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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百年党史 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 国际关系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只有50多人;一百年后，我们党的人数超过9500万，执政超过70年，领导14亿中国人民奔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奋斗，创造了党史、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奇迹。如何理解这种政治现象，因文化、理论和立场的差异，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解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当今世界上，谁都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的意义，将在百家争鸣中不断得以完善和凸显。
时空永远是最好的坐标。在近现代的世界舞台上，民族国家成为了最重要的行为体，其他行为体如阶级、政党、宗教社团、公司、军队等，都和民族国家紧紧缠绕在一起，因此，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成长和壮大放在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背景下来审视，无疑是一种颇有价值的宏观把握。本文重在分析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成长的外部因素。中国共产党是在三对主要矛盾交织的国际背景中，破茧、行走和奔跑的，这三种势力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多级不均衡结构中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直至法西斯主义被打败，国际格局分化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阵营，中国共产党在冷战的历练中夺取政权，逐渐走向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代表了国际关系格局的三个子体系，而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是社会主义力量的集合。
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有着频繁的互动，有时甚至难以区分后面三者的角色。但无疑国家层面的力量最为强大，因为从理论上讲，国家是暴力的合法垄断者，谁垄断暴力至关重要，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在战争年代彰显得最为充分。
笔者力图在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中梳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而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提供一把新钥匙。这一点，正如著名中共党史学者黄修荣所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研究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就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错误倾向、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甚至还可以延伸地说，不懂得这一层关系，就难以真正了解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涵。
国际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传承与共产国际的内部机制
1648年，欧洲进入了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代。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受苦受难的各国无产阶级有了寻求自身解放的“圣经”，即打破国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现存的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为了联合、指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斗争，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先后成立了很多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迄今为止170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过诸多国际性组织，如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第一国际1864-1876、第二国际1889-1914、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1943、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第四国际1938、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56、社会党国际1951-等。
随着一战的爆发，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在战争中支持自己的国家，背离了原来的无产阶级国际责任，所以第二国际名存实亡。之后再恢复活动的第二国际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其成员都是从第二国际支部中分裂出来的革命派，主张世界革命，有别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道路，共产国际之后又被称为第三国际。
共产国际成立的背景是欧洲很多国家爆发了一系列的无产阶级革命，亚非拉国家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许多国家纷纷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建立真正革命的政党。俄国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以及国内战争，亟需团结、扩大国际革命势力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不同于之前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机制，各国共产党都是其支部，联共在共产国际中居于领导地位，投票权最多，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各国共产党的决议，有权开除违反共产国际决议和原则的支部和个人，有权派出代表参加各支部的一切会议。
那么，共产国际是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机构开展工作呢？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其组织机构主要有：
以上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的组织架构，就是一个扩大版的党中央及其外围组织机构，每个国家的党组织都是它的一个支部，联共也不例外。共产国际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设计了其活动机制，充分体现了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大本营，对外输出革命和服务苏俄的国家利益是其宗旨。因为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苏俄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代表，苏俄的国家利益可以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划等号。
至于共产国际、联共和苏俄政府的关系，形式上共产国际是联共的“上级机构”，但实质上，联共才是“最高领导机构”和具体指示的最终制定者。即使有一部分指示联共通过后，同时呈送共产国际批准，也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另外，本来隶属于苏联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也直接向联提交和请示问题，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提请联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初期出现次数更多。
这一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说得更加清楚，“有時讲苏联，有时讲俄共，有时讲共产国际，但通常都是一回事”。[6]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里，苏共有太多否决票，充分表明苏共在共产国际已经居于支配地位。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互动的国际关系背景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瓦解，英美法战胜国创立了国际联盟，力图维护既得利益，保护现存秩序下的和平。但由于美国没有加入，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和战败的德国受到排斥，国际联盟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上，同样以维护战胜国利益为出发点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面临来自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的挑战。 1920年，国际联盟建立时，美国的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也是当时世界军费开支最多的国家，但它没有急于扮演霸权国的角色。数据显示，1920年各大国占世界财富的相对份额分别为美国62%、英国16%、德国14%、法国5%、俄国1%、意大利1%、日本2%。
