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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李白因永王李璘案被朝廷流放夜郎。途经武汉时，登黄鹤楼听艺人吹笛，有感而发，留下《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名诗，诗中“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遂成为千古绝句。而武汉从此也就有了“江城”之别称。1949年9月，该市发生一起拦路抢劫黄金案。由于涉案黄金高达百两之巨，影响甚大，中南公安部部长卜盛光指令武汉警方迅即侦查，尽快破案……
一、月夜劫案
如果把这起罕见的抢劫大案从发生、侦查到破获的整个过程作为一台戏，那么，首先出场的这位就是当时居住在武汉市第二区的失业教师梅景道。
三十二岁的梅景道往上五辈至其父亲梅风彪，都是武师出身的保镖，后来，由于有了火车，镖业这一行迅速衰落。梅风彪改武为文，做了一名账房先生。但祖传的那份功夫却舍不得丢下，于是就让独子梅景道跟着老爸习练武艺。不过，梅景道并不是一个用功之人，直到十八岁时老爸因病去世，功夫也还是平常。他先是给舞厅“抱台脚”（保镖），后又去一家公司看仓库，抗战胜利后，又在汉口的一家民办中学当了一名体育老师。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梅景道执教的民办中学停办，无奈失业。当时的武汉，失业者一时比较难觅饭碗。梅景道几经奔波失利后，最终不得不接受新政府宣传的“劳动者光荣”的理念，决定自食其力加入劳动人民的行列——当一名光荣的三轮车师傅。他通过朋友关系，购买了一辆旧三轮车，喷上红色油漆，上书“镖师后人，承运安全”八个黄色大字。当然，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是想做就可以做的，得向政府主管部门办理手续。这几天，梅景道正忙着跑公安局、工商局、人力車同业公会办理手续，这天下午刚刚办妥，准备明天正式上街营业。
8月30日下午三点多钟，梅景道正在自家院子里把新领的牌照和准运证往三轮车上挂的时候，来了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妇——花秋香。花系南京人氏，早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武昌一所学校执教。二十一岁时她曾嫁过一个北洋军官，不久丈夫病殁，遂守寡，一守十年，迎来了第二次婚姻，嫁给汉口古董店“清昌斋”老板董博智做了续弦。董家涉足古玩行业已二百余年，业内人都认为董家生意做得甚好，历代掌柜目光精准，胆大心细，而且敢做外埠生意，东赴上海，西去四川，北上关外，南下两广，收货送款从来不打回票。当然，这需要有得力之人佑护。这得力之人，便是梅景道的祖辈经营的“显德镖局”。董梅两家数代合作，一向默契，梅家护镖从无闪失，董家付款向守信用。因此，一直到梅风彪由镖师改行做账房先生后两家还时有来往，逢年过节董家必请梅氏全家去吃饭，这是累代常年不变的规矩。所以，尽管梅景道没有做过镖师，但他跟董家上下都是熟识的。
那么，此刻花秋香登门所为何事呢？说来简单：今年4月，其夫董博智突发心脏病，撒手西归。花秋香嫁入董家虽已多年，但总归是续弦，而且没有生育。董老板一死，“清昌斋”便由长子董琰昌继承，其余财产，概由次子、幼子接管。旧时结婚早，这三个前妻所生的儿子自己的子女亦已有两三个，尽管还同住一座大宅院，但连花秋香已经是四个小家庭了。那三户的妯娌联合起来，不时给花秋香这个名义上的老妈出一些难题。花秋香是知识分子出身，不笨，所嫁的两任丈夫，一是旧军官，一是古玩商，数十年厮守下来，不说口授身传，光是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一套识人本领，当下一看便知对方的意图——要把她撵走。丈夫死后她也正好产生了叶落归根之念，想回金陵故乡安度残生。被人赶走不如自己提出离开，花秋香便把三个名义上的儿子叫到一处，说了要回南京的想法。对于那三家来说，自然“正合吾意”。于是，三家便积极为花秋香返乡做准备，因其不是被扫地出门，再说她也有一些私有财产，所以准备下来，也有两口硕大的樟木箱子，外加一个大号旅行包。
花秋香到汉口长江客运码头一打听，去南京的轮船的始发港是重庆，按照一般情况抵达汉口客运码头是晚上十二点左右。花秋香谢绝了三子的送行好意，说还是自己解决为好。那么，花秋香想怎么解决呢？她不但考虑了如何去码头之事，还考虑了旅途的安全。思来想去，最后就想到了梅景道。于是，她就在这天下午踏进了梅景道的家门。
花秋香对梅景道说明来意，梅景道听后马上点头，说花姨我义务送您去南京，一直送到家门口，不要一文钱。花秋香说小梅你答应出这趟差阿姨就非常高兴了，不要说什么义务。梅、董两家已经交往了百多年，这种差使从来没有义务的说法，咱们还是照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办吧。这样吧，你不要嫌少——把我送到南京，我支付你一百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行吗？她见梅景道无异议，当即掏出一沓钞票，同时还请梅景道去汉口码头购买两张到南京的三等舱船票。
1949年9月3日，是动身的日子。梅景道按照与花秋香的约定，当晚十点过后，踩着三轮车前往竹牌巷接了花氏。从董家所在的竹牌巷到汉口客运码头，大约四公里地。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带，虽有沿江公路，但一到晚上便冷冷清清，昏黄的路灯时有时无。行不多久，当三轮车过了利济路口进入一片路灯损坏的黑暗地带时，发生情况了——一辆载着两个男子的自行车从前方迎面驶来，忽地一个刹车拦在三轮车前。梅景道下意识地按下了三角架上的手闸。对方手上忽然像变魔术似的亮出一支手枪：“别动！”
与此同时，另一个男子也亮出了手枪对准坐在后面的花秋香：“敢动，要你命！”
梅景道还没回过神来，对方已经厉声下令：“把车推那边去！”他未持枪的左手，指着左侧路边空地上的一棵高大茂盛的水杉树。
事实证明镖师后人梅景道缺乏镖师祖辈的那份骁勇和机智，面对着劫匪的枪口，他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几乎是下意识地服从了对方的指令，一手把持车龙头，一手扯着车座，乖乖地把三轮车推向指定的位置。至于花秋香，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几近昏迷，只觉得自己的耳朵里像是被灌了水，与外界的声波传输几乎被切断，稍停只听见有人说了句什么，车就停下了。 第四条，不能排除劫匪在作案后立刻把赃金出手的可能，这种出手方式通常会是出售、改造，以及以金易物和折抵款项实物的典当行为。因此，须在全市范围内对金铺、典当、银行等进行布控，并且严密注意金银外钞地下交易市场的此类交易情况。
至于劫匪在现场遗落的那串钥匙以及被提取到的指纹，眼下尚不能作为调查的条件，暂搁一边。
章治国、刘行博稍稍商量后，对上述各项调查工作的警员分配作了安排。次日，一干刑警按照分工出动，各自进行调查。
對董家成员的调查这一路分为四拨刑警：一拨是专案组组长章治国、刑警彭信扬、诸葛峰三人前往董家老大董琰昌执掌的“清昌斋”古玩铺找董老板了解情况；另一拨则由副组长刘行博和刑警老李、小杨等一行六人去竹牌巷董家向董家三妯娌调查；另外两拨则分别去了董家老二董琰恕、老三董琰远所供职的汉阳“大茂公司”和武昌丁字桥“荣昌私立职业学校”。
四十七岁的董琰昌自初中毕业后就开始随父经营古玩，浸淫商海三十年。董老板一边给刑警沏茶，一边说昨晚发生了那么大事情，他知道刑警必定会来调查。章治国跟董老板宛若好友聊天似的谈了个把小时，把董家内部的关系以及与花秋香的瓜葛初步查摸了一个大概。
董氏三兄弟的性格与其父相似，最为突出的就是惧内。不过，两代人的感受截然不同，三兄弟的老爸董博智在这方面堪称运气绝佳，因为他所娶的两任妻子性格都很温和，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她们跟丈夫的关系属于“两情相悦，相敬如宾”，如此，董老爷子的惧内倒成了调剂夫妻感情的润滑剂，使他受益不浅。可是，他的三个儿子却没有这份福气了。三兄弟所娶的妻室一个比一个蛮横凶悍，他们的惧内就成了各自老婆河东狮吼的助推剂。幸亏董老爷子性格中另备一份特点，而且据算命先生讲他跟三个儿媳妇属于“命中犯克”，是压得住她们性气的——当然，这是迷信，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老爷子手中掌握着全家的财政大权，他时常喜欢动用经济杠杆来压制和管理家政。因此，三个儿媳妇不敢调皮，长期以来只能私下发作——变相虐待丈夫，借“教育”子女发泄对公公婆婆的不满，再就是互相之间进行地下斗争。
那么，三个儿媳妇是否跟昨晚发生的劫金案有涉呢？董琰昌认为老二、老三的妻子似乎都有涉案嫌疑——
先说老二董琰恕的妻子孟慧琴，她不单人长得俏丽，还擅长吹拉弹唱，而且水平不是一般的高。人们打听之下，方才知道她竟是出身梨园世家，六岁就已学艺，吹拉弹唱无不精通。不过，孟慧琴却从未登过台演过戏，也没客串过伴奏什么的，甚至连票友也不是。旧时的艺人社会地位低，其父不想让这个娇贵的独生女儿蹚这摊浑水，宁可放在家里养着。一直养到二十四岁上方才嫁给董家。她的出现，在给董家老二的虚荣心得到充分满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份副产品——绿帽子。
孟父晚年已经不再唱戏，凭着名气和本领，做起了教师爷。老爷子多才多艺，唱戏，戏路子广，主打老生，客串武生、丑角；乐器，琴、弦、笙、笛无不精通，所以收的学生也杂，专业艺人、票友、玩家都有。孟慧琴闲着无事，随父学乐器，数年下来，就达到了专业水平。之后，她协助老爸辅导那些非专业学生，一直到二十四岁那年出嫁。试想，以孟慧琴当时的年龄、相貌，整天跟那些以纨绔子弟为主的非专业学生（都是富家子弟、风流玩客）待在一起，哪有不出事的？据说她嫁到董家之前，已经打过三次胎。
