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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世纪的知识女性大多出身于贵族家庭，她们人数不多，但却从各方面为中世纪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修女中的著名作家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传播了宗教文化；世俗女性中的女作家写了大量诗歌、散文，并为女性辩护，提出了最早的女性主义思想；贵族妇女有的成为文艺赞助人，有的则兴建图书馆、学术机构和教堂，有的成为教师，直接投身于文化普及工作。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她们有受教育的机会，有闲暇时间和合适的读者群，以及个人的天资和努力。但她们不能担任公职，参加学术活动，大学也不允许她们进入。文艺复兴开始后情况有所改观。
关键词：知识女性；西欧中世纪；文化；贡献。
中世纪曾被认为是“黑暗时代”，是文化荒漠，那时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即教士，女性似乎是与知识无缘的，因此，我们在法国史学家雅克o勒戈夫的名著[1]里仅能找到一位女性的名字——爱洛伊丝（Heloise，1101——1164），而且还是因为她与阿贝拉尔（Abelard，1079--1142）的爱情悲剧而不是她本人的学识才被提到的。那么，中世纪的女性真的与文化无缘吗？她们是否为中世纪的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中世纪妇女的受教育状况
在中世纪，妇女的状况因所属阶层、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有些法律上的规定是针对全体妇女的，因此她们被视为一个阶层，被视为"社会的边缘集团"。[2]（P8）根据法律，妇女不能参加国家和社会的任何管理，不能在政府和军队中任职，不能担任律师和法官。[2]（P11）教会法对妇女的敌视主要是依据妇女在上帝造物中的次要地位和在原罪中的主要作用以及希腊文化的影响。[3]（P5）她们被认为是"必要的邪恶、自然的诱惑、必要的灾害、家庭中的祸患、致命的引诱、虚饰的祸胎"。[4]（P645）世俗法比教会法更敌视女人：法律允许丈夫打妻子，13世纪时的《博未法律及习惯》（Laws and Customs of Beauvais）要求男人打妻子"必须有理由"，这已经是很开明的一步。[4]（P645）
具体到妇女的受教育问题，虽然反对者大有人在，但大多数教士认为妇女应该接受一点教育，以便能阅读祈祷书和《圣经》。贵族妇女可以多接受一点教育，因为当她们的丈夫外出时，她们要管理大片领地。[5]（P189）另外，修女作为妇女阶层中最接近上帝的人，作为“基督的新娘”，也应多接受一点教育，以便加深她们对上帝的敬仰和热爱。[2]（P53）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到1300年为止，欧洲已有700多座西多会的女修道院，本笃会的修女人数也与修士不相上下。[4]（P629）对修女进行的教育主要包括抄录《圣经》和其他宗教著作的手稿，学习读写，背诵祈祷文、赞美诗等，还学习《圣经》的部分章节、拉丁教父的作品、圣徒和修会创始人的事迹、修会会规等。经过这样的教育，修女们便能够胜任抄写和装帧书籍的工作。13世纪前半期，拿撒勒的西多会修女院成为注释和抄写手稿的中心。13世纪末，多米尼克会的省分会章程决定任命有学问的教士担任修女的教师，使她们已获得的教育纳入了正轨。[2]（P53）
由于修道院和修女院是当时主要的文化教育中心，能够"提供数百年来女子唯一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4]（P630），一些不准备做修女的贵族妇女也进入修道院或修女院附设的学校或城市学堂学习，如爱洛伊丝就是在巴黎附近的阿让特伊修道院（the convent of Argenteuil ）里受教育的。在14、15世纪的德国，家庭中不准备做修女的女儿们也常被送入修女院学习，但在此之前要由母亲或保姆对其进行本民族语的教育[5]（P189）。也有的妇女是在家里跟随家庭教师学习的，还有的主要靠自学成材，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克里斯蒂娜o德o皮桑（Christine de Pizan, 1364--1430）。
但是，由于教会不允许修女进入更高的学术机构，所以，在构成中世纪中期主要文化成就的经院哲学和神学中，妇女们没能占一席之地，只有文学领域是始终向她们开放的。因此，本文将主要探讨知识女性在文学领域内的成就。
二、知识女性在宗教领域内的成就
由于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修女或在修道院学习的贵族女性中确实出现了一批有学识的人。）但宗教领域内最著名的两位知识女性还是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e of Bingen，1098--1179）和爱洛伊丝。
