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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陆游是南宋诗坛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作者，在整个中国诗史上，是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位，陆游倾其一生心力作诗，以写诗之余力作词，因而他词的成就不如他诗歌的成就，而陆游的词学观是导致其词作数量远远小于诗作数量的最根本原因，研究和总结陆游的词学观，有利于探究陆游诗词创作的差异及内容的多样性。
关键词：陆游；保守；词学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128-02
一
陆游诗词数量差别巨大，他一生创作了近万首诗歌，但词作加起来大约只有一百三十首左右，这与他保守的词学观有很大的关系。
陆游始终对词这种诗体心存轻视，并没有像作诗那样贯注毕生精力，陆游是“有意要做诗人”，①他对词的态度是迷惘而矛盾的,从开始作词时到六十五岁左右,他对词的态度是基本否定的,从六十五岁到七十五岁这十年间他对词又产生了一些肯定的看法,而在八十岁之后,陆游对词体再一次加以否定。在《渭南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自叙式的说明，比如《长短句序》中说到：“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郑、卫虽变，然琴瑟罄犹在也。……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能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淳熙已酉炊熟日，放翁自序”。②时放翁六十五岁，以文体退化论否定词体，并深悔少时之作，故自编词集时，特意写上一段自我批评。但在《跋后山居士长短句》中，他又云：“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陈无己诗妙天下，以其余作词，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绍熙二年三月二十日雪中试朱元亨笔，因书。”③又有一篇《跋东坡七夕词后》，文曰：“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庆元元年元日，笠泽陆某书。”④这时陆游七十一岁，他对陈师道、苏轼的词做出了比较高的评价，认为他们的词作趋向于古拙工整，萧散壮阔，与温润密丽的传统词风大有不同，对词略作肯定。但后来这种态度又发生了变化，这可以从《跋花间集序》之一得到印证，文曰：“《花间集》皆五代唐末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也？笠泽翁书”。⑤陆游认为唐五代时人因流宕而为词，词乃是文人无聊之作，对词之态度可谓全面否定，时放翁八十一岁。由六十多岁贬低词体到七十余岁褒扬词体再到八十岁左右贬低词体前后相差约十几年，有人说从中可以看出陆游对词的观念虽有偏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陆游词学观在逐渐改变。其实，人到老年再想转变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已经很难令人信服了，对相同事物的矛盾看法只能说明陆游对词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看法，况且他虽然宣称“士大夫流宕而为小词”，对作词心存鄙视，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词的创作，他说“今绝笔已数年”（《渭南文集》卷十四《长短句序》），但据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所统计在他六十岁，也即淳熙十一年到六十五岁淳熙十六年间，并未搁笔，他自己也说：“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渭南文集》卷十四《长短句序》），可见他自己虽心存矛盾而终不忍舍之。六十五岁时，他似乎想做一个了断，后悔往事自志其过，但后来不是仍然继续作词吗？以至于在八十一岁时，不经意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可见，陆游对词并不是真的排斥，他属于理智上的明确拒绝，而实践则跟着感觉走。所以言论上的自相矛盾推断不出陆游对词的观念有所发展变化，只能说明他对词的特征本质仍然十分迷惘。陆游之所以对词加以否定，一方面来讲，他认为词不过是宴席佐欢的工具，其内容大多不过为流连歌舞或叙男女之情的，并无一语涉及国计民生，这与陆游生平以功业自许的人生态度相去甚远，自然极不相合。但陆游又是一个喜欢在理性上寻求解答的人，不能全从理性方面去承认和接受词之特美，更因为他专意于作诗，所以总是不自觉地将诗与词放在一起进行衡量比较，不能真正理性地认识诗与词本质上的差异，因此遂在诗与词的比较观念中，对词的特质与价值产生一种迷惘困惑且矛盾的心理。总而言之，陆游大半生对词的保守偏激的轻视态度以及他对词的独特的审美方式的缺乏了解，使他对词的创作关注较少，未能投入较多的精力，发挥他作诗时的那种天才与热情，既限制了他词作的数量，更影响了其词的艺术质量和成就。