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内忧外患和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为了生存，苏俄答应割地赔款，1918年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1920年，苏俄打败了英、法、日为主的三次武装干涉，肃清了国内的白匪势力。1922年，苏联成立，但持续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之后的主要任务是获取国际上的外交承认。经过艰苦的努力，苏联与西方大国先后完成建交，分别是德国1922、英国1924、法国1924、日本1925、美国1933;加入国际联盟的时间是1934年，而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已经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由此可见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敌意之深。
列宁和斯大林都是外交大师。列宁使俄罗斯走出困境，斯大林则使苏联成为一个令世人畏惧的国家。关于两人的外交风格，国际关系学者杜正艾有一个精彩的评价，他认为，列宁是杰出的战略家和策略家，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结合的杰出实践者，外交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统一。斯大林精通外交术，善于以敌制敌，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外交灵活有余，原则不足，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可以“与狼共舞”，可以牺牲他国利益。[8]这些特征，在苏联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时也是一样的。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本应该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维护者，但由于不被资本主义国家所认可，国家利益被出卖给日本，国内开始产生对苏俄友好的力量，以俄为师的民意渐浓，不久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对此，历史学者杨奎松评论道，“中国之所以会产生共产党，不能不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正是因为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才第一次理直气壮地认定自己应该可以和列强各国平起平坐，并会对公理和正义不能惠临中国，而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绪。正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诞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民政权，中国众多激进的小知识分子才意外地发现，原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非只有那些官僚政客才能左右，社会的改造其实更需要从下层做起，即使是青年学生，也能够组织起来，动员民众起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典型地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的没落，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却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升起。很少有人会愿意中国重蹈没落的资本主义道路，但很多人愿意把中国未来的希望放在正冉冉升起的社会主义探索上”[9]。毛泽东同志的那句名言则更加家喻户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0]当然，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除了俄国渠道以外，还有法国渠道和日本渠道。社会主义思潮作为20世纪有影响的运动逐渐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势力众多，没有一个控制全部国土的中央政府，所以当时苏联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是多管齐下、手法多样。那时，除了广东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外，还有北洋政府、新疆的地方政府，各路军阀势力比如陈炯明、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国际关系学者杨恕、郭黎鹏认为，民国时期，苏联对华关系最为特殊，存在着三个主体和三个层次，即苏联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苏联政府和中国地方政府、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从1917年到1949年，中苏关系大部分时间是中央政府层面的交往，苏联对华政策虽有国际共产主义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追求其国家利益，这使三层关系既相互關联又相对独立，重心也发生了转移。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上述复杂的背景下展开了互动，勾勒这一进程，将为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也将折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不均衡性，反映了处于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张力中的苏联对华政策的多变性，反映了走在忠诚和独立自主平衡木上的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艰难历程。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和原因，学术界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谁都不能否认其中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但着眼点和价值判断并不一致。
毛泽东同志说，“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12]蒋介石提出了中共成立“螟蛉说”，即“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13]学者杨奎松则认为，“中共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俄国人的移植，如同这些小组织的出现一样，它是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下的一种必然。但一个事实是难以否定的，那就是如果得不到共产国际和俄共的承认和物质帮助，最终将难逃消亡厄运”。
共产国际从成立至1922年，世界上一共有40多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其成员最多时包括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组织、400多万名党员。这说明建立共产党在当时是一种世界性运动，各国国内有需求，国外有共产国际作为导师负责提供理论、政策、人员和经费支持。梳理共产国际和俄共指导中国革命的机构，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工作，共产主义小组如何建立并为中共一大奠定基础的，这种素描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的内外因素互动。
共产国际和苏共负责对华事务的机构设置更替频繁，反映了共产国际在处理中国革命时的试错过程，远在莫斯科，指挥中国革命，信息不对称，加之苏共上层权力斗争，各种对华事务机构之间使命不同，来华代表的水平不一、互不通气，这使得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时遇到很多困惑和彷徨。
一般来说，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程序往往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或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交给俄共中央政治局，由政治局批准后，大部分指示或决定直接发给苏联派驻中国的各机构和各代表，还有一部分再提请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或批准。
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主要有魏金斯基、马林、达林、越飞、加拉罕、鲍罗廷、罗易、罗明那兹、米夫等。其中，关于这些人物初次使华的身份，学者向青认为，维经斯基是以俄共远东局海参崴支部的党员身份被派遣使华，与其同行的还有库兹涅佐娃、斯托扬诺维、马迈耶夫、波林、杨明斋等人;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被列宁派遣使华;达林则以少共国际代表身份使华;越飞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身份使华;加拉罕使华身份是苏联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鲍罗廷则是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联派驻共产党代表双重身份使华的;罗易以共产国际驻中国特别代表身份使华并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米那兹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身份使华;米夫是受联共中央派遣，1927年作为宣传家代表团团长使华的。[16]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再专门设立领导东方和中国革命的组织机构，也没有再向中国派常驻代表。从1928年起，中共中央开始派出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利于更好沟通和反映国内真实信息，代表团团长先后为瞿秋白、周恩来、王明、王稼祥、任弼时等。