宾根的希尔德加德（以下简称为希尔德加德）是一位女神秘主义者。1136年，希尔德加德被选为笛森堡修女院的院长，也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她共写了三部伟大作品：《辩道》（ The way to knowledge）,《生活的价值手册》（ Book of life′s merits ），《神圣作品手册》（Book of Divine Works ）。[5]（P200-201）此外，她还是成功的诗人和音乐家，创作了一系列连续的歌曲，一部戏剧，还有两篇关于自然科学和医学的论文，以及一些评论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12世纪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彩。她是一个集宗教、诗歌、科学几方面的学识于一身的罕见的例子。[6]（P339）她还可以通过幻觉预见未来，被称为"莱茵河女先知"（Sibyl of the Rhine）[4]（P633），近年来甚至被称为"中世纪主要的女性主义理论家”。[7]（P358）
希尔德加德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教会人士是一致的。中世纪的女作家写作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种男人作品中设定的传统模式（或范式，paradigms）--认为女性比男性低劣，进而轻视甚至敌视女人。不同的女作家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希尔德加德从来未对妇女在上帝造物中的次要地位产生怀疑，并强调女性应服从男子，[2]（P182）但是，她也曾在其作品中为女性辩护。《辩道》是中世纪盛期最著名的幻象作品，其中讨论到婚姻、两性关系、修女的童贞等问题。基督教的传统观念是将教会看作是基督的新娘，而《辩道》则认为修女扮演着新娘的角色。因此，希尔德加德似乎是用一种艺术的形式予以暗示：某些童贞的修女是与教会的教父们等同的。[7]（P358）
希尔德加德的作品兼有实际及幻想、虔诚而激进的特点。查尔斯o辛格（Charles.Singer）指出，希尔德加德并不能分辨客观事物、道德伦理以及精神体验之间的区别，所有的作品都是受上帝感召和启示的结果，正像但丁的《神曲》一样。[2]（P55）这是与她的修女身份相符合的。
希尔德加德专注于宗教，但却并未因此而忽略修道院以外的世俗生活。宗教体验并没有使她同社会分离，反而使她卷人社会生活的浪潮之中。希尔德加德对当时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有评述，在文章中谴责时人罪恶深重。在她与教皇和国王往来的信件中，惯常是一种由神禀赋的权威语气，及雄健锋利的拉丁散文。[4]（P633）此外，她还同西多会的12位男修道院长通信，说服他们不要辞职。男修道院长们拜访她，听取她对修道院的道德和组织建设的意见。在回答中，她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的做法和背离会规的行为。她还探讨了神秘主义、神学和《圣经》注释方面的问题。[2]（P63）
另一位以学识渊博闻名的与宗教相关的女性是爱洛伊丝。她是“12世纪的法国妇女中被人们记住最多的一位”。[8]（P42）爱洛伊丝是巴黎天主教教士富尔贝（Fulbert）的侄女，她容貌出众，学习认真，在阿让特伊修道院里，“她爱上了小小图书馆里的书本，她成为那些女尼未曾有过的最好学生，当富尔贝知道她能象熟悉法文一样熟悉拉丁文，甚至还学希伯来文时，他带她回教堂附近他的家中去住。”[4]（P728）在哲学家阿贝拉尔成为她的家庭教师之前，她已因精通拉丁文，熟知古典文学和基督教文学而闻名全国。与阿贝拉尔的爱情悲剧使她最终遁人了修道院，并生活在种忧郁的心态中。在致阿贝拉尔的信中，我们会发现她用简清洁冷静的笔法回忆过去和修女生活，她责问上帝的不公，她对阿贝拉尔的思念和渴望，这些都充满强烈的个人色彩：
“我所追寻的，既不是婚姻的保证，也不是丰盛的嫁妆……假若妻子这名份显得更加神圣和合法，那么朋友这个字眼对我将更加甜美，甚至，要是您不介意的话，姘妇或娼妓之名对我将更加甜蜜……我愿请神为证，即使奥古斯都君临世界，以为我足以与之匹配，以我为后，更把整个世界献给我，永远受我的驾御；对我来说，亦不及做你的娼妓更为亲爱和尊荣……我只是一个少女时，被诱导而受到皈依修道院的苦楚……这并不是出于对宗教的奉献，而是因为您的命令……我请求您，不论您用任何方法，请您藉着那些慰藉的书信，回到我的身边……”[4]（P733-734）她的进步思想、她的深情、失望与渴望都在信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我们却无法在阿贝拉尔的信中发现同样的东西。爱洛伊丝终于承认了爱情的幻灭，她后来的信只是请求他为自己任院长的修女院制订一些规章制度。阿贝拉尔应允了。他制订的院规强调修女的学习，要学拉丁文、希腊文，甚至希伯来文。[5]（P188）作为院长，爱洛伊丝管理着整个修道院，担负着修女的教育重任，1164年，“她亦以63岁之寿并与其已故爱人等量的盛名而去”。[4]（P737）
三、俗世女作家和文化赞助人
12、13世纪的欧洲进入了一种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经济发展，城市和市民阶层兴起，因此文化上也出现了繁荣景象，被称为"12世纪的文艺复兴"。除了修女之外，世俗世界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女性。中世纪的女诗人多过女性散文作家，博金（Bojin）曾编辑了一本诗歌，包括法国南部18位女诗人的作品。[2]（P181）其中，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是玛丽·德·弗朗斯（Marie de France ）和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玛丽·德·弗朗斯是最早为人所知的法国女诗人，但人们对她的身世却知之甚少。根据推测，她出生于法国，成长于英国，并为一位英国赞助人服务，因为她除了法语外还懂英语、布列塔尼语、拉丁语。[5]（P20）她的创作时期是在1160-1180年。据说她的著名诗作《残余的幼树》（Lais）是献给一位国王的。
