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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自上而下的改革顶层设计的同时，另一种力量在自下而上地改变着中国，它就是互联网。
余额宝从0到2500亿元仅仅用了200多天，从2500亿元到4000亿元，只用了大约30天，极具冲击力地印证了马云那句警言：“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来改变银行”。不仅是阿里巴巴的余额宝，腾讯的微信支付、发红包，如雨后春笋一般的P2P网络贷款，都在预示着互联网颠覆式改变金融格局的可能。
如何审视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何以如此之火？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观察这个现象。
首先，这是金融管制过度的结果。中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属于典型的金融抑制：国有银行主导金融体系、IPO审批制和利率管制。这一体制带来双重后果：一方面，金融脱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功能，出现特权化趋势，导致实体经济举步维艰、银行挣钱挣得不好意思；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缺乏创新动力，效率低下，既无法满足投资者财富管理的需求，也无法满足大量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因此，“影子银行”（包括互联网金融）以更高的利率轻松获得了投资者追捧，以更低的融资门槛获得了借款人的青睐，从而满足了投资者获得更高回报、借款人获得更多融资的需求。
在余额宝之前，尽管也有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冲破利率管制的屏障，但阿里巴巴以其巨大的网络平台效应、多功能性（既可以在淘宝购物，又可以获得较高回报）、便利性（在提供高利率的同时，保留了类似活期存款的取款灵活性）、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客户体验愉悦（每天看到进账多少），让余额宝获得超乎想象的成功。
其次，这是在突破金融的所有制歧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金融公司都是民企。于是，互联网金融与银行的对立，也意味着民营金融向国有金融发起的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业是国有机构的特权，民营金融机构只是象征性的点缀。由于长期受梦魇般的融资难折磨，几乎所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都有一个“中国梦”：办一家银行。2005年36条、2010年新36条都未能突破所有制歧视的“玻璃门”。
就在民间资本绝望之际，互联网扮演了“救星”的角色。互联网金融的创新，终于让民营资本在国有资本的金融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余额宝就是那颗炸弹。
可见，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不仅打破了银行赖以躺着挣钱的利率管制，更冲击了国有金融的寡头垄断格局。理解了这一点，银行的忐忑心情就不难想象了。
余额宝不是寄生虫
银行一直在努力捍卫自己的奶酪。央视评论员钮文新说，“取缔余额宝”的呼吁，非常合时宜地迎合了银行的心理需求。
钮文新的论点主要有二：第一，余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典型的“金融寄生虫”。它们并未创造价值，而是通过拉高全社会的经济成本并从中渔利，“当老百姓沾沾自喜于手机账户中又多了几块钱利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过，自己所在的企业融资成本正在面临大幅上涨的风险。整个中国实体经济、也就是最终的贷款客户将成为这一成本的最终买单人”。第二，日本同样是高储蓄国家，谁听说日本允许余额宝的出现。
我想，对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对于任何一个还有些智商的金融监管者而言，都应当旗帜鲜明地抑制余额宝。那为什么中国在容忍？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出现余额宝？上述两个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余额宝是寄生虫吗？当然不是。余额宝只是简单地把钱借助天弘基金投入到银行间拆借市场，就让投资者都获得了20倍于银行活期存款的利率，阿里巴巴和天弘基金也从中赚到了钱。多赚的钱从何而来？当然是挤压了银行的超额利润。而且，天弘基金投资于银行间拆借市场，并不违法，合法的套利何错之有？毕竟，同业拆借利率高又不是阿里巴巴导致的。
在这一过程中，余额宝似乎的确没有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余额宝目前主要投资于银行间拆借只是一个短暂的状态，随着其规模的膨胀、银行间拆借利率的回落，阿里巴巴势必通过创新更好地运用这些资金。例如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购买贷款产品，从而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阿里巴巴金融创新大幕还只是刚刚拉开，我们不能把余额宝当前的投资去向视为长期的、永恒的、唯一的选择，进而将其定义为“寄生虫”。
互联网金融应被纳入监管
余额宝会提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错。余额宝及类似的互联网金融，以高质量的竞争，已经对银行产生了显著的鲶鱼效应。互联网金融和银行都是金融服务提供者，金融服务者竞争的加剧，只会让金融服务的需求者（投资者、借款人）受益。如果说余额宝是吸血鬼，那它吸的也只是银行的超额利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创新的演变，投资者、借款人都将从中国金融业竞争加剧这一趋势中受益，这是毫无悬念的，而且空间巨大。
至于为何其他发达国家没有类似余额宝的产品，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发达国家既不存在利率管制，更不存在金融业对民间资本的所有制歧视。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下，余额宝没有太大的生存空间。显然，该受到谴责的不是余额宝。
尽管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金融风险和监管挑战，但它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多年来罕见的正能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而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就是普惠的，满足了那些被正规金融体系歧视甚至排除的金融弱势群体的需求。可以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利率市场化、不分所有制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金融改革目标，已经被互联网金融“不等、不靠”地部分实现了。
当然，在不远的将来，随着阿里巴巴、腾讯金融业务的不断增长，它们也应该被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之中，例如可以考虑发放互联网银行牌照。至于那些习惯于“高大上”的银行，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放下身段、拥抱互联网革命，或许能避免诺基亚、柯达的命运。
