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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关岭“1·12”枪案过程和性质的调查工作，由公安部和贵州省高检的专家组主持，目前仍在紧张进行。1月22日，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司法机关最终一定会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枪案尚未最终定性。但这起突发事件，在不到16个小时的时间，以签署70萬补偿协议平静收场，却值得追问。
面对涉枪、涉警、死人的敏感突发事件，基层政府如何应急处理?
70万补偿协议的决策基于怎样的考虑?
针对舆论“花钱买稳定”的质疑，基层政府有着怎样的无奈与苦衷?
2010年1月22日，身处维稳舆论风口浪尖的坡贡镇长吴昕，作为决策协调过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补偿协议的签署者，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
36岁的吴昕在乡镇基层工作12年了。2009年调任坡贡镇长，管理这个“偏僻而又边远的少数民族乡镇”，此前，他在关岭自治县城区的关索镇任副镇长。
这是吴昕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面对这么棘手的突发事件，他坦陈，处理过程“压力非常之大”。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基层决策者面对“1·12枪击案”，你是怎样应对的?
吴昕：1月12日，我在关岭县政府二楼大会议室，参加全县人口计生工作调度会，镇党委书记罗兴平也在现场。
派出所副所长张磊给我电话说，“坡贡街上有人打架，我在出警，有人抢枪，出事了，请你喊镇上的人去维护现场。”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镇里有应急机制，24小时有人值班，只要有突发事件发生，就会马上有人赶到。紧接着，副镇长赵凯给我打来电话，“出事了，死了2个人，你赶快回来。”
当时我就急了。请假离开会场往坡贡赶，路上，不停打电话给镇里，要求他们维护好现场。40分钟左右，我们赶回坡贡街上，那时，已经有警察在现场维护秩序了。
2008年，瓮安事件之后，我们吸取了经验和教训，作为基层政府，我们工作在第一线，平时在各种会议上强调，要求村镇两委经常入村入户，调查排解矛盾纠纷，同时，也要求我们要提高调解矛盾纠纷的力度，对突发事件，大家要有一定的应急机制和能力，从维稳的角度，很多事情必须及时地控制住。
中国新闻周刊：你们赶到现场后，采取了哪些措施?
吴昕：现场的处理工作主要分两部分，司法部门负责案件的调查；我们镇政府主要负责家属的安抚和现场的维护工作。
当时现场围了很多人，有死者的家属，也有赶集的群众。毕竟有两个人死亡，人命关天，家属们的情绪都比较激动。我们当时对这件事情的初步判断，就是一定不能引发更大的不稳定事件。
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情况来看，部分交通事故、医患纠纷引起的事件，只要涉及死人，就可能有抬尸堵路、抬尸堵楼、影响正常办公秩序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稳定死者家属的情绪。
镇里的班子成员大致分了一下工：镇纪委书记带队，和驻村干部一起，专门做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我带队协助警方在现场维持秩序，另外就是做好人员调配，搞好后勤工作，还有一个协商小组，因为罗兴平书记和死者家属有亲戚关系，他牵头和死者直系亲属代表在镇政府3楼协商解决途径。
死者所在的尧上村支部书记是死者的六叔，我就把村支书叫到我的办公室做工作，要他协助稳定死者家属的情绪，不要让家属出现更多的突发情况，村支书很配合。
我们之后的工作就是慰问家属，和家属谈心。第一次谈的时间不记得了，家属代表也不记得了。那时候，天色已经比较晚了，现场的死者家属都比较饿，我就叫镇政府食堂的炊事员多煮点面条给家属们吃。当晚，食堂储备的面条全部煮完了。
晚上，天气很冷，我就把自己的办公室空出来，摆上椅子板凳，搬来2个火炉，让死者家属进来避寒取暖。死者家属中还有老人家，我就把我的床空出来，让年老的家属休息。
中国新闻周刊：当晚协调处理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为什么在案件还没有定性的情况下，镇政府主动提出经济补偿的建议?
