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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派遣政府大员入藏致祭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改善双方关系的一个绝佳时机。选择什么人选作为致祭专使成为入藏致祭的首要问题，时任参谋本部边务组组长的黄慕松，因边务组在处理包括第三次康藏纠纷在内的边疆事务的主导地位，以及黄慕松多年以来在边务工作的经历等原因，最终使他成为了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向西藏地方派出的第一位重要官员，为改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开辟了新的局面。
关键词：黄慕松；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参谋本部边务组；第三次康藏纠纷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39-05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萨圆寂。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政局出现了较大地变化，坚塞土登贡培获罪被流放到工布岗宗。在西藏政教势力的相互妥协中，热振呼图克图成为了摄政，掌理西藏政教事务，司伦贡噶旺秋作为助理摄政，以噶伦赤门为首的噶厦政府负责具体办理政治事务。不久孜本龙厦，组织“吉求贡吞”，希望西藏政治改革，民主选举噶伦，因此被噶厦逮捕并挖去双眼。在经历了短暂的动荡之后，西藏地方政局开始趋于稳定。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了六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显露雏形，胡汉民远离了政治中心，汪精卫虽保有行政院长的职位，但是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国民党内都大量充斥着蒋介石的人员。长城抗战刚刚结束，日军更加步步紧逼，为了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与汪精卫对日处处妥协。却集中力量对红军进行疯狂地围剿。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前，西藏地方与内地的关系已不同于清末民初时的隔绝与对立。在北洋政府执政时期， 1918年达赖喇嘛派出三大寺堪布到北京管理雍和宫宗教事务，1923年又派出棍却仲尼（贡觉仲尼）[1]接替雍和宫主持堪布之职。内地方面也在1919年由甘肃督军张广建派出李仲莲、朱绣、古朗仓、拉卜尖贡仓赴拉萨谒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地时局稍定，1929年即派刘曼卿、棍却仲尼、谢国梁（病逝后由谭云山接替）等相继入藏与十三世达赖喇晤谈中央与西藏关系。并且在1931年5月在南京所召开的国民会议上，十三世达赖与出走内地的九世班禅代表均参加了会议。这无疑为内地与西藏关系加速好转的时期。虽然1930年以“大白事件”为导火索的第三次康藏纠纷使得西藏与西康方面战火又起。但是双方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也都在克制事态的扩大，并且没有因为此次纠纷而断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求政治互信、政治和解、政治沟通的机会。
在中央与西藏关系好转，双方了解日益增多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政权进一步稳固后，从1932年开始，在解决康藏纠纷的问题以及增进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联络与管理上，中央政府愈加希望能够派员入藏。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以康藏远处边陲，情形素多隔阂，拟特派专员入川分驻蒙藏两地，传播中央威信，以增进其信仰。”[2] 10月27日，蒋介石在给宋子文的电文中表示：“入藏大员人选应请朱益之兄担任，希商同石朱两君妥慎办理”。[3]
在1933年12月15日蒋介石致电与行政院长汪精卫协商解决康藏纠纷：“顷接西藏代表贡觉仲尼灰电称，前次面呈解决藏事意见，亟待俯予采纳，早日奠定边局，除电请达赖速饬前方力避冲突，以守和平外，恳请严令刘文辉制止对藏军事行动，并速派公正大员入藏，对于一切问题根本解决，藏事纠纷自可永息等语，特为转达，请妥予核办。”[4]几乎在康藏纠纷的解决出现曙光的同时，却从西藏传来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的惊人消息。此时，西藏地方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的工作重心相应地转为了处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与致祭。由于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前，国民政府已与西藏地方政府相商派大员入藏解决藏事。1934年1月8日，西藏总代表贡觉仲尼即呈文蒙藏委员会，催请大员入藏，西藏代表在呈文中表示：“案查代表等前奉面示，拟请速派大员入藏吊唁，借谋中央与西藏一切问题之解决。等因。当即转电西藏陈商。承交致西藏电文，亦经遵照译转。旋奉西藏司伦、噶厦、伊仓两次复电，并已先后转译密陈各在案。现在此项明令尚未发表，代表等理宜静候。惟兹事既经征得西藏同意，应请迅速办理，免劳远人跂望。……转请速派大员入藏，早日出发，以慰远人而利边局。”[5]4天后，即1月12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政府特派黄慕松为致祭专使令。黄慕松率领致祭专使行署人员于8月28日抵达拉萨。受到了噶厦政府的依清朝旧例的盛大欢迎。
