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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宪庭是一位中国艺术批评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时期的重要评论家。据记者了解，早在八十年代初，栗宪庭就在《美术》杂志介绍了“星星画派”和其他一些前卫艺术的作品。不得不说，栗对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栗宪庭回忆，1995年一大批圆明园被遣散的艺术家转移到宋庄，宋庄书记被要求把他们赶出北京，但是出租房子可以使农民富裕起来，所以艺术家被保护了，后来文化创意产业慢慢变成地产生意。他认为“如果能换成艺术本身商业化才是出路”。他不赞成极端的方式，无论是极端的艺术还是用极端对待艺术，觉得“艺术也不要祈求去解决艺术之外的问题”，劝艺术家“把自己看作一个手艺人，先生活下来才能专心创作”。老栗感慨：我一生全是跟不成功的人在一起，没有人理解我。
宋庄书记曾被要求把艺术家赶出北京
记者：最早是如何开始涉足独立电影的呢？
栗宪庭：其实做独立电影的最早很多是艺术家出身，我最早认识的的像赵亮，胡杰，王兵。我2000年做过一个杂志叫《新潮》，798还没有被开发之前，在那做的最早的一个机构，那时候就把吴文光、张亚旋都请过来，因为那个杂志有几个分支，独立电影、艺术还有摇滚，做了一期封面是左小祖咒，还有树村的那批人。那个杂志办了一年就被停掉了。
那个时候独立电影作品不多，张亚旋和朱日坤在电影学院组织放映，那是2001年，后来赵亮把朱日坤带过来，我在宋庄弄了块地给朱日坤和王我还有徐辛做独立电影，当时那块地太荒凉了。
记者：又是怎么开始做独立影展的呢？
栗宪庭：2006年，当时我做美术馆的时候，把独立电影作为一个分支机构作为开幕展，有一部胡杰的片子《寻找林昭的灵魂》，我心里有点打鼓，找当时的两个书记去看（有个书记现在说没看过，我能明白什么意思）。那天朱日坤放映，一个镇的书记陪我在美术馆喝茶，我说你把所有的警察都摆在外边，那时候他是为了整个村庄园区的建设，那两个官员还是比较开放的，但是过了几年就不行了，那一年最热闹，那几届很有意思。
记者：那是从什么时候压力开始变大？
栗宪庭：2008年，又开始清理艺术家。那时候是在小范围里边有些艺术家有些展览被封掉，有些行为艺术家，比较过分的被开了处分。促进会就以一个半官方的机构去查封展览。
记者：您怎么会接受在促进会里的职位？
栗宪庭：没有，不是我接受，当时是一个民间组织，成立的时候这个书记就说都参加，他们让我当会长，没有兴趣当会长，但是我提出个原则，当时提了三条，一个是民间性，坚持民间性，第二坚持非盈利性，第三个坚持服务性，他们都同意了，但是就是这样还是差点被关掉。我一直想谋求一个真正的民间组织出来，得替一些艺术家比如说维权包括一些法律的援助，包括打官司。
一开始1995年的时候，有一大批圆明园被遣散的艺术家就转移到宋庄，警察就过来了，然后9个部门的领导找村委书记，说你无论如何用什么办法都好把那些艺术家赶出北京。但宋庄的这个书记他有他的利益，艺术家居住可以使这些农民开始富裕起来，房子可以出租，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他确实保护了，慢慢发展到现在。但是后来又慢慢变成一个地产，开始是大家都不敢下水，包括我盖房子的时候，就是村里边签的合同，我们按个手印，然后我说咱们一起下水，逼迫政府，像当代艺术一样，大家团聚起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社会在变化，你促使他变，一定使大家一起来做。
但是美术馆盖的时候被北京市两次命令要拆除，这个书记还是挺厉害的，不听，后来我第一次接待北京市副市长来听我讲园区的发展以及艺术家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我说要疏导这个社会问题，必须建立园区，建一个艺术的创作生态，包括展览、艺术商业化等等这样的一个链条，这个社会才流动起来，年轻的艺术家才可以进来。每年大量的艺术院校毕业生都流入到社会，聚集在城市的各个地方，这样的话必须有一个生态，我完全是从社会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当时领导接受我的意见。2006年给的第一批创意园区的指标，然后慢慢变得有名以后，很多商人和一些地方的官員开始插手，后来就控制不了了，变成一个地产。之前所有的房子我签字才能盖，现在没有这回事了，再也不让我参与他们的一些会，然后每块地从十万块钱涨到现在的一百五六十万。
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已经变成地产生意
记者：好像政治的影响还没结束，但是商业又涌进来了。