《残余的幼树》是一种布列塔尼短叙事诗（Breton Lay），共分12部分，被认为是一部赞美爱的力量和价值的作品。她写了各种不同的爱和关于爱的本质本身的许多问题。爱导致痛苦，尽管它在尘世的痛苦之上有时也会带来奇迹般的力量；爱不依赖于婚姻，它是超婚姻的，尽管有时也会导致婚姻。爱可以穿越时间和障碍，可使人尝试不可能的事情，它可以是贞洁的，也可以是不贞的；可以是肉欲的，也可以是慈善的。但是，战胜痛苦、成就幸福婚姻的例子在她的作品中却很难找到。[9]（P160）
从其作品的内容可以看出，玛丽·德·弗朗斯的创作受到了当时游咏诗人所做的骑士抒情诗的影响。这类诗作的典型题材是描写骑士和贵妇人之间的“典雅爱情”（Coutly love）。典雅之爱是一种精神之爱，女主人公的高贵、典雅、可望而不可及是爱情的一个重要特点。很显然，这种爱情并不以婚姻为目的。但也有的游咏诗人的作品描写的完全是感官之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诗人的作品丝毫不涉及身体动作，没有那么多的比喻和象征，更能超越贵族诗歌的常规套路，充满爱情的欢乐和悲伤。如在玛丽·德·弗朗斯的诗歌《纪戈马》（Guigemar，《残余的幼树》之一）中，妇女是温柔多情的造物，为爱情所苦，而她身受的痛苦就是解救情人的良药。女主人公的爱情和献身能治愈男主人公的伤痛，正如预言对纪戈马所说：“世上所有的良药，都治不好你的伤痛，除非有位佳人爱上你，心甘情愿为你忍受折磨。”[2]（P183）这样的爱情，与游咏诗人反复歌颂的“典雅之爱”不谋而合。
与宾根的希尔德加德和爱洛伊丝不同，玛丽o德o弗朗斯对男性作品中的女性比男性低劣的传统模式进行了彻底否定：她质疑这个范式本身，提倡一种无等级的、宽容的、全面的前家长制模式。《残余的幼树》坚持在美德方面男女两性并无差别，[6]（P337）这就有力地回击了男性对女人的恶意中伤，为女性进行了辩护。
玛丽·德·弗朗斯在世时，《残余的幼树》就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她的同时代人、英国诺曼诗人丹尼斯o皮拉姆斯（Denis Piramus）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她因为这部作品“得到了许多声誉，而且所有人都喜欢这部诗”。[9]（P159）
中世纪后期，由于城市和商人阶层的兴起，一些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加入了作家的行列。14世纪的西欧出现了中世纪惟一的女性职业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皮桑1365年生于威尼斯，她的父亲曾在大学城波伦那担任过星象学教授，并在她出生后不久受聘为法王查理五世的皇室星象学家和科学顾问。皮桑经常出入于查理五世和查理六世的宫廷，因此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15岁时她与一位长她10岁的宫廷书记官结婚。根据她自己的记载，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因为丈夫支持她读书、写作。但是，10年间她的丈夫和父亲先后去世，留下了少量财产和三个幼子，于是她决定靠写作养活全家，成了一名职业作家。[10]（译者前言）
皮桑的创作十分丰富：初期写了许多歌谣体诗歌，描写自己幸福而又短暂的婚姻，悼念死去的丈夫。在一首题为《没有男友的姑娘》的诗中，诗人写道："没有男友的姑娘，向谁诉说她的苦难？没有男友的姑娘，向谁诉说她的思想？"声声诘问，如泣如诉。而另一首《我孤苦伶仃》共25行，竟有24行以“我孤苦伶仃”起句，充分表现了女性的敏感和诗人的孤寂，体现了诗人对情感、对交流、对爱情的渴望，体现着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7]（P196）
皮桑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的创作并没有停留在闺怨情愁之类的女性题材上。与前期这些"没有思想深度的美文"（皮桑自评）[11]（P268）不同，皮桑后期的作品内容更加丰富，除了爱情诗、抒情诗之外，还包括教育子女的指导手册、爱国文学和劝比喻文学、政治理论、哲学著作。[2]（P182）
皮桑最负盛名的作品是1405年左右完成的《妇女城》（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和《淑女的美德》(Treature of the City of ladies)。这两部作品是她对弥漫于男性作品中的厌女(misogyny)思潮所做出的有力回击。她在其中提出了"妇女城"思想，大胆地为女性辩护。妇女城是她在理性女神、正直女神和正义女神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以女性的勇敢、智慧、审慎为基石，以女性的预言能力和女儿的孝顺为城墙和房屋，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不同，它是一座存在于尘世和现世的永恒之城。城中的居民共有一百多位，她们都是古往今来具有美德的淑女，包括爱丈夫的妻子、使尘世得利的女子、贞洁的女子、忠贞的女子、忠于爱情的女子、美丽的女子和慷慨的的女子。在妇女城的塔楼和顶层居住着天国的王后和贞女。城中的居民并不是因为被抛弃才住进其中的，而是因为她们的美德："女人或者男人，谁有最伟大的美德，谁就更高贵。"妇女城为受到侮辱和诽谤的淑女提供的保护，其实是一种作为精神支柱的强大信念。由此可见，"妇女城"思想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此外，皮桑还曾大胆抨击让o德o梅恩的《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捍卫女性的尊严，并因此成为"有关女性的论战"(Querelle de femmes)中惟一为妇女说话的女性。同时，她也是妇女教育的热心拥护者[10]（P141），尽管她并不认为女性应和男人一样在国家和社会占有一席之地，承担各种责任，但她坚信，女性如果有机会接受教育，将会比男性做得更出色。[2]（P170））。皮桑的著作是我们已知的惟一由中世纪女性写的拥护妇女教育的作品。
