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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确立了日本在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之位。日本战后，经济得到如此快的发展，大大增强了日本人的信心。这时，学术界中日本文化论者开始对先前的“西欧=近代”理论提出了某种怀疑，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把日本视为一个独特的文明体系去发现日本人的自律性。“间人主义”的提出，正体现了日本人的特性。在“间人”看来，关系本身对当事人和对方都有着独立的价值，而这种价值主要体现为日本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恩义”伦理观念。正是这种道德伦理的培养为日本伦理和谐思想建立了牢固的心理机制，对于社会稳定和谐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日本；间人主义；恩义伦理；和谐
中图分类号：D731.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间人主义”的提出
上世纪70年代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让人叹为观止。论人口、领土、历史远落后于一些国家的日本，却有如此大的经济成绩，这也使得一些学者开始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日本社会，这主要体现在所谓“日本文明学派”的某些学者理论中，其中滨口惠俊就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对日本缺乏主体性的判断乃是基于西方人的观念而做出的肤浅判断。因此他提出了与个人主义相对的观念——“间人”，用以指代日本“人的系统”，强调“间人主义”才是日本人的特性，是日本人最重要的文化身份之一。
日语中，通常用“人间”这个词来表达“人”的意思。“人间”在汉语中从字面来理解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见当日语中把“人”作为世间成员的人来定义时，即把人看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存在。因此可以看出，日本人从不停留于把“人”作为单独的人体存在，而是社会中的人。从日语中对“人间”这个词可以充分体现出日本人对人的把握方式，因此滨口惠俊以此作为基点，将“人间”这两个字的顺序颠倒，创造了“间人”一词。“间人”的“间”就是指人际关系，即“重视相互作用的人”，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间人模式”或“间人主义”。
如前所述，对“间人”的理解可看出日本人具备丰富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的感觉即所谓“报”的观念，这种相互性的依赖转化成一种道德规范即应该采取不负对方期待的对应行为。作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恩”与“义理”的观念，对于他们来说，一旦建立人际关系就应该得到无条件的尊重，并希望恒久的保持这种关系。为此，像“恩与义”这样的伦理就因机能上的必然性而构成了日本人的相互性规范。
二、“恩”与“义”——“彼此彼此”的伦理
尽管“恩”与“义”常常被看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像樱井庄太郎指出的那样，义理发生在属于同一个身份阶层，没有显著阶层差异的当事人之间，而“恩”则发生在存在着上下之差的当事人之间。但日语中“恩义”通常联系在一起，两者是有密切关联的，两者都堪称是人际关系中关于双方互相履行任务的一种道德，恩和义理是具有某种相关性的人际关系伦理。
（一）作为确保互惠性相互作用的“恩”
对日本人而言，恩意识有几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日常生活里存在的素朴的恩意识。例如，在电车里给人让座，丢失的钱包被陌生人捡到后立即交到派出所，在路旁跌倒后被不认识的人扶起来等事情。无论是谁，在每天的生活里，这种细小的事情遇到一、二回的话，一定会说“谢谢”。其次，在血缘、地缘、身份、境遇等各种有缘的关系者中间，面对受到普通以上的利益、关爱的时候，自然会产生感恩的情感。在亲密的朋友间或知己同志间会有互相帮忙的情况，有时也会有某人受到特别照顾和支援的场合。第三，感激非亲非故的人带着深深的慈爱，援助自己的恩意识。世上也有超越一切关系，脱离具体情况的事情。面对阳光、空气、水等无偿不竭地供给我们的恩惠所怀有的感恩之情，也自然在高层次中找到应有的位置。第四，对超越现实超感觉的世界里神佛等绝对存在持有的感谢感激的绝对感情，日本人把这个称为“超越最高层次的恩意识”。
“报恩于万一”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对日本人“恩”意识的总结性描述。对他们来说，恩的授予是高尚的具有选择自由，但更看重的是接受者对授予者回报的过程而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把受恩当作是一种债务，甚至有时会用一生来回报。但“恩”不是关于互酬性的交易，而是关于互惠性的道德。他们觉得欠恩不是美德，报恩才是懿行。
世上最终极的报恩方式一定会用生命来报恩，以死的决心来报答恩情，并没有任何怨言。在日本的寓言故事中有所体现——《文福茶釜》，小狐狸为了报答救了它性命的老爷爷，变化三次来报恩，最后竟然累死，可见报恩观念的浓重。日本将恩意识发挥到极致，便是对天皇的忠，当忠与孝，大忠与小忠发生冲突时会产生困惑，当忠孝不能两全时，按中国人的道德观：择孝弃忠，不会受到谴责，而日本人则择忠弃孝，也会受到赞扬。虽然这并不是我们极力倡导的，但我们终会反思，这也许就是大和民族，是日本民族凝聚力的体现吧。
（二）作为规定互惠性相互作用的道德——“义”
与“恩”意识相连，“情义”也是日本一个独特的范畴。日本人有一种说法，“义理最难接受”，把义理的含义扩大化，形成了相互义务的理想范式这样一种奇特的范畴，它是日本特有的，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一种传统美德，更是一种价值取向。
