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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宾
倪 峰 中國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 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所长、研究员
綦大鹏 国防大学战略咨询中心主任、研究员
主持人
安 刚 《世界知识》杂志编辑、记者
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成功的访问，但之后不久，中美关系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包括12月18日特朗普公布的其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来自中国的“战略竞争”列为美国面临的“三大主要安全挑战”之一，美国国会通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最终版建议五角大楼考虑允许美国海军舰艇常规性停靠台湾的港口，特朗普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围绕朝鲜核问题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发出新的抱怨和指责。那么，如何理解这些消极因素的集中冒出？是否意味着特朗普任内的中美关系有可能陷入“高开低走”的向下螺旋……本文中三位专家对这些问题谈了他们的看法。
中美关系遇到了最大的“非常规变量”
倪峰：2017年年底，中美关系似乎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而在12月，特朗普在推出其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演讲中宣称，“美国已经进入竞争的新时代”。中美这两个对世界都有着重大影响的国家几乎是同时宣布进入了“新时代”，两件事看似偶然，而且“新时代”的意涵也完全不同，但对中美关系而言可能有着重要的隐喻。既然中美两国都走入了“新时代”，那么中美关系的演进是否可以在前面加一个限定词，称之为“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新时代的中美关系”，究竟“新”在什么地方？目前来看，有两个变量非常重要，一个我把它称为“非常规变量”，另一个则是“常规变量”。
当下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非常规变量”，当属特朗普本人。他真是一位相当特殊的人物，是“反建制”的总统，同过去选出来的历届建制派的总统相比，必然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产生很不一样的影响。
过去我们观察美国总统的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思维，基本上是在四个维度上的。第一个维度是地缘战略上的，第二个维度是意识形态上的，第三个维度是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上的，第四个维度是国际秩序方面的。这些维度上的思考和判断相叠加，就大体构成美国传统的对华战略。自老布什以来的美国历届总统，对这四方面的考虑大体均衡，所以一直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相对还是比较稳定和延续的。
特朗普之“新”之“特”，就在于他把这四个维度上的考虑排布得非常不成比例。
意识形态方面，几乎不怎么强调了，无论在他的涉华文件、报告还是演讲以及访问中国的议程中，虽然不是一点没有，但同过去相比显然提得很少了，最多只是做些表面文章。
国际秩序方面，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不想再费时耗力做现行秩序的维护者了，对一些理想主义的多边安排持非常负面的态度，甚至在气候变化、多边贸易、教科文等领域采取斩钉截铁的单边退出措施。特朗普的逻辑是，长期以来美国在建制派和资本精英的鼓吹下把大量的国家资源耗费在全球事务上，包括在海外打无意义的战争，而不是用于发展自己、改善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他的政府必须反其道而行之，集中精力先把美国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才是维护美国竞争力的根本。
地缘战略方面，特朗普本人是商人出身，没有在体制内工作过，上台前没怎么接触过相关的概念，绝非一名地缘政治玩家，上台以后放手让军队、外交官们去处理，自己并没有对美国传统上参与极多的地缘战略操盘和竞争显示出热心。
于是我们看到，经济利益在特朗普对外、对华政策中所占的比例异常的高，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也是特朗普的“中国观”的主干结构。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与中国打交道，实质性地减少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然后把“截流”的美元用在美国国内，减少财政赤字也好，增加军费也好，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好，反正让他的选民们看到就好。
这样一个“反传统的”对华政策结构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过去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那些敏感问题——比如人权、劳工权益等，不那么敏感了，所谓“地缘战略竞争”所引起的猜忌和喧嚣也小了不少，省了我们不少心。另一方面，经贸合作的中美关系“压舱石”作用明显弱化了，我们再怎么强调通过互利共赢来稳定两国关系，也很难改变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对华交往中“吃了大亏”的认识。毕竟，他和持“另类右翼”思维的美国人在内心是以“零和”方式看经济问题的，始终认为导致美国本土经济困难的最主要外因就是中国竞争和美国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所以，从根本上讲，特朗普是以经济为出发点审视中国的。
但另一方面，无论特朗普如何在主观上看待经济问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问题主要出在谁的获益大一些，谁的获益小一些，这是可以通过协调的办法来处理的。从此意义上讲，中美经济关系在特朗普任内再怎么紧张，特朗普有多少不满情绪，处理问题的空间也还是很大的，用做大增量的办法去缓解两国贸易不平衡状态，对特朗普是有吸引力的。
美国国家安全观念向大国竞争传统轨道回归
刘卿：中美建交快40年了，不难理解两国关系“更年期的焦躁”。在美国自身遇到一些困难、中国加速崛起之际，美国对中国产生更强的焦虑感是很自然的现象。
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了传统意义上的两大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分别点名33次和25次，明确将中国定性为与俄罗斯比肩的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和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至少在分量上，中国是放在俄罗斯之前的。对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可以说，美国认为自己即将与中国展开的竞争是全面的竞争，与俄罗斯的竞争只是军事、核战略和中东欧地缘政治方面的局部竞争。这个报告聚焦“竞争”，不可避免地对我们产生了心理冲击。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定位的调整早就开始酝酿了。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谈及对华关系时秉持接触的基调，要把中国拉入美国的战略轨道。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一度准备在拟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初稿都写好了，只不过后来因当年“9·11”事件的发生而不得不做颠覆性的修改，并推迟发布，对中国的“竞争对手”定位不了了之。美国投入全球反恐战争赋予了中美关系重要的“十年发展机遇”。2010年，推行“全球自由主义”的奥巴马政府在其发布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总体上把中国当作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的合作伙伴。