皮桑是中世纪惟一的专职女作家，因此被看作专业人士，与当时的哲学家和诗人居斯塔什o德尚、巴黎大学校长让o热尔松等保持着联系。她因写作才能闻名于世，在世时，她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文、荷兰文和葡萄牙文；她还曾受到英王亨利四世和米兰公爵的盛情邀请，但都婉言谢绝了；伯艮第公爵大胆菲利浦在众多文人中选择了皮桑为他的兄长查理五世作传。[10]（译者前言）皮桑曾给法国王后巴伐利亚的伊莎贝尔(Isabel of Bavaria)写过吁请信，希望王室成员能够和平共处。因此，与上述几位女作家不同，她同时还是"社会学家、教育家、记者、管理者和历史学家"。[11]（P269）
除了直接用笔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之外，中世纪妇女还以另外一种形式为中世纪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充当文艺赞助人。
这些女性文艺赞助人以当时各国的王后、贵妇人为主。在中世纪，"女性发现她们自己不断地在地狱和崇拜对象之间摆动"[12]（P171）。而12世纪兴起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骑士抒情诗则将中世纪对贵妇人的崇拜推到了顶峰："男人口中以她为从仆，梦中却以她为女神。"[4]（P646）当时出现了一大批保护作家和诗人的贵妇，但最著名的还是阿基坦的埃丽诺(Eleanor of Aquitaine)。埃丽诺在南法的宫廷里长大，尤为喜爱诗歌和音乐。1137年，她同法王路易七世结婚，因此将南法的生活方式带到了巴黎。路易七世领导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埃丽诺也随其行，其他贵妇人纷纷仿效，大批游咏诗人也随行，向他们的"主人"(Lord)奉献诗作。埃丽诺与路易七世离婚后，1152年与英王亨利二世结婚，于是又使南法的抒情诗传入了英国。许多游咏诗人，如马卡布鲁、伯纳特等经常造访埃丽诺的宫廷，寻求保护。她不断地穿越英吉利海峡，或在英国或在诺曼底或在普瓦图居住，从而推动了抒情诗在欧洲的传播。[12]（P166-169）
贵族妇女们也为兴建高等学术机构和教堂做出了贡献。腓力四世的妻子纳瓦拉的珍妮（Jeanne of Navarre）创建了巴黎的纳瓦拉学院，彭布罗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的寡妇艾玛德o瓦伦斯(Aymar de Valence)和克莱郡的贵妇人伊丽莎白o德o伯格(Elizabeth de Burgh, Lady of Clare)在14世纪帮助建立了牛津学院。她们这样做是为了多行善功，拯救自己的灵魂，鼓励她们身处的社会的学术发展，为艺术家们创造更多发挥才能的机会。[2]（P173）
最后，中世纪女性还曾经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和场合担任教师，因为她们天性温柔和蔼，很适宜做教师。中世纪最早的教科书即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加洛林王朝的贵妇霍妲（Dhuoda ）于841-843年为她的儿子写了一本拉丁文指导手册。这是一本包括古典作品和当代作品的综合性读物。另外，11世纪有一位名叫茵格（ Ingunn）的妇女曾在冰岛北部好勒（ Holar ）的教堂学校里教男孩子们拉丁文。[5]（P193）中世纪后期，更多的作家加入了这一行列，皮桑就曾为自己的儿子以及法国王太子写过教育方面的指导手册。[6]（P336）
上述知识女性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她们却不能担任教俗两界的任何公职，不能发挥自己的优秀才能；大学兴起以后，她们的处境更进一步恶化了：大学取代了修道院和宫廷的学术中心地位，但却不向女性开放。男女之间出现了教育的鸿沟，女性日益退缩回家庭，没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2]（P174）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它使人想起这样的感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13]（P11）
参考文献：
[1] [法] 雅克·勒戈夫 著. 张弘 译.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 商务印书馆，1996.
[2] 苏拉密斯·萨哈 著. 林英 译. 第四等级--中世纪欧洲妇女史 [M].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10.
[3] Minding the body: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the Middle Age 800-1500 [M]. Monica Brzezinski Potkay and Regula Meyer Evitt. Twayne Publishers, 1997.