在拉萨期间，黄慕松与热振摄政、贡噶旺秋司伦以及以赤门为首的四噶伦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双方为解决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自民国以来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谈判，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与方针政策。圆满完成了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与致祭活动。在多次商谈之后，西藏地方政府在回复黄慕松临行前的说帖时提出十条要求，内容是：
第一条 对外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中国政府须答应不将西藏改为行省。
第二条 西藏之内外大小权力暨法规等，无违害政教者，可以依从中国政府之谕。
第三条 西藏内务之政教所有例规，应如现在自权自主所有西藏之文武权力不由汉政府加以干预，应如先后口允者为准：
第四条 为西藏地方安宁故边界之国家及奉行佛法之人类，应予和好如现时。然西藏与外国立约未尽之事，其重要者，由汉政府共同办理。
第五条 西藏可驻汉政府代表官一员，但主仆从人数以二十五人，此外不得另派官兵。代表请派其真正崇信佛者一员，新旧替换时，往来皆由海道，不得取道西康
第六条 达赖喇嘛未转世认定即位、未亲政时代理法王斯穹登位，以及噶伦以上之官，概由藏政府任命如现在之状况。毕后函陈汉政府驻藏之代表
第七条 西藏所有久住之汉民等，在壬子年（按：即指1992年）汉藏战争以后，即归西藏政府之农务局管理，屡经维持，将来应遵地方法律，由西藏政府管理，不能由汉政府驻藏代表约束。 第八条 西藏边界所须守土军人，由藏政府自派，如现在之状。外国或者来侵犯时，应发兵之时，方会商汉政府酌行。
第九条 汉藏和好，永久不发生纠纷，安宁边界，故东北青藏边界应遵行前年交涉，俄洛早经属于西藏，西藏与四川两地之边界，德格、瞻化、大金寺以上之土地官民，应从速点交西藏政府。
第十条 西藏之僧俗人等，背叛西藏政府逃往中国地面者，中国政府不得收留，任为代表等等。[6]
虽然在康藏问题的解决以及中央与西藏全部政治关系的恢复这两个问题上并未获得实质性进展，但使得西藏地方政府在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以及中央政府派驻代表的问题上取得了进步。
黄慕松与噶厦政府达成共识，在西藏留驻了驻藏代表刘朴忱与蒋致余，是民国以来，对藏工作的重大进展。这为国民政府对藏开展工作，以及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有效沟通奠定了基础。
一、目前学界对选派黄慕松入藏原因的研究
国民政府派出黄慕松奉使入藏这一史实，由于它对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重要意义，而被研究西藏近代史的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在这方面有很多著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黄慕松自己所记述的《使藏纪程》[7]与《黄慕松奉使入藏册封并致祭达赖大师报告书》[8]；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祝启源、喜饶尼玛所著的《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牙含章所著的《达赖喇嘛传》；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所著的《西藏历史地位辩》；黄玉生、车明怀、祝启源、顾祖成、沈开运、汪孝若所编著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梅·戈尔斯坦所著的《喇嘛王国覆灭记》；崔保新所著的《西藏1934——黄慕松奉使西藏实录》等。
在目前所见专著中，对于南京国民政府为何选派黄慕松为专使入藏的原因涉及不多。部分学术论文中，对此问题有一定篇幅的研究。其中比较主要的是张皓的《论黄慕松1934年入藏的历史意义》与《努力与无力：1934年黄慕松入藏与蒋介石尝试解决西藏问题》；张发贤的《再论黄慕松进藏及其历史意义》；朱丽双的《在事实与想象之间：民国政府的西藏特使们1912-1949》。其中张皓的研究是比较早的，也比较全面。他认为在入藏人选的问题上，是有四个备选人选，分别是戴传贤、石青阳、温宗尧与黄慕松。而选择黄慕松，是因为作为广东人的黄慕松既是黄埔系同时又可得到国民党中广东派的认可。张发贤则比较了石青阳与黄慕松，在选派黄慕松的原因上，观点与张皓一致。而朱丽双则更多地从使命的性质与黄慕松的业务经历角度来解释国民政府选派黄慕松的原因。