二
更能说明陆游没有清楚认识词之特质的，则是陆游以交际作为词的第一大功用。《钗头凤》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陆游词作的名篇，其创作年代也较早，《放翁词编年笺注》也将这首词放在了上卷第一篇的位置，并认为这是作者陆游二十余岁时的作品，可在此词编年后的附录中，清代吴骞已对周密、陈鹄、刘克庄等人的怀念前妻唐琬说提出质疑，并提出新解，认为是“殆好事者因其诗词而传会之”（吴骞《拜经楼诗话》卷三），吴熊和先生也曾提出至今难以令人驳倒的质疑，并提出新解，认为《钗头凤》一词乃是陆游四十几岁时在蜀中所作。因为《钗头凤》一词尚有争讼，我们可暂忽略不计，以更确凿的第一首词作《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为例，看看陆游是以怎样的心态踏入词途的。
这首词作于绍兴二十八年，陆游三十四岁之际，此年陆游始出仕为福州宁德县主簙，这次出仕是陆游赴礼部试被秦桧黜落之后第一次出仕，作者平生第一次为官，自觉报效朝廷之日来临，政治热情很高，与县尉朱景参交谊甚笃。第二年，作者调官为福州决曹，深秋时节与朱景参相会于福州北岭下僧舍，赋此词赠友。联系此时陆游的仕途状态，可以预见此词的感情基调应是自信豪迈的。且看此词：
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
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老惯人间齐得丧。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
词后注解中谈到此词的写作背景：《剑南诗稿》卷六十五《道院杂兴》（第三）诗曰：“北岭空思擘晚红”。自注：“北岭在福州。予少时与友人朱景参会岭下僧舍。时晚秋，荔子犹晚红在。”这首词到处流露着一种衰老之感，词的上片说自己年龄老了，把人间的得与失看成一样，无所动心，并且虚写了自己退隐后的形象：岩间高卧，泛舟五湖。下片他把自己与朱景参的未来作了两种假想，朱景参驻守在平戎帐内，气势雄壮，而自己愿象渔人樵夫那样默默老去。但作者在最后一句又谆谆叮嘱朱景参：你有一位朋友曾与你在福州北岭下僧舍内，共同品过美酒赏过荔枝。如果作者真的看轻一切忘怀得失，就不会担心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作者的叮嘱显露出作者并不是真的甘心终老渔樵，而不为家国功业动心。作者此时年龄尚轻却偏两次强调自己的“老”，心欲建功立业偏表明自甘渔隐生活，似乎与陆游当时的年龄与境况不符。如果这首词放在他晚年历经沧桑之后来看，我们也许会觉得顺理成章，但这时他刚步入仕途，理应满腔豪情，虽然此前遭遇过坎坷与不平，但还不至于此。所以其中有赠词的客气在，亦有不老曰老的不自然在。
三
陆游词作数量并不多，但其中交际词占了很大一部分，《放翁词编年笺注》上卷六十多首词中，从小序提示上看共有二十八首是唱和、宴赏或纪游词，如《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好事近•次宇文卷臣韵》《鹧鸪天•薛公肃家席上作》等等，没有小序的，在编年中注明为赠答的还有四首，所有应酬之作几乎占一半还多。这个现象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陆游的词的创作是始于交际之用的。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陆游与其他词人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并不是说交际词价值低，不应该作，而是说交际之词不免要客套虚饰，这是由其功用决定的，而恰恰是这一点，导致词的特质之一，即私人化写作这一效应没有发挥出来，也恰恰是这一点使陆游的词更像诗，更重要的是陆游是在以实际功用作为出发点来进行词的创作，本身亦在说明他对词之为词的观念有欠清晰。这对陆游的词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以陆游之才气，而创作相对于诗歌而言数量极少的词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注释：
①[清]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M].北京：中华书局，1999：268；
②③④⑤[南宋]陆游.渭南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1379；1604；1606；1632.