吴昕：我们当时希望尽快进行尸检和调查，但死者家属提出的要求是，不给补偿，就不能移动尸体，不能移动尸体，就无法进行尸检。
为了尽早地对这件事情进行疏解，主要是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同时，也考虑到死者家庭比较困难，为了使死者早日入土为安，我们就想到给家属经济补偿。
坦白说，我们的决定主要还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当时省里马上要召开两会了，再加之春节临近，维护社会稳定压力大，这也是我们基层政府的职责。
当时确实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尸体横在街上，影响过往交通，也影响镇上居民的正常生活，另外，死者在当地是个大家族，处理不当的话，很可能会使他们群起闹事。
中国新闻周刊：每个死者补偿35万的标准是如何确定的?有媒体报道，坡贡镇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0万。
吴昕：35万是死者家属同意的底线。协商过程我一直都在，非常曲折，整整一个晚上，
我们最先提出每人补偿20万，但家属要求一人75万一人65万。家属的要求太高了，这么多钱我们政府根本就拿不出来。
坡贡镇不存在财政收入的说法，我们现在发工资都是由县财政统一转移支付。去年，全镇农民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70万差不多是一个四口之家50年的全部收入。另外，我们也考虑到，如果按家属的要求补偿，非但承担不起，开了这个先河，今后将是个无底洞。
最后拍板每人补偿35万，是镇党委政府协商后做出的决定，也给上级作了汇报，领导同意，我们就签了协议。
70万补偿款，是镇政府向县财政借支的，要等调查结束后，给这事定性了，再专题研究这笔钱如何偿还。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这样一种声音，认为案件尚未定性，政府就先行补偿，是一种“花钱买稳定”的行为。
吴昕：就像刚才说的，我们给钱的主要原因，还是考虑到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当时，如果不补偿的话，最严重的后果是，家属会抬尸体进派出所闹事。
家属不止一次这样说过。
中国新闻周刊：处理这次枪案引发的突发事件，作为基层政府的一把手，有哪些经验教训?
吴昕；首先是反应要及时。及时组织力量，安抚家属情绪，不能因为突发事件再出现更多的不稳定事件。
要做好维稳工作，我们要主动听取老百姓的想法，多请他们来办公室坐坐。我们工作的对象是老百姓，我们工作的阵地就在村组农户。
今后，我们要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和调解，把各种矛盾消化在萌芽状态。
枪案尚未最终定性。但这起突发事件，在不到16个小时的时间，以签署70萬补偿协议平静收场，却值得追问。
面对涉枪、涉警、死人的敏感突发事件，基层政府如何应急处理?
70万补偿协议的决策基于怎样的考虑?
针对舆论“花钱买稳定”的质疑，基层政府有着怎样的无奈与苦衷?
2010年1月22日，身处维稳舆论风口浪尖的坡贡镇长吴昕，作为决策协调过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补偿协议的签署者，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
36岁的吴昕在乡镇基层工作12年了。2009年调任坡贡镇长，管理这个“偏僻而又边远的少数民族乡镇”，此前，他在关岭自治县城区的关索镇任副镇长。
这是吴昕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面对这么棘手的突发事件，他坦陈，处理过程“压力非常之大”。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基层决策者面对“1·12枪击案”，你是怎样应对的?
吴昕：1月12日，我在关岭县政府二楼大会议室，参加全县人口计生工作调度会，镇党委书记罗兴平也在现场。
派出所副所长张磊给我电话说，“坡贡街上有人打架，我在出警，有人抢枪，出事了，请你喊镇上的人去维护现场。”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镇里有应急机制，24小时有人值班，只要有突发事件发生，就会马上有人赶到。紧接着，副镇长赵凯给我打来电话，“出事了，死了2个人，你赶快回来。”
当时我就急了。请假离开会场往坡贡赶，路上，不停打电话给镇里，要求他们维护好现场。40分钟左右，我们赶回坡贡街上，那时，已经有警察在现场维护秩序了。
2008年，瓮安事件之后，我们吸取了经验和教训，作为基层政府，我们工作在第一线，平时在各种会议上强调，要求村镇两委经常入村入户，调查排解矛盾纠纷，同时，也要求我们要提高调解矛盾纠纷的力度，对突发事件，大家要有一定的应急机制和能力，从维稳的角度，很多事情必须及时地控制住。
中国新闻周刊：你们赶到现场后，采取了哪些措施?
