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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8年以来美国华尔街次贷危机演变成发达国家的金融海啸，正在向实体经济逐步蔓延，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已清晰显现。从经济长波和创新周期的角度看，这场危机是世界经济从工业化技术创新时代逐步转向以服务业技术创新为标志的技术革命浪潮“创造性破坏”的反映。它既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同时也孕育着重大的变革和机遇。
要应对此次危机和创新周期的短期冲击和长期挑战，我国应当注重发挥国家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各自长处，尽快推进技术和制度两方面的先导性创新，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通过稳定制造成本和结构升级优化来提高可贸易工业品部门的竞争优势，通过新型城市化和服务业创新来扩大非贸易品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效应。借机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强化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一、“创造性破坏”和经济长波、创新周期的内在机理
经济长周期(长波)是与前苏联学者康德拉季耶夫相联系的。他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价格和金融等变量，得出了经济发展50—60年为一个大周期的“康氏长波”假设，并分析了蒸汽机推广、铁路繁荣、汽车与电力在1790年至20世纪初三个“康氏长波”中的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研究了长周期与技术创新的理论关系，指出创新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创新不断地从内部使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有价值的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合形式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每一次危机都蕴含下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技术革新的结果可预期下一次波动和衰退。
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库茨涅兹分析了不同的创新部门对经济结构的推动意义，再次丰富了创新与长周期的关系。他认为，彻底摆脱危机的最好方法是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活动。
创新与长波假设虽然争议不少，但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却在争论中不断丰富。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依据技术创新理论与经济波动的关系提出了“真实周期”理论，在逻辑演绎和数值模拟的基础上，得出了技术创新的冲击是导致周期波动的惟一因素等。199l年开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阿基宏和豪威特等西方学者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开始了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纳入增长理论并对其形式化的尝试，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失业、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与增长以及制度与经济增长等广泛的结构问题，认为不仅要关注技术创新，也要重视制度创新，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或称为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技术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纵观英、法、德、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其经济增长方式从工业革命早期的粗放型至当今后工业时代集约型、创新型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化过程，技术创新活动主导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把这个过程分为两个时期：
（一）古典增长时期（工业化早期）
1、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为1760—1860年。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水力及蒸汽驱动的机械操作和专业化生产替代了工场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机械制造、铁路及航运业成为经济的创新部门；个体或合伙的工厂制成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早期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投入的农业经济相比，此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新兴工业部门吸纳大量剩余的农业人口而获得，因此增长方式为“劳动力投入驱动型”。
2、大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为1860—1910年。主要特点是：重型机器替代了简单机械，完全实现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国家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工业革命基本完成；钢铁、电气、重型机械和化工成为新的经济领涨部门；股份公司和泰勒制成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此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而获得，经济增长方式为“资本投入驱动型”。
（二）现代增长时期（工业化后期）
1、管理革命阶段，时间约为1910—1970年。主要特点是随着生产流水线的运用，大规模的精益生产与销售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以汽车工业为核心，石油、民用消费及服务业成为经济主导部门；教育、研发的投入大大增加；伴随巨型企业的发展，福特制和管理层级成为流行的组织方式。由于两权分离带来的经理革命以及福特主义的盛行，生产效率大为提高，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从资本投入驱动逐渐转向“管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
2、知识创新阶段，约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主要特点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信息化和智能化成为生产方式的新特征；服务业、金融和高科技（电子、电信、生物工程和航空航天）是经济的创新和领涨部门；对教育、研发以及与提高人的质量相关的投入增大。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演变为“知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
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演进的过程，可清晰地看到：
第一，技术进步起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当前其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0—80%），而市场激励机制、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根本性因素，上个世纪二战后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开始在其中发挥重要角色。
第二，经济危机伴随着近二百多年来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史，在破坏原有生产体系的同时，又会催生新一轮的重大技术－组织－产业结构变迁。如早期工业化过程中1873年经济危机是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打击最为沉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此阶段汽车（1885年）等科技发明为下一个长周期打下了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间歇性危机中，固态电子元件和计算机的发明和先导性应用，为下个阶段的信息技术革命打下了伏笔。在1980年代后的系列危机中，发达国家在掀起“网络革命”的同时，又开始了新能源、基因工程等领域的探索。