二、影响国民政府选派人员入藏的因素
对于选派黄慕松入藏而非其他人，就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我认为影响国民政府选派人员入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三次康藏纠纷政治解决的延续；参谋本部逐渐获得藏事处理的主导权；奉使入藏人员的官阶依照清朝旧例；备选人员的综合条件的比较。
在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人员的选择上，有下列人选曾被提出：一是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二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三是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组长黄慕松，四是曾任晚清驻藏帮办大臣的温宗尧。此外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与黄慕松一起筹建参谋本部边务组，在筹建边务组之初，蒋曾希望贺出任边务组组长一职，在选择新疆宣慰使人选时，亦曾考虑派其前往。在处理康藏纠纷的过程中，也曾考虑过以前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石青阳时期的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以及朱培德作为赴藏宣慰谈判的人选。
第一、第三次康藏纠纷政治解决的延续。
1930年6月18日，因和白利乡（又作白茹、伯利等）亚拉寺发生庙产纠纷，大金寺（又作达结寺、大吉寺、达吉寺等）攻占了白利村。经地方当局和其他头人调解无效，驻甘康军遂于9月1日大举进攻，收复白利，进围大金寺。此时，藏军也正式介入战争，助大金寺防守。由此，原本为大金寺与白利争产的小纠纷，转为康、藏两方的军事冲突。第三次康藏纠纷由此而生。在此次冲突中，班禅驻康办公处积极动作，支持和配合此次纠纷的解决。这自然而言的使得“达赖疑康军将借大金白利之事，以兵送班禅入藏”。遂要求国民政府予以调解，且多次呈请国民政府撤销设班禅设在成都、康定各地的办事处。
在第三次康藏纠纷开始8个月后，《申报》1931年2月26日新闻记载：1931年2月“刘文辉令驻军马旅增防大金寺，候蒙藏委员会特派员孙绳武等来川后，再商处理办法。” 其后，随着冲突的继续发展。1931年3月25日，“蒙藏会对康藏事件，改派唐柯三前往调查。” 但是，在调解谈判的过程中，“唐柯三议划瞻化属藏，川康舆论反对剧烈” 1932年1月8日，西康旅京同乡于七日下午在蒙藏会情愿：“反对康藏八项条件，请撤惩唐柯三。”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任蒙藏会委员长石青阳就职后，对于康藏纠纷……除电令唐柯三调解外，并派张伯夷为西康调查员，克日前往调查真相。”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新上任的石青阳，不管是迫于舆论压力还是主动而为，总之，他通过加派张伯夷的方式表达出对唐柯三的近十个月的调解工作已经表示出不满。而后，中央为解决蒙藏问题，准备设置蒙藏宣慰使，准备由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出任蒙藏宣慰使，而马福祥以宗教信仰的关系，力保戴传贤为正，自己为副手。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又希望现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或者是副委员长赵丕廉二人中有一人作为蒙藏宣慰使。但其后又不了了之。
在此后，康藏双方攻战不止，石青阳领导下的蒙藏委员会，显然对这样的情况无能为力。6月4日，行政院决议再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赴西康“查办事件”，并派同样和九世班禅关系密切的蒙藏委员会委员诺那呼图克图随同前往。但此事终不果行。
第二、参谋本部逐渐获得藏事处理的主导权
1928年北伐成功后，全国名义上统一。在军事管理机构上，仍以军事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把军事委员会参谋厅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合并组成了参谋本部。于11月成立了直隶于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11月22日颁布的参谋本部条例明确规定了：“参谋本部掌理国防用兵及陆地测量事宜；参谋总长直隶于国民政府，参划军机，执掌国防用兵各计划，统理部务；参谋总长统辖全国参谋人员，监督其交由，并管辖陆军大学校及驻外武官及陆地测量；参谋本部设总务及第一、第二、第三，四厅，分掌部务……”[9]各厅的职责是：总务厅掌理人事、文书、章制、经理事宜；第一厅掌理国防作战事宜；第二厅掌理谍报、调查事宜；第三厅掌理后方勤务事宜。各厅之下，依业务繁简，分设若干科，分掌各自业务。凡不属于各厅的其他业务，于部内另设高级参谋、高级副官、秘书及顾问各室，分任其事。在四厅之外，还设置了测量总局。