栗宪庭：对，中国艺术原来是面临意识形态的压制，90年代后期以后，就变成商业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就是不在宋庄在别处也一样。文化创意产业在某种意义上等于给官商拉到一个道场，我当时做了一期《三联周刊》的封面人物，然后很多市长来找我，让我去各个市里去看创业园区，我一看全是地产。我希望的就是以艺术本身作为产品，创意本身作为产品，这个就是文化创意产业，而不是文化作为由头变成地产。我盖房子当时就说这话，我不能保证我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坏事，就是到后来你没有办法控诉。
记者：您觉得文化能商业化吗？
栗宪庭：当然是能商业化。60年代法兰克学派批评过美国工业产业，叫文化产业或者叫文化工业，但实际上到70年代以后，大量的学者研究以后，发现文化本身变成产业像英国、美国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很大，50%以上，美国的好莱坞、动画片、流行音乐这都是文化产业。
我们只谈文化作为产业，不谈艺术本身，像中国就是地产，占的比例在70%以上，如果中国在转变的话，那还是好事情。文化本身好与不好，要通过艺术批评来讨论，一个艺术品产生以后，能否商业化是另外一个问题，艺术和艺术商品是两个问题。我后来一直提倡艺术和作品分开，艺术就是艺术家在创作，他们是很真实的状态，作品产生以后就交给这个社会了，社会商品一定是商品化，你没有办法阻止的，文革的时候还会变成政治产品。一个艺术家不能保证他的作品到社会他扮演的角色，艺术家只能保证他在创作的过程中，他和作品的关系，作品一旦产生以后属于社会。社会当然有纯粹艺术的学术范围，也有艺术的商品范围，不同的问题，不是说艺术一旦商业化产业化了，艺术就不纯粹了。 陈独秀一直是我的偶像，他有一批晚年的文章影响了我，文章预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极端事件。我曾经去找过他死的那个地方，那个小村子，找的非常困难，我们几个人开车找到那个小村子，那个地方离县城很远，然后找了一个马运到半路上。然后他抗战的时候转移，蒋介石突然给了他三百大洋他不接受，他晚年生活就是自己种点菜什么的，很苦的这个人。他的思想是受整个近代的思想史影响的，我可以理解就是中国确实在清末以后远离现实，所以我坚持面对现实，但是警惕不要跨过艺术这个界限，不要用政治绑架艺术，这个是我受益陈独秀他们这帮人。
没有盛世 80年代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记者：您好像有两次被开除，而且文革的时候还被关过。
栗宪庭：我是40年代末出生的，经历过反右、四清运动一直到文革，以及文革后的历次运动，就是所有的都经历了。而且我文革的时候被关过，当时江青提出“文攻武卫”，但是我看到武斗觉得太残酷就批评了这个口号，然后被关，打了跪到那个三角铁上，那时候18岁。
后来，我又两次被开除，1983年赶上“清除精神污染”被开除，那时候在《美术》杂志，做了一期很抽象的作品，两年没工作，后来又去了艺术研究院，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被停，然后到1992年、1993年又稍微好一点，过几年就要情形恶劣一点，过几年好一点，所以作品被封，言论不自由，艺术不自由是一种日常的现象，不是正常现象，是日常现象。你想想过去年代，在古代，最所谓的康乾盛世，那个文字狱非常厉害，都一样的，只要是集权。都是时好时坏的，就是每隔几年变一变。
记者：您觉得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吗？
栗宪庭：没有，我从来没觉得，这个都是对过去所有好的东西的夸大，所有坏的东西被掩盖了。过去跟现在一样，理想主义每个年代都有，現在也不是没有理想主义。但总体来说那时候因为没有商业化，好像理想主义很突出而已，我经历过过去的时代，那时候一样地封展览，抓人比现在还厉害。包括90年代初，因为做行为艺术被抓进去劳改，劳动完了遣送回去，其实比现在严重，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不容易掩藏。过去的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丑陋的事情一样的多，只是没有揭露出来那么多，本质上没有变化。没有盛世，哪有盛世。
我也经历过饥饿的年代，没有哪个时代比哪个时代要更厉害。你要是问美国人，他们也会说民主是虚伪的。很难说。如果你把统治者看作另外一群动物，在吃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样的，只是人在分化，人吃人比动物吃动物要厉害的多。