[4] [美] 威尔·杜兰. 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 [M]. 东方出版社，1998.9.
[5] Women and writing in Medieval Europe: A sourcebook [M]. Carolyne Larringt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6] Women 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an culture [M]. edited by Linda E.Mitchell. New York: Garland Pub. 1999
[7] 杨慧林、黄晋凯. 欧洲中世纪文学史 [M] .译林出版社，2001.12.
[8] Women of the Twelfth century (V.1) [M].Georges Duby. translated by Jean Birrell .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1998-.
[9]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religion, marriage and letters [M] . Angela M. Lucas. New York:St. Martin′sPress. 1988.
[10] （法）可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著. 李霞 译. 妇女城[M] .学林出版社，2003.2.
[11] （德）马克斯·克鲁泽 著. 何珊 译 在时间的长河里——西方文化五千年 [M] .华夏出版社，2001.10.
[12] 徐善伟. 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 [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
关键词：知识女性；西欧中世纪；文化；贡献。
中世纪曾被认为是“黑暗时代”，是文化荒漠，那时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即教士，女性似乎是与知识无缘的，因此，我们在法国史学家雅克o勒戈夫的名著[1]里仅能找到一位女性的名字——爱洛伊丝（Heloise，1101——1164），而且还是因为她与阿贝拉尔（Abelard，1079--1142）的爱情悲剧而不是她本人的学识才被提到的。那么，中世纪的女性真的与文化无缘吗？她们是否为中世纪的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中世纪妇女的受教育状况
在中世纪，妇女的状况因所属阶层、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有些法律上的规定是针对全体妇女的，因此她们被视为一个阶层，被视为"社会的边缘集团"。[2]（P8）根据法律，妇女不能参加国家和社会的任何管理，不能在政府和军队中任职，不能担任律师和法官。[2]（P11）教会法对妇女的敌视主要是依据妇女在上帝造物中的次要地位和在原罪中的主要作用以及希腊文化的影响。[3]（P5）她们被认为是"必要的邪恶、自然的诱惑、必要的灾害、家庭中的祸患、致命的引诱、虚饰的祸胎"。[4]（P645）世俗法比教会法更敌视女人：法律允许丈夫打妻子，13世纪时的《博未法律及习惯》（Laws and Customs of Beauvais）要求男人打妻子"必须有理由"，这已经是很开明的一步。[4]（P645）
具体到妇女的受教育问题，虽然反对者大有人在，但大多数教士认为妇女应该接受一点教育，以便能阅读祈祷书和《圣经》。贵族妇女可以多接受一点教育，因为当她们的丈夫外出时，她们要管理大片领地。[5]（P189）另外，修女作为妇女阶层中最接近上帝的人，作为“基督的新娘”，也应多接受一点教育，以便加深她们对上帝的敬仰和热爱。[2]（P53）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到1300年为止，欧洲已有700多座西多会的女修道院，本笃会的修女人数也与修士不相上下。[4]（P629）对修女进行的教育主要包括抄录《圣经》和其他宗教著作的手稿，学习读写，背诵祈祷文、赞美诗等，还学习《圣经》的部分章节、拉丁教父的作品、圣徒和修会创始人的事迹、修会会规等。经过这样的教育，修女们便能够胜任抄写和装帧书籍的工作。13世纪前半期，拿撒勒的西多会修女院成为注释和抄写手稿的中心。13世纪末，多米尼克会的省分会章程决定任命有学问的教士担任修女的教师，使她们已获得的教育纳入了正轨。[2]（P53）
由于修道院和修女院是当时主要的文化教育中心，能够"提供数百年来女子唯一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4]（P630），一些不准备做修女的贵族妇女也进入修道院或修女院附设的学校或城市学堂学习，如爱洛伊丝就是在巴黎附近的阿让特伊修道院（the convent of Argenteuil ）里受教育的。在14、15世纪的德国，家庭中不准备做修女的女儿们也常被送入修女院学习，但在此之前要由母亲或保姆对其进行本民族语的教育[5]（P189）。也有的妇女是在家里跟随家庭教师学习的，还有的主要靠自学成材，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克里斯蒂娜o德o皮桑（Christine de Pizan, 1364--1430）。
但是，由于教会不允许修女进入更高的学术机构，所以，在构成中世纪中期主要文化成就的经院哲学和神学中，妇女们没能占一席之地，只有文学领域是始终向她们开放的。因此，本文将主要探讨知识女性在文学领域内的成就。
二、知识女性在宗教领域内的成就
