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当前“大调解”社会纠纷综合治理背景下,公安机关参与调处民事纠纷具有重要意义.警察职能定位、警务模式选择、警务资源配置、警察绩效考核机制、警察专业化和规范化建设要求等,对警察民事调解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本文从立法、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立法上,明确警察民事调解规范;人才培养源头上,公安院校应在本科教育中开设“警察民事调解训练”相关课程并加强在职警察民事调解培训;在制度建设上加强警察民事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有机结合.
【机 构】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38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当前“大调解”社会纠纷综合治理背景下,公安机关参与调处民事纠纷具有重要意义.警察职能定位、警务模式选择、警务资源配置、警察绩效考核机制、警察专业化和规范化建设要求等,对警察民事调解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本文从立法、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立法上,明确警察民事调解规范;人才培养源头上,公安院校应在本科教育中开设“警察民事调解训练”相关课程并加强在职警察民事调解培训;在制度建设上加强警察民事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有机结合.
其他文献
行政机关在接到公民的自益性举报时，未就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及时回复举报人，且未就举报事项进行实质性处理的，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的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处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对自愿认罪和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实体上从宽处理和在程序上从简处理的制度。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是确保制度正当运行的关键。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是非自愿的甚至是受到刑讯、胁迫的情况下违背真实意愿作出的，那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失去了正当性基础，而且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信访工作是政府部门与群众之间联系的纽带，在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对思想政治工作在信访稳定工作中的原则和如何做好信访思想工作的办法和途径，做了着重介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信访诉求也在逐渐增加，并呈现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状态。为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信访诉求，化解矛盾，解除纠纷等，就要求信访干部对工作方法、工作态度和工作意识等不断改进，加大接待力度，有效地开展信访群众的思想疏导工作，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网络平台数据泄露事件频发.来自网络平台外部的“黑客”和来自内部的人员采取网络攻击和监守自盗的方式,非法获取网络平台中以平台用户个人信息为主的大量数据,严重侵害网络平台和用户的利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网络平台数据泄露犯罪收益高、成本低.有必要采取措施降低网络平台数据泄露犯罪收益,控制网络平台数据的再利用价值,打击下游犯罪,同时增加犯罪的“投资性”成本和“惩罚性”成本,强化网络平台数据保护责任,打击上游犯罪,增强网络平台数据泄露监测预警和有关部门的技术侦查能力,让违法者“犯不着
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重要根基,它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极为重视历史,不仅精于用典,还善于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并使之与治国理政思想相融合.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蕴含着丰富的古代兵家战术、传统民族观念和历代安全战略的元素,形成了具有前瞻性、整体性、发展性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它不仅丰富了治国安邦的理论基础,而且还凸显了中国智慧的独特魅力.
城市基层党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党建中创新力度最大、亮点最多的领域之一.“城市基层党建”概念的提出,实现了城市区域内基层党建工作关键要素的有机集成,标志着我们党对城市基层党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面向新时代、新阶段的新任务与新要求,必须准确把握城市基层党建的精髓要义,强化系统性、整体性建设,进而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公开盗窃说”的观点虽然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但是该观点主张的区分标准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原有的通说观点面对公开盗窃说的批判也略显无力,两种观点均缺乏对被害人视角的观察.刑法长期以来根据“犯罪人—国家”的框架对犯罪进行分析,忽略了被害人应有的地位.对于有被害人的犯罪,从被害人视角出发厘清犯罪的界限是一条有效的路径.抢夺罪在立法上和观念上都重于盗窃罪,面对被害人公开夺取财物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影响和威胁也重于未面对被害人而秘密侵害财产的行为,因此应当从被害人的视角出发,将公开面对被害人夺取财物的行为认定为抢夺罪
鼻骨骨折鉴定在法医学鉴定中非常常见，鉴定结果涉及司法公信力，因此在法医学鉴定工作中注重选择合适的影像学方法鉴定鼻骨骨折，用以保障司法公平和公正。《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实施后，完善原有鉴定标准在鼻骨骨折法医学鉴定中的缺陷，主要适用于《刑法》，兼顾《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本文围绕CT成像方法对鼻骨骨折诊断和法医学鉴定影响展开分析，为法医学鉴定工作提供借鉴。
“德治”和“法治”是国家过程中两种不可分离的方式。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初提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思想，是我们党对国家治理理论的一次创新，2002年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德治与法治”关系的高潮，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全面的战略部署，习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意义，学术界形成了研究“法治与德治”关系的有一个新高潮，并延续至今。
法的渊源的既有分类法的共同问题在于,它们无法有效区分法的渊源与法律实践(法律适用)中可能运用到的其他规范材料,也没有说明不同法源类型之间的关系.新的分类法将法的渊源区分为法的效力渊源与认知渊源两类:前者提供了独立而完整的裁判依据,是裁判依据之效力来源和内容来源的合一;后者只提供了裁判依据的内容来源,需要获得效力渊源的认可并须与之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两者之间是不对等的,其中效力渊源居于主导地位.以此为据进行分析将发现,在当代中国,属于法的效力渊源的只有立法行为及其产物制定法,属于法的认知渊源的有国际条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