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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和文化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农耕定居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中华几千年历史文明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必须坚定不移地批判继承和吸收借鉴的优秀文化遗产，还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结合时代精神和新的实践加以创新，使先进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中国传统“和”文化非常有利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整合；而且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向世界，光芒四射。
关键词： 中国和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整合；关联；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4-0033-0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先人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它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传统礼文化、廉政文化、和文化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汲取营养，尤其是在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和”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形成、内涵及影响
不同的社会历史实践形成不同的文明，不同文明的发展进程生成了不同民族的价值体系。在古代，各个民族的社会成员往往会将自己的“民族价值”视为天然合理的“普世价值”而无条件地遵奉。历史事实表明，各民族所遵奉的“普适价值”并非由所谓“普遍人性”所决定，而是由各自的社会实践基础所决定。
现代西方文明是西方社会几千年历史实践的产物。从文化传统上说，西方文明含有“两希”（古希腊与古希伯来）文化基因。古希腊社会总体上说是由来自地中海世界的移民所组成的城邦市民社会。由独立的移民组成的社会很自然地以“独立自由的个人”为本位，在此基础上要形成社会，必须确立一套共同认可的价值，作为评判集体意志与集体行为的标准。而独立的个体移民不可能像世代定居的农民那样，以共同的血缘关系与等级关系作为共同标准，而是以某种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客观“理性法则”作为标准，以此作为全社会的“普适价值”。古希腊社会所奉行的个人自由、客观理性与希伯来文明所特有的信仰主义价值体系相结合经过 “文艺复兴”由此逐步生成近现代西方价值体系。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历史实践发展的产物。中华文明中的“和”文化基因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农耕定居社会实践的产物。中国古代是个农耕大国，世代定居的农民是其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农耕和全国性兴修水利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这种实践活动基础上，持有各种个别价值的个人与群体，必须形成某种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作为维系农耕社会秩序、进行全社会集体活动的合法性基础。这种价值体系，首先是将血缘关系伦理奉为最重要的价值，从而确立血缘关系作为凝聚社会成员的基本纽带，血缘组织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则是国家权力系统，由此产生了封建等级观念也成为基本价值，以维护农耕大国的国家权力体系。而这种等级秩序又贯穿着血缘伦理法则，它要求下级敬畏与服从作为“父母官”的上级，而上级则如同父母爱护“子民”。贯穿这种“家”“国”价值体系之中，则是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这是大河流域的农耕实践和抵抗外族入侵威胁的民族所必须的价值观念。血缘关系伦理、封建等级观念及爱国主义这三种价值观被中国古代社会奉为符合天理的“普适价值”，成为评判与决定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这些公认价值准则是建构中华古代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所需要的。他们与汉代儒家学说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和”文化。
中国传统“和”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首先，它蕴育着人与自然之“和”。《庄子·天道》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都是讲人与自然万物相和以生的道理。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历史上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其次，它饱含着人自身之“和”。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儒家主张以“中节”制约自我，达到内心之和，进而融入天地之和，形成人与万物的自然和谐。《礼记·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再次，它彰显了人与人之“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人虽各有其利益，但“仁者爱人”，人与人相爱和合，是社会、人际间获得安定、有序、团结、友爱的最高原则。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周敦颐说“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程颐说“： 若至中和，则是达天理。”等等。“和”由此也成为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做人的原则和人生应当追求的目标。
最后，它孕育了人与社会之“和”。 数千年来，“和”的观念在凝聚中华民族过程中一直起着“轴心”的作用，辐射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逐渐泛化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和”作为治国之本和为人处事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认为唯有“和”能把各种事物、关系、规范协调起来，从而求得国家安定和社会有序。
总之，“和”文化在儒家、道家思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和”既是宇宙和万物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规律，也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并且这种“和”文化从汉朝开始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统治阶级通过宗法、血缘、姻缘、地缘甚至宗教、伦理使“和”文化中包含的人自身之“和”、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深入民心，深入地积淀在民族心理、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之中，从而使以宗法、血缘、姻缘、地缘为纽带的亚细亚社会坚不可摧，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的存在了几千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建设面临三个困境，首先，中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被抛弃了，这与文革时期对儒家文化的过度批判是分不开的。其次，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地捅入，许多西方价值观念比如享乐主义、利已主义、拜金主义一时盛行，人民面临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最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尽管在思想理论领域是占据了统治地位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大众化，并没有与中国的文化融合起来，所以就没有走近百姓生活。中国文化建设要走出这样的困境就必须与时俱进地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建必须坚定不移地以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批判继承和吸收借鑒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时代精神和新的实践加以创新，使先进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并且始终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内核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建，坚持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尤其是要继承源远流长的“和”文化。