韵。底部「如欲补当」则是晋字风规,此行浑厚洒脱,颇有晋唐之法。七行字字独立,空间疏朗,与左上侧小字辉映,如庭草交翠。八行「请」字下留白到底,如初月天涯,婵媛皎洁。九行「侍祺不一一」侧仄取势;「启超顿首十一日』风度翩翩。
任公此札之书写,似在夜静星稀之时,文心若水,包罗万象。一片恬静之中,呈现水流花放之致。诚谓骨态清和,天然逸出也。
清末民初的半个多世纪,是历史转折之重要时期,也是文化史发展之特殊时期。其特殊性表现为,在风雷激荡之时代中诞生了许多奇才。无疑,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一位,且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梁启超之一生,无论是政治生涯还是学术生涯,都能彰显其独特价值。尤其是他贯通古今之睿智,在新旧制度交替之时代发出熠熠之光。散原老人赠梁启超诗云:「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袖手」是境界,在梁启超眼里是艺术境界。梁启超擅书,但从未以书家自居,然其毕生以读书治学为核心,承继并发扬了华夏三千年一脉相承之书学道统。其卓越之人文精神,为其书法创作带来勃勃生机。在梁启超之笔下,呈现出星河灿烂、风月无边之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