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我们预判今后一个时期的美国对外战略走向提供了重要的注脚。它告诉我们，特朗普政府处理国际事务秉持“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可以说“兜了一大圈”，把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拉回到大国竞争的传统轨道，这种变化也是与共和党建制派传统的世界观和地缘政治观相吻合的。共和党的“现实主义者”们处理国际事务，往往是从战略竞争的角度看问题，讲究“一国对一国”“领域对领域”，这是他们惯常的基本心态。这里还必须提及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经过奥巴马执政后期和特朗普当政第一年的多方努力，成建制形式的“伊斯兰国”被打垮了，美国有更多精力关注和应对传统安全问题与大国竞争了。所以，特朗普政府的这份报告发布后受到共和党建制派异乎寻常的好评，华盛顿战略圈内也是肯定者多于批评者。
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写明要恢复“美国保护核心国家利益的战略自信”。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将军在向媒体解读这份报告时也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正通过四个方面的努力恢复“战略自信”：第一，定义美国的价值观；第二，界定美国力量的全部手段；第三，界定美国面临的威胁；第四，界定安全环境动态性和竞争性的本质。
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公开强调“战略自信”是不多见的，其背后隐含的其实是在战略上变得不那么自信了。很多美国人在解读中共十九大报告时感叹，中国领导层的奋斗目标是明确的，美国的奋斗目标则不那么明确，这种“明确”与“不明确”的对比也是美国自信心下降的一個根源。
我同意这样的判断，特朗普政府把“印度洋-太平洋”概念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且放在报告“区域战略”的第一部分做较为详细的阐述，似乎是在为将来正式出台“印太战略”做铺垫。但“印太”这个词并不是美国战略安全政策的新词，最早在2007年小布什时期就开始使用了，美军太平洋战区实际上统辖着印度洋-太平洋的跨洋防务。我们的确需要注意，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有可能是一次全球战略意义上的概念更新，超越了原有统筹不同地区防务安排的技术考虑，将带来美国在整个泛亚洲地区同盟关系体系建设和伙伴国家合作理念的进一步调整。
从这份报告的基本内容看，美国还是认为未来中国竞争的主要场所在亚太地区，称中国“打着共赢的旗号”增强自己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性，削弱地区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取代美国，伸展其国家驱动经济模式的触角，并且按照其自己的口味重塑地区秩序”。报告提出“印度洋-太平洋”的视角，更多是着眼于利用那些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牵制、平衡中国战略影响力在“东海-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一线的跨区域增长。为此，美国一方面在迫使澳大利亚、印度这样的盟国或伙伴国家“选边”，一方面积极着手准备中美直接的军事竞争，台湾问题则是美国心目中的“最后一张牌”。
但我们也确实需要意识到，美国越来越看重中国的存在和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所谓“既得利益”的冲击，感到非常不舒服，认为事实上是在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就像2017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国有企业在欧洲、非洲、印度、拉美“足迹”的拓展逐段做了提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关切。所在也可以说，“印太”概念在战略意义上的成形，以及背后暗含的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伙伴、盟友多方位合作的加强，是美国对“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的实际回应。
应当看到，特朗普宣称“美国已经进入竞争的新时代”，经济竞争是他的这句话的核心词。特朗普认为导致美国目前多重困境的根源性问题是美国总体经济实力的下降，决意在经济制度、经济活力上同中国开展全面竞争。他的这个判断符合其“生意人”的本性。在特朗普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能力。特朗普这样讲还有一个旨在取悦军方的弦外之音：在他执政时期，美国的军队绝对不会因为缺钱而买不到武器。
“特朗普主义”的思想逻辑
綦大鹏：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延续了特朗普自竞选以来的思想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全面、系统、清晰地向世界提出了“特朗普主义”。
相比“奥巴马主义”，“特朗普主义”更像是一种“主义”。虽然奥巴马为适应时代变化，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做出了某些调整，比如，重视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在中东、欧洲实施战略收缩，不再不计成本地负担阿富汗、伊拉克的国内重建，等等，但整体上还是延续民主党的既往政策框架。“特朗普主义”则从根本上对美国几十年来的内外政策做出了调整。
这种调整源自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政治人物“世界观”发生的重要变化。他们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科技竞争中越来越侵蚀美国的优势地位，侵蚀美国自“二战”以来的霸权经济基础；认为美国遂行了16年仍未结束并已花费了五、六万亿美元的反恐战争也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了侵蚀；认为美国搞不定叙利亚这样的中小国家，更搞不定伊朗这样的地区大国，对朝鲜亦无可奈何；认为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在东亚、欧洲和中东对美构成了“战略竞争”；认为西方盟国依赖美国的市场和军事保护获得了发展，却对美国贡献不多，而美国自己也没有集中优势资源发展自己的经济，造福自己的国民。这些现实认识，正是“特朗普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 “特朗普主义”的逻辑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重大修正。“二战”后，美国为与苏联竞争，倡导了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法治等一系列美式价值观，据此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之后，美国依靠这些价值观推进全球化，也将美国推上了霸权的巅峰。因此，维护这套传统价值观曾是美国长期的核心利益。但美国霸权在随后的全球化发展中不断受到弱化。现在，特朗普虽然仍提倡这些传统价值，但更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强调以美国人的福祉、美国的繁荣为根本原则，传统价值观必须服务于这个根本原则。
其次，是对美国霸权观的重大修正。特朗普虽然同样强调要维系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但鉴于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持续受到侵蚀，他更强调美国的霸权必须首先基于经济繁荣，丢掉了为霸权而不计成本的思维方式。
再次，是对美国权力政治观的修正。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霸权力量不仅来自于其自身实力，还来自于其主导创立和积极维护的国际制度和全球体系。但特朗普认为，这套制度现在已经不再完全服务于美国了。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同了美国学界一部分人的观点，即，过去几十年来，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努力是错误的，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和权力，却没有走上美国希望的政治轉型道路，还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了挑战。所以特朗普政府认为，这套国际制度现在帮助的更多是中国这类国家，而不是美国，因此特朗普不重视国际制度，不重视多边合作，而是强调“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强调实力竞争，重视在双边关系层面解决问题，利用美国“一对一”的优势，重塑美国全球权力地位。这实际是对美国霸权中原有的制度性权力的某种程度的放弃，是对原有国际制度、国际秩序某种程度上的破坏。特朗普的这套思维方式有着内在的自我矛盾之处，无异于是对美国制度性权力的自我否定。
