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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去年深冬一日，一天里和朱宪民先生参加了两个气息悬殊很大的活动。
下午是中国文联艺术家大联欢。各界艺术家聚集人民大会堂。
整个会场时沸腾的、红彤彤的。台上有表演，台下哪里顾得上看？各种自拍、他拍、被人拍，各种合影。
朱宪民坐在那里，面色平静，相机、手机都不往出拿了。我在想：在那个场合，有大能量的人，才能这样不动吧？
晚上，两个外地摄影爱好者提出要去朱宪民家里坐坐。请我转告。朱公问都不问来者是谁，说：“来啊！我那儿有好酒！”
酒过三旬，微醺。朱宪民说了两句话：“我现在啊，把每一次露面都当成第一次露面。不管面对谁。”
“我现在啊，把每一次露面都当成递出一张自己的名片。不管面对谁。”
在坐的人都静静琢磨着这两句话。
二
更早几年。一次，陈海汶请朱宪民、王玉文和我去上海参加一个活动。住在海汶郊外著名的小院。
早晨七点，我就听见小院里有人唤我名字。推门一看，朱宪民、王玉文正端坐在楼下大树下喝茶。我下去时，茶水已经淡了。
我问：“起这么早干什么？”
答：“聊天啊！”
问：“老哥俩常常见面，还没聊够啊？聊什么呢？”
答：“彼此提醒啊！”
问：“提醒什么？”
答：“提醒对方哪些要坚持、哪些要放弃，哪一步迈得太大、又有哪一步没跟上，哪些过于热闹的事别关注了、哪些寂寥并不是坏事，不要忽略对哪位朋友的关注、不要被哪些在瞬息万变的玩意儿耀花了了眼……如此种种。”
据说，这两人三十多岁相识，每次见面最重要的事就是“彼此提醒”“彼此疗救”。我常想，把这二人清晨或深夜的聊天记录下来，得是一本处事智谋大集吧。
我认识这二位十几二十年来，只见他们好好做事，不惹他人；对人事变化与事物发展趋势细细观察、深深体味；不管城头如何变幻大王旗，只做好自己的事、为好自己的朋友，安稳地处在社会给定好的位置，岿然不动。
他们俩是现代版钟子期、俞伯牙，高山流水，知音永久。
而我，很多年，只要待在朱憲民、王玉文旁边，心里就很舒服，妥妥的。
三
朱宪民出生的1943年是大灾年，黄河都干了。父亲用车子推着一家人逃荒到黄河南岸。朱宪民生下来，接生婆把他埋在沙土里，那种沙土用锅炒，用筛子箩，是暖和的。在沙土里躺到一岁。刚会爬，扑到砖头垒的炉子旁，烫了腿。一把热乎乎的黄河沙土敷在伤口上。到现在连疤痕都没有。
朱宪民的父亲老实寡言，大字不识一个。17岁的朱宪民离开家乡时，父亲说了一句： “儿子，不要犯法，不要坑人”。
17岁，朱宪民还不知道鞋里要穿袜子。他好奇，城里人为什么在棉鞋里还要弄个套子？棉裤里为什么还穿一条裤子？长裤里面还有短裤？他也不知道世界上有苹果和香蕉，因为他的家乡只有枣。
17岁离开黄河，36岁又背着相机朝黄河边走去。到了黄河边，朱宪民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与黄河切断根脉。他端起相机看到取景框中种种景象，泪水和汗水会一起淌下来。
朱宪民一生没有拍过自己的父亲母亲，他镜头中所有的妇女都是他的母亲，所有男人都是他的父亲！
有一次他在集市上拍照片，想拍一个卖豆芽人的特写，用长焦距拉近一看—他中学的同桌！在学校时这个同桌是班长，门门考90分以上。朱宪民甚至连过去和同桌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如果公平竞争，我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如果他正常考大学，也肯定在我前边啊。我只不过一个瞬间决定走出去了，而他留下来了。
所以朱宪民至今只承认自己是一个特殊行业的劳动者。
把拍摄日尔曼民族众生像作为终身事业的奥古斯特·桑德这样描述自己：“我从小就熟悉这些人的生活……因此，一开始我就从个别类型的村民当中，看到一种相同的典型。那是人类品质的记号。”