共产国际成立后，一直关注东方的革命。列宁重视旅俄华工的工作，多次接见刘绍周、张玉川、张永奎等人，并在旅俄华工中成立了党组织。后来，俄共中央外国人小组先后秘密派遣波波夫、奥戈列夫、波塔波夫、布尔特曼、朴镇淳来中国考察革命情况。其中，朴镇淳是韩国革命分子的领袖，他于1919年8月携带共产国际的大笔活动经费来到上海，从事韩国临时政府的工作，并试图寻找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华组建一个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
1919年夏，俄共中央远东局国外熟悉地下工作的维经斯基，以设立华俄通讯社的名义，来华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同行的翻译杨明斋是第一个加入俄共的中国人。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等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北京去上海的途中，于济南会见了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向他们宣传列宁主义的学说。1920年5月，维经斯基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中国科的主要任务是：1通过在学生组织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2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
1920年7月，俄共远东局在北京秘密召开会议，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与会成员是在华的十多名俄共党员，包括维经斯基、鲍立维、斯托扬诺维奇等人。在维经斯基的推动和资助下，社会主义同盟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社会主义的刊物如《劳动界》《劳动声》《劳动者》纷纷创刊，《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外国语学社成立并组织先进的中国青年赴苏俄学习，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也有计划地迅速建立起来。
维经斯基、杨明斋参与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斯托杨诺维奇和佩斯林前往广州参与了广州小组的组织工作，马迈耶夫参与了武汉小组的组织工作，鲍立维参与了北京小组的组织工作。[18]这些前期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
3.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6月，第一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来到中国，直接推动中共建党工作。马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富有民族解放斗争经验，对于中共的创建和成立初期的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1921年7月23日到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至于掌握时机、发动人员、调动力量是完全出于马林之手。”[19]会上，共产国际的两位使者马林、尼科尔斯基先后讲话。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布）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尼科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兼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他对中共一大表示祝贺，介绍了十月革命、共产国际远东局以及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认为中共应当重视工人运动。中共一大一共举行了7次会议，第6次会议上出现的陌生人引起了马林的警觉，他果断决定立即停止会议、让大家迅速离开，给党的事业保留了宝贵的人脉。中共一大的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共产国际、苏俄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出现了多个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命名的党，如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五四期间曾任全国学联领导人的姚作宾在1921年前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黄凌霜、陈德荣等在北京组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党”，1922年2月16日由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今日》杂志撰稿人组织的一个号称有11007名成员的“中国共产主义协会”，同年由吴玉章等人在四川成都建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及1920年在俄国境内由俄共帮助组建的“中华共产党”等。
所有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组织，除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党以外，都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想要以俄国共产党为榜样而成立的。与此同时，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又都必须要得到俄國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才有可能实现。[20]
共产国际的存亡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19～1943）
共产国际存在了24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成立是苏俄发动世界革命，维护新生的国家政权，同帝国主义国家作斗争的需要;而它的解散同样离不开维护苏联国家利益，是同资本主义国家英美结盟，战胜反共产国际的法西斯主义轴心国所需。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周恩来有一个权威评价：“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了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年），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21]那么，共产国际的好和差到底主要是指什么呢？
1.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点：（1）向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培育中国革命的土壤。共产国际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平台，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合作交流的权威组织。没有这种制度，苏共推广革命的经验就缺乏了合法性。
毛泽东同志认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22]为了培育中国革命的土壤，共产国际同时做所有同情革命者的工作，这包括了国民党、共产党，还有一些开明军阀势力如陈炯明、冯玉祥、吴佩孚、新疆实力派等[23]，当然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充满了吊诡之处。 （2）帮助创建了中共组织体系，包括基层组织、工青妇、农会，军事情报组织等;帮助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促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以列宁的建党原则为指导而组织起来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新型革命政党，加快了中共的建党进程。现代先进的政治组织体系都来源于西方，其中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更是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的发展，以及愈挫愈勇、强大的学习和纠错能力正是其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1981年，我们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24]
（3）财务与军援。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物质援助，由于历史上牵涉到保密性，整体的数目难以统计。此外，人们会把苏联给予孙中山、蒋介石政府，甚至冯玉祥的援助，与给予中共的援助进行对比，觉得总额太少，甚至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的印象是苏联把武器给了国民党，书籍给了共产党。但是笔者这里想说的是，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如果没有了苏联的援助，其困难之大可以想象。中共创建初期，很多革命者没有生活来源，更谈不上活动经费了。办刊物、开会、结社、宣传鼓动、培训都是需要经费的。中共一大召开时，马林从活动经费中给每个与会代表路费100元。[25]