归结起来，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为了本国的利益，开始有选择地“退出”二战后它推动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不愿再在这个体系中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而是前所未有地强调保护美国自己的国家边界，捍卫美国自己的领土主权，企图利用自己尚存的实力优势，重新构建有利于美国霸权竞争地位的新的国际制度。所以，这份报告讲中俄是国际秩序中的“修正主义国家”，而实际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才更像是“修正主义国家”。
如何应对中美关系的常规变量之“新”
倪峰：在中美关系进入特朗普时期的第一年，我们牢牢把握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充分发挥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人文外交等的积极作用，妥善处理了台湾、南海、经贸、朝核等敏感问题形成的障碍，成功地推动两国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良好开局，甚至在下半年达到了“高开”的状态，成绩之好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当然，特朗普政府也有推动两国关系稳健开局的需求，客观上呼应了我们的努力。
接下来的时间里，双方都应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局面，避免两国关系在“高开”之后形成“低走”。这就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应对好中美关系的常规变量之“新”。
自20世纪70年代初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以来，中美关系最基本的常规变量是两国力量对比的美强中弱格局，大家对此都习以为常了。然而，这一态势近年加速酝酿根本性的转折。随着两国力量对比的日益接近，中国在对美交往中变得越来越自信，美国则越来越焦虑。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焦虑感在美国国内正在成为共同的情绪，竞争因素的增加在中美关系中恐怕是个恒定的趋势。记得2012年前后美国战略学界曾经展开过一次对华政策的讨论，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与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合写的一份报告认为，过去数十年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即将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整合并融入“自由国际秩序”以改造中国的政策，是以损害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与长远的战略利益为代价的，未来数十年中国是美国“最值得警惕的竞争者”，因而主张美国应该实质性地修改现行的对华大战略。
当时这份报告受到了美国战略学界不少人的批评。时隔五年，华盛顿似乎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没有那么多的派系了，认为中美关系竞争性将上升的人占据了主流。到了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那33处点到中国的表述“顺理成章”地汇集了一段时间来美国战略学界对中国的种种判断，其实并没有什么太新的话，读来并不令人意外，标志着美国建制派和“另类右翼”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解读在相互靠拢，彼此共识在增加。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但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交往的范式将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中美关系迎来了向下的拐点、今后将“各走各的阳关道”了呢？我想未必如此。
首先，特朗普政府的执行力仍然值得观察，它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编制起全面围堵中国的力量，美国社会上也并没有形成“中国竞争”就必然导致“中美对抗”的共识，至多是一种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应对中国竞争力增长的共识。
其次，特朗普政府强调“中国竞争”，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激发美国国内的忧患意识，旨在争取各界对其“美国优先”政策的认同，为其在贸易、移民、军事等领域的种种做法背书，具有很强的国内政治考虑。
但必须看到，进入2018年的中美关系，在美方对华认知更趋负面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像2017年这样热烙，竞争性增强的趋势将在不同领域得到具体体现。
首先是在经贸领域。我认为这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回想奥巴马任内，对华推行“战略再平衡”，在经济、战略、政治、军事等多领域同时投入资源，在西太平洋地区与中国搞竞争，但效果“不佳”。特别是利用菲律宾打“国际仲裁”牌牵制中国一役，架不住中国经济资源丰厚，菲美联手取得的“成果”在杜特尔特当政后便一风吹了，美国在南海实际上“不战而退”。
特朗普意识到在经济领域加强美国的对华竞争力才是根本之道，将会进一步集中精力推动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和改革，全方位“拼经济”，与中国在世界上争市场、争资源、争话语权的一面将会更加突出。反映到中美双边关系当中，就是经贸争端的压力进一步加大。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已经会同欧盟、日本否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单方面启动了301条款对华调查，很可能从2018年初开始就采取贸易限制的实际措施，但发动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仍然不大。 其次是台湾问题。特朗普在候任期内曾接听蔡英文的电话，甚至扬言抛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经过我们的坚决斗争，事态平息下去，加深了特朗普对台湾问题重要性、敏感性和复杂性的认识。然而他执政后更多是把这个问题交给国会和行政部门去处理，而政府部门内的共和党人有“亲台”的传统，这种在微观层面上的放任态度会不会助长棘手事端的出现？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国防部长评估美台军舰互停可行性的条款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第三是朝核问题。目前的朝核问题形势，事实上处在战与和的十字路口，但重新谈起来的“机会窗口”并没有彻底关闭。尽管特朗普本人对朝鲜核导威慑能力的发展表现出“不能容忍”，但美国战略界仍有不少人觉得形势还可以继续拖下去，对是否应该对朝动武存在分歧，或者模棱两可。对特朗普政府军事安全决策有至关重要影响力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就是这样一个在极端和温和意见之间摆平衡的人。下步形势的发展能否打破僵局其实取决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决策——是继续往前走，还是暂时停下来，抑或退一步放低身段？
不管怎么样，只要形势继续拖延着，既不谈也不打，特朗普本人和他的政府就不大可能停止以贸易问题乃至整体双边关系为筹码向中国施压，将继续要求中方持续不断地收紧对朝制裁和限制措施。这就意味着朝核问题仍将是中美之间一个持续紧绷的难点问题。
第四是美国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酝酿。2017年11月特朗普出访亚洲前，美国战略界和军方放出制定“印太战略”的风声，迄今为止虽仍未明确出台，但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了“印太地区”“印太国家”的概念，声称“该地区正在发生自由和压迫性的世界秩序观点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称“中国的主导地位可能会使许多印太国家的主权受到损害。整个地区的国家都呼吁美国持续地领导集体反应，维护尊重主权和独立的地区秩序。”