在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指出，日本情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对社会的情义，主要是“报答情义”——亲属之间的情义，比如金钱、帮助或父母的牺牲等后须归还。如果欠债不还会受到伦理道德的谴责，像媳妇必须对婆婆尽孝听从教导等等。第二种是对名分的情义。这类情义主要是对名誉的看重，如果受到恩情和侮辱都要认真回报，甚至可能抛弃、正义、亲情、金钱、地位等。正是这个原因，使日本民族对生和死观念产生了独特的视角和解读，并产生两种极端走向：一种是用自杀的方式摆脱“负恩者”的尴尬，并以洗刷污名赢得身后的好评。另一种是不以追求幸福为目的而是以坚强的经受苦难的意志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我原以为在等级社会里，地位低的人接受了地位高的人有形恩惠的时候，会以同样方式加倍偿还，其实不然。在日本公司，每逢过节经理都会给公司职员送礼，此外，每个职员的生日还要送礼物，而他从不接受职员的礼。但另一方面，作为无形的回报，是职工对公司的忠诚：加班加点，不抱怨，不求报酬，服从公司安排等。有时，公司丰厚的福利条件得到的是以忠诚相还报的恩义，上司更多的关心，下属就会更忠诚的还报。上级与下级、个人与公司之间这种相互的恩义关系，使日本人能做到“爱社如家”甚至“爱社胜家”，这大概就是日本有很强的团队精神的体现吧。
恩惠都是被动发生的义务，而且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必须竭尽全力去履行这些义务，这必须是在主动立场上去完成的义务，而这些义务是无论如何也偿还不完的，也就是说这些义务在时间上是无限的。“情义”是为免遭世人议论而不得不去履行的一些义务，这些义务是人们极其“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对社会的情义”和“对名分的情义”必须努力偿还，保持自己的名誉不被玷污，这种偿还是可以完成的，即一旦情义偿还完之后他们的情义也就到此为止。
“间人主义”强调的是人际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人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在社会中生存，而这种体现主要体现在“恩义”伦理道德观念中，正是存在这种施恩，报恩，“情义”的意识，才使得人与人之间联系更加紧密，更加和谐。而这种和谐观念一定是伦理和谐的实现，光有他律是不够的，必须在他律和自律的互动中才能真正生成道德力量。纵观日本伦理和谐的实践，我们不得不重视的是，他们对自律的自觉和重视，具体地说，就是恩义意识的培养。
三、对日本“间人主义”思想的评价及影响
（一）日本人的“独特性”与“创新性”
滨口惠俊的“间人主义”理论，正是基于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对立而提出的。在此之前，西方人一直以西方经验为基点来审视日本缺乏主体性，这种观点显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日本文化具有独特性，它是中西文化的碰撞，在不流失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借鉴了中西文化从而形成了自己新的范式，即日本模式。日本正是基于自己独特的模式走上了强国之路。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创新性，这是由于这种创新意识使日本走在世界的前端。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同作为东方人，我们用以中国模式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让世界为之惊叹时，同样我们是否也要创造要一种新的伦理模式范式来支撑中国各方面发展呢？
（二）日本人的坚强信念和意志
在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说到，日本信条是：他们相信择定了一条道路，就要全力以赴地前进，如果失败自然会换成另外一条路线。就像前面所述，日本对待情义时总是对荣誉看得极重，以至于他们用自己坚强信念和责任来守护这个“荣誉”，包括日本生与死的观念中，总是能忍受巨大的牺牲来追求所期望的完美境界。而这，恰恰是日本民族最为崇尚和歌颂的美德。
当然，对于这种一味追求“名誉”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端的想法是不可取的，人生最高的境界是不求名不求利。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想是否该反思中国追求目标是否付出了和日本人一样的努力，是否也有一样的精神存在？
（三）日本人的“大和”和“和谐”思想
樱花，一直被称为日本的国花，日本人对樱花喜爱的情结是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樱花盛开七日，最美的时候不是一朵盛开，而当它们开花成簇时才会看到价值之所在，这其实也代表着日本人的心理，正是日本的团队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表现之一。
当然，本文所述的恩义观也正是和谐价值的体现。当今中国，一直倡导构建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社会一定存在着伦理和谐的境遇，真正和谐的世界也必定有伦理和谐的氛围。也正是日本的恩义伦理观念，能够真正起到凝聚社会的作用，真正体现和谐伦理的枢机所在。
对于现代化的中国来说，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借鉴其他民族的经验，不仅是适应全球化境遇的需要，而且还是中华民族尚和精神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刘毅，关丹.鲁思·本尼迪克特和《菊与刀》[J].国际问题研究，2009，（11）：215～216.
