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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拜伦的《哀希腊》出现于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也是我国民族文学的重要时期，唤醒了国人的社会理想和革命斗志。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不断深入，翻译的社会性也得以凸显，翻译研究从文本层面逐渐更加关注文本之外的外部因素，从以原语文化为中心转向以译语文化为中心，着重考查翻译的社会文化性和语言的顺应性。因此，对《哀希腊》原语和译语背后文化背景的探索，更好地突出其到译语文化环境后产生的本土化功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关键词】 文化语境;顺应论;《哀希腊》;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2-0022-03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gxun-chxzs2019111。
一、引言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他一生中创作了许多雅俗共赏的作品，包括短诗和长篇叙事诗。《哀希腊》是拜伦的代表长篇诗作《唐璜》中的一个篇章，是一首十六节六行长诗。这首诗通过游吟诗人之口，对比了古代希腊的繁荣和如今受辱的现状，希望以此激励希腊人民承继先辈们的英勇精神，进而奋勇杀敌，为了民族独立自由而战。拜伦本人也是一位勇士，他积极投身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发挥领导作用。《哀希腊》是充满了民族主义和情怀的英雄诗篇，很好地契合了中国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语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救亡和复兴的宝贵文化资源。国内关于《哀希腊》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都是关于不同译本之间的比较、译者与译本的关系等来进行分析，从语境顺应角度对《哀希腊》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并不常见。文学翻译是一种与文学作品密不可分的翻译行为，除了文学文本外，它还要更多地考虑文本之外的社会发展、意识形态等因素。由此一来，文学翻译则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种顺应性和目的性，尤其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它常常会因特定时间和语境而进行动态的顺应。本文拟从文化语境出发，结合翻译研究的顺应论，通过比较、列举等方法，分析拜伦的《哀希腊》译语的文化动态顺应过程和拜伦中国本土文化形象的构建及本土化社会功用，从而发掘出新时代文化环境下《哀希腊》的社会意义。
二、文化语境顺应说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首先提出“文化语境”的概念，并将其概括为跟语言相关的物质设备、活动和道德价值等。而在翻译中，文化语境则涵盖了源语和目标语所处的各种背景，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讲，对不同语言文化语境的了解能够很好地指导其具体的翻译活动。
比利时语言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提出语言顺应论，该理论表明语言在运用过程中要主动顺应不同交际主体的文化语境，在语言表达方式和含义方面做出动态的选择，进而尽可能地符合目的语文化语境的要求。维索尔伦将语言顺应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语言结构顺应、语境关系顺应、语言动态顺应和意识程度突显，进而解释语言现象的动态使用过程。（Verschueren 56）翻译往往被认为是语言存在和使用的方式之一，而语言存在结构和运用環境之间的适应则表明了翻译的顺应性。顺应性在语言尤其是跨文化语言交际使用过程中占据着关键地位，故而可以认为，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实现翻译效果应特别注意结合实际做出相应的动态顺应。这种顺应与目的语语境息息相关，语境交际中所需要的主体认知规律、对客体内容的敏感度以及文化储备、信念追求等都对这种顺应产生着影响。在《哀希腊》翻译过程中，译者们身处的环境和社会背景并不完全相同，这使得他们对文本内涵的感知和文化信息的顺应性传达也存在不同之处。将这些不同点进行对比，则可以进一步反映出处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上的译者们在处理翻译文本时在文化语境顺应方面不断改变的历程。
三、《哀希腊》的文化语境顺应
立足历史背景出发，《哀希腊》因其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强大感召力受到了当时正处历史变革之际的近现代爱国学者们的青睐，在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梁启超、马君武等译者们通过对《哀希腊》的翻译，把他们的社会理想投射于拜伦的身上，它带来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当时也是巨大的。
（一）《哀希腊》诗歌形式的本土文化顺应
为了便于分析，此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第一节为例进行分析：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s set.