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既成事物”，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演变不断积累的产物，是“过程的集合体”，它的构建当然必须坚定不移地以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一个国家、民族之所以长盛不衰，关键在于它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养料和来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只能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主，在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精神的基础上综合创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同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是我们现实的需要，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精华汲取得不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割裂了，当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占据了统治地位，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没有大众化，只在意识形态领域有话语权，忽视与文化的结合，与老百姓的精神文化产生了距离，难以发挥它的引领作用。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才能深入民心，否则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部分阶层的理论，就不能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发挥它的辐射作用，同时兼容其它外来文化。一切地区的文化都由内核与边缘二重构造组成。形成地区文化的二重构造的第一原因是文化具有辐射性，文化辐射是文化存在的形式，当然除辐射性外，还具有受容性，即不断接受外来文化辐射的能力。另一原因在于一地区内几个文化群体之间存在着文化力度的差异。在一个地区有一个高强力度的文化，而其周围恰好又散落着较弱力度的文化，那么强力度文化辐射势必照亮周边文化，使周边文化包含在自己的光泽之中。处在中心地区的强力度文化就是“文化核”，环绕在“核”周围的文化，就成为“边缘文化”。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洪流中，应以高强力度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文化核”，其它的文化都围绕在它的周围，接受它的辅射，“内核文化”与“边缘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中国传统“和”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和”文化非常有利于当前社会主义文化的整合。“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论语》中得到了集大成的阐述和诠释，虽然《论语》通篇都是讲“和”，但是孔子讲的“和”是包含异的和，是承认差异和差别的和，在追求和谐的协调活动过程中，既不是无原则地认同，也不是非无原则地等同，而是在对立统一基础上的“和”。《论语·学而》篇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就是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但不能什么事都按和谐的方法去做，离开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为和谐而和谐，那是没有用的，达不到和谐的目的。”可见儒家主张的和谐是强调了和与同的区别。所以孔子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里的意思是：“高尚的人是在对立统一基础上建立和谐，无知之人则是盲目附和，是不能真正做到和谐的。”“和而不同”承认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认为万事万物只有差异共存，并在对立面的冲突中实现融洽，才能和谐发展。正所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只有承认差别，承认不同，做到互相尊重，互济互补，世界才可能精彩，社会才可能和谐。“和而不同”包含了对人、事的宽容、理解，求同存异、和睦相处的民族精神反映到文化领域里，则表现为兼收并蓄的宽容的品格和智慧，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气度。中华文化既重视“和”，又重视“和而不同”，“和”不是凡事调和、折中、不讲原则，而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的关系，实现“一”和“多”的辩证统一。“和”不是无差别的完全统一，而是不同事物的有机结合。中国传统“和”文化的这种内涵非常有利于当前社会主义文化的整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发挥它的强大的同化力，用这种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外来文化。但同时我们也在接受其它文化的辐射，接受其它文化的冲击，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人民受到多种文化的洗礼，有些文化之间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化核”----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同时兼容其它外来文化。中国文化对异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涵摄力是举世无比的，兼容精神正是文化吸纳能力的充分表现。在世界上堪称内聚力最强的犹太文化，在唐朝却被中国文化所消融。中外文化思潮在中国竞相传播，相互吸收、相互融合，最后都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中国传统“和”文化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向世界，光芒四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而发展，随着当代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演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将逐步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观。这些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将会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价值，因为这些传统价值已经如此深入地积淀在民族心理、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之中，任何力量也无法将其根除。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就是这种传统价值，它生生不息，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包含新的内容。早在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就提出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传统“和”文化与当时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郑重地向国际社会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和谐世界”理念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追求“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不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理念，也是当代国际社会处理各种共同事务与相互关系的“商谈伦理”，是解决错综复杂的国际冲突的有效的方法论路径。可见，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在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蕴涵着普世的人文理念和终极关怀。在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必然要发生深入的相互接触、相互交流和相互依赖，建立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以达成某种一致性乃是全球化过程的必然要求。而具有不同文化价值与利益追求的国际社会成员要寻求这种一致性，必须以具有“和而不同”的包容性的“和谐世界”理念追求作为目标和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逐步形成共同认可的“普世价值”。因此，“和谐世界”的理念是能够生成“普世价值”的“元价值”，它是中国传统“和”文化演进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展现，它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向世界，发挥它的辐射作用。一种文明如果不辐射其它文明，它终将被其它文明所取代，中华文明要源远流长就必须不断地以它的独具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辐射其它文化，否则存在被其它文明同化的危机。
参考文献：
【1】商秀秀：《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