可以预计，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完善“印太战略”并寻找适当时机正式包装推出。这将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强化版、升级版，其将印度洋、太平洋战略部署统筹起来安排的构想甚至连那些反感特朗普的美国战略界人士也觉得“高明”。并且，美国将着重争取印度、澳大利亚、日本这三个次级大国的战略配合，不断加强四边军事安全合作，同时利用四边经济合作实现自己对亚欧大陆南缘地带互联互通工程的参与，对未来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和“一带一路”建设将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认真应对。
第五是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特朗普上台后，反对他的人始终在想方设法削弱他的执政地位，甚至要把他提前“拉下马”，华盛顿的政治内斗十分激烈，“通俄门”等丑闻还没有平息，2018年又是美国中期选举年。如果执政的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当中失去其中一个的控制权——这在众院不可能，但在参院不是不可能，特朗普的执政处境将大为不同，不排除他在第一个任期的后半段为了转移国内视线对外逞强的可能，届时的中美关系将呈现什么局面？我们还是要有心理准备。
还有一点就是，目前在特朗普执政团队内部，经过过去数月的洗牌，呈现“另类右翼”靠边站、战略稳健派影响上升、特朗普家庭成员影响下降的局面，这也要求我们做出相应调整。
当然，也不能因为特朗普政府出台了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者”的报告就大惊小怪。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美關系的成熟度已经显著提高了，双方支持这一关系稳定发展的人都很多，各领域的对话合作机制也越来越完善，制约消极因素滋长的力量总体是增长的，因而总体来讲中美关系还是经得起折腾的。
在特朗普最关心的经贸领域，尽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的一半左右，但两国做增量的空间在美国与所有贸易伙伴当中也是最大的。只要我们抓紧推动落实已达成的协议，积极寻求新的合作增长点，中美经济关系的互利共赢本质将会越来越突出，贸易战是可以避免的。
美国在世界上也还有很多麻烦要去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与北约的关系，等等，很多事情不是其想抽身就能抽身的，总体考虑也需要中美关系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
这几年我们与美国打交道的自信在不断增强，这种自信应包括对中美关系前途的自信，不要因为美国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了”，只要战略战术拿捏得好，时间在我们一边。
竞争不一定等于冲突
刘卿：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份报告就认定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将发生从建设性接触和全面围堵的根本性转折。2017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安全观念成型了，但它对中美关系到底将产生多大影响，我们还需要耐心观察。
首先，一个国家的安全报告当然主要谈挑战，特别是防务安全领域的挑战，危机意识深重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并不代表这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全部。美国的对华战略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长期过程，质变会不会发生，不仅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性质，也取决于中美都在其中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会不会逆转，还要看美国自身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恢复与发展前景，并不是一份报告就能决定的。
其次，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向国会呈交的。根据美国国会1986年正式通过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第603款，美国总统应当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既然是行政当局面向国会的报告，就存在刻意渲染外部威胁与挑战、从而为自己的财政预算案争取有利条件的考虑。
再次，特朗普政府执政第一年，在外交方面拿得出手的政绩并不多，一个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是其一，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对此是不愿看到的，这个报告也要在基调上显示对共和党极端保守派的迎合，与特朗普政府已经和事实上采取的行动不能完全画等号。
最后，就算这份报告确定了与中国竞争的基调，特朗普政府的执行力究竟如何，仍是值得怀疑的。特朗普政府各部门人员配备的滞后、部门利益的千差万别，以及在处理具体对华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差异，都影响着其政策执行力。 总之，不能因为特朗普政府出台了这样一份报告，我们就失去了与美国打交道的战略定力。当前的中美关系，是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形成的，本质特征是“竞合中的大国关系”，也就是既竞争又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边合作边竞争的大国关系。双方共同努力下建立了不少“保险阀”，包括两国领导人确立的密切的私人关系和工作联系，两国各领域利益交融的不断加深，两国军队在海上近距离接触的避碰规则，在朝核等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协调，等等，它们都会继续发挥作用。
中国不是主动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扩大是一个自然延伸的过程，不是美国联合什么国家就可以围堵得了的。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强调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不少人也已经意识到“一带一路”的积极意义，主张以双方都能协调得下来的方式与中国合作。
所以说，报告归报告，政策是政策，竞争并不一定意味着冲突，不大可能有对中美接触面的全面颠覆。将来的政策到底怎么样，我们不仅要观察，还要继续积极施加影响。毕竟，在美国应奉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问题上，当美国国内原本多元的声音汇聚成一元、形成可以充分调动资源的共识，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戴着镣铐跳舞”的中美竞争
綦大鹏：对华加强战略竞争的色彩在报告当中是十分鲜明的。从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的军事战略报告就将中俄列为首要挑战者，一改过去十多年来将恐怖主义势力列为首要挑战的惯例。而这份报告又向前走了一步，将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这是需要关注的。至少表明，未来一个时期，中美竞争的态势将进一步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对华战略正处在一个转折的关键时期。但中国已今非昔比，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应对美国的竞争压力，应当有信心度过这个关键期，把中美关系稳定下来。最重要的是，形势比人强，当今世界已经不再是冷战刚刚结束时的那个世界，今天的中美战略竞争与历史上的大国战略竞争大不相同。
经济全球化已经将世界大多数国家融入同一个经济体系。中美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关系是美国决策者必须面对的现实。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霸权国掌控的资源與权力虽然仍在增长，但应对跨境安全威胁的能力却相对下降。进一步讲，今天的国家安全已经超越了传统军事范畴，具有跨域性、全球化特征，无论是美国还是整个西方联盟，面对恐怖主义、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诸多安全挑战，无法独自解决。
因此，一个与中国同处一个经济体系，内有政治分裂、外有与盟国龃龉，且与伊斯兰世界产生所谓“文明冲突”的美国，很难与中俄展开全面的传统地缘战略竞争。尽管美国为切割更多的“世界经济蛋糕”决意与中国展开竞争，但这种竞争犹如“戴着镣铐的舞蹈”，受到诸多条件限制，很难升级为大规模的冲突。这也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大国竞争的一个基本特征。
