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方召麐是一位大师级的画家，但在内地并不很出名，因为她主要的活动轨迹是在海外和香港。方先生当时的画在佳士得拍卖，价钱仅次于齐白石和张大千。
方召麐是无锡人，少时便有绘画天赋，后来拜师钱松碞、赵少昂和张大千。她的画风承袭了良好的传统，但是又有很大的创新，观者无不为之一新。
我在香港认识方先生，有幸蒙她青眼，称我为侄。在香港的十几年，我经常到她家里去，或聊天，或观其作画写字。
有一次聊天，我们聊到齐白石和张大千的艺术水平。我很佩服张大千的艺术，但齐白石的画在我心中是更胜一筹的。于是我就问方先生，您觉得齐白石的画如何？她立马打断我说：“你不要说下去了，齐白石是很伟大的，但张大千是我的老师，我不能说这话。”
方先生的尊师重道在这个小细节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方召麐曾随张大千在美国西海岸的“可以居”随侍一年。此外，师徒二人大部分是分离的，张大千居巴西，方召麐居伦敦或香港。但二人经常书信往来，张大千写信称她为“召麐仁弟”或“召麐吾弟”，张大千家书中有时提到的“香港门生”多半时候指的是方召麐。张大千还让她帮忙教育儿子，教他们向“方姐姐”学习。
两人不仅在艺术上互相切磋和沟通，生活上也关系甚好。张大千经常写信给方召麐，请她帮忙卖画、给内地家人汇款子、还有帮着买食品、原子锅、手表等当时的稀罕之物寄给内地。我见过有一封张大千写给方召麐的信，说是张大千误把别人的信看作是方召麐写的，以为她要来巴西，高兴的不得了。后来发现搞错了，就失望地大哭了一场。方先生曾对我说，“你都不知道师父和师母多喜欢吃我做的小馄饨！”我也吃过，确实美味，可惜现在吃不到了。
方先生对老师的尊重不仅止于张大千这一位。直到七十多岁，她对少年时的老师赵少昂还一直不时地照顾着。赵少昂也相当“依赖”这位曾经的女学生，但凡有个头疼脑热，住院吃药的事情，就要打电话给方召麐。方先生便写一张五千或一万的支票，或亲自送去，若是自己不方便，就托人送去，我就曾帮她送过多次。
除金钱外，方先生心很细，亦会从生活上关心老师。赵少昂有一次打电话说起自己的毛笔不好用，方先生就让我把她案子上的好笔挑几支给赵少昂送去。赵少昂的葬礼上，其他来宾都是三鞠躬，唯独她，颤巍巍地走上前，跪下磕头。
方先生为人和善，性格开朗。你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女人，中年丧夫，并且独自抚养了八个孩子长大，个个优秀。除了二女儿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还有著名骨科医生、联合国翻译、商人等各种社会精英。日本诗人池田大作知会方先生的经历后，还专门写了一首长诗来赞美她。
这在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仅仅做八个孩子的母亲就要花费很大气力了，但方先生仍旧画出了那么多的好画，写了那么多好字。方先生教育孩子的方式也很特别，她从不对孩子们说教。她说，“我要说的话都写在画上了。”所以现在看，很多画的题跋并不风雅，但却朴实而有哲理，那都是她要对孩子们说的人生道理。
我曾问过她，“这么些年就没人追您么？”
方先生说，“追我的人好多的啊！”
“那您为什么不挑一个好的呢？”
“我不能嫁人啊！我要是再嫁人，我就得给他们做饭去了，哪有时间画画！”
我乐得哈哈大笑。
这之后有一次，她忽然举着双手对我说，“李典，你看，这么些画，都是我这两只手创造的，它们太厉害了，我要给她们照个像。”于是就把手贴在白墙上，让我照了一张两只手的特写。我觉得这个老太太特别可爱。
方召麐当年在海外声名远扬，在香港也是德高望重，连吴冠中开画展，方召麐都是作为前辈参加，拍照时坐在中间。但她却没一点架子和排场，也不计较吃穿用度的好坏。一次我到她家，她穿着一件红格子衬衣，很欢喜地问我：“李典，你看，好不好看？”我说，“好看，您这衣服肯定很贵吧？”方召麐指指保姆，说，“她从早市上买的，15块钱。”