婚后，孟慧琴见丈夫生性怯懦，便不把他当回事，继续与以前的相好来往，其中有两个对象是固定的。董琰昌听其妻秦淑娟私下嘀咕了几次，决定对此进行调查，便委托朋友跟踪了孟慧琴一段时间，终于摸清了情况，证实她确实屡屡出轨，与至少五名男子有染，其中两名是老相好，三名是婚后回娘家时新结识的孟老爷子的学生。当时，董老爷子尚健在，但对董琰昌的小报告没有表态，董老大便明白老爷子已经没有精力料理家务事了，他也就适可而止了。
可是，董琰昌想适可而止，孟慧琴却不想太平。两个月前，董琰昌的妻子秦淑娟与老三的妻子陶应珍陪同婆婆花秋香去归元寺烧香，因孟慧琴是信道教的，所以没随行。她说要回娘家，而且确实是在门口雇了辆三轮车坐上去后吩咐车夫往娘家所在地踩的。可是，下午董琰昌听店员李晓山说，午后他从外面办事回来，路过同德里“正兴馆”时，看见孟慧琴与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挽肘而出，两人脸色都有些红，显然是喝过酒了。那个男子，李晓山认识，是唱武生的资深票友袁少君。董琰昌当时听了很恼火，最初是想跟老二谈一下让他注意监管妻子，甚至还想叫上老三一起对老二施加压力，但转念一想也就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武汉解放后，古玩生意滑坡，还是把心思放在经营上为妥。
这事过去半个多月，大暑那天，董琰昌去工商联开会时，听到一个消息：“袁隆昌金店”经营不善，面临倒闭。董琰昌当时听了心里一动，因为“袁隆昌金店”的老板袁思量就是袁少君的父亲，不知金店经营不善是否跟袁少君与孟慧琴的轧姘头有关？如果有关，那只怕就会牵连到他们整个董氏家族。于是，董琰昌就多生了一个心眼，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却打听这个消息的真实情况。最后终于弄清楚所谓“经营不善”的原因：袁少君一年前练功时摔伤了一条腿，一直没有恢复到位，便从此告别了舞台。他闲着无事，便沾上了赌博，最后竟倾家荡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债台高筑。
袁思量一心扑在生意上，根本没留心儿子的玩法已经转型，等到听见风声想要过问时，已经迟了。他担心债主讨上门来，就放出风声称金店经营不善，准备歇业。而武汉解放后金店的生意确实不如以前，所以袁老板放出风声后还真准备关门打烊。
本来，董琰昌也没将此当作一回事，但现在发生了继母黄金被抢劫的案子，就想起了袁少君，此刻刑警登门调查，他就有必要把这一情况向刑警反映了。
接着，董琰昌又说了其认为老三董琰远的妻子陶应珍也可能涉案的理由：
陶应珍是武昌“富源泰商行”老板陶瑟兰的女儿，“富源泰商行”是一家只有两个门面的店铺，经营杂货，算不上什么显赫。不过，陶瑟兰在武汉三镇颇有些名气，因为他是青帮头目，是在上海出的道，据说与沪上大亨杜月笙是同门，杜氏唤其师兄。后来他回到武汉，自立山门开香堂广收徒弟。武汉三镇近二十年的起码二十起引起警察局重视的案子都与其有关，但他竟然从未折进过局子，由此可见其根底之深。陶瑟兰所犯的事儿，如果活到解放后，那肯定是要挨枪子儿的，因为一直跟随其作恶的大弟子李鑫发在武汉解放后的第三天就被捕了，一个月后即被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了。不过陶瑟兰倒是逃过了血光之灾，他在武汉解放前一个月便已经病亡。 陶应珍这个出身于帮会头子家庭的女子，性格酷似其父，天生一股霸气。所以，秦淑娟、孟慧琴一般当面都让其三分，陶应珍便在董家形成了说一不二的气场，除了公公董博智，她谁都不让。不过，陶应珍倒还有其父的那份老江湖行事风格，知道见好就收适可而止，所以，当武汉解放后有人登门拜访她，甚至被她安排在家里的男佣住处住过一夜而没向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后，大房二房也没向天天下基层了解治安情况的户籍警报告。
此刻，董琰昌要向刑警提供的嫌疑对象，就是那个在一周前前往董家拜訪陶应珍的男子。董琰昌当时正好去信阳办事没在武汉，所以没跟该男子见面。事后，其妻秦淑娟告诉他此事，说该男子对陶应珍很恭敬，唤其姐姐，不过陶应珍没称他为兄或弟，只是叫他小钉子，不知两人是什么关系。当时，董琰昌听在耳里，没有吭声，心里却是一动：这次他出差信阳回来时，在火车站看见新张贴出的武汉市军管会的通缉令中有彭子益其名，还注明“绰号小钉子”。由此可见，小钉子这厮是逃犯，走投无路之际撞到董家门上找陶应珍躲了一天。要说董琰昌的法制观念应该是有的，可他不想为此事得罪弟弟、弟媳，这事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一旦政府真的要追究起来，那是有可能把陶应珍拘进去的，那就有辱董家门风了。
好在当董琰昌知道此事时，小钉子已经离开了。董琰昌心里一松，只盼那厮远走高飞，免得哪天一旦落网嘴巴不紧交代出曾在董家落脚过一天一夜，只怕警察就要登门调查了。可是，哪知仅仅过了数日，这边就摊上了大事，继母黄金被劫，眼下还真难说这个案子跟小钉子的到访究竟有没有关系。董琰昌便丢弃了之前的那份顾虑，寻思还是照实向警察反映了吧，免得以后说他知情不报，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前往调查的专案组组长章治国、刑警彭信扬、诸葛峰听到这里，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这个怀疑可以作为重点来看待。根据向花秋香的详细了解，她说在准备行李的那几天里，为防止被人窥探，她对家人佯称自己身体不适，白天很少露面，一直待在自己的卧室里，甚至有几餐饭食都是让女佣送到房间里去吃的。收拾行李都是晚上进行的，而且选在下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收拾到那百两黄金的时候，她曾听见过卧室窗外似有轻微声响。当时，她一个激灵之后，当即扯开床上的一条被单遮住黄金，然后打开窗户向外查看，并无动静，想想还是不放心，又开门往外探身查看，亦无异样。她定定神，暗忖那是老鼠溜过了，这才把窗帘蒙得严严实实后再作收拾。巧的是，那一夜正是小钉子留宿董宅的那晚。由于她那天没和全家一起用餐，所以不知道家里来了外人，也就没跟刑警提及。
与此同时，副组长刘行博和刑警老李、小杨等一行六人在对董家三妯娌分别进行调查的时候，也有收获。秦淑娟、孟慧琴对陶应珍的态度跟董琰昌相同，之前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没向户籍警报告，因为她们并不知道小钉子是被公安局通缉的逃犯。可是，眼前这件事儿实在太大了，两人便都说到了陶应珍曾容留过小钉子之事。当然，刑警在接触陶应珍时，她也说到了她对大嫂秦淑娟的怀疑，这个情况是董琰昌没有向刑警说到过的——秦淑娟的老爸曾是武汉地区出了名的收赃大佬！
三、逃犯小钉子
秦淑娟的父亲名叫秦隐峰，湖南株洲人氏，早年拜师习练巫家拳，据说颇有成就，实战能力比较强。可是，出师之后，在社会上多行不轨，欺男霸女，不服师门管教。于是，巫山拳掌门人就按照本门的戒律，废其功夫。秦隐峰唯恐遭到曾被他欺凌对象的报复，被迫离开湖南，悄悄来到武汉，从事一份社会地位卑微的职业——收破烂。不能否定秦隐峰性格中的另一面，即坚忍、吃苦和精明，凭着这三点，他在十年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掌握着武汉三镇三分之一收购废品和处置权的把头，而且还是当时湖北较有名气的帮会组织“必复堂”的中层头目。这年，他三十挂零，事业有成，遂购房娶妻，当年便生下了大女儿秦淑娟。
秦隐峰与“清昌斋”老当家董博智的结识，跟两人所从事的职业有关。那个年代像秦隐峰这样有眼光的破烂王很容易收到古董赃物，收到后就要找下家以合适价位出售。按照行规，正规的古玩店铺是不能收赃的。不过，也有古玩店铺玩曲线，不从盗贼手里收货，而从收破烂那里买下他们暗地里收购的赃物，先付一笔定金，暂不取货。放上两三年后再收货并付清余款，然后作为本字号的珍藏品推出。这种玩曲线的古玩店铺在整个古玩行业中极少，而“清昌斋”恰恰正是其中之一。董琰昌与秦隐峰的交往由此开始，随着一次次合作的成功，他们之间的友情也日渐增加，最后竟然成了铁哥们儿。
董琰昌与秦淑娟的婚姻就是在双方老爸的这种交情中确定的，据说两人成亲时，秦隐峰为防别人看不起他的出身，陪嫁的嫁妆特别丰厚，具体有些什么外人不清楚，坊间传说的价值可开一家不大不小的中型商铺。不过，这份财富后来又花到了秦隐峰身上，老家伙在抗战胜利后被清算出其出任日伪政权伪职的汉奸罪行，秦淑娟为营救其父，把全部嫁妆和私房钱都拿出来请人疏通，最后以“因病保释”的名义恢复了自由。不过，秦隐峰的家产已经全部被没收，而且已被帮会除名，为谋生计，他重新做起了破烂王。但由于秦隐峰已经声名狼藉，以前素有来往的那些江湖有名的盗贼已不屑与其交往，他只能跟一些小偷毛贼打交道。不过，老家伙有老而弥坚之势，三四年折腾下来，他又建立了一定的势力。
三妯娌在长期的交往中就像一部活三国，互相之间的敌友关系经常变换，对立时水火不容，怒目相视；亲密时可达割头换颈，无话不谈。陶应珍告诉刑警的以上情况，就是秦淑娟在有一次吃了孟慧琴的亏后拉拢她联手对付孟慧琴时请她去外面喝咖啡时透露的。
专案组决定集中力量循着小钉子那条线调查，兵分两路，一路是以派出所调查情况为名传讯陶应珍，另一路是直接调查小钉子彭子益。
陶应珍听刑警一说小钉子曾去过她家之事，毫不慌张，遂告诉刑警：小钉子名叫彭子益，二十三岁，湖北巴东人氏，是十年前一个偶然机会被她的父亲陶瑟兰看中的。当时小钉子是一个流落到武汉来行乞的小叫花儿，一天晚上路遇帮会火并截杀陶瑟兰。当时的情势有些惊险，陶的两个保镖都已被乱枪击毙，他自己也中弹，肠子流出，血流如注，昏迷在路边。小钉子这时恰巧经过，从已死的保镖身上解下腰带，先把陶的肠子塞回腹腔，用他那口要饭的粗瓷碗反扣伤口后再用腰带扎住。然后，他从痛醒的伤者口中得知电话后，奔到附近一家工厂央求人家打电话。陶瑟兰的手下闻讯赶到，将陶送进医院。医生说若不是这番急救措施，陶必死无疑。于是，陶瑟兰决定违背自己已经立下的“不再收徒”的誓言，破例把小钉子收为关门弟子，并将其安置在“富源泰商行”学着做事。 刘行博问是在哪里抓到这主儿的。老孙说他们事先已经掌握了他的几个落脚地点和出入位置，早已作了布控，就等着他自己钻进罗网了。刘行博听后，当下立刻去市局讯问彭子益。