从中共二大、三大前后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的相关报告，也可以了解到中共初创时对共产国际经费的依赖程度。陈独秀在报告中提到，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和1923年上半年，中共从共产国际得到关于党的活动经费一项，分别是16655元和15000元。而中共除1921年前后自筹1000余元外，再无其他款项入账。[26]之后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都是按月向共产国际提出党、工、团固定发放活动经费预算申请，共产国际予以资助。实际上，这一时期苏俄的经济也非常困难，许多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华时，拿着十月革命没收的钻石到中国变卖来作为活动经费，所以中共初创时期，共产国际的输血就显得尤为宝贵。
之后在革命的不同时期，中共向共产国际紧急求援的例子也不少，有拨款、医药物资、武器装备、领导干部治病等;日本投降后，苏联把缴获的日本武器、兵工厂留给中共，还援助了大量的苏制武器，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共产国际的直接拨款外，中共实际上还得到了共产国际其他有关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农民国际等拨给的经费。[27]
（4）对中国革命领导人才的培養，对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的支持。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人才的培养，体现在很多方面。1920年9月，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民族大会，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斯大林亲自担任名誉校长，到1924年，东方大学已成为苏俄国内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学，有160多名老师和来自东方国家的1000多名学生，其中中国学员约占1/3。1925年秋，为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苏联又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将原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转入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骨干力量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先后在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著名中共领袖除前面提及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外，还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汪寿华、邓小平、叶挺、关向应、刘伯坚、李富春、蔡畅、王一飞、柯庆施等数百人之多。党史中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张闻天、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何克全（凯丰）、陈昌浩等也都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28]
黄埔军校也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培养出了林彪、聂荣臻、刘志丹、陈赓等著名将领。伏龙芝军事学院走出了刘伯承、左权、刘亚楼。中共中央历任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都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分不开。而关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大家的印象是他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排挤，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
1927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很快就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上转载，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此文“文字精炼，耐人寻味”[29];1931年，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1932年，共产国际反对临时中央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1934年，共产国际将毛泽东重新选入政治局;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将毛泽东头像悬挂在会议大厅里;1935年，《共产国际》杂志又在第33～34期合刊中，以《勤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为题发表文章，对毛泽东的生平作了更为系统的介绍;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氛围。这一系列事件都清晰地反映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导才能的认可。
1935年，共产国际开始转变工作思路，强调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事务。这实际反映了共产国际的地位在斯大林的外交全局中开始下降。面对日趋严重的战争威胁，如何应对苏联与德日分别或者两线作战，是斯大林的重要考虑。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为了获得英美支持，减少英美疑虑，解散共产国际势在必行。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停止了活动。
2.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在中共党史上说得很充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学者黄修荣、黄黎概括的三点，即共产国际在指导各国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犯有主观主义错误;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在理论上搞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搞冒险主义，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共产国际在处理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忽视了各国共产党平等、自主的原则，过分突出了联共（布）的作用。[30]如果我们考虑到国际关系中的西方中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继承性，中共成立时的弱小，在组织、经费、理论、政策对共产国际的过分依赖，中国国情的复杂多变，共产国际代表的能力和视野不同，再加之共产国际本质上是苏共完全掌控的外联部，上述问题的存在就是必然的了。
结语
百年党史，一路走来，多少牺牲，几多成就。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是社会主义力量在世界层面不断上升的产物。帝国主义间明争暗斗、相互厮杀，给了社会主义成长壮大的空间。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中间地带和薄弱环节，而井冈山、延安又是薄弱中的薄弱之处。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兴起，进一步削弱了资本主义体系，但其挑战国际秩序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中共坚定站在了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一边，在二战结束后迅速武装击败国民党，夺得政权，经受住了朝鲜战争的考验。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世界上成功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党和朝鲜、越南、东欧的共产党一样，都顺应了历史潮流，是时代的产物。
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共产国际、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帮助。当时中国内部还没有完全统一，中央政府内派系林立，加上日本入侵，地缘上毗邻苏联，这都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有利因素。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化危为机，一次次抓住机遇，使我们党绝处逢生，并在经受各种复杂考验中，逐步走向成熟。
