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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其执政理念和执政措施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并成功地进行利用和改造，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研究人民行动党在执政中对儒家文化的利用、改造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提高政党执政能力具有深刻的啟迪作用。
关键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儒家文化；执政；利用；改造
人民行动党成为一个优秀政党建设的典型代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儒家文化对人民行动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一些学者认为根植于华人中的儒家文化，支撑了人民行动党“权威型”政治的基础，对人民的文化、心理、行为，甚至在总的精神趋向方面有重要影响[1] 。
一、现实的需要
1、新加坡的儒家文化传统。最早出现于中国史籍中的新加坡称为龙牙门、凌牙门、单马锡、淡马锡、息辣、息力和石叻等。1988年10月李光耀提出了“儒家基本价值观应升华为国家意识”的建议，力图培育各个种族和不同信仰的新加坡人都赞同并赖以生存的共同价值观。李光耀认为“华人还必须依靠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和中国民间传统价值来相辅相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儒家文化传统已经深深的渗透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了新加坡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内核 [2]。
2、李光耀的成长经历和价值观。人民行动党的缔造者李光耀出生于三代华裔商人的家庭里，家庭较为富足，从小接受了华人家庭传统文化的熏陶。李光耀的父亲为了让其接受先进的教育，送其入英校读书。在尊重新加坡社会传统的基础上，改良儒家传统文化，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发展经验，提出儒家治国，是新加坡国情所迫。人民行动党经过艰难探索，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关于李光耀在新加坡现代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这样说过，“新加坡有今日的繁荣，大部分是他（李光耀）的功劳。”西方学者霍夫亨兹认为新加坡比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更忠实地反映了东亚模式的显著特征”[3] 。这不仅指其稳定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更为重要的是指新加坡现代化所呈现出的民族文化特点，是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4]。
3、向西方学习中遇到的困境。李光耀政治生涯中借鉴了许多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让人民行动党打上了深刻的西方烙印。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新加坡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迅速实现现代化，然而过度西化也像一把双刃剑。新加坡社会传统价值观的丧失，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的盛行。这不利于社会秩序维护和新加坡发展，社会上各种犯罪和丑恶现象又构成了新加坡社会新的道德危机。其本身固有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不断被侵蚀，面临着可能成为“伪西方社会”的危险[5]。
二、对儒家文化的利用和改造
1、在治党策略上对儒家文化的利用和改造。人民行动党能够几十年来保持着强大的活力，始终作为新加坡的执政党管理着新加坡社会，以至于连反对派的生存空间都是人民行动党提前预留的。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与其严格的政党建设制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别是吸收儒家文化中对人才的重视、修身方法的提倡、廉洁的价值观等，赋予其时代性的内涵，这些都极大的促进了人民行动党的发展。
人民行动党内部提倡“君子之财取之有道”的儒家文化金钱观，杜绝出现灰色收入和权力寻租行为的出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关于权力滋生腐败的问题，人民行动党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人民行动党着力建设健康的廉政文化[6]。
2、在治国理念上对儒家文化的利用与改造。人民行动党作为新加坡唯一的执政党，政党建设的成果和政党的执政理念极大的影响着新加坡的内政外交。人民行动党吸收借鉴儒家文化的特点也明显的体现在对国家治理的表现上。具体表现有精英治国策略、注重民生的行仁政措施、注重公平的大同思想、国家之上社会为本的价值观。
各种族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组成一个复合民族的‘新加坡人’，把新加坡作为自己的祖国，共同建设好‘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理念在尊重新加坡多种族的国情基础上，深深体现着儒家文化的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人人是社会的一员，社会有每人的一份，衣食有着，地位平等，无胁迫的可能，无依附的必要，这是大同世界人際关系总的概括。新加坡的民族政策深刻的体现着大同思想的观点，提倡的是所有民众平等、和睦，所有民众共同分享国家的权力、经济发展的成果。
3、对我们的若干启示。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经验和建设是富有成效，对于政党建设和贫穷落后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同样做为儒家文化圈里的中国，学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理念，吸收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中优秀的文化精髓对于政党执政能力的建设和社会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对比世界上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政治民主化是各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结合各自文化传统和具体的国情差异，我国政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必须从共产党自身的民主化开始。进行体制内的民主化的改革，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自上而下地推动政治民主化改革进程，这也是符合政治发展趋势、发展规律。只有当政党制度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之后，制度权威才得以最终确立起来，政党的执政能力才能得到根本的提升和改善[7]。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坚持与时俱进，提高政党执政能力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向海英.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J].东南亚研究，2011（3）.
[2] 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165，477-478，488，572.
[3] 王文钦.新加坡与儒家文化[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 215.
[4] 霍夫亨兹.东亚之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74.
[5] （美）杜维明，高专诚译.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1992.170.
[6] （泰）郑彝元.儒家思想导论[M].曼谷：时中出版社，1984.9.