[2]范晓辉.《菊与刀》再考[J].时代教育，2008，（4）：72.
[3]（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 北京：商务印刷馆，1990.
关键词：日本；间人主义；恩义伦理；和谐
中图分类号：D731.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间人主义”的提出
上世纪70年代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让人叹为观止。论人口、领土、历史远落后于一些国家的日本，却有如此大的经济成绩，这也使得一些学者开始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日本社会，这主要体现在所谓“日本文明学派”的某些学者理论中，其中滨口惠俊就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对日本缺乏主体性的判断乃是基于西方人的观念而做出的肤浅判断。因此他提出了与个人主义相对的观念——“间人”，用以指代日本“人的系统”，强调“间人主义”才是日本人的特性，是日本人最重要的文化身份之一。
日语中，通常用“人间”这个词来表达“人”的意思。“人间”在汉语中从字面来理解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见当日语中把“人”作为世间成员的人来定义时，即把人看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存在。因此可以看出，日本人从不停留于把“人”作为单独的人体存在，而是社会中的人。从日语中对“人间”这个词可以充分体现出日本人对人的把握方式，因此滨口惠俊以此作为基点，将“人间”这两个字的顺序颠倒，创造了“间人”一词。“间人”的“间”就是指人际关系，即“重视相互作用的人”，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间人模式”或“间人主义”。
如前所述，对“间人”的理解可看出日本人具备丰富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的感觉即所谓“报”的观念，这种相互性的依赖转化成一种道德规范即应该采取不负对方期待的对应行为。作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恩”与“义理”的观念，对于他们来说，一旦建立人际关系就应该得到无条件的尊重，并希望恒久的保持这种关系。为此，像“恩与义”这样的伦理就因机能上的必然性而构成了日本人的相互性规范。
二、“恩”与“义”——“彼此彼此”的伦理
尽管“恩”与“义”常常被看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像樱井庄太郎指出的那样，义理发生在属于同一个身份阶层，没有显著阶层差异的当事人之间，而“恩”则发生在存在着上下之差的当事人之间。但日语中“恩义”通常联系在一起，两者是有密切关联的，两者都堪称是人际关系中关于双方互相履行任务的一种道德，恩和义理是具有某种相关性的人际关系伦理。
（一）作为确保互惠性相互作用的“恩”
对日本人而言，恩意识有几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日常生活里存在的素朴的恩意识。例如，在电车里给人让座，丢失的钱包被陌生人捡到后立即交到派出所，在路旁跌倒后被不认识的人扶起来等事情。无论是谁，在每天的生活里，这种细小的事情遇到一、二回的话，一定会说“谢谢”。其次，在血缘、地缘、身份、境遇等各种有缘的关系者中间，面对受到普通以上的利益、关爱的时候，自然会产生感恩的情感。在亲密的朋友间或知己同志间会有互相帮忙的情况，有时也会有某人受到特别照顾和支援的场合。第三，感激非亲非故的人带着深深的慈爱，援助自己的恩意识。世上也有超越一切关系，脱离具体情况的事情。面对阳光、空气、水等无偿不竭地供给我们的恩惠所怀有的感恩之情，也自然在高层次中找到应有的位置。第四，对超越现实超感觉的世界里神佛等绝对存在持有的感谢感激的绝对感情，日本人把这个称为“超越最高层次的恩意识”。
“报恩于万一”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对日本人“恩”意识的总结性描述。对他们来说，恩的授予是高尚的具有选择自由，但更看重的是接受者对授予者回报的过程而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把受恩当作是一种债务，甚至有时会用一生来回报。但“恩”不是关于互酬性的交易，而是关于互惠性的道德。他们觉得欠恩不是美德，报恩才是懿行。
世上最终极的报恩方式一定会用生命来报恩，以死的决心来报答恩情，并没有任何怨言。在日本的寓言故事中有所体现——《文福茶釜》，小狐狸为了报答救了它性命的老爷爷，变化三次来报恩，最后竟然累死，可见报恩观念的浓重。日本将恩意识发挥到极致，便是对天皇的忠，当忠与孝，大忠与小忠发生冲突时会产生困惑，当忠孝不能两全时，按中国人的道德观：择孝弃忠，不会受到谴责，而日本人则择忠弃孝，也会受到赞扬。虽然这并不是我们极力倡导的，但我们终会反思，这也许就是大和民族，是日本民族凝聚力的体现吧。
（二）作为规定互惠性相互作用的道德——“义”
与“恩”意识相连，“情义”也是日本一个独特的范畴。日本人有一种说法，“义理最难接受”，把义理的含义扩大化，形成了相互义务的理想范式这样一种奇特的范畴，它是日本特有的，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一种传统美德，更是一种价值取向。