吴昕：现场的处理工作主要分两部分，司法部门负责案件的调查；我们镇政府主要负责家属的安抚和现场的维护工作。
当时现场围了很多人，有死者的家属，也有赶集的群众。毕竟有两个人死亡，人命关天，家属们的情绪都比较激动。我们当时对这件事情的初步判断，就是一定不能引发更大的不稳定事件。
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情况来看，部分交通事故、医患纠纷引起的事件，只要涉及死人，就可能有抬尸堵路、抬尸堵楼、影响正常办公秩序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稳定死者家属的情绪。
镇里的班子成员大致分了一下工：镇纪委书记带队，和驻村干部一起，专门做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我带队协助警方在现场维持秩序，另外就是做好人员调配，搞好后勤工作，还有一个协商小组，因为罗兴平书记和死者家属有亲戚关系，他牵头和死者直系亲属代表在镇政府3楼协商解决途径。
死者所在的尧上村支部书记是死者的六叔，我就把村支书叫到我的办公室做工作，要他协助稳定死者家属的情绪，不要让家属出现更多的突发情况，村支书很配合。
我们之后的工作就是慰问家属，和家属谈心。第一次谈的时间不记得了，家属代表也不记得了。那时候，天色已经比较晚了，现场的死者家属都比较饿，我就叫镇政府食堂的炊事员多煮点面条给家属们吃。当晚，食堂储备的面条全部煮完了。
晚上，天气很冷，我就把自己的办公室空出来，摆上椅子板凳，搬来2个火炉，让死者家属进来避寒取暖。死者家属中还有老人家，我就把我的床空出来，让年老的家属休息。
中国新闻周刊：当晚协调处理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为什么在案件还没有定性的情况下，镇政府主动提出经济补偿的建议?
吴昕：我们当时希望尽快进行尸检和调查，但死者家属提出的要求是，不给补偿，就不能移动尸体，不能移动尸体，就无法进行尸检。
为了尽早地对这件事情进行疏解，主要是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同时，也考虑到死者家庭比较困难，为了使死者早日入土为安，我们就想到给家属经济补偿。
坦白说，我们的决定主要还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当时省里马上要召开两会了，再加之春节临近，维护社会稳定压力大，这也是我们基层政府的职责。
当时确实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尸体横在街上，影响过往交通，也影响镇上居民的正常生活，另外，死者在当地是个大家族，处理不当的话，很可能会使他们群起闹事。
中国新闻周刊：每个死者补偿35万的标准是如何确定的?有媒体报道，坡贡镇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0万。
吴昕：35万是死者家属同意的底线。协商过程我一直都在，非常曲折，整整一个晚上，
我们最先提出每人补偿20万，但家属要求一人75万一人65万。家属的要求太高了，这么多钱我们政府根本就拿不出来。
坡贡镇不存在财政收入的说法，我们现在发工资都是由县财政统一转移支付。去年，全镇农民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70万差不多是一个四口之家50年的全部收入。另外，我们也考虑到，如果按家属的要求补偿，非但承担不起，开了这个先河，今后将是个无底洞。
最后拍板每人补偿35万，是镇党委政府协商后做出的决定，也给上级作了汇报，领导同意，我们就签了协议。
70万补偿款，是镇政府向县财政借支的，要等调查结束后，给这事定性了，再专题研究这笔钱如何偿还。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这样一种声音，认为案件尚未定性，政府就先行补偿，是一种“花钱买稳定”的行为。
吴昕：就像刚才说的，我们给钱的主要原因，还是考虑到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当时，如果不补偿的话，最严重的后果是，家属会抬尸体进派出所闹事。
家属不止一次这样说过。
中国新闻周刊：处理这次枪案引发的突发事件，作为基层政府的一把手，有哪些经验教训?
吴昕；首先是反应要及时。及时组织力量，安抚家属情绪，不能因为突发事件再出现更多的不稳定事件。
要做好维稳工作，我们要主动听取老百姓的想法，多请他们来办公室坐坐。我们工作的对象是老百姓，我们工作的阵地就在村组农户。
今后，我们要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和调解，把各种矛盾消化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