朱宪民不会这样归纳，但他做的就是和奥古斯特·桑德同样的事情。
当今世界文化的特征之一：在他者中寻找自我。而奥古斯特·桑德和朱宪民这样的摄影者，则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寻找自我。
朱宪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记录了一条最重要的河流，他也成为最富中国意味的摄影家之一。
但他深谙自己仅仅是一位记录者，他的作品既不能醒世又不能劝化，顶多给将来留下探讨黄河流域百姓命运的佐证。
四
我不在这篇文章里写朱宪民的影像价值了。2007年，我就为他编辑出版过《他从黄河来》一书。那二百张照片的遴选，长达万字的访谈，还有我约请的十余位影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为他写的文章，足以表达我的立场。
除了邀请胡武功、鲍昆、李媚、林路等撰稿，我请了我的大学好友，毕业于美国哈佛的历史学家赵文洪为他的影像做历史梳理；还请我大学同班同学、作家贺新耘撰写文章。他们都不认识朱宪民，甚至没有听说过。我总觉得：距离远点，看得更清楚些。
我居然还约了北疆女孩李娟为朱宪民写文章。偶尔看了李娟的《九篇雪》，那些从阿尔泰山野生出来的文字，我惊喜不已。正如我的好友刘亮程所说：她的文字是“游牧精神在汉语中的一次奇迹复活”。我突发奇想：《他从黄河来》这本书里如果出现李娟的文字，将是多么奇妙。我把朱宪民的数十幅照片发到阿尔泰。李娟只看照片，不见人，写出来这样的文字：
“之前之后的岁月仍在黑暗地进行，唯有一瞬间于电光火石间现身。朱宪民镜头曝光了。他所呈现给我们的与其说只是一幅幅的照片，不如说是一幅幅被反复撕碎后又重新拼贴复原的照片—每一张上面都有伤痕，每一张都有着曾在这世上无数次辗转时遗失过的痕迹，每一张上面都有巨大的缺失。在那上面，那些我们永远也不能理解的光荣的苦难、纯洁的欺骗、低微的平和；那些我们从来不曾真正了解过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失散世上的兄弟姐妹，我们的遗弃物，我们素昧平生的亲生骨肉；我们的旧居，收容我们全部童年和整整一生的所在地；我们曾路过的一些情景，我们眼角余光一扫而过后心有悸动却无可名状的现实碎片。 这些平直无碍地生成的图片，不逗弄辛酸，不探掘隐密，更不曾直白过所谓“精神”或“意义”。较之“创作者”，朱宪民的角色更接近忠实的‘记录者’。他平静而略带神经质地记录下这一切，从我们过于熟识的、聒噪慌忙的日常情景中辟出了冰凉一瞬。镜头朴实无华，却微微颤抖着微妙的怪异—一切的确是这样的，但一切又似乎不应当是这样。其错开之处如此细微，细微得如针尖一般，轻轻地戳扎着所有凝视着这些图片的眼睛。似乎这是我们一生都无法回避的镜头……”
五
我的录音机里一直留着这样一段录音。
大约12年前，我给朱宪民做访谈，他开车载着我，迎着夕阳在长安街行驶。当我说起有人评价他处事“圆滑”时，他急了，语气突然提高，眼珠子瞪了起来：“让所有的人害怕和躲着你是一件好事吗？人万万不能‘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连农民都懂得这个朴素的道理！”
朋友是事业的保证，没有朋友我寸步难行！没有人帮你，你的能力再强有什么用？我这么多年一路走来虽然自己还算勤奋，但更重要的是全靠朋友帮助。这么些年，我也不断修正自己，解剖自己，反省自己在为人处世上不周的地方，常想我说话恰当与否。面对指责我的人，我也无奈：我怎么你了？我没招过你啊！我没找你借過钱啊！你这样与我过不去？但我堵不住人家的嘴，也没地方解释。我只能安慰自己：随你说什么吧，反正我没做过缺德事。
我坚信：人是说不倒的，除非你自己倒下。说我嘻嘻哈哈，一个是因为我的天性就是这样，再加上我知道霸道一点好处没有，没人买你的账。”