（摘自《世界知识》2018年第3期）
倪 峰 中國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 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所长、研究员
綦大鹏 国防大学战略咨询中心主任、研究员
主持人
安 刚 《世界知识》杂志编辑、记者
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成功的访问，但之后不久，中美关系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包括12月18日特朗普公布的其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来自中国的“战略竞争”列为美国面临的“三大主要安全挑战”之一，美国国会通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最终版建议五角大楼考虑允许美国海军舰艇常规性停靠台湾的港口，特朗普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围绕朝鲜核问题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发出新的抱怨和指责。那么，如何理解这些消极因素的集中冒出？是否意味着特朗普任内的中美关系有可能陷入“高开低走”的向下螺旋……本文中三位专家对这些问题谈了他们的看法。
中美关系遇到了最大的“非常规变量”
倪峰：2017年年底，中美关系似乎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而在12月，特朗普在推出其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演讲中宣称，“美国已经进入竞争的新时代”。中美这两个对世界都有着重大影响的国家几乎是同时宣布进入了“新时代”，两件事看似偶然，而且“新时代”的意涵也完全不同，但对中美关系而言可能有着重要的隐喻。既然中美两国都走入了“新时代”，那么中美关系的演进是否可以在前面加一个限定词，称之为“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新时代的中美关系”，究竟“新”在什么地方？目前来看，有两个变量非常重要，一个我把它称为“非常规变量”，另一个则是“常规变量”。
当下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非常规变量”，当属特朗普本人。他真是一位相当特殊的人物，是“反建制”的总统，同过去选出来的历届建制派的总统相比，必然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产生很不一样的影响。
过去我们观察美国总统的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思维，基本上是在四个维度上的。第一个维度是地缘战略上的，第二个维度是意识形态上的，第三个维度是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上的，第四个维度是国际秩序方面的。这些维度上的思考和判断相叠加，就大体构成美国传统的对华战略。自老布什以来的美国历届总统，对这四方面的考虑大体均衡，所以一直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相对还是比较稳定和延续的。
特朗普之“新”之“特”，就在于他把这四个维度上的考虑排布得非常不成比例。
意识形态方面，几乎不怎么强调了，无论在他的涉华文件、报告还是演讲以及访问中国的议程中，虽然不是一点没有，但同过去相比显然提得很少了，最多只是做些表面文章。
国际秩序方面，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不想再费时耗力做现行秩序的维护者了，对一些理想主义的多边安排持非常负面的态度，甚至在气候变化、多边贸易、教科文等领域采取斩钉截铁的单边退出措施。特朗普的逻辑是，长期以来美国在建制派和资本精英的鼓吹下把大量的国家资源耗费在全球事务上，包括在海外打无意义的战争，而不是用于发展自己、改善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他的政府必须反其道而行之，集中精力先把美国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才是维护美国竞争力的根本。
地缘战略方面，特朗普本人是商人出身，没有在体制内工作过，上台前没怎么接触过相关的概念，绝非一名地缘政治玩家，上台以后放手让军队、外交官们去处理，自己并没有对美国传统上参与极多的地缘战略操盘和竞争显示出热心。
于是我们看到，经济利益在特朗普对外、对华政策中所占的比例异常的高，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也是特朗普的“中国观”的主干结构。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与中国打交道，实质性地减少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然后把“截流”的美元用在美国国内，减少财政赤字也好，增加军费也好，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好，反正让他的选民们看到就好。
这样一个“反传统的”对华政策结构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过去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那些敏感问题——比如人权、劳工权益等，不那么敏感了，所谓“地缘战略竞争”所引起的猜忌和喧嚣也小了不少，省了我们不少心。另一方面，经贸合作的中美关系“压舱石”作用明显弱化了，我们再怎么强调通过互利共赢来稳定两国关系，也很难改变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对华交往中“吃了大亏”的认识。毕竟，他和持“另类右翼”思维的美国人在内心是以“零和”方式看经济问题的，始终认为导致美国本土经济困难的最主要外因就是中国竞争和美国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所以，从根本上讲，特朗普是以经济为出发点审视中国的。
但另一方面，无论特朗普如何在主观上看待经济问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问题主要出在谁的获益大一些，谁的获益小一些，这是可以通过协调的办法来处理的。从此意义上讲，中美经济关系在特朗普任内再怎么紧张，特朗普有多少不满情绪，处理问题的空间也还是很大的，用做大增量的办法去缓解两国贸易不平衡状态，对特朗普是有吸引力的。
美国国家安全观念向大国竞争传统轨道回归
刘卿：中美建交快40年了，不难理解两国关系“更年期的焦躁”。在美国自身遇到一些困难、中国加速崛起之际，美国对中国产生更强的焦虑感是很自然的现象。
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了传统意义上的两大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分别点名33次和25次，明确将中国定性为与俄罗斯比肩的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和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至少在分量上，中国是放在俄罗斯之前的。对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可以说，美国认为自己即将与中国展开的竞争是全面的竞争，与俄罗斯的竞争只是军事、核战略和中东欧地缘政治方面的局部竞争。这个报告聚焦“竞争”，不可避免地对我们产生了心理冲击。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定位的调整早就开始酝酿了。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谈及对华关系时秉持接触的基调，要把中国拉入美国的战略轨道。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一度准备在拟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初稿都写好了，只不过后来因当年“9·11”事件的发生而不得不做颠覆性的修改，并推迟发布，对中国的“竞争对手”定位不了了之。美国投入全球反恐战争赋予了中美关系重要的“十年发展机遇”。2010年，推行“全球自由主义”的奥巴马政府在其发布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总体上把中国当作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的合作伙伴。