由于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修女或在修道院学习的贵族女性中确实出现了一批有学识的人。）但宗教领域内最著名的两位知识女性还是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e of Bingen，1098--1179）和爱洛伊丝。
宾根的希尔德加德（以下简称为希尔德加德）是一位女神秘主义者。1136年，希尔德加德被选为笛森堡修女院的院长，也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她共写了三部伟大作品：《辩道》（ The way to knowledge）,《生活的价值手册》（ Book of life′s merits ），《神圣作品手册》（Book of Divine Works ）。[5]（P200-201）此外，她还是成功的诗人和音乐家，创作了一系列连续的歌曲，一部戏剧，还有两篇关于自然科学和医学的论文，以及一些评论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12世纪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彩。她是一个集宗教、诗歌、科学几方面的学识于一身的罕见的例子。[6]（P339）她还可以通过幻觉预见未来，被称为"莱茵河女先知"（Sibyl of the Rhine）[4]（P633），近年来甚至被称为"中世纪主要的女性主义理论家”。[7]（P358）
希尔德加德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教会人士是一致的。中世纪的女作家写作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种男人作品中设定的传统模式（或范式，paradigms）--认为女性比男性低劣，进而轻视甚至敌视女人。不同的女作家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希尔德加德从来未对妇女在上帝造物中的次要地位产生怀疑，并强调女性应服从男子，[2]（P182）但是，她也曾在其作品中为女性辩护。《辩道》是中世纪盛期最著名的幻象作品，其中讨论到婚姻、两性关系、修女的童贞等问题。基督教的传统观念是将教会看作是基督的新娘，而《辩道》则认为修女扮演着新娘的角色。因此，希尔德加德似乎是用一种艺术的形式予以暗示：某些童贞的修女是与教会的教父们等同的。[7]（P358）
希尔德加德的作品兼有实际及幻想、虔诚而激进的特点。查尔斯o辛格（Charles.Singer）指出，希尔德加德并不能分辨客观事物、道德伦理以及精神体验之间的区别，所有的作品都是受上帝感召和启示的结果，正像但丁的《神曲》一样。[2]（P55）这是与她的修女身份相符合的。
希尔德加德专注于宗教，但却并未因此而忽略修道院以外的世俗生活。宗教体验并没有使她同社会分离，反而使她卷人社会生活的浪潮之中。希尔德加德对当时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有评述，在文章中谴责时人罪恶深重。在她与教皇和国王往来的信件中，惯常是一种由神禀赋的权威语气，及雄健锋利的拉丁散文。[4]（P633）此外，她还同西多会的12位男修道院长通信，说服他们不要辞职。男修道院长们拜访她，听取她对修道院的道德和组织建设的意见。在回答中，她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的做法和背离会规的行为。她还探讨了神秘主义、神学和《圣经》注释方面的问题。[2]（P63）
另一位以学识渊博闻名的与宗教相关的女性是爱洛伊丝。她是“12世纪的法国妇女中被人们记住最多的一位”。[8]（P42）爱洛伊丝是巴黎天主教教士富尔贝（Fulbert）的侄女，她容貌出众，学习认真，在阿让特伊修道院里，“她爱上了小小图书馆里的书本，她成为那些女尼未曾有过的最好学生，当富尔贝知道她能象熟悉法文一样熟悉拉丁文，甚至还学希伯来文时，他带她回教堂附近他的家中去住。”[4]（P728）在哲学家阿贝拉尔成为她的家庭教师之前，她已因精通拉丁文，熟知古典文学和基督教文学而闻名全国。与阿贝拉尔的爱情悲剧使她最终遁人了修道院，并生活在种忧郁的心态中。在致阿贝拉尔的信中，我们会发现她用简清洁冷静的笔法回忆过去和修女生活，她责问上帝的不公，她对阿贝拉尔的思念和渴望，这些都充满强烈的个人色彩：
“我所追寻的，既不是婚姻的保证，也不是丰盛的嫁妆……假若妻子这名份显得更加神圣和合法，那么朋友这个字眼对我将更加甜美，甚至，要是您不介意的话，姘妇或娼妓之名对我将更加甜蜜……我愿请神为证，即使奥古斯都君临世界，以为我足以与之匹配，以我为后，更把整个世界献给我，永远受我的驾御；对我来说，亦不及做你的娼妓更为亲爱和尊荣……我只是一个少女时，被诱导而受到皈依修道院的苦楚……这并不是出于对宗教的奉献，而是因为您的命令……我请求您，不论您用任何方法，请您藉着那些慰藉的书信，回到我的身边……”[4]（P733-734）她的进步思想、她的深情、失望与渴望都在信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我们却无法在阿贝拉尔的信中发现同样的东西。爱洛伊丝终于承认了爱情的幻灭，她后来的信只是请求他为自己任院长的修女院制订一些规章制度。阿贝拉尔应允了。他制订的院规强调修女的学习，要学拉丁文、希腊文，甚至希伯来文。[5]（P188）作为院长，爱洛伊丝管理着整个修道院，担负着修女的教育重任，1164年，“她亦以63岁之寿并与其已故爱人等量的盛名而去”。[4]（P737）
三、俗世女作家和文化赞助人