参考文献：
[1]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南宋]陆游.渭南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
[3]钱仲联.渭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于北山.陆游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朱东润.陆游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蔡义江.陆游诗词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关键词：陆游；保守；词学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128-02
一
陆游诗词数量差别巨大，他一生创作了近万首诗歌，但词作加起来大约只有一百三十首左右，这与他保守的词学观有很大的关系。
陆游始终对词这种诗体心存轻视，并没有像作诗那样贯注毕生精力，陆游是“有意要做诗人”，①他对词的态度是迷惘而矛盾的,从开始作词时到六十五岁左右,他对词的态度是基本否定的,从六十五岁到七十五岁这十年间他对词又产生了一些肯定的看法,而在八十岁之后,陆游对词体再一次加以否定。在《渭南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自叙式的说明，比如《长短句序》中说到：“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郑、卫虽变，然琴瑟罄犹在也。……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能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淳熙已酉炊熟日，放翁自序”。②时放翁六十五岁，以文体退化论否定词体，并深悔少时之作，故自编词集时，特意写上一段自我批评。但在《跋后山居士长短句》中，他又云：“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陈无己诗妙天下，以其余作词，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绍熙二年三月二十日雪中试朱元亨笔，因书。”③又有一篇《跋东坡七夕词后》，文曰：“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庆元元年元日，笠泽陆某书。”④这时陆游七十一岁，他对陈师道、苏轼的词做出了比较高的评价，认为他们的词作趋向于古拙工整，萧散壮阔，与温润密丽的传统词风大有不同，对词略作肯定。但后来这种态度又发生了变化，这可以从《跋花间集序》之一得到印证，文曰：“《花间集》皆五代唐末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也？笠泽翁书”。⑤陆游认为唐五代时人因流宕而为词，词乃是文人无聊之作，对词之态度可谓全面否定，时放翁八十一岁。由六十多岁贬低词体到七十余岁褒扬词体再到八十岁左右贬低词体前后相差约十几年，有人说从中可以看出陆游对词的观念虽有偏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陆游词学观在逐渐改变。其实，人到老年再想转变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已经很难令人信服了，对相同事物的矛盾看法只能说明陆游对词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看法，况且他虽然宣称“士大夫流宕而为小词”，对作词心存鄙视，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词的创作，他说“今绝笔已数年”（《渭南文集》卷十四《长短句序》），但据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所统计在他六十岁，也即淳熙十一年到六十五岁淳熙十六年间，并未搁笔，他自己也说：“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渭南文集》卷十四《长短句序》），可见他自己虽心存矛盾而终不忍舍之。六十五岁时，他似乎想做一个了断，后悔往事自志其过，但后来不是仍然继续作词吗？以至于在八十一岁时，不经意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可见，陆游对词并不是真的排斥，他属于理智上的明确拒绝，而实践则跟着感觉走。所以言论上的自相矛盾推断不出陆游对词的观念有所发展变化，只能说明他对词的特征本质仍然十分迷惘。陆游之所以对词加以否定，一方面来讲，他认为词不过是宴席佐欢的工具，其内容大多不过为流连歌舞或叙男女之情的，并无一语涉及国计民生，这与陆游生平以功业自许的人生态度相去甚远，自然极不相合。但陆游又是一个喜欢在理性上寻求解答的人，不能全从理性方面去承认和接受词之特美，更因为他专意于作诗，所以总是不自觉地将诗与词放在一起进行衡量比较，不能真正理性地认识诗与词本质上的差异，因此遂在诗与词的比较观念中，对词的特质与价值产生一种迷惘困惑且矛盾的心理。总而言之，陆游大半生对词的保守偏激的轻视态度以及他对词的独特的审美方式的缺乏了解，使他对词的创作关注较少，未能投入较多的精力，发挥他作诗时的那种天才与热情，既限制了他词作的数量，更影响了其词的艺术质量和成就。