录音机中朱宪民声音低下来，节奏缓下来，有些不好意思：“当然如果又重视朋友，又有原则最好啦。可我做不到啦，对朋友有些显而易见的毛病，我也不好意思说啦。要我说，朋友就是‘捧友’，你有了好事为你高兴，有了困难不嫌弃你。互相拆台叫什么朋友？我能做到的就是无是非无城府，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你要是说我说得过分了，我只好躲着你远远的了。如果你们还觉得不了解我，就去看我的作品吧！我的作品就是我的性格。”
六
朱宪民个性热烈多采，自然通透，生命随兴而为，加上他从不“摆谱”，很多朋友的活动和聚会愿意叫他参加。
无论走到哪里，朱宪民都会受到普遍的赞美和高抬。他笑眯眯地听着，受用着，扭过脸来会来一句：“几斤几两还自己不知道啊！我就是一个好说话的老头而已。”
当声气相投的友人在一起小聚，朱宪民每次都要谈“感恩”两字。对他人、对命运、对机缘、对道路、对友人、对影像……对一切的感恩和敬意。每次聚会，我都会收到一盒茶、一条丝巾，或者一本小画册。
我感受着朱宪民越来越温和、越来越低到尘埃里的状态。眼见他夫唱妇随、儿女双全、丰衣足食、远近无忧，没有火气，没有憋屈，浮世的营扰越来越少。
七
我常常庆幸能与朱宪民先生“相逢在历史哀歌的岸边”，共同感受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变迁，并在这段反复无常、浪涛滚滚时代中并肩前行。时代的阵痛带给我们无比鲜活和动人的生活经验，也带给我们共同的伤感与隐忧。
我也常常庆幸有朱宪民这样的智者，这样可靠的友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他们万象来时不迎，百态去之不送，不固执更不迎合的生命态度深度影响了我。
八
我的女儿问我：“为什么要叫他朱公，我可以不这样叫吗？”
我答：“这是约定俗成的称呼。
他配得上这样的称呼。
你要永远叫他‘朱公’。”
去年深冬一日，一天里和朱宪民先生参加了两个气息悬殊很大的活动。
下午是中国文联艺术家大联欢。各界艺术家聚集人民大会堂。
整个会场时沸腾的、红彤彤的。台上有表演，台下哪里顾得上看？各种自拍、他拍、被人拍，各种合影。
朱宪民坐在那里，面色平静，相机、手机都不往出拿了。我在想：在那个场合，有大能量的人，才能这样不动吧？
晚上，两个外地摄影爱好者提出要去朱宪民家里坐坐。请我转告。朱公问都不问来者是谁，说：“来啊！我那儿有好酒！”
酒过三旬，微醺。朱宪民说了两句话：“我现在啊，把每一次露面都当成第一次露面。不管面对谁。”
“我现在啊，把每一次露面都当成递出一张自己的名片。不管面对谁。”
在坐的人都静静琢磨着这两句话。
二
更早几年。一次，陈海汶请朱宪民、王玉文和我去上海参加一个活动。住在海汶郊外著名的小院。
早晨七点，我就听见小院里有人唤我名字。推门一看，朱宪民、王玉文正端坐在楼下大树下喝茶。我下去时，茶水已经淡了。
我问：“起这么早干什么？”
答：“聊天啊！”
问：“老哥俩常常见面，还没聊够啊？聊什么呢？”
答：“彼此提醒啊！”
问：“提醒什么？”
答：“提醒对方哪些要坚持、哪些要放弃，哪一步迈得太大、又有哪一步没跟上，哪些过于热闹的事别关注了、哪些寂寥并不是坏事，不要忽略对哪位朋友的关注、不要被哪些在瞬息万变的玩意儿耀花了了眼……如此种种。”
据说，这两人三十多岁相识，每次见面最重要的事就是“彼此提醒”“彼此疗救”。我常想，把这二人清晨或深夜的聊天记录下来，得是一本处事智谋大集吧。
我认识这二位十几二十年来，只见他们好好做事，不惹他人；对人事变化与事物发展趋势细细观察、深深体味；不管城头如何变幻大王旗，只做好自己的事、为好自己的朋友，安稳地处在社会给定好的位置，岿然不动。
他们俩是现代版钟子期、俞伯牙，高山流水，知音永久。
而我，很多年，只要待在朱憲民、王玉文旁边，心里就很舒服，妥妥的。
三