12、13世纪的欧洲进入了一种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经济发展，城市和市民阶层兴起，因此文化上也出现了繁荣景象，被称为"12世纪的文艺复兴"。除了修女之外，世俗世界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女性。中世纪的女诗人多过女性散文作家，博金（Bojin）曾编辑了一本诗歌，包括法国南部18位女诗人的作品。[2]（P181）其中，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是玛丽·德·弗朗斯（Marie de France ）和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玛丽·德·弗朗斯是最早为人所知的法国女诗人，但人们对她的身世却知之甚少。根据推测，她出生于法国，成长于英国，并为一位英国赞助人服务，因为她除了法语外还懂英语、布列塔尼语、拉丁语。[5]（P20）她的创作时期是在1160-1180年。据说她的著名诗作《残余的幼树》（Lais）是献给一位国王的。
《残余的幼树》是一种布列塔尼短叙事诗（Breton Lay），共分12部分，被认为是一部赞美爱的力量和价值的作品。她写了各种不同的爱和关于爱的本质本身的许多问题。爱导致痛苦，尽管它在尘世的痛苦之上有时也会带来奇迹般的力量；爱不依赖于婚姻，它是超婚姻的，尽管有时也会导致婚姻。爱可以穿越时间和障碍，可使人尝试不可能的事情，它可以是贞洁的，也可以是不贞的；可以是肉欲的，也可以是慈善的。但是，战胜痛苦、成就幸福婚姻的例子在她的作品中却很难找到。[9]（P160）
从其作品的内容可以看出，玛丽·德·弗朗斯的创作受到了当时游咏诗人所做的骑士抒情诗的影响。这类诗作的典型题材是描写骑士和贵妇人之间的“典雅爱情”（Coutly love）。典雅之爱是一种精神之爱，女主人公的高贵、典雅、可望而不可及是爱情的一个重要特点。很显然，这种爱情并不以婚姻为目的。但也有的游咏诗人的作品描写的完全是感官之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诗人的作品丝毫不涉及身体动作，没有那么多的比喻和象征，更能超越贵族诗歌的常规套路，充满爱情的欢乐和悲伤。如在玛丽·德·弗朗斯的诗歌《纪戈马》（Guigemar，《残余的幼树》之一）中，妇女是温柔多情的造物，为爱情所苦，而她身受的痛苦就是解救情人的良药。女主人公的爱情和献身能治愈男主人公的伤痛，正如预言对纪戈马所说：“世上所有的良药，都治不好你的伤痛，除非有位佳人爱上你，心甘情愿为你忍受折磨。”[2]（P183）这样的爱情，与游咏诗人反复歌颂的“典雅之爱”不谋而合。
与宾根的希尔德加德和爱洛伊丝不同，玛丽o德o弗朗斯对男性作品中的女性比男性低劣的传统模式进行了彻底否定：她质疑这个范式本身，提倡一种无等级的、宽容的、全面的前家长制模式。《残余的幼树》坚持在美德方面男女两性并无差别，[6]（P337）这就有力地回击了男性对女人的恶意中伤，为女性进行了辩护。
玛丽·德·弗朗斯在世时，《残余的幼树》就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她的同时代人、英国诺曼诗人丹尼斯o皮拉姆斯（Denis Piramus）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她因为这部作品“得到了许多声誉，而且所有人都喜欢这部诗”。[9]（P159）
中世纪后期，由于城市和商人阶层的兴起，一些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加入了作家的行列。14世纪的西欧出现了中世纪惟一的女性职业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皮桑1365年生于威尼斯，她的父亲曾在大学城波伦那担任过星象学教授，并在她出生后不久受聘为法王查理五世的皇室星象学家和科学顾问。皮桑经常出入于查理五世和查理六世的宫廷，因此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15岁时她与一位长她10岁的宫廷书记官结婚。根据她自己的记载，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因为丈夫支持她读书、写作。但是，10年间她的丈夫和父亲先后去世，留下了少量财产和三个幼子，于是她决定靠写作养活全家，成了一名职业作家。[10]（译者前言）
皮桑的创作十分丰富：初期写了许多歌谣体诗歌，描写自己幸福而又短暂的婚姻，悼念死去的丈夫。在一首题为《没有男友的姑娘》的诗中，诗人写道："没有男友的姑娘，向谁诉说她的苦难？没有男友的姑娘，向谁诉说她的思想？"声声诘问，如泣如诉。而另一首《我孤苦伶仃》共25行，竟有24行以“我孤苦伶仃”起句，充分表现了女性的敏感和诗人的孤寂，体现了诗人对情感、对交流、对爱情的渴望，体现着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7]（P196）
皮桑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的创作并没有停留在闺怨情愁之类的女性题材上。与前期这些"没有思想深度的美文"（皮桑自评）[11]（P268）不同，皮桑后期的作品内容更加丰富，除了爱情诗、抒情诗之外，还包括教育子女的指导手册、爱国文学和劝比喻文学、政治理论、哲学著作。[2]（P182）
皮桑最负盛名的作品是1405年左右完成的《妇女城》（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和《淑女的美德》(Treature of the City of ladies)。这两部作品是她对弥漫于男性作品中的厌女(misogyny)思潮所做出的有力回击。她在其中提出了"妇女城"思想，大胆地为女性辩护。妇女城是她在理性女神、正直女神和正义女神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以女性的勇敢、智慧、审慎为基石，以女性的预言能力和女儿的孝顺为城墙和房屋，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不同，它是一座存在于尘世和现世的永恒之城。城中的居民共有一百多位，她们都是古往今来具有美德的淑女，包括爱丈夫的妻子、使尘世得利的女子、贞洁的女子、忠贞的女子、忠于爱情的女子、美丽的女子和慷慨的的女子。