从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设置来看，深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影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当时的职能机构划分即为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其中总务部负责庶务、电报、军医、教育等内容；第一部负责作战和编制动员；第二部负责对中国、俄国、欧美各国的谍报与兵要地志的工作；第三部负责运输和通信。另外直属其参谋本部的机构还有陆地测量部、陆地气象部和各陆军学校。由此看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机构设置几乎与日本相同。这也与中国自晚清以来大范围向日本学习军事有着密不可分地关系。参谋本部成立后，以李济深为第一任参谋总长，其后由朱培德担任至1932年，1932年3月至1935年12月，蒋介石亲自担任参谋总长。黄慕松以其在中国军事测量界的权威地位，与在北京政府供职时一样，继续在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中担任测量总局局长至1933年2月，自1931年12月到继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之前，还兼任参谋次长的职务。1932年9月至1933年4月，黄慕松还同时兼任第一厅厅长职务。1932年10月，蒋介石电贺耀祖云“军委会增设边务组，集中人才统筹蒙藏一切事宜，组长一席请兄兼领，希即与益之（朱培德）兄会商筹划进行为要。”[10]不过，经过考虑，蒋还是选择有一定蒙古、新疆边务经验，并长于军事测量的黄慕松作为边务组组长。1933年12月，在对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关头成立城塞组，以参谋本部次长、第二厅厅长贺耀组兼任主任。 边务组的成立也是参谋本部开始进行涉藏边务工作的开始。黄慕松上任伊始，就面临着如何处理第三次康藏纠纷的问题。
至1932年8月，“大白事件”历时已经超过2年，且战事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而从1931年2月至1932年8月。共计18个月的时间。蒙藏委员会主持解决康藏纠纷，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这样的情况下，蒙藏委员会调解显然不能适应当时康藏纠纷以军事斗争为主的现实情况。在南京政府方面，由于蒙藏委员会长时间以来对康藏纠纷的解决未能取得令政府满意的进展。1932年3月以后，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再行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参谋本部的实际权力扩大，这也成为参谋本部能够逐渐走到前台的先决条件。
在1932年的《申报》中，有这样的报道：“1932年8月22日，参谋本部因康藏纠纷，久延未决，为对整个国防计划，作深切研究，以便向政府建议施行，定本周内召集各专家会议筹商办法。”[11]到9月8日，参谋本部已经作为牵头部门，解决康藏纠纷。“参谋本部会同蒙藏会等机关，组织解决康藏纠纷研究委员会，定八日再开会，讨论解决办法。”[12]在其后，更是多次开会讨论康藏纠纷问题，并开始召集相关各省的代表共同讨论，这也是缺乏实权的蒙藏委员会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参谋本部于9月19日召开西防会议预备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除各省代表届时出席外，蒙委会外部亦派代表列席。”[13]9月29日，西防会议闭幕。“参谋本部……现将此项议决案陈送行政院，另呈国府，请令蒙藏会召集关系各省代表，集会讨论，以利进行”。[14]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参谋本部已经成为处理康藏纠纷问题实质上的主导者，而蒙藏委员会在期间已经沦为召集人角色。
此外，四川大小军阀不少，战事不断。“自辛亥革命到1933年结束，‘在此二十余年中的大小战争共有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半月即有一次。’”[15]而后由于刘文辉在中原大战中支持汪精卫、冯玉祥，两度通电反蒋，而刘湘则积极拥护蒋介石，因此在中原大战中获胜的蒋介石便开始支持刘湘，压制刘文辉。自1931年开始，即使康藏纠纷尚未平息，但是二刘之间一直龌龊不断，进入到1932年，二者之间的战争更是一触即发。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希望能够借调解康藏纠纷来掌控四川局势，另外他也不希望看到老资格的川军将领石青阳在处理四川问题时有意或无意扩充自身的力量。1932年10月二刘大战爆发后，蒋介石就更需要参谋本部了解战局。而且自二刘大战爆发后，红四方面军趁势进入四川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也使得蒋介石需要参谋本部边务组在主持调解康藏纠纷的同时，注意四川红军的动向。
与此同时，相关各省已不像最初那样等待蒙藏委员会调解此事，而是已将参谋本部作为解决此事的当然主持部门。如“青海省府已（以）康藏纠纷，讫未解决，影响西陲国防之重，呈请行政院转饬参谋本部，速请中央召集康藏和平会议，解决一切”[16]。在参谋本部边务组作为主导藏事处理的部门后，以参谋本部边务组负责人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专使则更为合适。