朱宪民出生的1943年是大灾年，黄河都干了。父亲用车子推着一家人逃荒到黄河南岸。朱宪民生下来，接生婆把他埋在沙土里，那种沙土用锅炒，用筛子箩，是暖和的。在沙土里躺到一岁。刚会爬，扑到砖头垒的炉子旁，烫了腿。一把热乎乎的黄河沙土敷在伤口上。到现在连疤痕都没有。
朱宪民的父亲老实寡言，大字不识一个。17岁的朱宪民离开家乡时，父亲说了一句： “儿子，不要犯法，不要坑人”。
17岁，朱宪民还不知道鞋里要穿袜子。他好奇，城里人为什么在棉鞋里还要弄个套子？棉裤里为什么还穿一条裤子？长裤里面还有短裤？他也不知道世界上有苹果和香蕉，因为他的家乡只有枣。
17岁离开黄河，36岁又背着相机朝黄河边走去。到了黄河边，朱宪民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与黄河切断根脉。他端起相机看到取景框中种种景象，泪水和汗水会一起淌下来。
朱宪民一生没有拍过自己的父亲母亲，他镜头中所有的妇女都是他的母亲，所有男人都是他的父亲！
有一次他在集市上拍照片，想拍一个卖豆芽人的特写，用长焦距拉近一看—他中学的同桌！在学校时这个同桌是班长，门门考90分以上。朱宪民甚至连过去和同桌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如果公平竞争，我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如果他正常考大学，也肯定在我前边啊。我只不过一个瞬间决定走出去了，而他留下来了。
所以朱宪民至今只承认自己是一个特殊行业的劳动者。
把拍摄日尔曼民族众生像作为终身事业的奥古斯特·桑德这样描述自己：“我从小就熟悉这些人的生活……因此，一开始我就从个别类型的村民当中，看到一种相同的典型。那是人类品质的记号。”
朱宪民不会这样归纳，但他做的就是和奥古斯特·桑德同样的事情。
当今世界文化的特征之一：在他者中寻找自我。而奥古斯特·桑德和朱宪民这样的摄影者，则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寻找自我。
朱宪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记录了一条最重要的河流，他也成为最富中国意味的摄影家之一。
但他深谙自己仅仅是一位记录者，他的作品既不能醒世又不能劝化，顶多给将来留下探讨黄河流域百姓命运的佐证。
四
我不在这篇文章里写朱宪民的影像价值了。2007年，我就为他编辑出版过《他从黄河来》一书。那二百张照片的遴选，长达万字的访谈，还有我约请的十余位影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为他写的文章，足以表达我的立场。
除了邀请胡武功、鲍昆、李媚、林路等撰稿，我请了我的大学好友，毕业于美国哈佛的历史学家赵文洪为他的影像做历史梳理；还请我大学同班同学、作家贺新耘撰写文章。他们都不认识朱宪民，甚至没有听说过。我总觉得：距离远点，看得更清楚些。
我居然还约了北疆女孩李娟为朱宪民写文章。偶尔看了李娟的《九篇雪》，那些从阿尔泰山野生出来的文字，我惊喜不已。正如我的好友刘亮程所说：她的文字是“游牧精神在汉语中的一次奇迹复活”。我突发奇想：《他从黄河来》这本书里如果出现李娟的文字，将是多么奇妙。我把朱宪民的数十幅照片发到阿尔泰。李娟只看照片，不见人，写出来这样的文字：