（Byron： The Isles of Greece）
梁译：
咳！希腊啊，希腊啊！
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
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
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长照。
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
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梁启超，1960：48）
马译：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
爱国之诗传最早。
战争和平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
德娄飞布两英雄，溯源皆是希腊族。
吁嗟乎！ 漫说年夏日长，万般消歇剩斜阳。
（马君武，1986：229-230）
通过原文可以看出，《哀希腊》语言结构较为清晰：6行一小节且采取抑扬格四音节的格律，韵脚为ababcc。而在译文中，梁译和马译分别采取了各自的翻译形式将原文进行文化顺应。梁启超用曲牌的10行、7行这样长短不一的句式翻译原诗的6行;马君武则以中国古代七言诗体的形式进行翻译，且每一节都使用了原文中未有的“吁嗟乎”这一感叹词，从而生动表达了译者的个人情感。除此之外，胡适也采用本土文化特有的离骚体来进行翻译。经过他们的文化选择，译文更符合本土文化语境，因此，整个译文也更符合当时国人的阅读习惯，使得译文能被广大读者所接纳。
对于本节中出现的人名，两位译者均采用了音译加注的方式，对其来源出处进行了解释说明，顺应了目标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很好地完成了一种社会文化构建。因此，译者对《哀希腊》的意译和改造实际上是为了顺应当时的民族情绪，抒发了国人的心境与感受，反映了中国本土文化的需求。
（二）《哀希腊》诗歌含义的本土文化顺应
翻译并是两种异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中外两种不同的文化下，为了更好接受作者思想并对本土文化产生一定影响，译者有必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来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翻译方法的正确选择是翻译取得成功的关键，而方法的选择更需从文化语境顺应的角度出发，保证翻译过程中文化含义的相互转换，这样才能进一步取得翻译实践的成功。
例如，原诗第二个诗节中：
The Scian and the Teian muse，
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
……
Than your sires’ “Islands of the Blest.”
（Byron： The Isles of Greece）
诗中出现“harp”和“lute”是两种大型弹拨乐器，尤其是竖琴在西方文化中历史悠久，寓意丰富，在本诗中二者分别代指伟大的诗人荷马和阿克那里翁。马君武将这两句译为：“莫说侁佃二族事，繁华一夕尽消沉。万玉哀鸣侠子瑟，群珠乱落美人琴。”通过增译的方式丰富了原文内涵，且用中国传统乐器“琴”和“瑟”指代上述两种乐器，通过文化意象的转换使得诗歌含义很好地顺应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也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而苏曼殊译为“壮士弹坎侯，静女揄鸣筝。”，此处采取的翻译行为和取得的效果也与马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考虑到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语境顺应的必要性，进而使得诗歌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拜伦的中国本土文化形象建构
从文学翻译的层面来说，“一部文学作品（原作）的价值在于其诠释的丰富性和可塑性，即能否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发现其相关性和针对性，有效地转换成其他民族的精神资源。”（廖七一 48）自20世纪初，梁启超发掘了拜伦在民族存亡关键时期的宝贵的社会文化意义，并将其引入中国，就有许多学者和爱国人士对拜伦进行本土化文化形象的塑造，即打造“中国式拜伦”，以鼓舞中国人民奋勇抵抗外来侵略，打破封建桎梏。尤其是马君武、胡适等人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在翻译时顺应了当时的文化语境，极大加深了学者们对拜伦这一对民族复兴有着卓越贡献的英雄诗人的崇慕之情。
在《哀希腊》的译介过程中，有这样一个现象惹人眼球：早期将《哀希腊》译入中国的梁启超、闻一多、胡适等人大多同时兼具译者、思想家和革命者的身份。这样一来，他们对译介作品的选择和文学人物形象的建构，便自然而然地增添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拜伦式英雄”的人物形象也因其典型的文化内涵，经由他们的阐释而在中国产生了更丰富的本土化意义。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努力，拜伦和他的《哀希腊》在本土化形象建构的过程中，将其内涵渗入到中国的社会语境中来，对中国近代民族精神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英雄”形象，经由译者的翻译活动步入了中国近代社会，在民族救亡的文化语境下进行本土化顺应，进而发挥其文化价值和社会功用，激励了许多爱国之士，甚至成为一种符号表征融入民族振兴的伟大进程中来。
四、结语
维索尔伦的文化语境顺应论表明，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目的语本土的文化语境对译文进行动态顺应以达到翻译效果。在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者需要考虑到不同语言的社会文化含义和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对语言表达和文本传统做出多方面的选择，进而在适应目的语文化语境这一前提下发挥译者能动性，主动顺应不同的文化，尽可能地将原文中的文化内涵通过翻译传达到目的语中来，从而展现译文的魅力，更好地理解原文和译文。
《哀希腊》的译入给清末民初时期的爱国志士带来了极大感召力，诗人对民族解放的执着追求和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引发了一大批学者的强烈情感共鸣，俨然成为当时民族救亡运动中有力的文化武器。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拜伦，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下，经过梁启超、馬君武、胡适等的顺应性选择和改造，形塑了中国本土化的“英雄”形象，实现了该诗在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功用。
参考文献：
[1]Venuti， Lawrence. 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 [C]∥ Christina Schaffner & Helen Kelly-Holmes. Cultural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 Clevedon and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5： 9 -25.
[2]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3]李锦，廖开洪.文化语境顺应与翻译策略[J].语言与翻译，2005，（02）：49-52.
[4]廖七一.梁启超与拜伦《哀希腊》的本土化[J]. 外语研究，2006，（3）：48-51.
[5]廖七一. 《哀希腊》的译介与符号化[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1）：73-79.