余额宝从0到2500亿元仅仅用了200多天，从2500亿元到4000亿元，只用了大约30天，极具冲击力地印证了马云那句警言：“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来改变银行”。不仅是阿里巴巴的余额宝，腾讯的微信支付、发红包，如雨后春笋一般的P2P网络贷款，都在预示着互联网颠覆式改变金融格局的可能。
如何审视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何以如此之火？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观察这个现象。
首先，这是金融管制过度的结果。中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属于典型的金融抑制：国有银行主导金融体系、IPO审批制和利率管制。这一体制带来双重后果：一方面，金融脱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功能，出现特权化趋势，导致实体经济举步维艰、银行挣钱挣得不好意思；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缺乏创新动力，效率低下，既无法满足投资者财富管理的需求，也无法满足大量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因此，“影子银行”（包括互联网金融）以更高的利率轻松获得了投资者追捧，以更低的融资门槛获得了借款人的青睐，从而满足了投资者获得更高回报、借款人获得更多融资的需求。
在余额宝之前，尽管也有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冲破利率管制的屏障，但阿里巴巴以其巨大的网络平台效应、多功能性（既可以在淘宝购物，又可以获得较高回报）、便利性（在提供高利率的同时，保留了类似活期存款的取款灵活性）、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客户体验愉悦（每天看到进账多少），让余额宝获得超乎想象的成功。
其次，这是在突破金融的所有制歧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金融公司都是民企。于是，互联网金融与银行的对立，也意味着民营金融向国有金融发起的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业是国有机构的特权，民营金融机构只是象征性的点缀。由于长期受梦魇般的融资难折磨，几乎所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都有一个“中国梦”：办一家银行。2005年36条、2010年新36条都未能突破所有制歧视的“玻璃门”。
就在民间资本绝望之际，互联网扮演了“救星”的角色。互联网金融的创新，终于让民营资本在国有资本的金融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余额宝就是那颗炸弹。
可见，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不仅打破了银行赖以躺着挣钱的利率管制，更冲击了国有金融的寡头垄断格局。理解了这一点，银行的忐忑心情就不难想象了。
余额宝不是寄生虫
银行一直在努力捍卫自己的奶酪。央视评论员钮文新说，“取缔余额宝”的呼吁，非常合时宜地迎合了银行的心理需求。
钮文新的论点主要有二：第一，余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典型的“金融寄生虫”。它们并未创造价值，而是通过拉高全社会的经济成本并从中渔利，“当老百姓沾沾自喜于手机账户中又多了几块钱利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过，自己所在的企业融资成本正在面临大幅上涨的风险。整个中国实体经济、也就是最终的贷款客户将成为这一成本的最终买单人”。第二，日本同样是高储蓄国家，谁听说日本允许余额宝的出现。
我想，对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对于任何一个还有些智商的金融监管者而言，都应当旗帜鲜明地抑制余额宝。那为什么中国在容忍？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出现余额宝？上述两个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余额宝是寄生虫吗？当然不是。余额宝只是简单地把钱借助天弘基金投入到银行间拆借市场，就让投资者都获得了20倍于银行活期存款的利率，阿里巴巴和天弘基金也从中赚到了钱。多赚的钱从何而来？当然是挤压了银行的超额利润。而且，天弘基金投资于银行间拆借市场，并不违法，合法的套利何错之有？毕竟，同业拆借利率高又不是阿里巴巴导致的。
在这一过程中，余额宝似乎的确没有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余额宝目前主要投资于银行间拆借只是一个短暂的状态，随着其规模的膨胀、银行间拆借利率的回落，阿里巴巴势必通过创新更好地运用这些资金。例如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购买贷款产品，从而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阿里巴巴金融创新大幕还只是刚刚拉开，我们不能把余额宝当前的投资去向视为长期的、永恒的、唯一的选择，进而将其定义为“寄生虫”。
互联网金融应被纳入监管
余额宝会提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错。余额宝及类似的互联网金融，以高质量的竞争，已经对银行产生了显著的鲶鱼效应。互联网金融和银行都是金融服务提供者，金融服务者竞争的加剧，只会让金融服务的需求者（投资者、借款人）受益。如果说余额宝是吸血鬼，那它吸的也只是银行的超额利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创新的演变，投资者、借款人都将从中国金融业竞争加剧这一趋势中受益，这是毫无悬念的，而且空间巨大。
至于为何其他发达国家没有类似余额宝的产品，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发达国家既不存在利率管制，更不存在金融业对民间资本的所有制歧视。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下，余额宝没有太大的生存空间。显然，该受到谴责的不是余额宝。
尽管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金融风险和监管挑战，但它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多年来罕见的正能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而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就是普惠的，满足了那些被正规金融体系歧视甚至排除的金融弱势群体的需求。可以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利率市场化、不分所有制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金融改革目标，已经被互联网金融“不等、不靠”地部分实现了。
当然，在不远的将来，随着阿里巴巴、腾讯金融业务的不断增长，它们也应该被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之中，例如可以考虑发放互联网银行牌照。至于那些习惯于“高大上”的银行，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放下身段、拥抱互联网革命，或许能避免诺基亚、柯达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