第三、奉使入藏人员的官阶依照清朝旧例
虽然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愿望主要关注第三次康藏纠纷的政治解决，但是此次南京国民政府派大员入藏，缘于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与致祭。因此，奉使入藏的人员的官阶与册封致祭程序需要符合规制，以彰显中央政府与西藏的从属关系和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庄重褒恤。“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建议仿效清代乾隆年间，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圆寂后的规格：……
甲、国民政府特派大员赴藏致祭
清例，凡蒙古汗、亲王、郡王等，应派散秩大臣一员致祭。……
乙、在本京为达赖大师开追悼大会”[17]
这是依照清朝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旧例所定的：“道光十九年定：致祭汗、亲王、郡王、世子、固伦额驸，应派散秩大臣一员，乾清门侍卫四五品京堂一员，理藩院司员一员。”[18]根据清朝的官制，散秩大臣为从二品在京武官，是侍卫处官员。
乾隆四十五年，为庆祝乾隆皇帝其实大寿而进京觐见的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圆寂，乾隆即派皇六子质郡王永瑢致祭，其后派出从一品理藩院尚书博清额将第六世班禅灵柩护送回扎什伦布寺。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次超规格致祭，但由于当时乾隆因六世班禅“笃诚远来，未能平安回藏，朕心实为悼惜。”[19]的心情，以及当时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最为密切地关系。这样的超规格致祭也就不足为奇了。
戴传贤时任考试院院长、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如果比对清朝时的官制，作为五院制的组成部分之一，考试院与六部相似，考试院院长与六部尚书略同。不过作为国民党元老，戴传贤同时也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因此戴传贤似应在正一品到从一品之间，职位高于散秩大臣；作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石青阳，从蒙藏委员会的职能来看，是与清朝的理藩院接近的，但蒙藏委员会隶属于行政院，他的官职是低于戴传贤的。1935年石青阳逝世后，追赠上将。因此在其生前的官职可以比照为中将，这也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官职相当。黄慕松与贺耀祖此时均任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兼任边务组组长。1935年4月，二人均为首批中将。这三位被授武职的人员基本上散秩大臣从二品的等级是基本相当的，而其中又以黄慕松、贺耀祖为现任武职人员，更与散秩大臣等级对应。而温宗尧虽然在清朝时任驻藏帮办大臣，但是在进入民国后，除了在1916年短期被任命为两广都司令部外交局局长和外交副使外，只是长期作为蒙藏事务管理部门的顾问，此外便再无公职可查。
在1934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微妙关系时，超规格派出致祭专使，显然是政治风险极高的，一旦入藏后未能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有利于中央政府的协议，则中央政府在西藏问题的解决中易陷入被动地位。故而按照清朝旧例进行致祭似乎是最为稳妥的方案。这样来看，戴传贤显然职位过高，而温宗尧作为无官职人员，不能彰显中央政府对入藏册封致祭一事的重视程度。如此，石青阳、贺耀祖、黄慕松的官阶是基本符合前清致祭达赖喇嘛人员规格的。 第四、备选人员的综合条件的比较
戴传贤是国民党的元老，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好友，早年曾赴日留学，在日本时就已经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随孙中山革命，一同讨袁。1921年在上海与蒋介石、陈果夫一起进行证券投机。与蒋介石等人回到广州后，是国民党第一届到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虽然也曾出席西山会议，不过在其后“1926年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二大上，“大会上通过的《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纪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对叶楚怆、邵元冲等12人用书面提出警告，责其改正；对戴传贤‘促其猛醒，不可再误’”[20]同时在大会中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6人，其中戴传贤虽受到批评，但是却能够与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等人一同当选。这两点也说明了戴传贤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根基。进入到南京国民政府阶段，戴传贤持续担任考试院院长20年之久。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戴传贤的政治地位非常稳固。不过，据《申报》1932年12月31日报道，“班禅以戴传贤、居正、黄复生虔信佛教，特定日内在陵园举行皈依礼，正式收戴等为弟子”[21]。石青阳尚因为“助长班禅阴谋”而遭到达赖系统的反对，九世班禅的弟子就更不必说了。