[6]倪正芳.拜伦与中国[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
[7]屠国元，李静.欲望化他者与言说自我——清末民初拜伦形象本土化中的译者主体身份检视[J].中国翻译，2012，33（05）：19-24+128.
[8]查良铮.拜伦诗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9]张柏然，许钧.译学新论[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王敏，女，汉族、河南信阳人，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关键词】 文化语境;顺应论;《哀希腊》;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2-0022-03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gxun-chxzs2019111。
一、引言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他一生中创作了许多雅俗共赏的作品，包括短诗和长篇叙事诗。《哀希腊》是拜伦的代表长篇诗作《唐璜》中的一个篇章，是一首十六节六行长诗。这首诗通过游吟诗人之口，对比了古代希腊的繁荣和如今受辱的现状，希望以此激励希腊人民承继先辈们的英勇精神，进而奋勇杀敌，为了民族独立自由而战。拜伦本人也是一位勇士，他积极投身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发挥领导作用。《哀希腊》是充满了民族主义和情怀的英雄诗篇，很好地契合了中国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语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救亡和复兴的宝贵文化资源。国内关于《哀希腊》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都是关于不同译本之间的比较、译者与译本的关系等来进行分析，从语境顺应角度对《哀希腊》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并不常见。文学翻译是一种与文学作品密不可分的翻译行为，除了文学文本外，它还要更多地考虑文本之外的社会发展、意识形态等因素。由此一来，文学翻译则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种顺应性和目的性，尤其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它常常会因特定时间和语境而进行动态的顺应。本文拟从文化语境出发，结合翻译研究的顺应论，通过比较、列举等方法，分析拜伦的《哀希腊》译语的文化动态顺应过程和拜伦中国本土文化形象的构建及本土化社会功用，从而发掘出新时代文化环境下《哀希腊》的社会意义。
二、文化语境顺应说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首先提出“文化语境”的概念，并将其概括为跟语言相关的物质设备、活动和道德价值等。而在翻译中，文化语境则涵盖了源语和目标语所处的各种背景，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讲，对不同语言文化语境的了解能够很好地指导其具体的翻译活动。
比利时语言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提出语言顺应论，该理论表明语言在运用过程中要主动顺应不同交际主体的文化语境，在语言表达方式和含义方面做出动态的选择，进而尽可能地符合目的语文化语境的要求。维索尔伦将语言顺应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语言结构顺应、语境关系顺应、语言动态顺应和意识程度突显，进而解释语言现象的动态使用过程。（Verschueren 56）翻译往往被认为是语言存在和使用的方式之一，而语言存在结构和运用環境之间的适应则表明了翻译的顺应性。顺应性在语言尤其是跨文化语言交际使用过程中占据着关键地位，故而可以认为，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实现翻译效果应特别注意结合实际做出相应的动态顺应。这种顺应与目的语语境息息相关，语境交际中所需要的主体认知规律、对客体内容的敏感度以及文化储备、信念追求等都对这种顺应产生着影响。在《哀希腊》翻译过程中，译者们身处的环境和社会背景并不完全相同，这使得他们对文本内涵的感知和文化信息的顺应性传达也存在不同之处。将这些不同点进行对比，则可以进一步反映出处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上的译者们在处理翻译文本时在文化语境顺应方面不断改变的历程。
三、《哀希腊》的文化语境顺应
立足历史背景出发，《哀希腊》因其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强大感召力受到了当时正处历史变革之际的近现代爱国学者们的青睐，在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梁启超、马君武等译者们通过对《哀希腊》的翻译，把他们的社会理想投射于拜伦的身上，它带来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当时也是巨大的。
（一）《哀希腊》诗歌形式的本土文化顺应
为了便于分析，此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第一节为例进行分析：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s set.
（Byron： The Isles of Greece）
梁译：
咳！希腊啊，希腊啊！
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
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
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长照。
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
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梁启超，1960：48）
马译：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
爱国之诗传最早。
战争和平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
德娄飞布两英雄，溯源皆是希腊族。
吁嗟乎！ 漫说年夏日长，万般消歇剩斜阳。
（马君武，1986：229-230）
通过原文可以看出，《哀希腊》语言结构较为清晰：6行一小节且采取抑扬格四音节的格律，韵脚为ababcc。而在译文中，梁译和马译分别采取了各自的翻译形式将原文进行文化顺应。梁启超用曲牌的10行、7行这样长短不一的句式翻译原诗的6行;马君武则以中国古代七言诗体的形式进行翻译，且每一节都使用了原文中未有的“吁嗟乎”这一感叹词，从而生动表达了译者的个人情感。除此之外，胡适也采用本土文化特有的离骚体来进行翻译。经过他们的文化选择，译文更符合本土文化语境，因此，整个译文也更符合当时国人的阅读习惯，使得译文能被广大读者所接纳。
对于本节中出现的人名，两位译者均采用了音译加注的方式，对其来源出处进行了解释说明，顺应了目标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很好地完成了一种社会文化构建。因此，译者对《哀希腊》的意译和改造实际上是为了顺应当时的民族情绪，抒发了国人的心境与感受，反映了中国本土文化的需求。
（二）《哀希腊》诗歌含义的本土文化顺应
翻译并是两种异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中外两种不同的文化下，为了更好接受作者思想并对本土文化产生一定影响，译者有必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来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翻译方法的正确选择是翻译取得成功的关键，而方法的选择更需从文化语境顺应的角度出发，保证翻译过程中文化含义的相互转换，这样才能进一步取得翻译实践的成功。
例如，原诗第二个诗节中：
The Scian and the Teian muse，
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
……
Than your sires’ “Islands of the Blest.”