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我们预判今后一个时期的美国对外战略走向提供了重要的注脚。它告诉我们，特朗普政府处理国际事务秉持“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可以说“兜了一大圈”，把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拉回到大国竞争的传统轨道，这种变化也是与共和党建制派传统的世界观和地缘政治观相吻合的。共和党的“现实主义者”们处理国际事务，往往是从战略竞争的角度看问题，讲究“一国对一国”“领域对领域”，这是他们惯常的基本心态。这里还必须提及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经过奥巴马执政后期和特朗普当政第一年的多方努力，成建制形式的“伊斯兰国”被打垮了，美国有更多精力关注和应对传统安全问题与大国竞争了。所以，特朗普政府的这份报告发布后受到共和党建制派异乎寻常的好评，华盛顿战略圈内也是肯定者多于批评者。
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写明要恢复“美国保护核心国家利益的战略自信”。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将军在向媒体解读这份报告时也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正通过四个方面的努力恢复“战略自信”：第一，定义美国的价值观；第二，界定美国力量的全部手段；第三，界定美国面临的威胁；第四，界定安全环境动态性和竞争性的本质。
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公开强调“战略自信”是不多见的，其背后隐含的其实是在战略上变得不那么自信了。很多美国人在解读中共十九大报告时感叹，中国领导层的奋斗目标是明确的，美国的奋斗目标则不那么明确，这种“明确”与“不明确”的对比也是美国自信心下降的一個根源。
我同意这样的判断，特朗普政府把“印度洋-太平洋”概念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且放在报告“区域战略”的第一部分做较为详细的阐述，似乎是在为将来正式出台“印太战略”做铺垫。但“印太”这个词并不是美国战略安全政策的新词，最早在2007年小布什时期就开始使用了，美军太平洋战区实际上统辖着印度洋-太平洋的跨洋防务。我们的确需要注意，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有可能是一次全球战略意义上的概念更新，超越了原有统筹不同地区防务安排的技术考虑，将带来美国在整个泛亚洲地区同盟关系体系建设和伙伴国家合作理念的进一步调整。
从这份报告的基本内容看，美国还是认为未来中国竞争的主要场所在亚太地区，称中国“打着共赢的旗号”增强自己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性，削弱地区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取代美国，伸展其国家驱动经济模式的触角，并且按照其自己的口味重塑地区秩序”。报告提出“印度洋-太平洋”的视角，更多是着眼于利用那些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牵制、平衡中国战略影响力在“东海-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一线的跨区域增长。为此，美国一方面在迫使澳大利亚、印度这样的盟国或伙伴国家“选边”，一方面积极着手准备中美直接的军事竞争，台湾问题则是美国心目中的“最后一张牌”。
但我们也确实需要意识到，美国越来越看重中国的存在和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所谓“既得利益”的冲击，感到非常不舒服，认为事实上是在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就像2017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国有企业在欧洲、非洲、印度、拉美“足迹”的拓展逐段做了提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关切。所在也可以说，“印太”概念在战略意义上的成形，以及背后暗含的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伙伴、盟友多方位合作的加强，是美国对“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的实际回应。
应当看到，特朗普宣称“美国已经进入竞争的新时代”，经济竞争是他的这句话的核心词。特朗普认为导致美国目前多重困境的根源性问题是美国总体经济实力的下降，决意在经济制度、经济活力上同中国开展全面竞争。他的这个判断符合其“生意人”的本性。在特朗普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能力。特朗普这样讲还有一个旨在取悦军方的弦外之音：在他执政时期，美国的军队绝对不会因为缺钱而买不到武器。
“特朗普主义”的思想逻辑
綦大鹏：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延续了特朗普自竞选以来的思想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全面、系统、清晰地向世界提出了“特朗普主义”。
相比“奥巴马主义”，“特朗普主义”更像是一种“主义”。虽然奥巴马为适应时代变化，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做出了某些调整，比如，重视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在中东、欧洲实施战略收缩，不再不计成本地负担阿富汗、伊拉克的国内重建，等等，但整体上还是延续民主党的既往政策框架。“特朗普主义”则从根本上对美国几十年来的内外政策做出了调整。
这种调整源自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政治人物“世界观”发生的重要变化。他们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科技竞争中越来越侵蚀美国的优势地位，侵蚀美国自“二战”以来的霸权经济基础；认为美国遂行了16年仍未结束并已花费了五、六万亿美元的反恐战争也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了侵蚀；认为美国搞不定叙利亚这样的中小国家，更搞不定伊朗这样的地区大国，对朝鲜亦无可奈何；认为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在东亚、欧洲和中东对美构成了“战略竞争”；认为西方盟国依赖美国的市场和军事保护获得了发展，却对美国贡献不多，而美国自己也没有集中优势资源发展自己的经济，造福自己的国民。这些现实认识，正是“特朗普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 “特朗普主义”的逻辑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重大修正。“二战”后，美国为与苏联竞争，倡导了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法治等一系列美式价值观，据此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之后，美国依靠这些价值观推进全球化，也将美国推上了霸权的巅峰。因此，维护这套传统价值观曾是美国长期的核心利益。但美国霸权在随后的全球化发展中不断受到弱化。现在，特朗普虽然仍提倡这些传统价值，但更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强调以美国人的福祉、美国的繁荣为根本原则，传统价值观必须服务于这个根本原则。
其次，是对美国霸权观的重大修正。特朗普虽然同样强调要维系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但鉴于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持续受到侵蚀，他更强调美国的霸权必须首先基于经济繁荣，丢掉了为霸权而不计成本的思维方式。
再次，是对美国权力政治观的修正。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霸权力量不仅来自于其自身实力，还来自于其主导创立和积极维护的国际制度和全球体系。但特朗普认为，这套制度现在已经不再完全服务于美国了。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同了美国学界一部分人的观点，即，过去几十年来，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努力是错误的，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和权力，却没有走上美国希望的政治轉型道路，还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了挑战。所以特朗普政府认为，这套国际制度现在帮助的更多是中国这类国家，而不是美国，因此特朗普不重视国际制度，不重视多边合作，而是强调“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强调实力竞争，重视在双边关系层面解决问题，利用美国“一对一”的优势，重塑美国全球权力地位。这实际是对美国霸权中原有的制度性权力的某种程度的放弃，是对原有国际制度、国际秩序某种程度上的破坏。特朗普的这套思维方式有着内在的自我矛盾之处，无异于是对美国制度性权力的自我否定。