其实作为艺术家根本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只考虑我们的作品，每一个行业要关注自己的一个点。我去年给电影基金写了一个文章说“小环境”，每个年代都在创造小环境，每个小圈子都要创造自己的小环境。
记者：“小时代”。
栗宪庭：对，土地在发生变化，大树也不能统治，慢慢就发生变化了。
栗宪庭回忆，1995年一大批圆明园被遣散的艺术家转移到宋庄，宋庄书记被要求把他们赶出北京，但是出租房子可以使农民富裕起来，所以艺术家被保护了，后来文化创意产业慢慢变成地产生意。他认为“如果能换成艺术本身商业化才是出路”。他不赞成极端的方式，无论是极端的艺术还是用极端对待艺术，觉得“艺术也不要祈求去解决艺术之外的问题”，劝艺术家“把自己看作一个手艺人，先生活下来才能专心创作”。老栗感慨：我一生全是跟不成功的人在一起，没有人理解我。
宋庄书记曾被要求把艺术家赶出北京
记者：最早是如何开始涉足独立电影的呢？
栗宪庭：其实做独立电影的最早很多是艺术家出身，我最早认识的的像赵亮，胡杰，王兵。我2000年做过一个杂志叫《新潮》，798还没有被开发之前，在那做的最早的一个机构，那时候就把吴文光、张亚旋都请过来，因为那个杂志有几个分支，独立电影、艺术还有摇滚，做了一期封面是左小祖咒，还有树村的那批人。那个杂志办了一年就被停掉了。
那个时候独立电影作品不多，张亚旋和朱日坤在电影学院组织放映，那是2001年，后来赵亮把朱日坤带过来，我在宋庄弄了块地给朱日坤和王我还有徐辛做独立电影，当时那块地太荒凉了。
记者：又是怎么开始做独立影展的呢？
栗宪庭：2006年，当时我做美术馆的时候，把独立电影作为一个分支机构作为开幕展，有一部胡杰的片子《寻找林昭的灵魂》，我心里有点打鼓，找当时的两个书记去看（有个书记现在说没看过，我能明白什么意思）。那天朱日坤放映，一个镇的书记陪我在美术馆喝茶，我说你把所有的警察都摆在外边，那时候他是为了整个村庄园区的建设，那两个官员还是比较开放的，但是过了几年就不行了，那一年最热闹，那几届很有意思。
记者：那是从什么时候压力开始变大？
栗宪庭：2008年，又开始清理艺术家。那时候是在小范围里边有些艺术家有些展览被封掉，有些行为艺术家，比较过分的被开了处分。促进会就以一个半官方的机构去查封展览。
记者：您怎么会接受在促进会里的职位？
栗宪庭：没有，不是我接受，当时是一个民间组织，成立的时候这个书记就说都参加，他们让我当会长，没有兴趣当会长，但是我提出个原则，当时提了三条，一个是民间性，坚持民间性，第二坚持非盈利性，第三个坚持服务性，他们都同意了，但是就是这样还是差点被关掉。我一直想谋求一个真正的民间组织出来，得替一些艺术家比如说维权包括一些法律的援助，包括打官司。
一开始1995年的时候，有一大批圆明园被遣散的艺术家就转移到宋庄，警察就过来了，然后9个部门的领导找村委书记，说你无论如何用什么办法都好把那些艺术家赶出北京。但宋庄的这个书记他有他的利益，艺术家居住可以使这些农民开始富裕起来，房子可以出租，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他确实保护了，慢慢发展到现在。但是后来又慢慢变成一个地产，开始是大家都不敢下水，包括我盖房子的时候，就是村里边签的合同，我们按个手印，然后我说咱们一起下水，逼迫政府，像当代艺术一样，大家团聚起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社会在变化，你促使他变，一定使大家一起来做。
但是美术馆盖的时候被北京市两次命令要拆除，这个书记还是挺厉害的，不听，后来我第一次接待北京市副市长来听我讲园区的发展以及艺术家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我说要疏导这个社会问题，必须建立园区，建一个艺术的创作生态，包括展览、艺术商业化等等这样的一个链条，这个社会才流动起来，年轻的艺术家才可以进来。每年大量的艺术院校毕业生都流入到社会，聚集在城市的各个地方，这样的话必须有一个生态，我完全是从社会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当时领导接受我的意见。2006年给的第一批创意园区的指标，然后慢慢变得有名以后，很多商人和一些地方的官員开始插手，后来就控制不了了，变成一个地产。之前所有的房子我签字才能盖，现在没有这回事了，再也不让我参与他们的一些会，然后每块地从十万块钱涨到现在的一百五六十万。
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已经变成地产生意
记者：好像政治的影响还没结束，但是商业又涌进来了。
栗宪庭：对，中国艺术原来是面临意识形态的压制，90年代后期以后，就变成商业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就是不在宋庄在别处也一样。文化创意产业在某种意义上等于给官商拉到一个道场，我当时做了一期《三联周刊》的封面人物，然后很多市长来找我，让我去各个市里去看创业园区，我一看全是地产。我希望的就是以艺术本身作为产品，创意本身作为产品，这个就是文化创意产业，而不是文化作为由头变成地产。我盖房子当时就说这话，我不能保证我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坏事，就是到后来你没有办法控诉。