百年也是瞬间。展望我们党的第二个百年，我们应该牢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继续肩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不忘初心，不懈奋斗，不断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国际组织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20AZD099;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云国强教授、国际关系学院杨建英教授和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1级研究生曹梦瑶对本文亦有贡献）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只有50多人;一百年后，我们党的人数超过9500万，执政超过70年，领导14亿中国人民奔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奋斗，创造了党史、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奇迹。如何理解这种政治现象，因文化、理论和立场的差异，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解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当今世界上，谁都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的意义，将在百家争鸣中不断得以完善和凸显。
时空永远是最好的坐标。在近现代的世界舞台上，民族国家成为了最重要的行为体，其他行为体如阶级、政党、宗教社团、公司、军队等，都和民族国家紧紧缠绕在一起，因此，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成长和壮大放在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背景下来审视，无疑是一种颇有价值的宏观把握。本文重在分析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成长的外部因素。中国共产党是在三对主要矛盾交织的国际背景中，破茧、行走和奔跑的，这三种势力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多级不均衡结构中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直至法西斯主义被打败，国际格局分化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阵营，中国共产党在冷战的历练中夺取政权，逐渐走向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代表了国际关系格局的三个子体系，而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是社会主义力量的集合。
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有着频繁的互动，有时甚至难以区分后面三者的角色。但无疑国家层面的力量最为强大，因为从理论上讲，国家是暴力的合法垄断者，谁垄断暴力至关重要，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在战争年代彰显得最为充分。
笔者力图在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中梳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而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提供一把新钥匙。这一点，正如著名中共党史学者黄修荣所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研究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就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错误倾向、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甚至还可以延伸地说，不懂得这一层关系，就难以真正了解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涵。
国际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传承与共产国际的内部机制
1648年，欧洲进入了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代。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受苦受难的各国无产阶级有了寻求自身解放的“圣经”，即打破国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现存的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为了联合、指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斗争，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先后成立了很多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迄今为止170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过诸多国际性组织，如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第一国际1864-1876、第二国际1889-1914、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1943、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第四国际1938、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56、社会党国际1951-等。
随着一战的爆发，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在战争中支持自己的国家，背离了原来的无产阶级国际责任，所以第二国际名存实亡。之后再恢复活动的第二国际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其成员都是从第二国际支部中分裂出来的革命派，主张世界革命，有别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道路，共产国际之后又被称为第三国际。
共产国际成立的背景是欧洲很多国家爆发了一系列的无产阶级革命，亚非拉国家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许多国家纷纷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建立真正革命的政党。俄国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以及国内战争，亟需团结、扩大国际革命势力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不同于之前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机制，各国共产党都是其支部，联共在共产国际中居于领导地位，投票权最多，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各国共产党的决议，有权开除违反共产国际决议和原则的支部和个人，有权派出代表参加各支部的一切会议。
那么，共产国际是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机构开展工作呢？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其组织机构主要有：
以上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的组织架构，就是一个扩大版的党中央及其外围组织机构，每个国家的党组织都是它的一个支部，联共也不例外。共产国际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设计了其活动机制，充分体现了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大本营，对外输出革命和服务苏俄的国家利益是其宗旨。因为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苏俄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代表，苏俄的国家利益可以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划等号。
至于共产国际、联共和苏俄政府的关系，形式上共产国际是联共的“上级机构”，但实质上，联共才是“最高领导机构”和具体指示的最终制定者。即使有一部分指示联共通过后，同时呈送共产国际批准，也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另外，本来隶属于苏联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也直接向联提交和请示问题，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提请联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初期出现次数更多。
这一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说得更加清楚，“有時讲苏联，有时讲俄共，有时讲共产国际，但通常都是一回事”。[6]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里，苏共有太多否决票，充分表明苏共在共产国际已经居于支配地位。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互动的国际关系背景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瓦解，英美法战胜国创立了国际联盟，力图维护既得利益，保护现存秩序下的和平。但由于美国没有加入，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和战败的德国受到排斥，国际联盟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上，同样以维护战胜国利益为出发点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面临来自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的挑战。 1920年，国际联盟建立时，美国的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也是当时世界军费开支最多的国家，但它没有急于扮演霸权国的角色。数据显示，1920年各大国占世界财富的相对份额分别为美国62%、英国16%、德国14%、法国5%、俄国1%、意大利1%、日本2%。