归结起来，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为了本国的利益，开始有选择地“退出”二战后它推动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不愿再在这个体系中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而是前所未有地强调保护美国自己的国家边界，捍卫美国自己的领土主权，企图利用自己尚存的实力优势，重新构建有利于美国霸权竞争地位的新的国际制度。所以，这份报告讲中俄是国际秩序中的“修正主义国家”，而实际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才更像是“修正主义国家”。
如何应对中美关系的常规变量之“新”
倪峰：在中美关系进入特朗普时期的第一年，我们牢牢把握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充分发挥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人文外交等的积极作用，妥善处理了台湾、南海、经贸、朝核等敏感问题形成的障碍，成功地推动两国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良好开局，甚至在下半年达到了“高开”的状态，成绩之好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当然，特朗普政府也有推动两国关系稳健开局的需求，客观上呼应了我们的努力。
接下来的时间里，双方都应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局面，避免两国关系在“高开”之后形成“低走”。这就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应对好中美关系的常规变量之“新”。
自20世纪70年代初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以来，中美关系最基本的常规变量是两国力量对比的美强中弱格局，大家对此都习以为常了。然而，这一态势近年加速酝酿根本性的转折。随着两国力量对比的日益接近，中国在对美交往中变得越来越自信，美国则越来越焦虑。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焦虑感在美国国内正在成为共同的情绪，竞争因素的增加在中美关系中恐怕是个恒定的趋势。记得2012年前后美国战略学界曾经展开过一次对华政策的讨论，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与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合写的一份报告认为，过去数十年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即将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整合并融入“自由国际秩序”以改造中国的政策，是以损害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与长远的战略利益为代价的，未来数十年中国是美国“最值得警惕的竞争者”，因而主张美国应该实质性地修改现行的对华大战略。
当时这份报告受到了美国战略学界不少人的批评。时隔五年，华盛顿似乎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没有那么多的派系了，认为中美关系竞争性将上升的人占据了主流。到了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那33处点到中国的表述“顺理成章”地汇集了一段时间来美国战略学界对中国的种种判断，其实并没有什么太新的话，读来并不令人意外，标志着美国建制派和“另类右翼”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解读在相互靠拢，彼此共识在增加。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但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交往的范式将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中美关系迎来了向下的拐点、今后将“各走各的阳关道”了呢？我想未必如此。
首先，特朗普政府的执行力仍然值得观察，它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编制起全面围堵中国的力量，美国社会上也并没有形成“中国竞争”就必然导致“中美对抗”的共识，至多是一种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应对中国竞争力增长的共识。
其次，特朗普政府强调“中国竞争”，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激发美国国内的忧患意识，旨在争取各界对其“美国优先”政策的认同，为其在贸易、移民、军事等领域的种种做法背书，具有很强的国内政治考虑。
但必须看到，进入2018年的中美关系，在美方对华认知更趋负面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像2017年这样热烙，竞争性增强的趋势将在不同领域得到具体体现。
首先是在经贸领域。我认为这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回想奥巴马任内，对华推行“战略再平衡”，在经济、战略、政治、军事等多领域同时投入资源，在西太平洋地区与中国搞竞争，但效果“不佳”。特别是利用菲律宾打“国际仲裁”牌牵制中国一役，架不住中国经济资源丰厚，菲美联手取得的“成果”在杜特尔特当政后便一风吹了，美国在南海实际上“不战而退”。
特朗普意识到在经济领域加强美国的对华竞争力才是根本之道，将会进一步集中精力推动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和改革，全方位“拼经济”，与中国在世界上争市场、争资源、争话语权的一面将会更加突出。反映到中美双边关系当中，就是经贸争端的压力进一步加大。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已经会同欧盟、日本否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单方面启动了301条款对华调查，很可能从2018年初开始就采取贸易限制的实际措施，但发动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仍然不大。 其次是台湾问题。特朗普在候任期内曾接听蔡英文的电话，甚至扬言抛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经过我们的坚决斗争，事态平息下去，加深了特朗普对台湾问题重要性、敏感性和复杂性的认识。然而他执政后更多是把这个问题交给国会和行政部门去处理，而政府部门内的共和党人有“亲台”的传统，这种在微观层面上的放任态度会不会助长棘手事端的出现？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国防部长评估美台军舰互停可行性的条款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第三是朝核问题。目前的朝核问题形势，事实上处在战与和的十字路口，但重新谈起来的“机会窗口”并没有彻底关闭。尽管特朗普本人对朝鲜核导威慑能力的发展表现出“不能容忍”，但美国战略界仍有不少人觉得形势还可以继续拖下去，对是否应该对朝动武存在分歧，或者模棱两可。对特朗普政府军事安全决策有至关重要影响力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就是这样一个在极端和温和意见之间摆平衡的人。下步形势的发展能否打破僵局其实取决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决策——是继续往前走，还是暂时停下来，抑或退一步放低身段？
不管怎么样，只要形势继续拖延着，既不谈也不打，特朗普本人和他的政府就不大可能停止以贸易问题乃至整体双边关系为筹码向中国施压，将继续要求中方持续不断地收紧对朝制裁和限制措施。这就意味着朝核问题仍将是中美之间一个持续紧绷的难点问题。
第四是美国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酝酿。2017年11月特朗普出访亚洲前，美国战略界和军方放出制定“印太战略”的风声，迄今为止虽仍未明确出台，但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了“印太地区”“印太国家”的概念，声称“该地区正在发生自由和压迫性的世界秩序观点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称“中国的主导地位可能会使许多印太国家的主权受到损害。整个地区的国家都呼吁美国持续地领导集体反应，维护尊重主权和独立的地区秩序。”
可以预计，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完善“印太战略”并寻找适当时机正式包装推出。这将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强化版、升级版，其将印度洋、太平洋战略部署统筹起来安排的构想甚至连那些反感特朗普的美国战略界人士也觉得“高明”。并且，美国将着重争取印度、澳大利亚、日本这三个次级大国的战略配合，不断加强四边军事安全合作，同时利用四边经济合作实现自己对亚欧大陆南缘地带互联互通工程的参与，对未来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和“一带一路”建设将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认真应对。