还有一次，她参加一个活动，穿着中式的衣服，戴着一串大朝珠。大家都觉得这串朝珠了不得，起码值好几十万。等活动结束回到酒店，方先生就摘下来随便一放。我赶忙说，“这么贵重的东西您就这么随便一扔啊？”方先生笑笑说，“嗨，假的，不值什么钱。”
方先生特别爱国。她大量地写毛泽东诗词，并且书写了香港回归纪念碑，现在就立在陕西黄帝陵。她画画的题材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家乡太湖、陕北窑洞、桂林山水、都在她笔下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画家心中的世外桃源。在这个桃源里，天上有花朵，屋前有流水，桌上有馒头，路上有牲口，连房子都有各种表情。人们有所作，有所居，其乐融融。欣赏这些画，能感到一种天堂般的纯净和喜悦。她的书法稚拙有趣，洗尽铅华，但却不失风骨。从她的书画中，都能感到一种天真纯朴的乐趣。
1998年后，我回到北京，和方先生的联系就渐渐少了。但内心仍然很亲近这位老人。我也曾为她在杭州和北京办过两次展览。北京办展览时，邓小平的女儿邓琳来求方先生的一幅画，方先生因很喜欢那幅画，就没给，反而是给了另外一幅。那时老人已经八十多了，仍然在港澳中心的总统套房里挥毫泼墨。记得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当时地上铺着整张的白色羊毛地毯，怕沾上墨，吓得负责人战战兢兢。但港澳中心是方家儿女的产业，方先生根本不管这些，只管画画。
从北京回到香港，方先生的健康情况就日益变坏。有时候我给她打电话还比较清醒，有时候因为药物的作用，都不能讲话了。直到2006年2月21日，我接到电话，说方先生已经于昨日去世，闻之泪如雨下。急急赶赴香港，也只能见到先生遗容。但这位老人给我的影响和记忆，一生都难以忘记。
方召麐是无锡人，少时便有绘画天赋，后来拜师钱松碞、赵少昂和张大千。她的画风承袭了良好的传统，但是又有很大的创新，观者无不为之一新。
我在香港认识方先生，有幸蒙她青眼，称我为侄。在香港的十几年，我经常到她家里去，或聊天，或观其作画写字。
有一次聊天，我们聊到齐白石和张大千的艺术水平。我很佩服张大千的艺术，但齐白石的画在我心中是更胜一筹的。于是我就问方先生，您觉得齐白石的画如何？她立马打断我说：“你不要说下去了，齐白石是很伟大的，但张大千是我的老师，我不能说这话。”
方先生的尊师重道在这个小细节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方召麐曾随张大千在美国西海岸的“可以居”随侍一年。此外，师徒二人大部分是分离的，张大千居巴西，方召麐居伦敦或香港。但二人经常书信往来，张大千写信称她为“召麐仁弟”或“召麐吾弟”，张大千家书中有时提到的“香港门生”多半时候指的是方召麐。张大千还让她帮忙教育儿子，教他们向“方姐姐”学习。
两人不仅在艺术上互相切磋和沟通，生活上也关系甚好。张大千经常写信给方召麐，请她帮忙卖画、给内地家人汇款子、还有帮着买食品、原子锅、手表等当时的稀罕之物寄给内地。我见过有一封张大千写给方召麐的信，说是张大千误把别人的信看作是方召麐写的，以为她要来巴西，高兴的不得了。后来发现搞错了，就失望地大哭了一场。方先生曾对我说，“你都不知道师父和师母多喜欢吃我做的小馄饨！”我也吃过，确实美味，可惜现在吃不到了。
方先生对老师的尊重不仅止于张大千这一位。直到七十多岁，她对少年时的老师赵少昂还一直不时地照顾着。赵少昂也相当“依赖”这位曾经的女学生，但凡有个头疼脑热，住院吃药的事情，就要打电话给方召麐。方先生便写一张五千或一万的支票，或亲自送去，若是自己不方便，就托人送去，我就曾帮她送过多次。