【2】郭晓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与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2010年1月
【3】张丽璇：《论语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学理论》2010年4月
【4】马思维：《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与普世价值》《科技信息》2010年第3期
关键词： 中国和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整合；关联；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4-0033-0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先人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它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传统礼文化、廉政文化、和文化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汲取营养，尤其是在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和”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形成、内涵及影响
不同的社会历史实践形成不同的文明，不同文明的发展进程生成了不同民族的价值体系。在古代，各个民族的社会成员往往会将自己的“民族价值”视为天然合理的“普世价值”而无条件地遵奉。历史事实表明，各民族所遵奉的“普适价值”并非由所谓“普遍人性”所决定，而是由各自的社会实践基础所决定。
现代西方文明是西方社会几千年历史实践的产物。从文化传统上说，西方文明含有“两希”（古希腊与古希伯来）文化基因。古希腊社会总体上说是由来自地中海世界的移民所组成的城邦市民社会。由独立的移民组成的社会很自然地以“独立自由的个人”为本位，在此基础上要形成社会，必须确立一套共同认可的价值，作为评判集体意志与集体行为的标准。而独立的个体移民不可能像世代定居的农民那样，以共同的血缘关系与等级关系作为共同标准，而是以某种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客观“理性法则”作为标准，以此作为全社会的“普适价值”。古希腊社会所奉行的个人自由、客观理性与希伯来文明所特有的信仰主义价值体系相结合经过 “文艺复兴”由此逐步生成近现代西方价值体系。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历史实践发展的产物。中华文明中的“和”文化基因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农耕定居社会实践的产物。中国古代是个农耕大国，世代定居的农民是其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农耕和全国性兴修水利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这种实践活动基础上，持有各种个别价值的个人与群体，必须形成某种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作为维系农耕社会秩序、进行全社会集体活动的合法性基础。这种价值体系，首先是将血缘关系伦理奉为最重要的价值，从而确立血缘关系作为凝聚社会成员的基本纽带，血缘组织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则是国家权力系统，由此产生了封建等级观念也成为基本价值，以维护农耕大国的国家权力体系。而这种等级秩序又贯穿着血缘伦理法则，它要求下级敬畏与服从作为“父母官”的上级，而上级则如同父母爱护“子民”。贯穿这种“家”“国”价值体系之中，则是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这是大河流域的农耕实践和抵抗外族入侵威胁的民族所必须的价值观念。血缘关系伦理、封建等级观念及爱国主义这三种价值观被中国古代社会奉为符合天理的“普适价值”，成为评判与决定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这些公认价值准则是建构中华古代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所需要的。他们与汉代儒家学说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和”文化。
中国传统“和”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首先，它蕴育着人与自然之“和”。《庄子·天道》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都是讲人与自然万物相和以生的道理。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历史上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其次，它饱含着人自身之“和”。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儒家主张以“中节”制约自我，达到内心之和，进而融入天地之和，形成人与万物的自然和谐。《礼记·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再次，它彰显了人与人之“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人虽各有其利益，但“仁者爱人”，人与人相爱和合，是社会、人际间获得安定、有序、团结、友爱的最高原则。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周敦颐说“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程颐说“： 若至中和，则是达天理。”等等。“和”由此也成为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做人的原则和人生应当追求的目标。
最后，它孕育了人与社会之“和”。 数千年来，“和”的观念在凝聚中华民族过程中一直起着“轴心”的作用，辐射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逐渐泛化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和”作为治国之本和为人处事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认为唯有“和”能把各种事物、关系、规范协调起来，从而求得国家安定和社会有序。
总之，“和”文化在儒家、道家思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和”既是宇宙和万物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规律，也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并且这种“和”文化从汉朝开始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统治阶级通过宗法、血缘、姻缘、地缘甚至宗教、伦理使“和”文化中包含的人自身之“和”、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深入民心，深入地积淀在民族心理、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之中，从而使以宗法、血缘、姻缘、地缘为纽带的亚细亚社会坚不可摧，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的存在了几千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建设面临三个困境，首先，中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被抛弃了，这与文革时期对儒家文化的过度批判是分不开的。其次，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地捅入，许多西方价值观念比如享乐主义、利已主义、拜金主义一时盛行，人民面临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最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尽管在思想理论领域是占据了统治地位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大众化，并没有与中国的文化融合起来，所以就没有走近百姓生活。中国文化建设要走出这样的困境就必须与时俱进地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建必须坚定不移地以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批判继承和吸收借鑒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时代精神和新的实践加以创新，使先进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并且始终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内核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建，坚持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尤其是要继承源远流长的“和”文化。