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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兴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山西书院在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在清代书院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对山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关键词：清代；山西书院；特点；历史作用
【中图分类号】G630
我国封建社会的地方教育机构有两个系统，一为官办的府州县学，即称为官学；一为独立于官学之外的书院。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兴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山西书院在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在清代书院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对山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一、山西书院的发展及分布
我国最早的书院，据正史记载，首推唐玄宗于开元六年（718）设置的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三年改为集贤殿书院。其主要职能是收集、保存古代遗书，编辑、刻印儒家典籍，订正国家典章制度，除此之外还帮助皇帝了解经典史籍。但还不是后来的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到了宋代，书院的性质逐渐发上来变化，从顾问机关变成了讲学、肆业的场所，成为封建教育体系的一个补充部分，并独立于官学之外，带有明显的民办的性质。山西历史上长治县荫城镇的雄山书院，就是在北宋靖康年间创建的。在元代，山西约有书院10余所，蒲州的首阳书院、屯留的藕泽书院、平顶的冠山书院、闻喜的董泽书院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明代，山西的书院发展到60余所，包括三立书院（太原）、河东书院（运城）、上党书院（长治）等，都是颇负盛名的。但因为明朝初期重点放在官学上，所以书院逐渐兴起，就到了成化以后，如弘治元年（1488）河津的文清书院、弘治二年（1489）偏关的儋林书院。
当时山西所建书院就包括晋阳书院。各府、州、县也纷纷仿而效之，创建书院。因而，书院大发展，其数量之多，远过前代。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各地所建书院往往屡兴屡废，难以作出精确统计。据光绪《山西通志》以及有关的府、州、县志的记载，截止光绪年间山西书院有150所，其情况是：太原府18所、汾州府12所、潞安府9所、平阳府18所、泽州府9所、蒲州府15所、大同府7所、宁武府5所、朔平府5所、平定州5所、沁州3所、辽州3所、绛州8所，解州15所、霍州7所、代州4所、忻州3所、保德州2所。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书院比较集中地地方，一是省会太原，一是太原以南的晋南地区。这种分布情况显然反映出太原是山西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区，晋南地区是山西文化发达地区，北则相对落后，但比起前代来已有了较快的发展。晋南地区的文化之所以在全省领先，首先是经济条件。河东素称“棉麦之乡”，特别是河东盐池的生产和销售，有带动了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使河东成为全省的经济重心和财富重要来源；其次，河东是三晋文化重要发祥地，源远流长，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尽而带动了书院的建立和发展。
二、山西书院的特点
在积极倡导设书院的同时，清政府也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书院的控制。
在山西150所书院中，乾隆年间建立（包括创建、重建、扩建）的就有55所。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如山西著名的凤鸣书院、河东书院、凤山书院、冠山书院等都是在乾隆建的。在此之前，顺治、康熙、雍正三朝90多年间，只建立书院30所左右。书院的地域分布，反映出地区的文化繁荣程度。太原是山西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区，晋南、晋东南是山西文化发达地区，而晋北则相对落后，这一事实也正好契合了晋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即由南向北扩散、弥漫。
三、山西书院的历史作用
书院在宋元时代以至明代，作为一个地区讲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中心，对繁荣文化、培养人才，曾经作出重要的贡献。即使到清代，绝大多数书院成为儒童参加科举应试的预备场所，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它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所起的作用。书院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人才。诚然，科举制度埋没乃至摧残了大量有学有识的人才。另一方面，那些功名成就的人，他们受过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旧学根底扎实，继承了传统文化。在他们当中确有不少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的著名学者。乾隆年间，同时肆业于晋阳书院的康基田、康基渊兄弟，以后均成进士。这些进士绝大部分是当时中央和地方从事集团的骨干，参与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的活动，为维持、巩固清政府的统治，促进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清代有不少名师硕儒在书院担任教职，这对提高书院的教学质量，浓厚书院的学习空气，有着重要影响。乾隆三十四年（1769），著名考据学大师戴震，偕同他的高门弟子、文字训诂学家段玉栽来山西。戴震应聘到汾州府修簒《汾州府志》，段玉裁则应聘主讲寿阳寿川书院。第二年，戴震还应邀到寿阳进行指导。曾任福建巡抚的地理学家徐继（五台县人），罢官归里后，于咸丰、同治年间在平遥超山书院执教10年。清末著名方志学家杨笃（乡宁县人），通训诂，勤于治史，光绪年间担任《山西通志》簒修的同时，兼任令德书院分校，主讲《礼仪》、《说文》等课。“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闻喜人），于光绪初年亦曾担任崇修书院讲席、令德书院协讲等职。
书院自古以来就有尊师爱生的传统。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育功能实现的基石，理想的师生关系是教育的内在要求。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古代教育成绩斐然的重要因素，而建立书院融洽师生关系的前提是书院教师能以身作则，热爱学生，诲人不倦，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起做人与为学的榜样。在教育过程中，良好的师生关系表现为教师和学生的协调一致，它对教育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师生间良好的关系意味着学生在心理上趋向于教师。作为独立的有尊严的学生主体，学生在与教师的相互尊重、合作、信任中全面发展自己，获得成就感与生命价值的体验。在教育不断发展改革的今天，当我们回顾我国古代书院的教育教学方法时，更觉得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发掘、整理。并使之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清代；山西书院；特点；历史作用