讯问下来的结果证实了刘行博之前的推断，彭并未参与劫金案，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这么一起案子。那么，他去董宅找陶应珍次晨又不辞而别是怎么回事呢？彭子益说他打算去广州，在那边寻找机会去香港或者澳门，想找陶应珍筹措钱款。陶应珍答应把她一笔借给别人的款子这几天收回来后给他，他很高兴，当晚就住下了。原先他确实是准备住在董家等候数日的，不过，当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捕了。于是，他决定提前离开，钱款的事情过几天再说。
原本满怀希望的一个嫌疑对象给排除了，专案组上下自是人人沮丧。组长章治国说幸亏他们在小钉子身上耗费的时间不长，现在赶紧调头转向，重新部署对其他线索的调查。其他线索有三条：一是董家老大琰昌之妻秦淑娟的社会关系；二是董家老二琰恕之妻孟慧琴的社会关系；三是之前已经着手过但正在等候数据的一路——对涉案自行车的调查。从9月6日下午开始，专案组刑警分为三路，分别对这三条线索进行调查。
刑警彭信扬、葛汉松、老曹、小杨四人负责对秦淑娟之父秦隐峰进行调查。为防止打草惊蛇，他们先与其住宅地管段派出所联系。像秦隐峰这样的角色，乃是派出所的重点关注对象，户籍警老赵每天下巷子时都要向甲长问及。不过，老赵最近问得少了。因为秦老头儿在8月初的一个闷热难挨的傍晚，突然中风，急送医院经抢救侥幸留得性命，但已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说话也含糊不清了。
彭信扬问，8月初，具体是几日？老赵还真不简单，张口就说那天是8月2日，星期二，秦隐峰是傍晚六点四十分被送的医院；第二天他还特地去医院跑了一趟，向医生了解一应情况，得知确实是脑中风。这个情况他在8月3日下班前的碰头会上也向所里汇报过，所里有记录的。彭信扬等听着，暗暗屈指一算，那时候花秋香还没决定几时动身，当然谈不上收拾行李，那个装黄金的小铜匣还没露过相，大儿媳秦淑娟不可能知晓，也不可能跟她老爸说起。往下，老头子已经瘫痪，秦淑娟即便暗中窥察到花秋香的藏金秘密而跟老头子说起，他也不可能策划作案了。如此看来，秦淑娟这条线索并无涉案可能。不过，一干刑警对此仍然存疑，觉得不解的是：既然秦老头儿早在8月2日就出事了，为什么董家那边谁也没有提起过呢？这不是反常吗？
于是，四个刑警分为两拨，分别向董家和秦家的邻居了解情况。临末，四刑警碰头汇合了解到的情况，一拨是这样的：秦家那边的邻居说秦隐峰与大女儿秦淑娟的关系一向很好，但最近发生了变化。因为秦老头儿预感到自己日暮西山，一天不如一天，便在今年阴历六月初六的天贶节那天，召集全家人借贺节为名当众宣布了遗嘱：他的所有财产死后留给儿子秦志得。另外两个女儿听了无言，只有大女儿秦淑娟听后当即像是踩着了地雷般一下子蹦了起来——当初抗战胜利后老头儿身陷大牢，她把全部嫁妆和私房钱都拿出来请人疏通方才得以营救出；老头儿感激涕零之余，当众宣布今后只要他有东山再起出头之日，百年之后所有家产全部归秦淑娟继承。这话仅仅隔了三年多，怎么就推翻了？当然，像秦隐峰这样的老江湖，自有他的一番说法，况且在场还有他请来的几个江湖老友，每人只轻轻说了数言，就把秦淑娟连吓带压的弄得不敢开腔了。这件事当天便由受秦老头儿指使的两个用人传到了众邻居那里，附近的居民便人尽皆知。
另一拨了解到的情况是：六月初六秦淑娟从娘家贺节返回董家后，情绪明显低落，但没对任何人吐露什么，只称身体不适。因秦淑娟在娘家的地位一向突出，据其自称秦老头儿都是听她的，所以这事竟然瞒住了专事四处探听别人隐私的孟慧琴和陶应珍；邻居更是无从得知。于是，刑警没有探听到什么结果。不过，六月初六晚上秦淑娟赴宴回来的“情绪低落”足以可与前一拨刑警了解到的情况相佐证了。
这样，秦淑娟的这条线索也排除了。
与此同时，另一路刑警刘行博、诸葛峰、胡三相、老李正在对老二董琰恕之妻孟慧琴及其姘头袁少君进行调查。
调查从两个月前目睹孟慧琴与袁少君在“正兴馆”用过午餐后挽肘出门的“清昌斋”店员老李开始，老李向刑警复述了他曾向董老板说过的那一幕，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人，那二位确实是孟慧琴和袁少君。遗憾的是，除此以外，老李再也提供不出其他有用的细节。刑警便请管段派出所出面把孟慧琴傳唤到派出所后与其谈话。副组长刘行博多生了一个心眼，叫上诸葛峰两人出面跟孟慧琴谈话，另外二位刑警不露面。孟慧琴有一种跟生人打交道时自来熟的天性，当下一见面听刘行博报出专案组侦查员的身份后，马上主动发问：“又是我婆婆被抢黄金的事儿吗？”不待刑警回答，又自顾说下去，意思是责怪婆婆保密工作做得太好，黄金藏了这么些年头儿竟然无人知晓，其实即便让家人知道了也没有啥的，小辈又不会问她提出分几两的；如果家里人知道的话，肯定会提醒琰昌哥派两三个伙计护送她去码头的，那就不至于出事了，现在弄得……刘行博打断了孟慧琴的唠叨，问此人你认识吗——随即在白纸上草书“袁少君”三字，推到她面前。孟慧琴见之，脸上笑容立刻消失，随即点头说认识。什么关系？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呀，就是认识而已，他经常到我娘家向老父请教一些事儿，见得多了，就认识了。留用刑警诸葛峰在一旁冷笑，用一口纯正的武汉话说，恐怕没那么简单吧，袁少爷在武汉三镇还是有些名气的，他跟你孟小姐什么关系，圈内人可都是心知肚明的。
孟慧琴是个豁得出的女人，见刑警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也就承认袁是她的“朋友”。刑警对此并无兴趣，他们关心的是与案子的关系，就问了最近一段时间两人的接触情况。孟慧琴说武汉解放以后，她跟袁少君的接触明显减少了，因为袁的心思已经不放在她身上，也不在演戏上，而是在赌博上，最近一段时间只见过一次面。说了时间，就是老李看见的那次。那天她出去购物，正好巧遇对方，又在午饭时间，两人就进饭馆一起用了午餐，天热，还喝了些啤酒。孟慧琴的陈述比较顺畅，神情也正常，刑警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便结束谈话，让她离开。 刑警随即找了周斯者，这是一个在当年很少见得着的超级胖子，身高一米七左右，体重明显超过一百公斤。刑警见之，心里便对其在9月4日星期天冒着炎热特地把自行车骑到单位来送回然后再回家之举感到有点儿反常，既然已经违规了，犯得着休息日送回来吗？隔一天肯定也没事的，专职采购员，随便找一个理由就是了，谁会跟他计较呢。于是，刑警仔细询问了老周怎么用的车、为什么拖到次日上午才把车骑回单位等情况。老周按照刑警的提示，把自己使用自行车的原因、经过、拖延归还的原因等一一说得很详细，可就是对9月3日午夜前劫金案发生时这辆自行车是否在他掌控之中说得颇显模糊。
武汉解放初期，西药奇缺。武汉市为便于对一些紧俏而又重要的西药统一调配，自7月中旬开始把药品分成甲乙丙三类，凡是甲类西药一律归市卫生局统一采购，再分配给各公立医院使用，局里特地成立了一个西药采购调配小组，由副局长李圣山担任组长。老周并非该小组成员，但由于他早在武汉解放前就已是旧政权卫生局的采购员，在社会上人头儿很熟，说不上手眼通天，但许多事儿都是能搞得定的，所以李副局长遇到有些需要发挥其作用的事时，就会给行政科打电话让科长通知老周到场，有时还会直接指派差使老周。9月1日，老周接到一桩差事：有消息说市工商局截获了一批从广州那边偷运过来的盘尼西林、强效磺胺等市场紧俏西药，已决定没收。这些药品没收后要么是被军方要去，要么是调拨给市医药公司下辖的批发部，当时医药公司归工商局代管，稍后商业局成立了又划归商业局。市卫生局想把这批西药弄到手，至少得弄到一部分。这当然不可能通过公事公办的方式去办理，当时的形势也不能纯靠私交去打通关节，得公私结合搅在一起进行。这就需要发挥周斯者的作用了，李副局长便下令批给老周一笔交际费，让他出面宴请相关人员。老周那天做的就是这件事，去的是武昌大东门的“味好美酒家”，一共请了五位客人。老周那硕大的躯体注定胃口奇佳，碰上这种场面当然不能亏待自己，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所以着实好好吃喝了一顿。酒喝得有些高后，他便忘记自己是怎么来的饭馆，把那辆自行车扔到脑后了。临末，他是烂醉如泥被朋友叫了三轮车送回家去的。次日早上醒来，回忆起昨天那一幕，这才想起那辆自行车，赶紧奔饭馆。好在自行车被饭馆伙计推到了后院放着，他心里一松，赶紧把车骑往单位停好。
这就形成了怀疑的理由，刑警当即奔赴“味好美酒家”。刑警让刘老板把店里的一干伙计统统叫来，到齐后把人分成四拨，分别调查9月3日晚上那辆自行车的情况以及各人的行踪。最后，终于弄清那辆自行车是被周斯者停在饭馆门前的一棵树下，饭馆伙计按照惯例，又在自行车三角架上加了一根铁链锁上，免得回头发生了失窃影响饭馆声誉。周斯者那一桌食客一直闹腾到晚上十点左右，是最后离开的。他们离开后，伙计才发现门口那辆自行车还锁在树上。刘老板便让伙计把车搬进后院，放在堆放杂物的棚子里，仍用铁链拴锁住。一直到次日上午八点多周斯者去推车方才开锁，整个晚上没人动过自行车，况且自行车自带车锁，想动也动不了。至于饭馆一干人员，刘老板和账房王先生以及厨师是回家住的，有三个尚未成家的伙计长年住在店里，他们都说当晚收拾好后就在店堂里打地铺睡觉了，没有哪个离开过饭馆，这可以互相作证。
如此，循着自行车这条线索找到破案突破口的希望也落空了。案件的侦查陷入了僵局。
六、柳暗花明
9月12日，專案组开会讨论案情和侦查思路。这次案情分析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9月13日凌晨三点。组长章治国要求每个与会刑警都必须踊跃发言，亮出观点，哪怕是相同的观点也必须要使用自己的语言，不能以“我同意某某同志的观点”来予以概括。大伙儿按照领导的意思，各自回顾并总结了自己在之前九天中所做过的工作，以及运作轨迹准确与否的自我分析。