“之前之后的岁月仍在黑暗地进行，唯有一瞬间于电光火石间现身。朱宪民镜头曝光了。他所呈现给我们的与其说只是一幅幅的照片，不如说是一幅幅被反复撕碎后又重新拼贴复原的照片—每一张上面都有伤痕，每一张都有着曾在这世上无数次辗转时遗失过的痕迹，每一张上面都有巨大的缺失。在那上面，那些我们永远也不能理解的光荣的苦难、纯洁的欺骗、低微的平和；那些我们从来不曾真正了解过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失散世上的兄弟姐妹，我们的遗弃物，我们素昧平生的亲生骨肉；我们的旧居，收容我们全部童年和整整一生的所在地；我们曾路过的一些情景，我们眼角余光一扫而过后心有悸动却无可名状的现实碎片。 这些平直无碍地生成的图片，不逗弄辛酸，不探掘隐密，更不曾直白过所谓“精神”或“意义”。较之“创作者”，朱宪民的角色更接近忠实的‘记录者’。他平静而略带神经质地记录下这一切，从我们过于熟识的、聒噪慌忙的日常情景中辟出了冰凉一瞬。镜头朴实无华，却微微颤抖着微妙的怪异—一切的确是这样的，但一切又似乎不应当是这样。其错开之处如此细微，细微得如针尖一般，轻轻地戳扎着所有凝视着这些图片的眼睛。似乎这是我们一生都无法回避的镜头……”
五
我的录音机里一直留着这样一段录音。
大约12年前，我给朱宪民做访谈，他开车载着我，迎着夕阳在长安街行驶。当我说起有人评价他处事“圆滑”时，他急了，语气突然提高，眼珠子瞪了起来：“让所有的人害怕和躲着你是一件好事吗？人万万不能‘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连农民都懂得这个朴素的道理！”
朋友是事业的保证，没有朋友我寸步难行！没有人帮你，你的能力再强有什么用？我这么多年一路走来虽然自己还算勤奋，但更重要的是全靠朋友帮助。这么些年，我也不断修正自己，解剖自己，反省自己在为人处世上不周的地方，常想我说话恰当与否。面对指责我的人，我也无奈：我怎么你了？我没招过你啊！我没找你借過钱啊！你这样与我过不去？但我堵不住人家的嘴，也没地方解释。我只能安慰自己：随你说什么吧，反正我没做过缺德事。
我坚信：人是说不倒的，除非你自己倒下。说我嘻嘻哈哈，一个是因为我的天性就是这样，再加上我知道霸道一点好处没有，没人买你的账。”
录音机中朱宪民声音低下来，节奏缓下来，有些不好意思：“当然如果又重视朋友，又有原则最好啦。可我做不到啦，对朋友有些显而易见的毛病，我也不好意思说啦。要我说，朋友就是‘捧友’，你有了好事为你高兴，有了困难不嫌弃你。互相拆台叫什么朋友？我能做到的就是无是非无城府，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你要是说我说得过分了，我只好躲着你远远的了。如果你们还觉得不了解我，就去看我的作品吧！我的作品就是我的性格。”
六
朱宪民个性热烈多采，自然通透，生命随兴而为，加上他从不“摆谱”，很多朋友的活动和聚会愿意叫他参加。
无论走到哪里，朱宪民都会受到普遍的赞美和高抬。他笑眯眯地听着，受用着，扭过脸来会来一句：“几斤几两还自己不知道啊！我就是一个好说话的老头而已。”
当声气相投的友人在一起小聚，朱宪民每次都要谈“感恩”两字。对他人、对命运、对机缘、对道路、对友人、对影像……对一切的感恩和敬意。每次聚会，我都会收到一盒茶、一条丝巾，或者一本小画册。
我感受着朱宪民越来越温和、越来越低到尘埃里的状态。眼见他夫唱妇随、儿女双全、丰衣足食、远近无忧，没有火气，没有憋屈，浮世的营扰越来越少。
七
我常常庆幸能与朱宪民先生“相逢在历史哀歌的岸边”，共同感受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变迁，并在这段反复无常、浪涛滚滚时代中并肩前行。时代的阵痛带给我们无比鲜活和动人的生活经验，也带给我们共同的伤感与隐忧。
我也常常庆幸有朱宪民这样的智者，这样可靠的友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他们万象来时不迎，百态去之不送，不固执更不迎合的生命态度深度影响了我。
八
我的女儿问我：“为什么要叫他朱公，我可以不这样叫吗？”
我答：“这是约定俗成的称呼。
他配得上这样的称呼。
你要永远叫他‘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