第三，从技术创新的趋势看，遵循“农业—工业—服务业”创新的变化过程，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将主导未来经济发展。
三、对我国的启示
技术进步持续推动经济周期性高涨和波动的内生经济增长逻辑，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的共识。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清理机制”的作用，淘汰过剩的传统产能和落后的企业，推动新的增长机制产生，激励技术创新的出现，这就是“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意义所在。同时，对经济长波和创新周期理论和史实的分析，还启示我们：落后国家可以加入由先进国家发起的长波，通过“干中学”机制以及在技术与制度两方面的先导性创新，来实现经济赶超战略。
各国处于不同的创新周期阶段，后发国家往往处在模仿和扩散过程。导致价值链的国际再分工，大量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通过“外包”分给了发展中国家，同时通过品牌、知识产权、技术标准、金融、文化创意等更为牢固地控制了价值链的高端，全球价值向更有知识创新的国家集中，制造业国家则相应地处于价值链低端。未来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而科技实力又取决于创新能力。
与一些先行国家不同，我国目前的特殊性在于：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活动和消费行为已出现，一些部门和地区正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开端；但同时总体上仍面临一系列“古典性质的”社会经济矛盾，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人口过多。在资源可承受与环境可持续条件下，面临着将社会大多数人口从落后的生产状态转移到现代生产方式中来的艰巨任务。“超前”与“滞后”将成为很长一段时期的现象。
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基本上是处于干中学的“模仿”阶段，依然是承接国际价值链的“外包”分工，这对于有如此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我国来说也是大的机遇，可以通过接受“外包”的方式加快农村劳动力进入现代部门，同时累积财富和技术水平。与此同时，我们经过建国后两个30年的跨越式发展，模仿的技术水平，特别是制造业水平，在不断逼近发达国家，因而模仿的收益正在不断下降。我国应立足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把握国际前沿趋势，才能应对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面对工业化过程中的成本上升问题，应该通过稳定制造成本和工业结构升级优化，来维持和提高可贸易工业品部门的国际竞争优势。
第二，面对劳动力过剩压力，应通过新型城市化和服务业创新所带来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创造效应，扩大非贸易品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程度。应营造更有利于个人投资和创业的政策和社会环境，以更大程度地获得因创新而带来就业创造的“资本化效应”。
第三，制定服务业技术创新战略。服务业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的根本是体制性的创新，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创意激励等，这些是我国目前阶段最为缺失的部分。在制定国家创新体系时，应积极将服务业技术创新纳入到国家战略中。
第四，强化微观技术创新的积极机制。技术创新来自企业家精神，来自资本市场激励，我国应加速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制，激励创新，并通过减税、补贴等方式激励技术创新活动，形成一个自主创新激励的微观机制。只有自身拥有了一定的高级科研人才和技术创新能力，配合微观的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利用先进国家技术创新带来的效应，也才可能真正抓住新一轮创新周期的新机会，使我国尽早迈入国际科技前沿，提高国家竞争力。
（张平：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王宏淼：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博士）
要应对此次危机和创新周期的短期冲击和长期挑战，我国应当注重发挥国家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各自长处，尽快推进技术和制度两方面的先导性创新，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通过稳定制造成本和结构升级优化来提高可贸易工业品部门的竞争优势，通过新型城市化和服务业创新来扩大非贸易品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效应。借机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强化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一、“创造性破坏”和经济长波、创新周期的内在机理
经济长周期(长波)是与前苏联学者康德拉季耶夫相联系的。他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价格和金融等变量，得出了经济发展50—60年为一个大周期的“康氏长波”假设，并分析了蒸汽机推广、铁路繁荣、汽车与电力在1790年至20世纪初三个“康氏长波”中的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研究了长周期与技术创新的理论关系，指出创新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创新不断地从内部使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有价值的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合形式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每一次危机都蕴含下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技术革新的结果可预期下一次波动和衰退。
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库茨涅兹分析了不同的创新部门对经济结构的推动意义，再次丰富了创新与长周期的关系。他认为，彻底摆脱危机的最好方法是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活动。
创新与长波假设虽然争议不少，但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却在争论中不断丰富。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依据技术创新理论与经济波动的关系提出了“真实周期”理论，在逻辑演绎和数值模拟的基础上，得出了技术创新的冲击是导致周期波动的惟一因素等。199l年开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阿基宏和豪威特等西方学者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开始了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纳入增长理论并对其形式化的尝试，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失业、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与增长以及制度与经济增长等广泛的结构问题，认为不仅要关注技术创新，也要重视制度创新，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或称为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技术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纵观英、法、德、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其经济增长方式从工业革命早期的粗放型至当今后工业时代集约型、创新型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化过程，技术创新活动主导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把这个过程分为两个时期：