除金钱外，方先生心很细，亦会从生活上关心老师。赵少昂有一次打电话说起自己的毛笔不好用，方先生就让我把她案子上的好笔挑几支给赵少昂送去。赵少昂的葬礼上，其他来宾都是三鞠躬，唯独她，颤巍巍地走上前，跪下磕头。
方先生为人和善，性格开朗。你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女人，中年丧夫，并且独自抚养了八个孩子长大，个个优秀。除了二女儿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还有著名骨科医生、联合国翻译、商人等各种社会精英。日本诗人池田大作知会方先生的经历后，还专门写了一首长诗来赞美她。
这在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仅仅做八个孩子的母亲就要花费很大气力了，但方先生仍旧画出了那么多的好画，写了那么多好字。方先生教育孩子的方式也很特别，她从不对孩子们说教。她说，“我要说的话都写在画上了。”所以现在看，很多画的题跋并不风雅，但却朴实而有哲理，那都是她要对孩子们说的人生道理。
我曾问过她，“这么些年就没人追您么？”
方先生说，“追我的人好多的啊！”
“那您为什么不挑一个好的呢？”
“我不能嫁人啊！我要是再嫁人，我就得给他们做饭去了，哪有时间画画！”
我乐得哈哈大笑。
这之后有一次，她忽然举着双手对我说，“李典，你看，这么些画，都是我这两只手创造的，它们太厉害了，我要给她们照个像。”于是就把手贴在白墙上，让我照了一张两只手的特写。我觉得这个老太太特别可爱。
方召麐当年在海外声名远扬，在香港也是德高望重，连吴冠中开画展，方召麐都是作为前辈参加，拍照时坐在中间。但她却没一点架子和排场，也不计较吃穿用度的好坏。一次我到她家，她穿着一件红格子衬衣，很欢喜地问我：“李典，你看，好不好看？”我说，“好看，您这衣服肯定很贵吧？”方召麐指指保姆，说，“她从早市上买的，15块钱。”
还有一次，她参加一个活动，穿着中式的衣服，戴着一串大朝珠。大家都觉得这串朝珠了不得，起码值好几十万。等活动结束回到酒店，方先生就摘下来随便一放。我赶忙说，“这么贵重的东西您就这么随便一扔啊？”方先生笑笑说，“嗨，假的，不值什么钱。”
方先生特别爱国。她大量地写毛泽东诗词，并且书写了香港回归纪念碑，现在就立在陕西黄帝陵。她画画的题材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家乡太湖、陕北窑洞、桂林山水、都在她笔下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画家心中的世外桃源。在这个桃源里，天上有花朵，屋前有流水，桌上有馒头，路上有牲口，连房子都有各种表情。人们有所作，有所居，其乐融融。欣赏这些画，能感到一种天堂般的纯净和喜悦。她的书法稚拙有趣，洗尽铅华，但却不失风骨。从她的书画中，都能感到一种天真纯朴的乐趣。
1998年后，我回到北京，和方先生的联系就渐渐少了。但内心仍然很亲近这位老人。我也曾为她在杭州和北京办过两次展览。北京办展览时，邓小平的女儿邓琳来求方先生的一幅画，方先生因很喜欢那幅画，就没给，反而是给了另外一幅。那时老人已经八十多了，仍然在港澳中心的总统套房里挥毫泼墨。记得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当时地上铺着整张的白色羊毛地毯，怕沾上墨，吓得负责人战战兢兢。但港澳中心是方家儿女的产业，方先生根本不管这些，只管画画。
从北京回到香港，方先生的健康情况就日益变坏。有时候我给她打电话还比较清醒，有时候因为药物的作用，都不能讲话了。直到2006年2月21日，我接到电话，说方先生已经于昨日去世，闻之泪如雨下。急急赶赴香港，也只能见到先生遗容。但这位老人给我的影响和记忆，一生都难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