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内忧外患和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为了生存，苏俄答应割地赔款，1918年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1920年，苏俄打败了英、法、日为主的三次武装干涉，肃清了国内的白匪势力。1922年，苏联成立，但持续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之后的主要任务是获取国际上的外交承认。经过艰苦的努力，苏联与西方大国先后完成建交，分别是德国1922、英国1924、法国1924、日本1925、美国1933;加入国际联盟的时间是1934年，而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已经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由此可见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敌意之深。
列宁和斯大林都是外交大师。列宁使俄罗斯走出困境，斯大林则使苏联成为一个令世人畏惧的国家。关于两人的外交风格，国际关系学者杜正艾有一个精彩的评价，他认为，列宁是杰出的战略家和策略家，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结合的杰出实践者，外交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统一。斯大林精通外交术，善于以敌制敌，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外交灵活有余，原则不足，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可以“与狼共舞”，可以牺牲他国利益。[8]这些特征，在苏联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时也是一样的。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本应该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维护者，但由于不被资本主义国家所认可，国家利益被出卖给日本，国内开始产生对苏俄友好的力量，以俄为师的民意渐浓，不久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对此，历史学者杨奎松评论道，“中国之所以会产生共产党，不能不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正是因为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才第一次理直气壮地认定自己应该可以和列强各国平起平坐，并会对公理和正义不能惠临中国，而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绪。正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诞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民政权，中国众多激进的小知识分子才意外地发现，原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非只有那些官僚政客才能左右，社会的改造其实更需要从下层做起，即使是青年学生，也能够组织起来，动员民众起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典型地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的没落，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却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升起。很少有人会愿意中国重蹈没落的资本主义道路，但很多人愿意把中国未来的希望放在正冉冉升起的社会主义探索上”[9]。毛泽东同志的那句名言则更加家喻户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0]当然，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除了俄国渠道以外，还有法国渠道和日本渠道。社会主义思潮作为20世纪有影响的运动逐渐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势力众多，没有一个控制全部国土的中央政府，所以当时苏联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是多管齐下、手法多样。那时，除了广东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外，还有北洋政府、新疆的地方政府，各路军阀势力比如陈炯明、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国际关系学者杨恕、郭黎鹏认为，民国时期，苏联对华关系最为特殊，存在着三个主体和三个层次，即苏联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苏联政府和中国地方政府、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从1917年到1949年，中苏关系大部分时间是中央政府层面的交往，苏联对华政策虽有国际共产主义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追求其国家利益，这使三层关系既相互關联又相对独立，重心也发生了转移。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上述复杂的背景下展开了互动，勾勒这一进程，将为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也将折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不均衡性，反映了处于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张力中的苏联对华政策的多变性，反映了走在忠诚和独立自主平衡木上的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艰难历程。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和原因，学术界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谁都不能否认其中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但着眼点和价值判断并不一致。
毛泽东同志说，“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12]蒋介石提出了中共成立“螟蛉说”，即“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13]学者杨奎松则认为，“中共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俄国人的移植，如同这些小组织的出现一样，它是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下的一种必然。但一个事实是难以否定的，那就是如果得不到共产国际和俄共的承认和物质帮助，最终将难逃消亡厄运”。
共产国际从成立至1922年，世界上一共有40多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其成员最多时包括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组织、400多万名党员。这说明建立共产党在当时是一种世界性运动，各国国内有需求，国外有共产国际作为导师负责提供理论、政策、人员和经费支持。梳理共产国际和俄共指导中国革命的机构，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工作，共产主义小组如何建立并为中共一大奠定基础的，这种素描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的内外因素互动。
共产国际和苏共负责对华事务的机构设置更替频繁，反映了共产国际在处理中国革命时的试错过程，远在莫斯科，指挥中国革命，信息不对称，加之苏共上层权力斗争，各种对华事务机构之间使命不同，来华代表的水平不一、互不通气，这使得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时遇到很多困惑和彷徨。
一般来说，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程序往往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或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交给俄共中央政治局，由政治局批准后，大部分指示或决定直接发给苏联派驻中国的各机构和各代表，还有一部分再提请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或批准。
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主要有魏金斯基、马林、达林、越飞、加拉罕、鲍罗廷、罗易、罗明那兹、米夫等。其中，关于这些人物初次使华的身份，学者向青认为，维经斯基是以俄共远东局海参崴支部的党员身份被派遣使华，与其同行的还有库兹涅佐娃、斯托扬诺维、马迈耶夫、波林、杨明斋等人;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被列宁派遣使华;达林则以少共国际代表身份使华;越飞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身份使华;加拉罕使华身份是苏联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鲍罗廷则是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联派驻共产党代表双重身份使华的;罗易以共产国际驻中国特别代表身份使华并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米那兹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身份使华;米夫是受联共中央派遣，1927年作为宣传家代表团团长使华的。[16]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再专门设立领导东方和中国革命的组织机构，也没有再向中国派常驻代表。从1928年起，中共中央开始派出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利于更好沟通和反映国内真实信息，代表团团长先后为瞿秋白、周恩来、王明、王稼祥、任弼时等。
