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清教徒的礼物 ：
　　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
　　作者 ：（美）肯尼斯·霍博、威廉·霍博
　　译者 ：丁丹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清教徒的礼物》追溯了美国管理文化的起源及特性。作者主张，该文化核心的活力、社会流动性、竞争力和创新力，其源头是某个民族的纪律及精神特质。该民族就是美国的第一批欧洲移民——清教徒。

　　我们今天所说的管理，多指的是20世纪初由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中的“管理”。科学管理理论及其塑造的管理、测量、控制型的美式公司模式，被许多人视为美国向西方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管理学家很少谈及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之前，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企业指导思想、价值原则和运作模式。
　　《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挑战了以上的主流管理学叙述。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对兄弟，哥哥肯尼斯·霍博生于1926年，毕生致力于不同国家的制造业文化研究，对美国工厂管理文化和起源及其对战后日本管理文化影响的研究很有影响力；弟弟威廉·霍博生于1929年，是一位语言学家、投资银行家。他俩都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生前好友，这本书的写作也获得了德鲁克的积极鼓励。
　　霍博兄弟认为，美国管理文化的起源，大大早于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提出之时，出现在英国和欧洲国家新教教徒移民到北美大陆之初。首先，表现为对社会未来坚定不移的乐观精神，“坚信难题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得到解决”，这种信念从宗教信仰更广泛的内化为了社会信仰和习俗。其次，新大陆艰苦环境，推动新移民形成了自己动手、亲力亲为的习俗，这必然带来对手艺、技术、方法的重视，动手观念。第三，清教徒式的集体主义精神。很多人包括一些知名的社会、经济学者都误以为，自殖民地时代流传于美国的只有张扬而自私的个人主义；但清教运动还天生擅长把个人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目标奋斗。第四，为了“团结得像一个人”，清教徒移民需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
　　书中也特意强调，清教主义理念造就的美国社会、管理文化，一经产生，就不再仅仅是某个民族、宗教教派、国家的专利。事实上，二战后的日本在从美国较为完整的移植了这项文化传统，美国企业界反而部分丢弃了传统，转向专家崇拜和数字崇拜，以至于传统本身被很多人认为是来源于日本文化和社会。
　　霍博兄弟将美国开国的经验也归结于“清教徒的礼物”，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们称之为的“美国国父”都展现出了原始清教徒移民的所有4个特点，积极乐观，富有创造力，围绕议题开展讨论已形成共识决策。美国管理从最初到20世纪晚期经常出现的一个特征是“集成决策”，要求计划者和执行者包含同一群人以确保计划和执行的连贯，认真借鉴前人经验以降低犯错的可能性，只要条件允许就做试点，任何重要决议都要构思细节才能付诸讨论，做好应对决策之外风险的准备。霍博兄弟强调，“集成决策”模式的运作效率并不高，但执行很快，且不容易出错。
　　19世纪的美国，机械化、流水线运作的制造工业就已经发育成熟，实现了标准化、可替换化；相比之下，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则要滞后得多。这也使得美国具备了率先掀起大规模铁路建造热潮的条件。而后出现的几家跨地域大型铁路公司、联通全美的铁路网，实现了大规模配送，促进美国西部开发，为美国更广阔的地域掀起工业革命热潮创造了前提。书中也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在二战之中，赢得对德日法西斯及其国家统制工业的双重胜利，是因为当时的美国企业界、政界、军界能够较好的发挥组织能力等优势，集成决策也成为一项决定成败的关键。
　　二战后，美国占领当局为了较快较深入地控制日本社会，发动了一场管理革命，打破了日本产业界旧有的等级森严、沟通不畅、决策低效等传统，交给了日本学生如何重视程序性实务、设计管理结构。索尼、丰田、松下等日本企业正是因此才将中层管理者承担更多责任，要求其在复杂的“高科技”运营中承担现场判断和协调责任。
　　霍博兄弟对泰勒创建的科学管理理论给予了批评，指出这一理论的中心不在于“科学”，而是蔑视（工）人，泰勒主义延伸出来的时间与动作研究、生产控制、质量控制、成本核算、薪酬定级等机制都事实上摒弃了人的创造性，破坏了集体主义精神，形成了扭曲乃至异化的组织能力。泰勒主义的应用越往后，“人”就变得越不重要，而形成了对专家的空前崇拜。恰恰也是在二战后，美国企业开始废除“直线职能制”，选任重用那些受过“科学”测量训练的人；区分专家与否的标准，变成了学历崇拜，现场实践熟手再也不能称为专家；运营模式自上而下；企业管理层将重大问题的决策责任，外包给咨询公司，后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不再包括实施细节、意外风险处置等内容。
　　这个重大变化对美国大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替代原有的“共治式领导”的“帝王式”领导，CEO在企业中总揽大权、独断专行；二是企业追求数据管理而非现场、业务细节的控制，这其中又以对财务绩效指标的崇拜为重。书中历数了20世纪中期的美国各行业龙头企业，在管理传统被颠覆后的命运逆转——这些企业多被日本，以及而后的韩国、德国、中国台湾和大陆企业赶超，而那些美国本土曾经叱咤风云的铁路巨头等行业大企业，则纷纷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陆续走向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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