（一）古典增长时期（工业化早期）
1、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为1760—1860年。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水力及蒸汽驱动的机械操作和专业化生产替代了工场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机械制造、铁路及航运业成为经济的创新部门；个体或合伙的工厂制成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早期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投入的农业经济相比，此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新兴工业部门吸纳大量剩余的农业人口而获得，因此增长方式为“劳动力投入驱动型”。
2、大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为1860—1910年。主要特点是：重型机器替代了简单机械，完全实现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国家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工业革命基本完成；钢铁、电气、重型机械和化工成为新的经济领涨部门；股份公司和泰勒制成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此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而获得，经济增长方式为“资本投入驱动型”。
（二）现代增长时期（工业化后期）
1、管理革命阶段，时间约为1910—1970年。主要特点是随着生产流水线的运用，大规模的精益生产与销售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以汽车工业为核心，石油、民用消费及服务业成为经济主导部门；教育、研发的投入大大增加；伴随巨型企业的发展，福特制和管理层级成为流行的组织方式。由于两权分离带来的经理革命以及福特主义的盛行，生产效率大为提高，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从资本投入驱动逐渐转向“管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
2、知识创新阶段，约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主要特点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信息化和智能化成为生产方式的新特征；服务业、金融和高科技（电子、电信、生物工程和航空航天）是经济的创新和领涨部门；对教育、研发以及与提高人的质量相关的投入增大。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演变为“知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
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演进的过程，可清晰地看到：
第一，技术进步起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当前其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0—80%），而市场激励机制、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根本性因素，上个世纪二战后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开始在其中发挥重要角色。
第二，经济危机伴随着近二百多年来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史，在破坏原有生产体系的同时，又会催生新一轮的重大技术－组织－产业结构变迁。如早期工业化过程中1873年经济危机是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打击最为沉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此阶段汽车（1885年）等科技发明为下一个长周期打下了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间歇性危机中，固态电子元件和计算机的发明和先导性应用，为下个阶段的信息技术革命打下了伏笔。在1980年代后的系列危机中，发达国家在掀起“网络革命”的同时，又开始了新能源、基因工程等领域的探索。
第三，从技术创新的趋势看，遵循“农业—工业—服务业”创新的变化过程，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将主导未来经济发展。
三、对我国的启示
技术进步持续推动经济周期性高涨和波动的内生经济增长逻辑，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的共识。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清理机制”的作用，淘汰过剩的传统产能和落后的企业，推动新的增长机制产生，激励技术创新的出现，这就是“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意义所在。同时，对经济长波和创新周期理论和史实的分析，还启示我们：落后国家可以加入由先进国家发起的长波，通过“干中学”机制以及在技术与制度两方面的先导性创新，来实现经济赶超战略。
各国处于不同的创新周期阶段，后发国家往往处在模仿和扩散过程。导致价值链的国际再分工，大量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通过“外包”分给了发展中国家，同时通过品牌、知识产权、技术标准、金融、文化创意等更为牢固地控制了价值链的高端，全球价值向更有知识创新的国家集中，制造业国家则相应地处于价值链低端。未来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而科技实力又取决于创新能力。
与一些先行国家不同，我国目前的特殊性在于：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活动和消费行为已出现，一些部门和地区正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开端；但同时总体上仍面临一系列“古典性质的”社会经济矛盾，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人口过多。在资源可承受与环境可持续条件下，面临着将社会大多数人口从落后的生产状态转移到现代生产方式中来的艰巨任务。“超前”与“滞后”将成为很长一段时期的现象。
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基本上是处于干中学的“模仿”阶段，依然是承接国际价值链的“外包”分工，这对于有如此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我国来说也是大的机遇，可以通过接受“外包”的方式加快农村劳动力进入现代部门，同时累积财富和技术水平。与此同时，我们经过建国后两个30年的跨越式发展，模仿的技术水平，特别是制造业水平，在不断逼近发达国家，因而模仿的收益正在不断下降。我国应立足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把握国际前沿趋势，才能应对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面对工业化过程中的成本上升问题，应该通过稳定制造成本和工业结构升级优化，来维持和提高可贸易工业品部门的国际竞争优势。
第二，面对劳动力过剩压力，应通过新型城市化和服务业创新所带来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创造效应，扩大非贸易品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程度。应营造更有利于个人投资和创业的政策和社会环境，以更大程度地获得因创新而带来就业创造的“资本化效应”。
第三，制定服务业技术创新战略。服务业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的根本是体制性的创新，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创意激励等，这些是我国目前阶段最为缺失的部分。在制定国家创新体系时，应积极将服务业技术创新纳入到国家战略中。
第四，强化微观技术创新的积极机制。技术创新来自企业家精神，来自资本市场激励，我国应加速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制，激励创新，并通过减税、补贴等方式激励技术创新活动，形成一个自主创新激励的微观机制。只有自身拥有了一定的高级科研人才和技术创新能力，配合微观的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利用先进国家技术创新带来的效应，也才可能真正抓住新一轮创新周期的新机会，使我国尽早迈入国际科技前沿，提高国家竞争力。
（张平：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王宏淼：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