记者：您觉得文化能商业化吗？
栗宪庭：当然是能商业化。60年代法兰克学派批评过美国工业产业，叫文化产业或者叫文化工业，但实际上到70年代以后，大量的学者研究以后，发现文化本身变成产业像英国、美国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很大，50%以上，美国的好莱坞、动画片、流行音乐这都是文化产业。
我们只谈文化作为产业，不谈艺术本身，像中国就是地产，占的比例在70%以上，如果中国在转变的话，那还是好事情。文化本身好与不好，要通过艺术批评来讨论，一个艺术品产生以后，能否商业化是另外一个问题，艺术和艺术商品是两个问题。我后来一直提倡艺术和作品分开，艺术就是艺术家在创作，他们是很真实的状态，作品产生以后就交给这个社会了，社会商品一定是商品化，你没有办法阻止的，文革的时候还会变成政治产品。一个艺术家不能保证他的作品到社会他扮演的角色，艺术家只能保证他在创作的过程中，他和作品的关系，作品一旦产生以后属于社会。社会当然有纯粹艺术的学术范围，也有艺术的商品范围，不同的问题，不是说艺术一旦商业化产业化了，艺术就不纯粹了。 陈独秀一直是我的偶像，他有一批晚年的文章影响了我，文章预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极端事件。我曾经去找过他死的那个地方，那个小村子，找的非常困难，我们几个人开车找到那个小村子，那个地方离县城很远，然后找了一个马运到半路上。然后他抗战的时候转移，蒋介石突然给了他三百大洋他不接受，他晚年生活就是自己种点菜什么的，很苦的这个人。他的思想是受整个近代的思想史影响的，我可以理解就是中国确实在清末以后远离现实，所以我坚持面对现实，但是警惕不要跨过艺术这个界限，不要用政治绑架艺术，这个是我受益陈独秀他们这帮人。
没有盛世 80年代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记者：您好像有两次被开除，而且文革的时候还被关过。
栗宪庭：我是40年代末出生的，经历过反右、四清运动一直到文革，以及文革后的历次运动，就是所有的都经历了。而且我文革的时候被关过，当时江青提出“文攻武卫”，但是我看到武斗觉得太残酷就批评了这个口号，然后被关，打了跪到那个三角铁上，那时候18岁。
后来，我又两次被开除，1983年赶上“清除精神污染”被开除，那时候在《美术》杂志，做了一期很抽象的作品，两年没工作，后来又去了艺术研究院，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被停，然后到1992年、1993年又稍微好一点，过几年就要情形恶劣一点，过几年好一点，所以作品被封，言论不自由，艺术不自由是一种日常的现象，不是正常现象，是日常现象。你想想过去年代，在古代，最所谓的康乾盛世，那个文字狱非常厉害，都一样的，只要是集权。都是时好时坏的，就是每隔几年变一变。
记者：您觉得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吗？
栗宪庭：没有，我从来没觉得，这个都是对过去所有好的东西的夸大，所有坏的东西被掩盖了。过去跟现在一样，理想主义每个年代都有，現在也不是没有理想主义。但总体来说那时候因为没有商业化，好像理想主义很突出而已，我经历过过去的时代，那时候一样地封展览，抓人比现在还厉害。包括90年代初，因为做行为艺术被抓进去劳改，劳动完了遣送回去，其实比现在严重，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不容易掩藏。过去的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丑陋的事情一样的多，只是没有揭露出来那么多，本质上没有变化。没有盛世，哪有盛世。
我也经历过饥饿的年代，没有哪个时代比哪个时代要更厉害。你要是问美国人，他们也会说民主是虚伪的。很难说。如果你把统治者看作另外一群动物，在吃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样的，只是人在分化，人吃人比动物吃动物要厉害的多。
其实作为艺术家根本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只考虑我们的作品，每一个行业要关注自己的一个点。我去年给电影基金写了一个文章说“小环境”，每个年代都在创造小环境，每个小圈子都要创造自己的小环境。
记者：“小时代”。
栗宪庭：对，土地在发生变化，大树也不能统治，慢慢就发生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