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堪回首，荒诞的一段历史，但细想又何尝不是痛苦悲壮的一段历史呢？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文化、人性根源。近读陈立群《忏悔的缺欠》(《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十期)一文，提到某些“文革”中的成年人至今仍认为十年浩劫是“某些有权势的个人或集团直接设计的结果”，颇有些感慨。正像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都不是一两个人、一群人甚至于整个人类所能左右的，它的背后必然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而“文革”，简而言之，是与乌托邦的坚持这一大背景联系着的，因而它的产生就必须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这种文化传统所造就的现实结果中寻找原因，必须从整个人类的大角度出发，实际上就是从人性，从生存发展欲对文化的终极决定作用中寻找原因。这也是人性在不同地理环境中衍化运行所造成的不同文化的必然性，文化所造成的贫穷与两极分化的现实后果的必然性和文化传统本身的惯性和其他因素所决定了的。从宏观和终极角度来看，“文革”实在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个人的必然无非是性格的必然。
　　我常感到人在规律面前的脆弱，常感慨于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的不可逃避的运命，这实在是一个无奈的世界。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是不是一种善意的安慰？我们需要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