案情分析会开得冗长、沉闷不说，最要紧的是没有效果。要说收获，无非是大家面对着种种分析，都有一种“想不通”的感觉：案犯只有知晓花秋香拥有装在铜匣内的百两黄金和准备动身返回南京老家定居以及准确的搭乘客轮的开船信息，才可能策划并实施本案。专案组正是根据这个分析思路展开了侦查工作，可是，一招招路数实施下来，竟然都是泥牛入海，这让他们怀疑起“逻辑推理”这个说法的存在了。事后想来，正是这种“想不通”，才使大家萌生出一个念头：任何刑事案件都有形成的原因，此刻面临的这起劫金案当然也是这样，之所以没有破获，应该是对形成本案的原因还没有想到。
9月13日上午十点，会议继续。此时，花秋香来专案组驻地询问案情的进展，组长章治国便让刘行博、彭信扬两人出去接待。
花秋香此番前来竟然还拿了两条华成烟草公司出口的“美丽牌”香烟，说是南京亲戚寄来的，让犒劳辛苦工作的刑警。这种情况刘行博还没有碰到过，微微一怔之后，指了指左胸佩戴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说：“大嫂的心意我们领了，非常感谢！不过这烟我们不能收，解放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希望大嫂不要使我为难。”花秋香又把烟往彭信扬手里塞，也遭到了拒绝。刘行博知道苦主心里不踏实，生怕刑警不肯使劲儿开展工作，便又说了一些宽慰话语。说也奇怪，这些话一说完，他脑子里忽然灵光闪现似的掠过一个念头：关于黄金和动身船讯等信息，会不会是花秋香跟南京的娘家亲戚透露过呢？
这样想着，刘行博就决定跟花秋香聊聊。于是，刘行博和彭信扬把花秋香带到接待室，交谈起来。正是这番闲聊，才使专案组从中获取了侦破这起大案的关键信息。
谈话先从花秋香的娘家情况说起。据花秋香说，她出身于南京一个富裕家庭，其祖上数代都是经营绸缎生意的，后来到了其父亲手里，除了继续经营绸缎庄，还开了一家有两个门面的金店，店名唤作“喜迎凤”，专做女性首饰，生意不错，后来毁于1937年的日寇侵华兵火，当时她早已到武汉二十多年了。在那场著名的大屠杀中，她的父母以及两个弟媳均死于日寇之手，两个弟弟当时不在南京，侥幸逃过这场厄运。俩兄弟后来再婚另娶，以经商为业。花秋香是家里的独生女儿，自幼娇生惯养，便形成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个性。十八岁那年，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决要考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立志要当一名教师。父母拗不过女儿，只好答应，心里默默希望她考试失利，落第而归。但花秋香进考场后发挥正常，以优异成绩达到了目的。 花秋香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武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为此，家里再次对花秋香产生了担忧，父亲曾数次从南京赶到武昌，动员女儿回南京去当教师，但遭到拒绝。父母最担心的是以女儿的这种性格，很容易头脑发热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果然，花秋香后来就发生了情况：学校旁边是北洋军第二十五师的一个旅司令部，一天，一个小兵溜马时撞伤了一名学生。花秋香是级任老师（班主任），和教导主任一起去司令部交涉，对方出面接待的是一个姓丁的参谋长。交涉很顺利，事情很快得到解决，责任在军方，人家便作了赔偿。不想，因这次交涉，那位丧偶了的参谋长看上了花秋香，随即展开追求。追了一段时间，花秋香心动，觉得对方比她大二十岁并不构成婚姻障碍，她认为从对方虽身居高位却没像当时社会上所风行的娶妾，丧偶后还为发妻守了三年这点来看，这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于是，花秋香在向对方提出若干条件约法三章后便答应了这门亲事。待到家里知晓此事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婚礼已经举行过三天了。
婚后，丈夫对花秋香很好。可是，她并未能怀上子女，这可能是丈夫的原因，因为丁参谋长之前的婚姻持续了十二年也未曾留下后代。花秋香认为此系命运使然，也就认了。后来，丈夫竟然患上了当时被视为“绝症”的肺结核，于1926年去世。临终前，丈夫告诉她，在汉口英租界银行的保管库内，放着他的毕生积蓄——一百两黄金，留赠给她，也算是夫妻一场。安葬丈夫后，花秋香凭着丈夫的亲笔遗嘱和告知的密码，去汉口英租界银行取出了黄金，转放于武昌的一家银行。
次年寒假，花秋香去南京探望父母家人，这是她离开南京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家。这么些年来经历了许多人生大事，母女见面，自有一番倾诉。不过，花秋香并未向父母家人透露过亡夫留给她百两黄金之事。此刻，花秋香面对刘行博、彭信扬那含着疑问的眼神，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我并没有告诉父母和两个弟弟关于黄金遗产之事。不管是那次回家，还是后来三次回南京，我都没有透露过这个秘密。直到这次遭遇抢劫后，才在9月4日给两个弟弟发加急电报告诉他们未能如愿返乡的原因。昨天，我收到了弟弟寄来的香烟、板鸭、夫子庙的糕点等，他们让我把这些礼品作为慰问品送给各位刑警。不瞒您二位说，香烟寄来了二十条，我今天只是先拿两条来意思意思，如果你们肯收，回头我再把其他礼品送过来。”
刘、彭二人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此刻他们对是否拒收香烟已经不放在心上了，只想着南京方面很有可能是本案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可是，花秋香再三表示她多年来始终对此事守口如瓶，这就没法儿继续往下探究了。刘行博想了想，问花秋香：“你主观上没有透露亡夫遗留黄金的意思，但在跟南京亲友的接触中，是否有过客观上的无意识透露情节呢？比如亲戚聚会，喝了几杯酒，大伙儿谈兴正浓时，你无意间说到遗金，只不过自己当时和事后都没有意识到。请你回忆一下，这种情况是否可能发生过？”
花秋香几乎是不假思索就摇头否定，说她向不饮酒，也不喝茶，所以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送走花秋香后，刘、彭二人去会议室参加继续进行的案情分析会。他们进门一看室内的气氛，便知跟昨晚一样，案情分析无甚突破。专案组组长章治国的情绪也因此明显低落，见两人进来，便扫了他们一眼，说：“谈了这么久，苦主缠上了？”刘行博说了花秋香送香烟遭到拒绝的情况后，把话题扯到了跟她进行的那番谈话上。章治国顿时眼睛一亮，其他刑警的精神也立马振奋起来。可是，大家听完结果，又都微微叹息，神情沮喪。
章治国喃喃自语轻声道：“这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路……就是……她怎么否认有在无意间曾经透露过遗金的可能性呢？”稍停，他提高了声调，“同志们，请大家一起想想这会是怎么一种情况。”
刑警葛汉松朝会议桌上两位领导的方向看了看，那一闪而过的欲言又止之状没逃过刘行博的眼睛：“老葛有话要说？请说！”
话音未落，一支香烟飞掷过去，章治国声如洪钟：“老葛快说！”
葛汉松平时不大喜欢说话，要说话时也是慢慢吞吞的，当下倒也并不着急，先把那支香烟叼在嘴上，点燃后深吸了一口，这才开腔。谁都以为他会发表一番长篇大论，哪知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琢磨的不是黄金，而是那个装黄金的白铜匣子，不知是否与那被抢的一百两黄金是原配。”
就这一句话，使在座至少一半以上的刑警在一瞬间反应过来了：对啊！如果那铜匣跟黄金不是原配，那花秋香就是特地为装这些黄金而设法搞到的，那个给她铜匣的人不就很有可能知晓黄金的信息吗？章治国兴奋得一拍桌子道：“赶快把苦主追回来，立刻调查这一点！”
花秋香还没走远，便被彭信扬追了回来，直接带到了会议室。一问，她说当初丈夫去世后，她去汉口英租界银行保管库取回那一百两黄金时，黄金是装在一口红木盒子里的，盒内没有绸缎衬绒，黄金是用一方红色丝帕包着的。盒子的容积和黄金的体积不相匹配，黄金装在里面摇晃时会发出黄金跟盒体的撞击声。由此可以判断该盒子并非是原配包装。花秋香当时检查过后，原封不动地送往武昌的一家银行办理了贵重物品保管手续，亲手放进了地下库房的保管箱内。当时是1926年，从那时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她一共回南京娘家四趟。在1932年寒假第三次回去时，无意间从南京弄到了那个白铜匣子。
这个白铜匣子的到手，纯属偶然。前面说过，花秋香的老父是南京富商，先是经营绸缎，后来又开了一家“喜迎凤”金店。“喜迎凤”专门制作、出售女性金银珠宝饰品，同时收购赤金、纯银作为原料。由于经营得法，广告又做得到位，所以生意很好；生意好，需要的原材料就多，有时正规原材料断货，就打广告向社会收购。旧时黄金是允许自由买卖的，但花秋香的老父生性谨慎，不敢直接跟携金前来的卖家做交易，就向辖区鼓楼警察分局申请，如果有卖家登门，便打电话过去请派警员到店核查。老父宁愿多出一些钱钞分别用于给卖家加价和支付警员小费，以买个太平。1932年1月底，记得那天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下午花秋香闲着无事，外出逛街，回来时经过“喜迎凤”，因走得累了，便进店堂内坐坐。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老父开的金店，父亲非常高兴。账房贾先生对花秋香也很客气，亲自沏茶送上。众人跟花秋香聊了片刻，来了一笔大生意：一个阔太太坐着黄包车，车后跟着一个仆人，来到金店门口。那辆车应该是阔太太的私家车，因为车夫把车停稳，跟随的那个仆人把她搀扶下车后，车夫便从车上双手捧下一个紫色小包袱，走在阔太太前面，进入店堂，待阔太太向老板说有货出售并落座后，方才按照阔太太的示意把包袱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