在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指出，日本情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对社会的情义，主要是“报答情义”——亲属之间的情义，比如金钱、帮助或父母的牺牲等后须归还。如果欠债不还会受到伦理道德的谴责，像媳妇必须对婆婆尽孝听从教导等等。第二种是对名分的情义。这类情义主要是对名誉的看重，如果受到恩情和侮辱都要认真回报，甚至可能抛弃、正义、亲情、金钱、地位等。正是这个原因，使日本民族对生和死观念产生了独特的视角和解读，并产生两种极端走向：一种是用自杀的方式摆脱“负恩者”的尴尬，并以洗刷污名赢得身后的好评。另一种是不以追求幸福为目的而是以坚强的经受苦难的意志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我原以为在等级社会里，地位低的人接受了地位高的人有形恩惠的时候，会以同样方式加倍偿还，其实不然。在日本公司，每逢过节经理都会给公司职员送礼，此外，每个职员的生日还要送礼物，而他从不接受职员的礼。但另一方面，作为无形的回报，是职工对公司的忠诚：加班加点，不抱怨，不求报酬，服从公司安排等。有时，公司丰厚的福利条件得到的是以忠诚相还报的恩义，上司更多的关心，下属就会更忠诚的还报。上级与下级、个人与公司之间这种相互的恩义关系，使日本人能做到“爱社如家”甚至“爱社胜家”，这大概就是日本有很强的团队精神的体现吧。
恩惠都是被动发生的义务，而且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必须竭尽全力去履行这些义务，这必须是在主动立场上去完成的义务，而这些义务是无论如何也偿还不完的，也就是说这些义务在时间上是无限的。“情义”是为免遭世人议论而不得不去履行的一些义务，这些义务是人们极其“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对社会的情义”和“对名分的情义”必须努力偿还，保持自己的名誉不被玷污，这种偿还是可以完成的，即一旦情义偿还完之后他们的情义也就到此为止。
“间人主义”强调的是人际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人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在社会中生存，而这种体现主要体现在“恩义”伦理道德观念中，正是存在这种施恩，报恩，“情义”的意识，才使得人与人之间联系更加紧密，更加和谐。而这种和谐观念一定是伦理和谐的实现，光有他律是不够的，必须在他律和自律的互动中才能真正生成道德力量。纵观日本伦理和谐的实践，我们不得不重视的是，他们对自律的自觉和重视，具体地说，就是恩义意识的培养。
三、对日本“间人主义”思想的评价及影响
（一）日本人的“独特性”与“创新性”
滨口惠俊的“间人主义”理论，正是基于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对立而提出的。在此之前，西方人一直以西方经验为基点来审视日本缺乏主体性，这种观点显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日本文化具有独特性，它是中西文化的碰撞，在不流失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借鉴了中西文化从而形成了自己新的范式，即日本模式。日本正是基于自己独特的模式走上了强国之路。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创新性，这是由于这种创新意识使日本走在世界的前端。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同作为东方人，我们用以中国模式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让世界为之惊叹时，同样我们是否也要创造要一种新的伦理模式范式来支撑中国各方面发展呢？
（二）日本人的坚强信念和意志
在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说到，日本信条是：他们相信择定了一条道路，就要全力以赴地前进，如果失败自然会换成另外一条路线。就像前面所述，日本对待情义时总是对荣誉看得极重，以至于他们用自己坚强信念和责任来守护这个“荣誉”，包括日本生与死的观念中，总是能忍受巨大的牺牲来追求所期望的完美境界。而这，恰恰是日本民族最为崇尚和歌颂的美德。
当然，对于这种一味追求“名誉”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端的想法是不可取的，人生最高的境界是不求名不求利。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想是否该反思中国追求目标是否付出了和日本人一样的努力，是否也有一样的精神存在？
（三）日本人的“大和”和“和谐”思想
樱花，一直被称为日本的国花，日本人对樱花喜爱的情结是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樱花盛开七日，最美的时候不是一朵盛开，而当它们开花成簇时才会看到价值之所在，这其实也代表着日本人的心理，正是日本的团队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表现之一。
当然，本文所述的恩义观也正是和谐价值的体现。当今中国，一直倡导构建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社会一定存在着伦理和谐的境遇，真正和谐的世界也必定有伦理和谐的氛围。也正是日本的恩义伦理观念，能够真正起到凝聚社会的作用，真正体现和谐伦理的枢机所在。
对于现代化的中国来说，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借鉴其他民族的经验，不仅是适应全球化境遇的需要，而且还是中华民族尚和精神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刘毅，关丹.鲁思·本尼迪克特和《菊与刀》[J].国际问题研究，2009，（11）：215～216.
[2]范晓辉.《菊与刀》再考[J].时代教育，2008，（4）：72.
[3]（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 北京：商务印刷馆，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