第五是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特朗普上台后，反对他的人始终在想方设法削弱他的执政地位，甚至要把他提前“拉下马”，华盛顿的政治内斗十分激烈，“通俄门”等丑闻还没有平息，2018年又是美国中期选举年。如果执政的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当中失去其中一个的控制权——这在众院不可能，但在参院不是不可能，特朗普的执政处境将大为不同，不排除他在第一个任期的后半段为了转移国内视线对外逞强的可能，届时的中美关系将呈现什么局面？我们还是要有心理准备。
还有一点就是，目前在特朗普执政团队内部，经过过去数月的洗牌，呈现“另类右翼”靠边站、战略稳健派影响上升、特朗普家庭成员影响下降的局面，这也要求我们做出相应调整。
当然，也不能因为特朗普政府出台了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者”的报告就大惊小怪。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美關系的成熟度已经显著提高了，双方支持这一关系稳定发展的人都很多，各领域的对话合作机制也越来越完善，制约消极因素滋长的力量总体是增长的，因而总体来讲中美关系还是经得起折腾的。
在特朗普最关心的经贸领域，尽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的一半左右，但两国做增量的空间在美国与所有贸易伙伴当中也是最大的。只要我们抓紧推动落实已达成的协议，积极寻求新的合作增长点，中美经济关系的互利共赢本质将会越来越突出，贸易战是可以避免的。
美国在世界上也还有很多麻烦要去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与北约的关系，等等，很多事情不是其想抽身就能抽身的，总体考虑也需要中美关系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
这几年我们与美国打交道的自信在不断增强，这种自信应包括对中美关系前途的自信，不要因为美国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了”，只要战略战术拿捏得好，时间在我们一边。
竞争不一定等于冲突
刘卿：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份报告就认定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将发生从建设性接触和全面围堵的根本性转折。2017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安全观念成型了，但它对中美关系到底将产生多大影响，我们还需要耐心观察。
首先，一个国家的安全报告当然主要谈挑战，特别是防务安全领域的挑战，危机意识深重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并不代表这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全部。美国的对华战略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长期过程，质变会不会发生，不仅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性质，也取决于中美都在其中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会不会逆转，还要看美国自身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恢复与发展前景，并不是一份报告就能决定的。
其次，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向国会呈交的。根据美国国会1986年正式通过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第603款，美国总统应当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既然是行政当局面向国会的报告，就存在刻意渲染外部威胁与挑战、从而为自己的财政预算案争取有利条件的考虑。
再次，特朗普政府执政第一年，在外交方面拿得出手的政绩并不多，一个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是其一，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对此是不愿看到的，这个报告也要在基调上显示对共和党极端保守派的迎合，与特朗普政府已经和事实上采取的行动不能完全画等号。
最后，就算这份报告确定了与中国竞争的基调，特朗普政府的执行力究竟如何，仍是值得怀疑的。特朗普政府各部门人员配备的滞后、部门利益的千差万别，以及在处理具体对华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差异，都影响着其政策执行力。 总之，不能因为特朗普政府出台了这样一份报告，我们就失去了与美国打交道的战略定力。当前的中美关系，是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形成的，本质特征是“竞合中的大国关系”，也就是既竞争又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边合作边竞争的大国关系。双方共同努力下建立了不少“保险阀”，包括两国领导人确立的密切的私人关系和工作联系，两国各领域利益交融的不断加深，两国军队在海上近距离接触的避碰规则，在朝核等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协调，等等，它们都会继续发挥作用。
中国不是主动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扩大是一个自然延伸的过程，不是美国联合什么国家就可以围堵得了的。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强调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不少人也已经意识到“一带一路”的积极意义，主张以双方都能协调得下来的方式与中国合作。
所以说，报告归报告，政策是政策，竞争并不一定意味着冲突，不大可能有对中美接触面的全面颠覆。将来的政策到底怎么样，我们不仅要观察，还要继续积极施加影响。毕竟，在美国应奉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问题上，当美国国内原本多元的声音汇聚成一元、形成可以充分调动资源的共识，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戴着镣铐跳舞”的中美竞争
綦大鹏：对华加强战略竞争的色彩在报告当中是十分鲜明的。从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的军事战略报告就将中俄列为首要挑战者，一改过去十多年来将恐怖主义势力列为首要挑战的惯例。而这份报告又向前走了一步，将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这是需要关注的。至少表明，未来一个时期，中美竞争的态势将进一步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对华战略正处在一个转折的关键时期。但中国已今非昔比，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应对美国的竞争压力，应当有信心度过这个关键期，把中美关系稳定下来。最重要的是，形势比人强，当今世界已经不再是冷战刚刚结束时的那个世界，今天的中美战略竞争与历史上的大国战略竞争大不相同。
经济全球化已经将世界大多数国家融入同一个经济体系。中美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关系是美国决策者必须面对的现实。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霸权国掌控的资源與权力虽然仍在增长，但应对跨境安全威胁的能力却相对下降。进一步讲，今天的国家安全已经超越了传统军事范畴，具有跨域性、全球化特征，无论是美国还是整个西方联盟，面对恐怖主义、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诸多安全挑战，无法独自解决。
因此，一个与中国同处一个经济体系，内有政治分裂、外有与盟国龃龉，且与伊斯兰世界产生所谓“文明冲突”的美国，很难与中俄展开全面的传统地缘战略竞争。尽管美国为切割更多的“世界经济蛋糕”决意与中国展开竞争，但这种竞争犹如“戴着镣铐的舞蹈”，受到诸多条件限制，很难升级为大规模的冲突。这也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大国竞争的一个基本特征。
（摘自《世界知识》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