一、月夜劫案
如果把这起罕见的抢劫大案从发生、侦查到破获的整个过程作为一台戏，那么，首先出场的这位就是当时居住在武汉市第二区的失业教师梅景道。
三十二岁的梅景道往上五辈至其父亲梅风彪，都是武师出身的保镖，后来，由于有了火车，镖业这一行迅速衰落。梅风彪改武为文，做了一名账房先生。但祖传的那份功夫却舍不得丢下，于是就让独子梅景道跟着老爸习练武艺。不过，梅景道并不是一个用功之人，直到十八岁时老爸因病去世，功夫也还是平常。他先是给舞厅“抱台脚”（保镖），后又去一家公司看仓库，抗战胜利后，又在汉口的一家民办中学当了一名体育老师。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梅景道执教的民办中学停办，无奈失业。当时的武汉，失业者一时比较难觅饭碗。梅景道几经奔波失利后，最终不得不接受新政府宣传的“劳动者光荣”的理念，决定自食其力加入劳动人民的行列——当一名光荣的三轮车师傅。他通过朋友关系，购买了一辆旧三轮车，喷上红色油漆，上书“镖师后人，承运安全”八个黄色大字。当然，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是想做就可以做的，得向政府主管部门办理手续。这几天，梅景道正忙着跑公安局、工商局、人力車同业公会办理手续，这天下午刚刚办妥，准备明天正式上街营业。
8月30日下午三点多钟，梅景道正在自家院子里把新领的牌照和准运证往三轮车上挂的时候，来了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妇——花秋香。花系南京人氏，早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武昌一所学校执教。二十一岁时她曾嫁过一个北洋军官，不久丈夫病殁，遂守寡，一守十年，迎来了第二次婚姻，嫁给汉口古董店“清昌斋”老板董博智做了续弦。董家涉足古玩行业已二百余年，业内人都认为董家生意做得甚好，历代掌柜目光精准，胆大心细，而且敢做外埠生意，东赴上海，西去四川，北上关外，南下两广，收货送款从来不打回票。当然，这需要有得力之人佑护。这得力之人，便是梅景道的祖辈经营的“显德镖局”。董梅两家数代合作，一向默契，梅家护镖从无闪失，董家付款向守信用。因此，一直到梅风彪由镖师改行做账房先生后两家还时有来往，逢年过节董家必请梅氏全家去吃饭，这是累代常年不变的规矩。所以，尽管梅景道没有做过镖师，但他跟董家上下都是熟识的。
那么，此刻花秋香登门所为何事呢？说来简单：今年4月，其夫董博智突发心脏病，撒手西归。花秋香嫁入董家虽已多年，但总归是续弦，而且没有生育。董老板一死，“清昌斋”便由长子董琰昌继承，其余财产，概由次子、幼子接管。旧时结婚早，这三个前妻所生的儿子自己的子女亦已有两三个，尽管还同住一座大宅院，但连花秋香已经是四个小家庭了。那三户的妯娌联合起来，不时给花秋香这个名义上的老妈出一些难题。花秋香是知识分子出身，不笨，所嫁的两任丈夫，一是旧军官，一是古玩商，数十年厮守下来，不说口授身传，光是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一套识人本领，当下一看便知对方的意图——要把她撵走。丈夫死后她也正好产生了叶落归根之念，想回金陵故乡安度残生。被人赶走不如自己提出离开，花秋香便把三个名义上的儿子叫到一处，说了要回南京的想法。对于那三家来说，自然“正合吾意”。于是，三家便积极为花秋香返乡做准备，因其不是被扫地出门，再说她也有一些私有财产，所以准备下来，也有两口硕大的樟木箱子，外加一个大号旅行包。
花秋香到汉口长江客运码头一打听，去南京的轮船的始发港是重庆，按照一般情况抵达汉口客运码头是晚上十二点左右。花秋香谢绝了三子的送行好意，说还是自己解决为好。那么，花秋香想怎么解决呢？她不但考虑了如何去码头之事，还考虑了旅途的安全。思来想去，最后就想到了梅景道。于是，她就在这天下午踏进了梅景道的家门。
花秋香对梅景道说明来意，梅景道听后马上点头，说花姨我义务送您去南京，一直送到家门口，不要一文钱。花秋香说小梅你答应出这趟差阿姨就非常高兴了，不要说什么义务。梅、董两家已经交往了百多年，这种差使从来没有义务的说法，咱们还是照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办吧。这样吧，你不要嫌少——把我送到南京，我支付你一百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行吗？她见梅景道无异议，当即掏出一沓钞票，同时还请梅景道去汉口码头购买两张到南京的三等舱船票。
1949年9月3日，是动身的日子。梅景道按照与花秋香的约定，当晚十点过后，踩着三轮车前往竹牌巷接了花氏。从董家所在的竹牌巷到汉口客运码头，大约四公里地。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带，虽有沿江公路，但一到晚上便冷冷清清，昏黄的路灯时有时无。行不多久，当三轮车过了利济路口进入一片路灯损坏的黑暗地带时，发生情况了——一辆载着两个男子的自行车从前方迎面驶来，忽地一个刹车拦在三轮车前。梅景道下意识地按下了三角架上的手闸。对方手上忽然像变魔术似的亮出一支手枪：“别动！”
与此同时，另一个男子也亮出了手枪对准坐在后面的花秋香：“敢动，要你命！”
梅景道还没回过神来，对方已经厉声下令：“把车推那边去！”他未持枪的左手，指着左侧路边空地上的一棵高大茂盛的水杉树。
事实证明镖师后人梅景道缺乏镖师祖辈的那份骁勇和机智，面对着劫匪的枪口，他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几乎是下意识地服从了对方的指令，一手把持车龙头，一手扯着车座，乖乖地把三轮车推向指定的位置。至于花秋香，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几近昏迷，只觉得自己的耳朵里像是被灌了水，与外界的声波传输几乎被切断，稍停只听见有人说了句什么，车就停下了。 第四条，不能排除劫匪在作案后立刻把赃金出手的可能，这种出手方式通常会是出售、改造，以及以金易物和折抵款项实物的典当行为。因此，须在全市范围内对金铺、典当、银行等进行布控，并且严密注意金银外钞地下交易市场的此类交易情况。
至于劫匪在现场遗落的那串钥匙以及被提取到的指纹，眼下尚不能作为调查的条件，暂搁一边。
章治国、刘行博稍稍商量后，对上述各项调查工作的警员分配作了安排。次日，一干刑警按照分工出动，各自进行调查。
對董家成员的调查这一路分为四拨刑警：一拨是专案组组长章治国、刑警彭信扬、诸葛峰三人前往董家老大董琰昌执掌的“清昌斋”古玩铺找董老板了解情况；另一拨则由副组长刘行博和刑警老李、小杨等一行六人去竹牌巷董家向董家三妯娌调查；另外两拨则分别去了董家老二董琰恕、老三董琰远所供职的汉阳“大茂公司”和武昌丁字桥“荣昌私立职业学校”。
四十七岁的董琰昌自初中毕业后就开始随父经营古玩，浸淫商海三十年。董老板一边给刑警沏茶，一边说昨晚发生了那么大事情，他知道刑警必定会来调查。章治国跟董老板宛若好友聊天似的谈了个把小时，把董家内部的关系以及与花秋香的瓜葛初步查摸了一个大概。
董氏三兄弟的性格与其父相似，最为突出的就是惧内。不过，两代人的感受截然不同，三兄弟的老爸董博智在这方面堪称运气绝佳，因为他所娶的两任妻子性格都很温和，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她们跟丈夫的关系属于“两情相悦，相敬如宾”，如此，董老爷子的惧内倒成了调剂夫妻感情的润滑剂，使他受益不浅。可是，他的三个儿子却没有这份福气了。三兄弟所娶的妻室一个比一个蛮横凶悍，他们的惧内就成了各自老婆河东狮吼的助推剂。幸亏董老爷子性格中另备一份特点，而且据算命先生讲他跟三个儿媳妇属于“命中犯克”，是压得住她们性气的——当然，这是迷信，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老爷子手中掌握着全家的财政大权，他时常喜欢动用经济杠杆来压制和管理家政。因此，三个儿媳妇不敢调皮，长期以来只能私下发作——变相虐待丈夫，借“教育”子女发泄对公公婆婆的不满，再就是互相之间进行地下斗争。
那么，三个儿媳妇是否跟昨晚发生的劫金案有涉呢？董琰昌认为老二、老三的妻子似乎都有涉案嫌疑——
先说老二董琰恕的妻子孟慧琴，她不单人长得俏丽，还擅长吹拉弹唱，而且水平不是一般的高。人们打听之下，方才知道她竟是出身梨园世家，六岁就已学艺，吹拉弹唱无不精通。不过，孟慧琴却从未登过台演过戏，也没客串过伴奏什么的，甚至连票友也不是。旧时的艺人社会地位低，其父不想让这个娇贵的独生女儿蹚这摊浑水，宁可放在家里养着。一直养到二十四岁上方才嫁给董家。她的出现，在给董家老二的虚荣心得到充分满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份副产品——绿帽子。
孟父晚年已经不再唱戏，凭着名气和本领，做起了教师爷。老爷子多才多艺，唱戏，戏路子广，主打老生，客串武生、丑角；乐器，琴、弦、笙、笛无不精通，所以收的学生也杂，专业艺人、票友、玩家都有。孟慧琴闲着无事，随父学乐器，数年下来，就达到了专业水平。之后，她协助老爸辅导那些非专业学生，一直到二十四岁那年出嫁。试想，以孟慧琴当时的年龄、相貌，整天跟那些以纨绔子弟为主的非专业学生（都是富家子弟、风流玩客）待在一起，哪有不出事的？据说她嫁到董家之前，已经打过三次胎。
婚后，孟慧琴见丈夫生性怯懦，便不把他当回事，继续与以前的相好来往，其中有两个对象是固定的。董琰昌听其妻秦淑娟私下嘀咕了几次，决定对此进行调查，便委托朋友跟踪了孟慧琴一段时间，终于摸清了情况，证实她确实屡屡出轨，与至少五名男子有染，其中两名是老相好，三名是婚后回娘家时新结识的孟老爷子的学生。当时，董老爷子尚健在，但对董琰昌的小报告没有表态，董老大便明白老爷子已经没有精力料理家务事了，他也就适可而止了。