（Byron： The Isles of Greece）
诗中出现“harp”和“lute”是两种大型弹拨乐器，尤其是竖琴在西方文化中历史悠久，寓意丰富，在本诗中二者分别代指伟大的诗人荷马和阿克那里翁。马君武将这两句译为：“莫说侁佃二族事，繁华一夕尽消沉。万玉哀鸣侠子瑟，群珠乱落美人琴。”通过增译的方式丰富了原文内涵，且用中国传统乐器“琴”和“瑟”指代上述两种乐器，通过文化意象的转换使得诗歌含义很好地顺应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也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而苏曼殊译为“壮士弹坎侯，静女揄鸣筝。”，此处采取的翻译行为和取得的效果也与马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考虑到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语境顺应的必要性，进而使得诗歌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拜伦的中国本土文化形象建构
从文学翻译的层面来说，“一部文学作品（原作）的价值在于其诠释的丰富性和可塑性，即能否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发现其相关性和针对性，有效地转换成其他民族的精神资源。”（廖七一 48）自20世纪初，梁启超发掘了拜伦在民族存亡关键时期的宝贵的社会文化意义，并将其引入中国，就有许多学者和爱国人士对拜伦进行本土化文化形象的塑造，即打造“中国式拜伦”，以鼓舞中国人民奋勇抵抗外来侵略，打破封建桎梏。尤其是马君武、胡适等人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在翻译时顺应了当时的文化语境，极大加深了学者们对拜伦这一对民族复兴有着卓越贡献的英雄诗人的崇慕之情。
在《哀希腊》的译介过程中，有这样一个现象惹人眼球：早期将《哀希腊》译入中国的梁启超、闻一多、胡适等人大多同时兼具译者、思想家和革命者的身份。这样一来，他们对译介作品的选择和文学人物形象的建构，便自然而然地增添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拜伦式英雄”的人物形象也因其典型的文化内涵，经由他们的阐释而在中国产生了更丰富的本土化意义。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努力，拜伦和他的《哀希腊》在本土化形象建构的过程中，将其内涵渗入到中国的社会语境中来，对中国近代民族精神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英雄”形象，经由译者的翻译活动步入了中国近代社会，在民族救亡的文化语境下进行本土化顺应，进而发挥其文化价值和社会功用，激励了许多爱国之士，甚至成为一种符号表征融入民族振兴的伟大进程中来。
四、结语
维索尔伦的文化语境顺应论表明，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目的语本土的文化语境对译文进行动态顺应以达到翻译效果。在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者需要考虑到不同语言的社会文化含义和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对语言表达和文本传统做出多方面的选择，进而在适应目的语文化语境这一前提下发挥译者能动性，主动顺应不同的文化，尽可能地将原文中的文化内涵通过翻译传达到目的语中来，从而展现译文的魅力，更好地理解原文和译文。
《哀希腊》的译入给清末民初时期的爱国志士带来了极大感召力，诗人对民族解放的执着追求和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引发了一大批学者的强烈情感共鸣，俨然成为当时民族救亡运动中有力的文化武器。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拜伦，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下，经过梁启超、馬君武、胡适等的顺应性选择和改造，形塑了中国本土化的“英雄”形象，实现了该诗在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功用。
参考文献：
[1]Venuti， Lawrence. 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 [C]∥ Christina Schaffner & Helen Kelly-Holmes. Cultural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 Clevedon and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5： 9 -25.
[2]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3]李锦，廖开洪.文化语境顺应与翻译策略[J].语言与翻译，2005，（02）：49-52.
[4]廖七一.梁启超与拜伦《哀希腊》的本土化[J]. 外语研究，2006，（3）：48-51.
[5]廖七一. 《哀希腊》的译介与符号化[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1）：73-79.
[6]倪正芳.拜伦与中国[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
[7]屠国元，李静.欲望化他者与言说自我——清末民初拜伦形象本土化中的译者主体身份检视[J].中国翻译，2012，33（05）：19-24+128.
[8]查良铮.拜伦诗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9]张柏然，许钧.译学新论[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王敏，女，汉族、河南信阳人，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