二
更能说明陆游没有清楚认识词之特质的，则是陆游以交际作为词的第一大功用。《钗头凤》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陆游词作的名篇，其创作年代也较早，《放翁词编年笺注》也将这首词放在了上卷第一篇的位置，并认为这是作者陆游二十余岁时的作品，可在此词编年后的附录中，清代吴骞已对周密、陈鹄、刘克庄等人的怀念前妻唐琬说提出质疑，并提出新解，认为是“殆好事者因其诗词而传会之”（吴骞《拜经楼诗话》卷三），吴熊和先生也曾提出至今难以令人驳倒的质疑，并提出新解，认为《钗头凤》一词乃是陆游四十几岁时在蜀中所作。因为《钗头凤》一词尚有争讼，我们可暂忽略不计，以更确凿的第一首词作《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为例，看看陆游是以怎样的心态踏入词途的。
这首词作于绍兴二十八年，陆游三十四岁之际，此年陆游始出仕为福州宁德县主簙，这次出仕是陆游赴礼部试被秦桧黜落之后第一次出仕，作者平生第一次为官，自觉报效朝廷之日来临，政治热情很高，与县尉朱景参交谊甚笃。第二年，作者调官为福州决曹，深秋时节与朱景参相会于福州北岭下僧舍，赋此词赠友。联系此时陆游的仕途状态，可以预见此词的感情基调应是自信豪迈的。且看此词：
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
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老惯人间齐得丧。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
词后注解中谈到此词的写作背景：《剑南诗稿》卷六十五《道院杂兴》（第三）诗曰：“北岭空思擘晚红”。自注：“北岭在福州。予少时与友人朱景参会岭下僧舍。时晚秋，荔子犹晚红在。”这首词到处流露着一种衰老之感，词的上片说自己年龄老了，把人间的得与失看成一样，无所动心，并且虚写了自己退隐后的形象：岩间高卧，泛舟五湖。下片他把自己与朱景参的未来作了两种假想，朱景参驻守在平戎帐内，气势雄壮，而自己愿象渔人樵夫那样默默老去。但作者在最后一句又谆谆叮嘱朱景参：你有一位朋友曾与你在福州北岭下僧舍内，共同品过美酒赏过荔枝。如果作者真的看轻一切忘怀得失，就不会担心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作者的叮嘱显露出作者并不是真的甘心终老渔樵，而不为家国功业动心。作者此时年龄尚轻却偏两次强调自己的“老”，心欲建功立业偏表明自甘渔隐生活，似乎与陆游当时的年龄与境况不符。如果这首词放在他晚年历经沧桑之后来看，我们也许会觉得顺理成章，但这时他刚步入仕途，理应满腔豪情，虽然此前遭遇过坎坷与不平，但还不至于此。所以其中有赠词的客气在，亦有不老曰老的不自然在。
三
陆游词作数量并不多，但其中交际词占了很大一部分，《放翁词编年笺注》上卷六十多首词中，从小序提示上看共有二十八首是唱和、宴赏或纪游词，如《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好事近•次宇文卷臣韵》《鹧鸪天•薛公肃家席上作》等等，没有小序的，在编年中注明为赠答的还有四首，所有应酬之作几乎占一半还多。这个现象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陆游的词的创作是始于交际之用的。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陆游与其他词人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并不是说交际词价值低，不应该作，而是说交际之词不免要客套虚饰，这是由其功用决定的，而恰恰是这一点，导致词的特质之一，即私人化写作这一效应没有发挥出来，也恰恰是这一点使陆游的词更像诗，更重要的是陆游是在以实际功用作为出发点来进行词的创作，本身亦在说明他对词之为词的观念有欠清晰。这对陆游的词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以陆游之才气，而创作相对于诗歌而言数量极少的词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注释：
①[清]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M].北京：中华书局，1999：268；
②③④⑤[南宋]陆游.渭南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1379；1604；1606；1632.
参考文献：
[1]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南宋]陆游.渭南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
[3]钱仲联.渭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于北山.陆游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朱东润.陆游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蔡义江.陆游诗词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