共产国际成立后，一直关注东方的革命。列宁重视旅俄华工的工作，多次接见刘绍周、张玉川、张永奎等人，并在旅俄华工中成立了党组织。后来，俄共中央外国人小组先后秘密派遣波波夫、奥戈列夫、波塔波夫、布尔特曼、朴镇淳来中国考察革命情况。其中，朴镇淳是韩国革命分子的领袖，他于1919年8月携带共产国际的大笔活动经费来到上海，从事韩国临时政府的工作，并试图寻找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华组建一个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
1919年夏，俄共中央远东局国外熟悉地下工作的维经斯基，以设立华俄通讯社的名义，来华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同行的翻译杨明斋是第一个加入俄共的中国人。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等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北京去上海的途中，于济南会见了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向他们宣传列宁主义的学说。1920年5月，维经斯基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中国科的主要任务是：1通过在学生组织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2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
1920年7月，俄共远东局在北京秘密召开会议，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与会成员是在华的十多名俄共党员，包括维经斯基、鲍立维、斯托扬诺维奇等人。在维经斯基的推动和资助下，社会主义同盟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社会主义的刊物如《劳动界》《劳动声》《劳动者》纷纷创刊，《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外国语学社成立并组织先进的中国青年赴苏俄学习，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也有计划地迅速建立起来。
维经斯基、杨明斋参与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斯托杨诺维奇和佩斯林前往广州参与了广州小组的组织工作，马迈耶夫参与了武汉小组的组织工作，鲍立维参与了北京小组的组织工作。[18]这些前期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
3.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6月，第一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来到中国，直接推动中共建党工作。马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富有民族解放斗争经验，对于中共的创建和成立初期的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1921年7月23日到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至于掌握时机、发动人员、调动力量是完全出于马林之手。”[19]会上，共产国际的两位使者马林、尼科尔斯基先后讲话。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布）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尼科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兼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他对中共一大表示祝贺，介绍了十月革命、共产国际远东局以及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认为中共应当重视工人运动。中共一大一共举行了7次会议，第6次会议上出现的陌生人引起了马林的警觉，他果断决定立即停止会议、让大家迅速离开，给党的事业保留了宝贵的人脉。中共一大的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共产国际、苏俄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出现了多个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命名的党，如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五四期间曾任全国学联领导人的姚作宾在1921年前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黄凌霜、陈德荣等在北京组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党”，1922年2月16日由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今日》杂志撰稿人组织的一个号称有11007名成员的“中国共产主义协会”，同年由吴玉章等人在四川成都建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及1920年在俄国境内由俄共帮助组建的“中华共产党”等。
所有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组织，除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党以外，都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想要以俄国共产党为榜样而成立的。与此同时，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又都必须要得到俄國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才有可能实现。[20]
共产国际的存亡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19～1943）
共产国际存在了24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成立是苏俄发动世界革命，维护新生的国家政权，同帝国主义国家作斗争的需要;而它的解散同样离不开维护苏联国家利益，是同资本主义国家英美结盟，战胜反共产国际的法西斯主义轴心国所需。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周恩来有一个权威评价：“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了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年），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21]那么，共产国际的好和差到底主要是指什么呢？
1.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点：（1）向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培育中国革命的土壤。共产国际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平台，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合作交流的权威组织。没有这种制度，苏共推广革命的经验就缺乏了合法性。
毛泽东同志认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22]为了培育中国革命的土壤，共产国际同时做所有同情革命者的工作，这包括了国民党、共产党，还有一些开明军阀势力如陈炯明、冯玉祥、吴佩孚、新疆实力派等[23]，当然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充满了吊诡之处。 （2）帮助创建了中共组织体系，包括基层组织、工青妇、农会，军事情报组织等;帮助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促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以列宁的建党原则为指导而组织起来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新型革命政党，加快了中共的建党进程。现代先进的政治组织体系都来源于西方，其中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更是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的发展，以及愈挫愈勇、强大的学习和纠错能力正是其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1981年，我们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24]
（3）财务与军援。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物质援助，由于历史上牵涉到保密性，整体的数目难以统计。此外，人们会把苏联给予孙中山、蒋介石政府，甚至冯玉祥的援助，与给予中共的援助进行对比，觉得总额太少，甚至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的印象是苏联把武器给了国民党，书籍给了共产党。但是笔者这里想说的是，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如果没有了苏联的援助，其困难之大可以想象。中共创建初期，很多革命者没有生活来源，更谈不上活动经费了。办刊物、开会、结社、宣传鼓动、培训都是需要经费的。中共一大召开时，马林从活动经费中给每个与会代表路费100元。[25]