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既成事物”，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演变不断积累的产物，是“过程的集合体”，它的构建当然必须坚定不移地以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一个国家、民族之所以长盛不衰，关键在于它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养料和来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只能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主，在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精神的基础上综合创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同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是我们现实的需要，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精华汲取得不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割裂了，当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占据了统治地位，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没有大众化，只在意识形态领域有话语权，忽视与文化的结合，与老百姓的精神文化产生了距离，难以发挥它的引领作用。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才能深入民心，否则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部分阶层的理论，就不能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发挥它的辐射作用，同时兼容其它外来文化。一切地区的文化都由内核与边缘二重构造组成。形成地区文化的二重构造的第一原因是文化具有辐射性，文化辐射是文化存在的形式，当然除辐射性外，还具有受容性，即不断接受外来文化辐射的能力。另一原因在于一地区内几个文化群体之间存在着文化力度的差异。在一个地区有一个高强力度的文化，而其周围恰好又散落着较弱力度的文化，那么强力度文化辐射势必照亮周边文化，使周边文化包含在自己的光泽之中。处在中心地区的强力度文化就是“文化核”，环绕在“核”周围的文化，就成为“边缘文化”。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洪流中，应以高强力度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文化核”，其它的文化都围绕在它的周围，接受它的辅射，“内核文化”与“边缘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中国传统“和”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和”文化非常有利于当前社会主义文化的整合。“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论语》中得到了集大成的阐述和诠释，虽然《论语》通篇都是讲“和”，但是孔子讲的“和”是包含异的和，是承认差异和差别的和，在追求和谐的协调活动过程中，既不是无原则地认同，也不是非无原则地等同，而是在对立统一基础上的“和”。《论语·学而》篇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就是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但不能什么事都按和谐的方法去做，离开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为和谐而和谐，那是没有用的，达不到和谐的目的。”可见儒家主张的和谐是强调了和与同的区别。所以孔子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里的意思是：“高尚的人是在对立统一基础上建立和谐，无知之人则是盲目附和，是不能真正做到和谐的。”“和而不同”承认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认为万事万物只有差异共存，并在对立面的冲突中实现融洽，才能和谐发展。正所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只有承认差别，承认不同，做到互相尊重，互济互补，世界才可能精彩，社会才可能和谐。“和而不同”包含了对人、事的宽容、理解，求同存异、和睦相处的民族精神反映到文化领域里，则表现为兼收并蓄的宽容的品格和智慧，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气度。中华文化既重视“和”，又重视“和而不同”，“和”不是凡事调和、折中、不讲原则，而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的关系，实现“一”和“多”的辩证统一。“和”不是无差别的完全统一，而是不同事物的有机结合。中国传统“和”文化的这种内涵非常有利于当前社会主义文化的整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发挥它的强大的同化力，用这种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外来文化。但同时我们也在接受其它文化的辐射，接受其它文化的冲击，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人民受到多种文化的洗礼，有些文化之间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化核”----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同时兼容其它外来文化。中国文化对异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涵摄力是举世无比的，兼容精神正是文化吸纳能力的充分表现。在世界上堪称内聚力最强的犹太文化，在唐朝却被中国文化所消融。中外文化思潮在中国竞相传播，相互吸收、相互融合，最后都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中国传统“和”文化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向世界，光芒四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而发展，随着当代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演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将逐步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观。这些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将会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价值，因为这些传统价值已经如此深入地积淀在民族心理、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之中，任何力量也无法将其根除。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就是这种传统价值，它生生不息，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包含新的内容。早在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就提出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传统“和”文化与当时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郑重地向国际社会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和谐世界”理念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追求“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不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理念，也是当代国际社会处理各种共同事务与相互关系的“商谈伦理”，是解决错综复杂的国际冲突的有效的方法论路径。可见，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在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蕴涵着普世的人文理念和终极关怀。在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必然要发生深入的相互接触、相互交流和相互依赖，建立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以达成某种一致性乃是全球化过程的必然要求。而具有不同文化价值与利益追求的国际社会成员要寻求这种一致性，必须以具有“和而不同”的包容性的“和谐世界”理念追求作为目标和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逐步形成共同认可的“普世价值”。因此，“和谐世界”的理念是能够生成“普世价值”的“元价值”，它是中国传统“和”文化演进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展现，它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向世界，发挥它的辐射作用。一种文明如果不辐射其它文明，它终将被其它文明所取代，中华文明要源远流长就必须不断地以它的独具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辐射其它文化，否则存在被其它文明同化的危机。
参考文献：
【1】商秀秀：《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
【2】郭晓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与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建设》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2010年1月
【3】张丽璇：《论语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学理论》2010年4月
【4】马思维：《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与普世价值》《科技信息》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