可是，董琰昌想适可而止，孟慧琴却不想太平。两个月前，董琰昌的妻子秦淑娟与老三的妻子陶应珍陪同婆婆花秋香去归元寺烧香，因孟慧琴是信道教的，所以没随行。她说要回娘家，而且确实是在门口雇了辆三轮车坐上去后吩咐车夫往娘家所在地踩的。可是，下午董琰昌听店员李晓山说，午后他从外面办事回来，路过同德里“正兴馆”时，看见孟慧琴与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挽肘而出，两人脸色都有些红，显然是喝过酒了。那个男子，李晓山认识，是唱武生的资深票友袁少君。董琰昌当时听了很恼火，最初是想跟老二谈一下让他注意监管妻子，甚至还想叫上老三一起对老二施加压力，但转念一想也就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武汉解放后，古玩生意滑坡，还是把心思放在经营上为妥。
这事过去半个多月，大暑那天，董琰昌去工商联开会时，听到一个消息：“袁隆昌金店”经营不善，面临倒闭。董琰昌当时听了心里一动，因为“袁隆昌金店”的老板袁思量就是袁少君的父亲，不知金店经营不善是否跟袁少君与孟慧琴的轧姘头有关？如果有关，那只怕就会牵连到他们整个董氏家族。于是，董琰昌就多生了一个心眼，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却打听这个消息的真实情况。最后终于弄清楚所谓“经营不善”的原因：袁少君一年前练功时摔伤了一条腿，一直没有恢复到位，便从此告别了舞台。他闲着无事，便沾上了赌博，最后竟倾家荡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债台高筑。
袁思量一心扑在生意上，根本没留心儿子的玩法已经转型，等到听见风声想要过问时，已经迟了。他担心债主讨上门来，就放出风声称金店经营不善，准备歇业。而武汉解放后金店的生意确实不如以前，所以袁老板放出风声后还真准备关门打烊。
本来，董琰昌也没将此当作一回事，但现在发生了继母黄金被抢劫的案子，就想起了袁少君，此刻刑警登门调查，他就有必要把这一情况向刑警反映了。
接着，董琰昌又说了其认为老三董琰远的妻子陶应珍也可能涉案的理由：
陶应珍是武昌“富源泰商行”老板陶瑟兰的女儿，“富源泰商行”是一家只有两个门面的店铺，经营杂货，算不上什么显赫。不过，陶瑟兰在武汉三镇颇有些名气，因为他是青帮头目，是在上海出的道，据说与沪上大亨杜月笙是同门，杜氏唤其师兄。后来他回到武汉，自立山门开香堂广收徒弟。武汉三镇近二十年的起码二十起引起警察局重视的案子都与其有关，但他竟然从未折进过局子，由此可见其根底之深。陶瑟兰所犯的事儿，如果活到解放后，那肯定是要挨枪子儿的，因为一直跟随其作恶的大弟子李鑫发在武汉解放后的第三天就被捕了，一个月后即被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了。不过陶瑟兰倒是逃过了血光之灾，他在武汉解放前一个月便已经病亡。 陶应珍这个出身于帮会头子家庭的女子，性格酷似其父，天生一股霸气。所以，秦淑娟、孟慧琴一般当面都让其三分，陶应珍便在董家形成了说一不二的气场，除了公公董博智，她谁都不让。不过，陶应珍倒还有其父的那份老江湖行事风格，知道见好就收适可而止，所以，当武汉解放后有人登门拜访她，甚至被她安排在家里的男佣住处住过一夜而没向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后，大房二房也没向天天下基层了解治安情况的户籍警报告。
此刻，董琰昌要向刑警提供的嫌疑对象，就是那个在一周前前往董家拜訪陶应珍的男子。董琰昌当时正好去信阳办事没在武汉，所以没跟该男子见面。事后，其妻秦淑娟告诉他此事，说该男子对陶应珍很恭敬，唤其姐姐，不过陶应珍没称他为兄或弟，只是叫他小钉子，不知两人是什么关系。当时，董琰昌听在耳里，没有吭声，心里却是一动：这次他出差信阳回来时，在火车站看见新张贴出的武汉市军管会的通缉令中有彭子益其名，还注明“绰号小钉子”。由此可见，小钉子这厮是逃犯，走投无路之际撞到董家门上找陶应珍躲了一天。要说董琰昌的法制观念应该是有的，可他不想为此事得罪弟弟、弟媳，这事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一旦政府真的要追究起来，那是有可能把陶应珍拘进去的，那就有辱董家门风了。
好在当董琰昌知道此事时，小钉子已经离开了。董琰昌心里一松，只盼那厮远走高飞，免得哪天一旦落网嘴巴不紧交代出曾在董家落脚过一天一夜，只怕警察就要登门调查了。可是，哪知仅仅过了数日，这边就摊上了大事，继母黄金被劫，眼下还真难说这个案子跟小钉子的到访究竟有没有关系。董琰昌便丢弃了之前的那份顾虑，寻思还是照实向警察反映了吧，免得以后说他知情不报，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前往调查的专案组组长章治国、刑警彭信扬、诸葛峰听到这里，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这个怀疑可以作为重点来看待。根据向花秋香的详细了解，她说在准备行李的那几天里，为防止被人窥探，她对家人佯称自己身体不适，白天很少露面，一直待在自己的卧室里，甚至有几餐饭食都是让女佣送到房间里去吃的。收拾行李都是晚上进行的，而且选在下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收拾到那百两黄金的时候，她曾听见过卧室窗外似有轻微声响。当时，她一个激灵之后，当即扯开床上的一条被单遮住黄金，然后打开窗户向外查看，并无动静，想想还是不放心，又开门往外探身查看，亦无异样。她定定神，暗忖那是老鼠溜过了，这才把窗帘蒙得严严实实后再作收拾。巧的是，那一夜正是小钉子留宿董宅的那晚。由于她那天没和全家一起用餐，所以不知道家里来了外人，也就没跟刑警提及。
与此同时，副组长刘行博和刑警老李、小杨等一行六人在对董家三妯娌分别进行调查的时候，也有收获。秦淑娟、孟慧琴对陶应珍的态度跟董琰昌相同，之前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没向户籍警报告，因为她们并不知道小钉子是被公安局通缉的逃犯。可是，眼前这件事儿实在太大了，两人便都说到了陶应珍曾容留过小钉子之事。当然，刑警在接触陶应珍时，她也说到了她对大嫂秦淑娟的怀疑，这个情况是董琰昌没有向刑警说到过的——秦淑娟的老爸曾是武汉地区出了名的收赃大佬！
三、逃犯小钉子
秦淑娟的父亲名叫秦隐峰，湖南株洲人氏，早年拜师习练巫家拳，据说颇有成就，实战能力比较强。可是，出师之后，在社会上多行不轨，欺男霸女，不服师门管教。于是，巫山拳掌门人就按照本门的戒律，废其功夫。秦隐峰唯恐遭到曾被他欺凌对象的报复，被迫离开湖南，悄悄来到武汉，从事一份社会地位卑微的职业——收破烂。不能否定秦隐峰性格中的另一面，即坚忍、吃苦和精明，凭着这三点，他在十年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掌握着武汉三镇三分之一收购废品和处置权的把头，而且还是当时湖北较有名气的帮会组织“必复堂”的中层头目。这年，他三十挂零，事业有成，遂购房娶妻，当年便生下了大女儿秦淑娟。
秦隐峰与“清昌斋”老当家董博智的结识，跟两人所从事的职业有关。那个年代像秦隐峰这样有眼光的破烂王很容易收到古董赃物，收到后就要找下家以合适价位出售。按照行规，正规的古玩店铺是不能收赃的。不过，也有古玩店铺玩曲线，不从盗贼手里收货，而从收破烂那里买下他们暗地里收购的赃物，先付一笔定金，暂不取货。放上两三年后再收货并付清余款，然后作为本字号的珍藏品推出。这种玩曲线的古玩店铺在整个古玩行业中极少，而“清昌斋”恰恰正是其中之一。董琰昌与秦隐峰的交往由此开始，随着一次次合作的成功，他们之间的友情也日渐增加，最后竟然成了铁哥们儿。
董琰昌与秦淑娟的婚姻就是在双方老爸的这种交情中确定的，据说两人成亲时，秦隐峰为防别人看不起他的出身，陪嫁的嫁妆特别丰厚，具体有些什么外人不清楚，坊间传说的价值可开一家不大不小的中型商铺。不过，这份财富后来又花到了秦隐峰身上，老家伙在抗战胜利后被清算出其出任日伪政权伪职的汉奸罪行，秦淑娟为营救其父，把全部嫁妆和私房钱都拿出来请人疏通，最后以“因病保释”的名义恢复了自由。不过，秦隐峰的家产已经全部被没收，而且已被帮会除名，为谋生计，他重新做起了破烂王。但由于秦隐峰已经声名狼藉，以前素有来往的那些江湖有名的盗贼已不屑与其交往，他只能跟一些小偷毛贼打交道。不过，老家伙有老而弥坚之势，三四年折腾下来，他又建立了一定的势力。
三妯娌在长期的交往中就像一部活三国，互相之间的敌友关系经常变换，对立时水火不容，怒目相视；亲密时可达割头换颈，无话不谈。陶应珍告诉刑警的以上情况，就是秦淑娟在有一次吃了孟慧琴的亏后拉拢她联手对付孟慧琴时请她去外面喝咖啡时透露的。
专案组决定集中力量循着小钉子那条线调查，兵分两路，一路是以派出所调查情况为名传讯陶应珍，另一路是直接调查小钉子彭子益。
陶应珍听刑警一说小钉子曾去过她家之事，毫不慌张，遂告诉刑警：小钉子名叫彭子益，二十三岁，湖北巴东人氏，是十年前一个偶然机会被她的父亲陶瑟兰看中的。当时小钉子是一个流落到武汉来行乞的小叫花儿，一天晚上路遇帮会火并截杀陶瑟兰。当时的情势有些惊险，陶的两个保镖都已被乱枪击毙，他自己也中弹，肠子流出，血流如注，昏迷在路边。小钉子这时恰巧经过，从已死的保镖身上解下腰带，先把陶的肠子塞回腹腔，用他那口要饭的粗瓷碗反扣伤口后再用腰带扎住。然后，他从痛醒的伤者口中得知电话后，奔到附近一家工厂央求人家打电话。陶瑟兰的手下闻讯赶到，将陶送进医院。医生说若不是这番急救措施，陶必死无疑。于是，陶瑟兰决定违背自己已经立下的“不再收徒”的誓言，破例把小钉子收为关门弟子，并将其安置在“富源泰商行”学着做事。 刘行博问是在哪里抓到这主儿的。老孙说他们事先已经掌握了他的几个落脚地点和出入位置，早已作了布控，就等着他自己钻进罗网了。刘行博听后，当下立刻去市局讯问彭子益。
