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天，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挑选了麦克纳马拉作为国防部长。这次提名引起媒体争相报道，有意思的是，其焦点并不在于此人能否胜任国防部长之职，而是他就任该职的话需要付出的巨大的经济牺牲。作为福特机器公司的副总裁，麦克纳马拉当时年薪高达40万美元，而国防部长的年薪却只有区区2.5万。从某种意义上，这的确可说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毕竟，美国国防部长的责任和重要性看起来都比公司副总裁要大得多，但报酬却只相当于后者的5%。
　　而其实，这样的“怪事”却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所获得的工作报酬，都跟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不成比例。劳动与报酬，这两者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必然联系。
　　人们不禁要问，原因何在？换言之，在一个社会内部，究竟是什么决定报酬的分配？在社会学领域，这些问题被归结为“社会分层”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阶层分化”。在《权力与特权》这部社会学界公认的经典之作中，作者悉心梳理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社会产生阶层分化的不同原因，也就是，各个阶层分别“得到了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得到”。
　　首先，我们得承认的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没有哪个社会是完全实现了平等的。而人类思考分配过程的特性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原因的历史，也长达数千年。早在公元前800年的希伯来预言家的作品中，就可以找到有关分配正义思想的记录。阿摩斯、以赛亚等人就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谴责社会中的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对财富和权力的利用，并且质疑这些人获取财富和权力的手段。
　　到了中世纪，上层阶级塑造出一些据说能代表上帝旨意的理论，以让人们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12世纪时的英国主教、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就主张社会和人体一样：王室是头，法官和各地省长是眼睛、耳朵和舌头，元老院是心脏，为王室服务的人是躯体，士兵和军官是手，税收官是肠胃，教士是灵魂，而普通大众则是脚。大家各司其职，才可以组成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尤其是民众，他们“总是依附在土地上，因而更需要头脑的照料和引路”。
　　后来新教兴起，掘地派思想家温斯坦莱这位平等主义者就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时间的开端，理性这位伟大的造物主就让地球成为公共的财富，以保存走兽、飞禽、鱼类和人；从一开始，造物主就一点儿也没有说过人类中的一部分应该统治另一部分。”
　　而对于工业社会的分配体系，作者的一些观点显然与马克思有重合之处，虽然他并不认同马克思对改造人性的乐观。在现当代社会，复杂的社会交换制度和劳动分工更加掩盖了那些丑陋的、极端不平等的真相。由于种种制度和信息的壁垒，人们很少能看到自己行为的后果。相反，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人因为努力和幸运而被厚待，另一些人则遭到惩罚。人们从小就接受了规训，知道想要避免落入下一个阶层，就必须十分努力。那些不幸的“失败者”自己，也倾向于把失败归咎于自己的不努力、缺乏眼光和壞运气。却很少有人思考，各种形式的权力和特权的存在，才是造成分配不公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
　　尽管各国的法律对权力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制，但很多残酷的东西还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分配体系里。更何况，在一些国家，即便是表面的分配公平，也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正如温斯坦莱在几个世纪之前所说的：“军刀的威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封号的标志。”
　　作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以对公民权的强调，来实现再分配过程的公平。这些公民权包括：免费教育的权利、享受医疗服务的权利以及借助国家补贴以低廉的价格享用各种公共设施和文化设施的权利。在这本书写成的1960年代，这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尚不健全。作者认为，通过要求那些最有支付能力的人承担更多的费用，这些人收入的一部分等于转移到收入较少的人群手中。这也正是当今福利国家最典型的做法。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