在妇女城的塔楼和顶层居住着天国的王后和贞女。城中的居民并不是因为被抛弃才住进其中的，而是因为她们的美德："女人或者男人，谁有最伟大的美德，谁就更高贵。"妇女城为受到侮辱和诽谤的淑女提供的保护，其实是一种作为精神支柱的强大信念。由此可见，"妇女城"思想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此外，皮桑还曾大胆抨击让o德o梅恩的《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捍卫女性的尊严，并因此成为"有关女性的论战"(Querelle de femmes)中惟一为妇女说话的女性。同时，她也是妇女教育的热心拥护者[10]（P141），尽管她并不认为女性应和男人一样在国家和社会占有一席之地，承担各种责任，但她坚信，女性如果有机会接受教育，将会比男性做得更出色。[2]（P170））。皮桑的著作是我们已知的惟一由中世纪女性写的拥护妇女教育的作品。
皮桑是中世纪惟一的专职女作家，因此被看作专业人士，与当时的哲学家和诗人居斯塔什o德尚、巴黎大学校长让o热尔松等保持着联系。她因写作才能闻名于世，在世时，她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文、荷兰文和葡萄牙文；她还曾受到英王亨利四世和米兰公爵的盛情邀请，但都婉言谢绝了；伯艮第公爵大胆菲利浦在众多文人中选择了皮桑为他的兄长查理五世作传。[10]（译者前言）皮桑曾给法国王后巴伐利亚的伊莎贝尔(Isabel of Bavaria)写过吁请信，希望王室成员能够和平共处。因此，与上述几位女作家不同，她同时还是"社会学家、教育家、记者、管理者和历史学家"。[11]（P269）
除了直接用笔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之外，中世纪妇女还以另外一种形式为中世纪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充当文艺赞助人。
这些女性文艺赞助人以当时各国的王后、贵妇人为主。在中世纪，"女性发现她们自己不断地在地狱和崇拜对象之间摆动"[12]（P171）。而12世纪兴起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骑士抒情诗则将中世纪对贵妇人的崇拜推到了顶峰："男人口中以她为从仆，梦中却以她为女神。"[4]（P646）当时出现了一大批保护作家和诗人的贵妇，但最著名的还是阿基坦的埃丽诺(Eleanor of Aquitaine)。埃丽诺在南法的宫廷里长大，尤为喜爱诗歌和音乐。1137年，她同法王路易七世结婚，因此将南法的生活方式带到了巴黎。路易七世领导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埃丽诺也随其行，其他贵妇人纷纷仿效，大批游咏诗人也随行，向他们的"主人"(Lord)奉献诗作。埃丽诺与路易七世离婚后，1152年与英王亨利二世结婚，于是又使南法的抒情诗传入了英国。许多游咏诗人，如马卡布鲁、伯纳特等经常造访埃丽诺的宫廷，寻求保护。她不断地穿越英吉利海峡，或在英国或在诺曼底或在普瓦图居住，从而推动了抒情诗在欧洲的传播。[12]（P166-169）
贵族妇女们也为兴建高等学术机构和教堂做出了贡献。腓力四世的妻子纳瓦拉的珍妮（Jeanne of Navarre）创建了巴黎的纳瓦拉学院，彭布罗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的寡妇艾玛德o瓦伦斯(Aymar de Valence)和克莱郡的贵妇人伊丽莎白o德o伯格(Elizabeth de Burgh, Lady of Clare)在14世纪帮助建立了牛津学院。她们这样做是为了多行善功，拯救自己的灵魂，鼓励她们身处的社会的学术发展，为艺术家们创造更多发挥才能的机会。[2]（P173）
最后，中世纪女性还曾经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和场合担任教师，因为她们天性温柔和蔼，很适宜做教师。中世纪最早的教科书即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加洛林王朝的贵妇霍妲（Dhuoda ）于841-843年为她的儿子写了一本拉丁文指导手册。这是一本包括古典作品和当代作品的综合性读物。另外，11世纪有一位名叫茵格（ Ingunn）的妇女曾在冰岛北部好勒（ Holar ）的教堂学校里教男孩子们拉丁文。[5]（P193）中世纪后期，更多的作家加入了这一行列，皮桑就曾为自己的儿子以及法国王太子写过教育方面的指导手册。[6]（P336）
上述知识女性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她们却不能担任教俗两界的任何公职，不能发挥自己的优秀才能；大学兴起以后，她们的处境更进一步恶化了：大学取代了修道院和宫廷的学术中心地位，但却不向女性开放。男女之间出现了教育的鸿沟，女性日益退缩回家庭，没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2]（P174）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它使人想起这样的感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13]（P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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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徐善伟. 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 [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