讯问下来的结果证实了刘行博之前的推断，彭并未参与劫金案，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这么一起案子。那么，他去董宅找陶应珍次晨又不辞而别是怎么回事呢？彭子益说他打算去广州，在那边寻找机会去香港或者澳门，想找陶应珍筹措钱款。陶应珍答应把她一笔借给别人的款子这几天收回来后给他，他很高兴，当晚就住下了。原先他确实是准备住在董家等候数日的，不过，当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捕了。于是，他决定提前离开，钱款的事情过几天再说。
原本满怀希望的一个嫌疑对象给排除了，专案组上下自是人人沮丧。组长章治国说幸亏他们在小钉子身上耗费的时间不长，现在赶紧调头转向，重新部署对其他线索的调查。其他线索有三条：一是董家老大琰昌之妻秦淑娟的社会关系；二是董家老二琰恕之妻孟慧琴的社会关系；三是之前已经着手过但正在等候数据的一路——对涉案自行车的调查。从9月6日下午开始，专案组刑警分为三路，分别对这三条线索进行调查。
刑警彭信扬、葛汉松、老曹、小杨四人负责对秦淑娟之父秦隐峰进行调查。为防止打草惊蛇，他们先与其住宅地管段派出所联系。像秦隐峰这样的角色，乃是派出所的重点关注对象，户籍警老赵每天下巷子时都要向甲长问及。不过，老赵最近问得少了。因为秦老头儿在8月初的一个闷热难挨的傍晚，突然中风，急送医院经抢救侥幸留得性命，但已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说话也含糊不清了。
彭信扬问，8月初，具体是几日？老赵还真不简单，张口就说那天是8月2日，星期二，秦隐峰是傍晚六点四十分被送的医院；第二天他还特地去医院跑了一趟，向医生了解一应情况，得知确实是脑中风。这个情况他在8月3日下班前的碰头会上也向所里汇报过，所里有记录的。彭信扬等听着，暗暗屈指一算，那时候花秋香还没决定几时动身，当然谈不上收拾行李，那个装黄金的小铜匣还没露过相，大儿媳秦淑娟不可能知晓，也不可能跟她老爸说起。往下，老头子已经瘫痪，秦淑娟即便暗中窥察到花秋香的藏金秘密而跟老头子说起，他也不可能策划作案了。如此看来，秦淑娟这条线索并无涉案可能。不过，一干刑警对此仍然存疑，觉得不解的是：既然秦老头儿早在8月2日就出事了，为什么董家那边谁也没有提起过呢？这不是反常吗？
于是，四个刑警分为两拨，分别向董家和秦家的邻居了解情况。临末，四刑警碰头汇合了解到的情况，一拨是这样的：秦家那边的邻居说秦隐峰与大女儿秦淑娟的关系一向很好，但最近发生了变化。因为秦老头儿预感到自己日暮西山，一天不如一天，便在今年阴历六月初六的天贶节那天，召集全家人借贺节为名当众宣布了遗嘱：他的所有财产死后留给儿子秦志得。另外两个女儿听了无言，只有大女儿秦淑娟听后当即像是踩着了地雷般一下子蹦了起来——当初抗战胜利后老头儿身陷大牢，她把全部嫁妆和私房钱都拿出来请人疏通方才得以营救出；老头儿感激涕零之余，当众宣布今后只要他有东山再起出头之日，百年之后所有家产全部归秦淑娟继承。这话仅仅隔了三年多，怎么就推翻了？当然，像秦隐峰这样的老江湖，自有他的一番说法，况且在场还有他请来的几个江湖老友，每人只轻轻说了数言，就把秦淑娟连吓带压的弄得不敢开腔了。这件事当天便由受秦老头儿指使的两个用人传到了众邻居那里，附近的居民便人尽皆知。
另一拨了解到的情况是：六月初六秦淑娟从娘家贺节返回董家后，情绪明显低落，但没对任何人吐露什么，只称身体不适。因秦淑娟在娘家的地位一向突出，据其自称秦老头儿都是听她的，所以这事竟然瞒住了专事四处探听别人隐私的孟慧琴和陶应珍；邻居更是无从得知。于是，刑警没有探听到什么结果。不过，六月初六晚上秦淑娟赴宴回来的“情绪低落”足以可与前一拨刑警了解到的情况相佐证了。
这样，秦淑娟的这条线索也排除了。
与此同时，另一路刑警刘行博、诸葛峰、胡三相、老李正在对老二董琰恕之妻孟慧琴及其姘头袁少君进行调查。
调查从两个月前目睹孟慧琴与袁少君在“正兴馆”用过午餐后挽肘出门的“清昌斋”店员老李开始，老李向刑警复述了他曾向董老板说过的那一幕，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人，那二位确实是孟慧琴和袁少君。遗憾的是，除此以外，老李再也提供不出其他有用的细节。刑警便请管段派出所出面把孟慧琴傳唤到派出所后与其谈话。副组长刘行博多生了一个心眼，叫上诸葛峰两人出面跟孟慧琴谈话，另外二位刑警不露面。孟慧琴有一种跟生人打交道时自来熟的天性，当下一见面听刘行博报出专案组侦查员的身份后，马上主动发问：“又是我婆婆被抢黄金的事儿吗？”不待刑警回答，又自顾说下去，意思是责怪婆婆保密工作做得太好，黄金藏了这么些年头儿竟然无人知晓，其实即便让家人知道了也没有啥的，小辈又不会问她提出分几两的；如果家里人知道的话，肯定会提醒琰昌哥派两三个伙计护送她去码头的，那就不至于出事了，现在弄得……刘行博打断了孟慧琴的唠叨，问此人你认识吗——随即在白纸上草书“袁少君”三字，推到她面前。孟慧琴见之，脸上笑容立刻消失，随即点头说认识。什么关系？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呀，就是认识而已，他经常到我娘家向老父请教一些事儿，见得多了，就认识了。留用刑警诸葛峰在一旁冷笑，用一口纯正的武汉话说，恐怕没那么简单吧，袁少爷在武汉三镇还是有些名气的，他跟你孟小姐什么关系，圈内人可都是心知肚明的。
孟慧琴是个豁得出的女人，见刑警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也就承认袁是她的“朋友”。刑警对此并无兴趣，他们关心的是与案子的关系，就问了最近一段时间两人的接触情况。孟慧琴说武汉解放以后，她跟袁少君的接触明显减少了，因为袁的心思已经不放在她身上，也不在演戏上，而是在赌博上，最近一段时间只见过一次面。说了时间，就是老李看见的那次。那天她出去购物，正好巧遇对方，又在午饭时间，两人就进饭馆一起用了午餐，天热，还喝了些啤酒。孟慧琴的陈述比较顺畅，神情也正常，刑警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便结束谈话，让她离开。 刑警随即找了周斯者，这是一个在当年很少见得着的超级胖子，身高一米七左右，体重明显超过一百公斤。刑警见之，心里便对其在9月4日星期天冒着炎热特地把自行车骑到单位来送回然后再回家之举感到有点儿反常，既然已经违规了，犯得着休息日送回来吗？隔一天肯定也没事的，专职采购员，随便找一个理由就是了，谁会跟他计较呢。于是，刑警仔细询问了老周怎么用的车、为什么拖到次日上午才把车骑回单位等情况。老周按照刑警的提示，把自己使用自行车的原因、经过、拖延归还的原因等一一说得很详细，可就是对9月3日午夜前劫金案发生时这辆自行车是否在他掌控之中说得颇显模糊。
武汉解放初期，西药奇缺。武汉市为便于对一些紧俏而又重要的西药统一调配，自7月中旬开始把药品分成甲乙丙三类，凡是甲类西药一律归市卫生局统一采购，再分配给各公立医院使用，局里特地成立了一个西药采购调配小组，由副局长李圣山担任组长。老周并非该小组成员，但由于他早在武汉解放前就已是旧政权卫生局的采购员，在社会上人头儿很熟，说不上手眼通天，但许多事儿都是能搞得定的，所以李副局长遇到有些需要发挥其作用的事时，就会给行政科打电话让科长通知老周到场，有时还会直接指派差使老周。9月1日，老周接到一桩差事：有消息说市工商局截获了一批从广州那边偷运过来的盘尼西林、强效磺胺等市场紧俏西药，已决定没收。这些药品没收后要么是被军方要去，要么是调拨给市医药公司下辖的批发部，当时医药公司归工商局代管，稍后商业局成立了又划归商业局。市卫生局想把这批西药弄到手，至少得弄到一部分。这当然不可能通过公事公办的方式去办理，当时的形势也不能纯靠私交去打通关节，得公私结合搅在一起进行。这就需要发挥周斯者的作用了，李副局长便下令批给老周一笔交际费，让他出面宴请相关人员。老周那天做的就是这件事，去的是武昌大东门的“味好美酒家”，一共请了五位客人。老周那硕大的躯体注定胃口奇佳，碰上这种场面当然不能亏待自己，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所以着实好好吃喝了一顿。酒喝得有些高后，他便忘记自己是怎么来的饭馆，把那辆自行车扔到脑后了。临末，他是烂醉如泥被朋友叫了三轮车送回家去的。次日早上醒来，回忆起昨天那一幕，这才想起那辆自行车，赶紧奔饭馆。好在自行车被饭馆伙计推到了后院放着，他心里一松，赶紧把车骑往单位停好。
这就形成了怀疑的理由，刑警当即奔赴“味好美酒家”。刑警让刘老板把店里的一干伙计统统叫来，到齐后把人分成四拨，分别调查9月3日晚上那辆自行车的情况以及各人的行踪。最后，终于弄清那辆自行车是被周斯者停在饭馆门前的一棵树下，饭馆伙计按照惯例，又在自行车三角架上加了一根铁链锁上，免得回头发生了失窃影响饭馆声誉。周斯者那一桌食客一直闹腾到晚上十点左右，是最后离开的。他们离开后，伙计才发现门口那辆自行车还锁在树上。刘老板便让伙计把车搬进后院，放在堆放杂物的棚子里，仍用铁链拴锁住。一直到次日上午八点多周斯者去推车方才开锁，整个晚上没人动过自行车，况且自行车自带车锁，想动也动不了。至于饭馆一干人员，刘老板和账房王先生以及厨师是回家住的，有三个尚未成家的伙计长年住在店里，他们都说当晚收拾好后就在店堂里打地铺睡觉了，没有哪个离开过饭馆，这可以互相作证。
如此，循着自行车这条线索找到破案突破口的希望也落空了。案件的侦查陷入了僵局。
六、柳暗花明
9月12日，專案组开会讨论案情和侦查思路。这次案情分析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9月13日凌晨三点。组长章治国要求每个与会刑警都必须踊跃发言，亮出观点，哪怕是相同的观点也必须要使用自己的语言，不能以“我同意某某同志的观点”来予以概括。大伙儿按照领导的意思，各自回顾并总结了自己在之前九天中所做过的工作，以及运作轨迹准确与否的自我分析。