从中共二大、三大前后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的相关报告，也可以了解到中共初创时对共产国际经费的依赖程度。陈独秀在报告中提到，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和1923年上半年，中共从共产国际得到关于党的活动经费一项，分别是16655元和15000元。而中共除1921年前后自筹1000余元外，再无其他款项入账。[26]之后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都是按月向共产国际提出党、工、团固定发放活动经费预算申请，共产国际予以资助。实际上，这一时期苏俄的经济也非常困难，许多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华时，拿着十月革命没收的钻石到中国变卖来作为活动经费，所以中共初创时期，共产国际的输血就显得尤为宝贵。
之后在革命的不同时期，中共向共产国际紧急求援的例子也不少，有拨款、医药物资、武器装备、领导干部治病等;日本投降后，苏联把缴获的日本武器、兵工厂留给中共，还援助了大量的苏制武器，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共产国际的直接拨款外，中共实际上还得到了共产国际其他有关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农民国际等拨给的经费。[27]
（4）对中国革命领导人才的培養，对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的支持。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人才的培养，体现在很多方面。1920年9月，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民族大会，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斯大林亲自担任名誉校长，到1924年，东方大学已成为苏俄国内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学，有160多名老师和来自东方国家的1000多名学生，其中中国学员约占1/3。1925年秋，为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苏联又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将原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转入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骨干力量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先后在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著名中共领袖除前面提及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外，还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汪寿华、邓小平、叶挺、关向应、刘伯坚、李富春、蔡畅、王一飞、柯庆施等数百人之多。党史中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张闻天、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何克全（凯丰）、陈昌浩等也都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28]
黄埔军校也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培养出了林彪、聂荣臻、刘志丹、陈赓等著名将领。伏龙芝军事学院走出了刘伯承、左权、刘亚楼。中共中央历任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都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分不开。而关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大家的印象是他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排挤，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
1927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很快就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上转载，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此文“文字精炼，耐人寻味”[29];1931年，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1932年，共产国际反对临时中央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1934年，共产国际将毛泽东重新选入政治局;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将毛泽东头像悬挂在会议大厅里;1935年，《共产国际》杂志又在第33～34期合刊中，以《勤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为题发表文章，对毛泽东的生平作了更为系统的介绍;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氛围。这一系列事件都清晰地反映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导才能的认可。
1935年，共产国际开始转变工作思路，强调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事务。这实际反映了共产国际的地位在斯大林的外交全局中开始下降。面对日趋严重的战争威胁，如何应对苏联与德日分别或者两线作战，是斯大林的重要考虑。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为了获得英美支持，减少英美疑虑，解散共产国际势在必行。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停止了活动。
2.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在中共党史上说得很充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学者黄修荣、黄黎概括的三点，即共产国际在指导各国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犯有主观主义错误;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在理论上搞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搞冒险主义，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共产国际在处理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忽视了各国共产党平等、自主的原则，过分突出了联共（布）的作用。[30]如果我们考虑到国际关系中的西方中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继承性，中共成立时的弱小，在组织、经费、理论、政策对共产国际的过分依赖，中国国情的复杂多变，共产国际代表的能力和视野不同，再加之共产国际本质上是苏共完全掌控的外联部，上述问题的存在就是必然的了。
结语
百年党史，一路走来，多少牺牲，几多成就。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是社会主义力量在世界层面不断上升的产物。帝国主义间明争暗斗、相互厮杀，给了社会主义成长壮大的空间。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中间地带和薄弱环节，而井冈山、延安又是薄弱中的薄弱之处。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兴起，进一步削弱了资本主义体系，但其挑战国际秩序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中共坚定站在了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一边，在二战结束后迅速武装击败国民党，夺得政权，经受住了朝鲜战争的考验。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世界上成功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党和朝鲜、越南、东欧的共产党一样，都顺应了历史潮流，是时代的产物。
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共产国际、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帮助。当时中国内部还没有完全统一，中央政府内派系林立，加上日本入侵，地缘上毗邻苏联，这都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有利因素。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化危为机，一次次抓住机遇，使我们党绝处逢生，并在经受各种复杂考验中，逐步走向成熟。
百年也是瞬间。展望我们党的第二个百年，我们应该牢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继续肩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不忘初心，不懈奋斗，不断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国际组织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20AZD099;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云国强教授、国际关系学院杨建英教授和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1级研究生曹梦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