【中图分类号】G630
我国封建社会的地方教育机构有两个系统，一为官办的府州县学，即称为官学；一为独立于官学之外的书院。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兴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山西书院在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在清代书院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对山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一、山西书院的发展及分布
我国最早的书院，据正史记载，首推唐玄宗于开元六年（718）设置的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三年改为集贤殿书院。其主要职能是收集、保存古代遗书，编辑、刻印儒家典籍，订正国家典章制度，除此之外还帮助皇帝了解经典史籍。但还不是后来的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到了宋代，书院的性质逐渐发上来变化，从顾问机关变成了讲学、肆业的场所，成为封建教育体系的一个补充部分，并独立于官学之外，带有明显的民办的性质。山西历史上长治县荫城镇的雄山书院，就是在北宋靖康年间创建的。在元代，山西约有书院10余所，蒲州的首阳书院、屯留的藕泽书院、平顶的冠山书院、闻喜的董泽书院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明代，山西的书院发展到60余所，包括三立书院（太原）、河东书院（运城）、上党书院（长治）等，都是颇负盛名的。但因为明朝初期重点放在官学上，所以书院逐渐兴起，就到了成化以后，如弘治元年（1488）河津的文清书院、弘治二年（1489）偏关的儋林书院。
当时山西所建书院就包括晋阳书院。各府、州、县也纷纷仿而效之，创建书院。因而，书院大发展，其数量之多，远过前代。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各地所建书院往往屡兴屡废，难以作出精确统计。据光绪《山西通志》以及有关的府、州、县志的记载，截止光绪年间山西书院有150所，其情况是：太原府18所、汾州府12所、潞安府9所、平阳府18所、泽州府9所、蒲州府15所、大同府7所、宁武府5所、朔平府5所、平定州5所、沁州3所、辽州3所、绛州8所，解州15所、霍州7所、代州4所、忻州3所、保德州2所。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书院比较集中地地方，一是省会太原，一是太原以南的晋南地区。这种分布情况显然反映出太原是山西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区，晋南地区是山西文化发达地区，北则相对落后，但比起前代来已有了较快的发展。晋南地区的文化之所以在全省领先，首先是经济条件。河东素称“棉麦之乡”，特别是河东盐池的生产和销售，有带动了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使河东成为全省的经济重心和财富重要来源；其次，河东是三晋文化重要发祥地，源远流长，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尽而带动了书院的建立和发展。
二、山西书院的特点
在积极倡导设书院的同时，清政府也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书院的控制。
在山西150所书院中，乾隆年间建立（包括创建、重建、扩建）的就有55所。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如山西著名的凤鸣书院、河东书院、凤山书院、冠山书院等都是在乾隆建的。在此之前，顺治、康熙、雍正三朝90多年间，只建立书院30所左右。书院的地域分布，反映出地区的文化繁荣程度。太原是山西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区，晋南、晋东南是山西文化发达地区，而晋北则相对落后，这一事实也正好契合了晋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即由南向北扩散、弥漫。
三、山西书院的历史作用
书院在宋元时代以至明代，作为一个地区讲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中心，对繁荣文化、培养人才，曾经作出重要的贡献。即使到清代，绝大多数书院成为儒童参加科举应试的预备场所，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它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所起的作用。书院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人才。诚然，科举制度埋没乃至摧残了大量有学有识的人才。另一方面，那些功名成就的人，他们受过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旧学根底扎实，继承了传统文化。在他们当中确有不少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的著名学者。乾隆年间，同时肆业于晋阳书院的康基田、康基渊兄弟，以后均成进士。这些进士绝大部分是当时中央和地方从事集团的骨干，参与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的活动，为维持、巩固清政府的统治，促进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清代有不少名师硕儒在书院担任教职，这对提高书院的教学质量，浓厚书院的学习空气，有着重要影响。乾隆三十四年（1769），著名考据学大师戴震，偕同他的高门弟子、文字训诂学家段玉栽来山西。戴震应聘到汾州府修簒《汾州府志》，段玉裁则应聘主讲寿阳寿川书院。第二年，戴震还应邀到寿阳进行指导。曾任福建巡抚的地理学家徐继（五台县人），罢官归里后，于咸丰、同治年间在平遥超山书院执教10年。清末著名方志学家杨笃（乡宁县人），通训诂，勤于治史，光绪年间担任《山西通志》簒修的同时，兼任令德书院分校，主讲《礼仪》、《说文》等课。“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闻喜人），于光绪初年亦曾担任崇修书院讲席、令德书院协讲等职。
书院自古以来就有尊师爱生的传统。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育功能实现的基石，理想的师生关系是教育的内在要求。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古代教育成绩斐然的重要因素，而建立书院融洽师生关系的前提是书院教师能以身作则，热爱学生，诲人不倦，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起做人与为学的榜样。在教育过程中，良好的师生关系表现为教师和学生的协调一致，它对教育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师生间良好的关系意味着学生在心理上趋向于教师。作为独立的有尊严的学生主体，学生在与教师的相互尊重、合作、信任中全面发展自己，获得成就感与生命价值的体验。在教育不断发展改革的今天，当我们回顾我国古代书院的教育教学方法时，更觉得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发掘、整理。并使之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