[7] 张志贤.新加坡需要好政府[N].行动报，2007（2）.
关键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儒家文化；执政；利用；改造
人民行动党成为一个优秀政党建设的典型代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儒家文化对人民行动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一些学者认为根植于华人中的儒家文化，支撑了人民行动党“权威型”政治的基础，对人民的文化、心理、行为，甚至在总的精神趋向方面有重要影响[1] 。
一、现实的需要
1、新加坡的儒家文化传统。最早出现于中国史籍中的新加坡称为龙牙门、凌牙门、单马锡、淡马锡、息辣、息力和石叻等。1988年10月李光耀提出了“儒家基本价值观应升华为国家意识”的建议，力图培育各个种族和不同信仰的新加坡人都赞同并赖以生存的共同价值观。李光耀认为“华人还必须依靠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和中国民间传统价值来相辅相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儒家文化传统已经深深的渗透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了新加坡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内核 [2]。
2、李光耀的成长经历和价值观。人民行动党的缔造者李光耀出生于三代华裔商人的家庭里，家庭较为富足，从小接受了华人家庭传统文化的熏陶。李光耀的父亲为了让其接受先进的教育，送其入英校读书。在尊重新加坡社会传统的基础上，改良儒家传统文化，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发展经验，提出儒家治国，是新加坡国情所迫。人民行动党经过艰难探索，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关于李光耀在新加坡现代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这样说过，“新加坡有今日的繁荣，大部分是他（李光耀）的功劳。”西方学者霍夫亨兹认为新加坡比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更忠实地反映了东亚模式的显著特征”[3] 。这不仅指其稳定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更为重要的是指新加坡现代化所呈现出的民族文化特点，是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4]。
3、向西方学习中遇到的困境。李光耀政治生涯中借鉴了许多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让人民行动党打上了深刻的西方烙印。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新加坡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迅速实现现代化，然而过度西化也像一把双刃剑。新加坡社会传统价值观的丧失，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的盛行。这不利于社会秩序维护和新加坡发展，社会上各种犯罪和丑恶现象又构成了新加坡社会新的道德危机。其本身固有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不断被侵蚀，面临着可能成为“伪西方社会”的危险[5]。
二、对儒家文化的利用和改造
1、在治党策略上对儒家文化的利用和改造。人民行动党能够几十年来保持着强大的活力，始终作为新加坡的执政党管理着新加坡社会，以至于连反对派的生存空间都是人民行动党提前预留的。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与其严格的政党建设制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别是吸收儒家文化中对人才的重视、修身方法的提倡、廉洁的价值观等，赋予其时代性的内涵，这些都极大的促进了人民行动党的发展。
人民行动党内部提倡“君子之财取之有道”的儒家文化金钱观，杜绝出现灰色收入和权力寻租行为的出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关于权力滋生腐败的问题，人民行动党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人民行动党着力建设健康的廉政文化[6]。
2、在治国理念上对儒家文化的利用与改造。人民行动党作为新加坡唯一的执政党，政党建设的成果和政党的执政理念极大的影响着新加坡的内政外交。人民行动党吸收借鉴儒家文化的特点也明显的体现在对国家治理的表现上。具体表现有精英治国策略、注重民生的行仁政措施、注重公平的大同思想、国家之上社会为本的价值观。
各种族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组成一个复合民族的‘新加坡人’，把新加坡作为自己的祖国，共同建设好‘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理念在尊重新加坡多种族的国情基础上，深深体现着儒家文化的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人人是社会的一员，社会有每人的一份，衣食有着，地位平等，无胁迫的可能，无依附的必要，这是大同世界人際关系总的概括。新加坡的民族政策深刻的体现着大同思想的观点，提倡的是所有民众平等、和睦，所有民众共同分享国家的权力、经济发展的成果。
3、对我们的若干启示。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经验和建设是富有成效，对于政党建设和贫穷落后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同样做为儒家文化圈里的中国，学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理念，吸收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中优秀的文化精髓对于政党执政能力的建设和社会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对比世界上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政治民主化是各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结合各自文化传统和具体的国情差异，我国政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必须从共产党自身的民主化开始。进行体制内的民主化的改革，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自上而下地推动政治民主化改革进程，这也是符合政治发展趋势、发展规律。只有当政党制度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之后，制度权威才得以最终确立起来，政党的执政能力才能得到根本的提升和改善[7]。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坚持与时俱进，提高政党执政能力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向海英.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J].东南亚研究，2011（3）.
[2] 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165，477-478，488，572.
[3] 王文钦.新加坡与儒家文化[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 215.
[4] 霍夫亨兹.东亚之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74.
[5] （美）杜维明，高专诚译.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1992.170.
[6] （泰）郑彝元.儒家思想导论[M].曼谷：时中出版社，1984.9.
[7] 张志贤.新加坡需要好政府[N].行动报，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