案情分析会开得冗长、沉闷不说，最要紧的是没有效果。要说收获，无非是大家面对着种种分析，都有一种“想不通”的感觉：案犯只有知晓花秋香拥有装在铜匣内的百两黄金和准备动身返回南京老家定居以及准确的搭乘客轮的开船信息，才可能策划并实施本案。专案组正是根据这个分析思路展开了侦查工作，可是，一招招路数实施下来，竟然都是泥牛入海，这让他们怀疑起“逻辑推理”这个说法的存在了。事后想来，正是这种“想不通”，才使大家萌生出一个念头：任何刑事案件都有形成的原因，此刻面临的这起劫金案当然也是这样，之所以没有破获，应该是对形成本案的原因还没有想到。
9月13日上午十点，会议继续。此时，花秋香来专案组驻地询问案情的进展，组长章治国便让刘行博、彭信扬两人出去接待。
花秋香此番前来竟然还拿了两条华成烟草公司出口的“美丽牌”香烟，说是南京亲戚寄来的，让犒劳辛苦工作的刑警。这种情况刘行博还没有碰到过，微微一怔之后，指了指左胸佩戴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说：“大嫂的心意我们领了，非常感谢！不过这烟我们不能收，解放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希望大嫂不要使我为难。”花秋香又把烟往彭信扬手里塞，也遭到了拒绝。刘行博知道苦主心里不踏实，生怕刑警不肯使劲儿开展工作，便又说了一些宽慰话语。说也奇怪，这些话一说完，他脑子里忽然灵光闪现似的掠过一个念头：关于黄金和动身船讯等信息，会不会是花秋香跟南京的娘家亲戚透露过呢？
这样想着，刘行博就决定跟花秋香聊聊。于是，刘行博和彭信扬把花秋香带到接待室，交谈起来。正是这番闲聊，才使专案组从中获取了侦破这起大案的关键信息。
谈话先从花秋香的娘家情况说起。据花秋香说，她出身于南京一个富裕家庭，其祖上数代都是经营绸缎生意的，后来到了其父亲手里，除了继续经营绸缎庄，还开了一家有两个门面的金店，店名唤作“喜迎凤”，专做女性首饰，生意不错，后来毁于1937年的日寇侵华兵火，当时她早已到武汉二十多年了。在那场著名的大屠杀中，她的父母以及两个弟媳均死于日寇之手，两个弟弟当时不在南京，侥幸逃过这场厄运。俩兄弟后来再婚另娶，以经商为业。花秋香是家里的独生女儿，自幼娇生惯养，便形成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个性。十八岁那年，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决要考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立志要当一名教师。父母拗不过女儿，只好答应，心里默默希望她考试失利，落第而归。但花秋香进考场后发挥正常，以优异成绩达到了目的。 花秋香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武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为此，家里再次对花秋香产生了担忧，父亲曾数次从南京赶到武昌，动员女儿回南京去当教师，但遭到拒绝。父母最担心的是以女儿的这种性格，很容易头脑发热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果然，花秋香后来就发生了情况：学校旁边是北洋军第二十五师的一个旅司令部，一天，一个小兵溜马时撞伤了一名学生。花秋香是级任老师（班主任），和教导主任一起去司令部交涉，对方出面接待的是一个姓丁的参谋长。交涉很顺利，事情很快得到解决，责任在军方，人家便作了赔偿。不想，因这次交涉，那位丧偶了的参谋长看上了花秋香，随即展开追求。追了一段时间，花秋香心动，觉得对方比她大二十岁并不构成婚姻障碍，她认为从对方虽身居高位却没像当时社会上所风行的娶妾，丧偶后还为发妻守了三年这点来看，这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于是，花秋香在向对方提出若干条件约法三章后便答应了这门亲事。待到家里知晓此事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婚礼已经举行过三天了。
婚后，丈夫对花秋香很好。可是，她并未能怀上子女，这可能是丈夫的原因，因为丁参谋长之前的婚姻持续了十二年也未曾留下后代。花秋香认为此系命运使然，也就认了。后来，丈夫竟然患上了当时被视为“绝症”的肺结核，于1926年去世。临终前，丈夫告诉她，在汉口英租界银行的保管库内，放着他的毕生积蓄——一百两黄金，留赠给她，也算是夫妻一场。安葬丈夫后，花秋香凭着丈夫的亲笔遗嘱和告知的密码，去汉口英租界银行取出了黄金，转放于武昌的一家银行。
次年寒假，花秋香去南京探望父母家人，这是她离开南京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家。这么些年来经历了许多人生大事，母女见面，自有一番倾诉。不过，花秋香并未向父母家人透露过亡夫留给她百两黄金之事。此刻，花秋香面对刘行博、彭信扬那含着疑问的眼神，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我并没有告诉父母和两个弟弟关于黄金遗产之事。不管是那次回家，还是后来三次回南京，我都没有透露过这个秘密。直到这次遭遇抢劫后，才在9月4日给两个弟弟发加急电报告诉他们未能如愿返乡的原因。昨天，我收到了弟弟寄来的香烟、板鸭、夫子庙的糕点等，他们让我把这些礼品作为慰问品送给各位刑警。不瞒您二位说，香烟寄来了二十条，我今天只是先拿两条来意思意思，如果你们肯收，回头我再把其他礼品送过来。”
刘、彭二人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此刻他们对是否拒收香烟已经不放在心上了，只想着南京方面很有可能是本案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可是，花秋香再三表示她多年来始终对此事守口如瓶，这就没法儿继续往下探究了。刘行博想了想，问花秋香：“你主观上没有透露亡夫遗留黄金的意思，但在跟南京亲友的接触中，是否有过客观上的无意识透露情节呢？比如亲戚聚会，喝了几杯酒，大伙儿谈兴正浓时，你无意间说到遗金，只不过自己当时和事后都没有意识到。请你回忆一下，这种情况是否可能发生过？”
花秋香几乎是不假思索就摇头否定，说她向不饮酒，也不喝茶，所以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送走花秋香后，刘、彭二人去会议室参加继续进行的案情分析会。他们进门一看室内的气氛，便知跟昨晚一样，案情分析无甚突破。专案组组长章治国的情绪也因此明显低落，见两人进来，便扫了他们一眼，说：“谈了这么久，苦主缠上了？”刘行博说了花秋香送香烟遭到拒绝的情况后，把话题扯到了跟她进行的那番谈话上。章治国顿时眼睛一亮，其他刑警的精神也立马振奋起来。可是，大家听完结果，又都微微叹息，神情沮喪。
章治国喃喃自语轻声道：“这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路……就是……她怎么否认有在无意间曾经透露过遗金的可能性呢？”稍停，他提高了声调，“同志们，请大家一起想想这会是怎么一种情况。”
刑警葛汉松朝会议桌上两位领导的方向看了看，那一闪而过的欲言又止之状没逃过刘行博的眼睛：“老葛有话要说？请说！”
话音未落，一支香烟飞掷过去，章治国声如洪钟：“老葛快说！”
葛汉松平时不大喜欢说话，要说话时也是慢慢吞吞的，当下倒也并不着急，先把那支香烟叼在嘴上，点燃后深吸了一口，这才开腔。谁都以为他会发表一番长篇大论，哪知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琢磨的不是黄金，而是那个装黄金的白铜匣子，不知是否与那被抢的一百两黄金是原配。”
就这一句话，使在座至少一半以上的刑警在一瞬间反应过来了：对啊！如果那铜匣跟黄金不是原配，那花秋香就是特地为装这些黄金而设法搞到的，那个给她铜匣的人不就很有可能知晓黄金的信息吗？章治国兴奋得一拍桌子道：“赶快把苦主追回来，立刻调查这一点！”
花秋香还没走远，便被彭信扬追了回来，直接带到了会议室。一问，她说当初丈夫去世后，她去汉口英租界银行保管库取回那一百两黄金时，黄金是装在一口红木盒子里的，盒内没有绸缎衬绒，黄金是用一方红色丝帕包着的。盒子的容积和黄金的体积不相匹配，黄金装在里面摇晃时会发出黄金跟盒体的撞击声。由此可以判断该盒子并非是原配包装。花秋香当时检查过后，原封不动地送往武昌的一家银行办理了贵重物品保管手续，亲手放进了地下库房的保管箱内。当时是1926年，从那时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她一共回南京娘家四趟。在1932年寒假第三次回去时，无意间从南京弄到了那个白铜匣子。
这个白铜匣子的到手，纯属偶然。前面说过，花秋香的老父是南京富商，先是经营绸缎，后来又开了一家“喜迎凤”金店。“喜迎凤”专门制作、出售女性金银珠宝饰品，同时收购赤金、纯银作为原料。由于经营得法，广告又做得到位，所以生意很好；生意好，需要的原材料就多，有时正规原材料断货，就打广告向社会收购。旧时黄金是允许自由买卖的，但花秋香的老父生性谨慎，不敢直接跟携金前来的卖家做交易，就向辖区鼓楼警察分局申请，如果有卖家登门，便打电话过去请派警员到店核查。老父宁愿多出一些钱钞分别用于给卖家加价和支付警员小费，以买个太平。1932年1月底，记得那天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下午花秋香闲着无事，外出逛街，回来时经过“喜迎凤”，因走得累了，便进店堂内坐坐。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老父开的金店，父亲非常高兴。账房贾先生对花秋香也很客气，亲自沏茶送上。众人跟花秋香聊了片刻，来了一笔大生意：一个阔太太坐着黄包车，车后跟着一个仆人，来到金店门口。那辆车应该是阔太太的私家车，因为车夫把车停稳，跟随的那个仆人把她搀扶下车后，车夫便从车上双手捧下一个紫色小包袱，走在阔太太前面，进入店堂，待阔太太向老板说有货出售并落座后，方才按照阔太太的示意把包袱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