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辈均系农耕人家。父母去世后，没给我们留下万贯家财，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精神财富。
　　今年初，母亲病逝。我们在清理母亲房间时，从衣柜里发现了一本相册，相册中夹着一张折叠着的宣纸。打开一看，是一张《中国少年先锋队辅导员聘书》。聘书长二十七厘米，宽十七厘米，纸质上乘，薄如蝉翼，虽历经数十年，仍洁白如初，完好无损。聘书的正文写着：“兹聘请杨文彬（父亲名）同志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中队辅导员。”落款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江宁区委员会（加盖印章），公元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聘书字迹娟秀，入目清新，民间鲜见，弥足珍贵。
　　父亲的聘书
　　其实，比聘书本身还要珍贵的，是聘书里蕴含着的父亲的先进思想、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是父亲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为了加强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教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共青团或选派优秀团员，或聘请思想进步、作风正派、知识丰富、热爱少年儿童的教师以及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来担任少先队的辅导员。一九五八年，父亲二十六岁，私塾文化，在上海市江宁区（该区一九六〇年撤销）一家国营棉纺厂工作。父亲是中共党员，亦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父亲被团组织聘请为少先队中队辅导员，成为少年儿童的亲密朋友。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我出生于一九五三年，弟弟比我小四岁。父亲在工作上担任别人家孩子的辅导员，节假日回到家又当起我们的“辅导员”。直接用他在上海学校的那一套教育理念和方法，教育我和弟弟。我们从小就享用着父亲的精神财富。
　　多读书、读好书，是父亲教育我们的良方之一。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每逢春节，父亲从上海回来，除了带上面包、蛋糕和糖果等食品，给我们解馋，还给我们带上不少课外读物，诸如连环画、《儿童画报》《儿童文学》和《故事会》等。这些读物传递的都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科学、讲文明、懂礼貌、守纪律，以及热爱集体、团结互助、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给我们的健康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参加工作走上检察官岗位后，也有样学样，经常利用工作之余到电大等学校给学生们作普法講座，用学到的法律知识和亲身接触的具体案例，向学生们传递遵纪守法、依法治国的理念。看着学生们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仿佛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找到了做校外辅导员的感觉。
　　我和妻子成家后，生了两个女儿。为了把她们培养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也用父亲传给我们的“精神食粮”养育着两个女儿。团结友爱、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积德行善、拾金不昧等优良品德，早就在女儿们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比如经常去敬老院打扫卫生，为老人们表演节目，为灾区的小朋友们捐款捐物，在路边捡到钱物上交老师等等。小女儿上小学时，一天下午放学后好久未回家，我们很着急地找到了她。原来，在放学的路上，她和另一个同学看到路边倒下一排自行车，便一辆一辆扶起，累得满头大汗。小人扶大车，实属难为。我们见了，既心疼又欣慰，竖起大拇指，给她们以表扬和鼓励。还有一个周日下午，身为三年级班长的女儿约了几个班干部去一个成绩差的同学家为其补课，天黑了还没回家，也让我们担心了一回。她们的举动，感动了家长和老师。第二天晨会上，班主任点名表扬，要大家向她们学习。
　　祖辈留下的物质财富，享用时限终有期。可祖辈留下的精神财富，则能润泽一代又一代。二〇一八年四月的一天下午，我从幼儿园接外孙女回家，看到路边坐着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老人，面前放了一小盆，拉着二胡，乞求人们的施舍。从老人面前没走多远，外孙女突然仰起头问我：“外公，你口袋里有钱吗？”我问她：“宝贝，要钱做什么？”外孙女用小手指着残疾老人，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当时，我没带钱包，无法行善。外孙女出题了，我急忙全身翻找，幸好裤子口袋里藏着一枚一元硬币，不然就要被外孙女将上一军。外孙女跑到残疾老人跟前，将硬币放进小盆，转身开心地扑向我的怀抱。我亲着外孙女的脸颊，直夸她：“好棒！好棒！”外孙女才三岁多，便懂得帮助别人，这也离不开曾祖公的“精神食粮”的哺育。
　　岁至暮年，童心未泯。我无力充当校外少儿辅导员的角色，却有心要做外孙女们的知心朋友，为培养她们尽微薄之力，让父亲留下的精神财富持续发挥教益。近两年，我先后选购了《鸡毛信》《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和《董存瑞》《雷锋》等红色经典连环画，意在对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我还为孩子们购买了《三字经》《千字文》《唐诗》等国学经典儿童读本，要让她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迈好人生第一步。
　　迄今，父亲遗传下来的精神财富，已荫及子孙三代。父亲如若有知，定会含笑九泉。
　　（责任编辑 张云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