石青阳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与戴传贤一样，他也是在日本就加入了同盟会，在“二次革命”时即受命回四川进行武装斗争，后又参加讨袁斗争，护法战争期间，任川军第六师师长。1924年国民党军队在四川讨贼失利后，他返回广州，自此从未出任过军职。孙中山逝世后，石青阳参加西山会议，并在“国民党二大”上被书面警告。蒋介石对其不信任也不重用。石青阳虽然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在处理第三次康藏纠纷的过程中，蒙藏委员会的主导地位已经让位与参谋本部边务组。因此这个委员长也就不太可能作为奉使入藏的人选了。据孔庆宗回忆：“他石青阳曾召集该会部分高级职员密探入藏专使人选和前往路线时，我亦在座，据他说：本人原有意申请入藏勉尽主管边事的职责，但想到老病之躯，……反误大事。……本人即打消原意。其实当时蒋介石并不十分信任石青阳，故以军事骨干分子黄慕松代之，以便真实掌握西藏情况。”[22]同时由于其在对待九世班禅的态度上，特别是不顾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对，任用九世班禅下属人员在蒙藏委员会就职，造成了石青阳与西藏地方政府长期关系紧张。1932年8月，“西藏驻京办事处向行政院控告蒙藏委员会‘助长班禅阴谋’，称‘石委员长青阳以边政最高机关长官，办理西藏事务，不循正轨，不持平衡，惟班禅私人之意是从，为班禅部属之谋是听’，请求另派大员处理藏事”。[23]因此也就不能选择石青阳入藏，以免激化双方矛盾。另外，由于在处理第三次康藏纠纷的过程中，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相争，1933年10月刘文辉失败，退守西康。在二刘大战之时，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对于蒋介石而言，这是在解决第三次康藏纠纷中所演化出的另一个契机——借康藏纠纷和红军入藏趁机进入四川，将四川纳入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之下。而从这以后，确实也使得中央军得以入川，至抗日战争开始后，四川完全纳入了中央政府统一管辖的范围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派老资格的原川军将领石青阳入川，又会有石青阳借机在四川扩大影响的可能，反不如派遣参谋本部的人员由西康入藏。调查处理相关事宜。
贺耀祖为湖南人，原为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部下，曾为湖南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第一师师长。北伐战争开始后，投降国民革命军，后被编为第四十军，贺耀祖任军长。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首都卫戍司令，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长等职。在蒋介石与胡汉民组建南京国民政府时，为了保证其合法性，曾经临时加派何应钦、白崇禧、贺耀祖等九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他还是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在1928年2月蒋介石准备借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复出时，“负南京卫戍责任的贺耀祖用行动表示亲蒋，将自己的基干部队调至南京，并发表通电，宣布“保障”所有参加二届二中全会的国民党中执监委成员的安全。终使蒋介石重入石头城。”[24]自蒋介石1932年3月兼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后，贺耀祖4月初也立即成为参谋本部次长，兼第二厅厅长。从这些情况来看，虽然贺耀祖不属于黄埔嫡系，但是也是深得蒋介石的信任的。 边务组筹建之初，贺耀祖便参与其中，也曾经是蒋介石所考虑的边务组组长人选。（1932年10月26日）“电贺耀祖云‘军委会增设边务组，集中人才统筹蒙藏一切事宜，组长一席请兄兼领，希即与益之兄会商筹划进行为要’。”[25]其后，蒋虽选择黄慕松作为边务组的组长，但是贺耀祖一直参与到边务组的工作中，对边务工作特别是处理以第三次康藏纠纷为主的西藏事务是非常了解的。笔者认为，在五位人选之中，选派贺耀祖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不过有三个因素制约了选派贺耀祖的可能。其一是贺耀祖虽然参与了不少边务工作，但是与黄慕松相比较，没有实地的边务工作经验。其二是与黄慕松相比较，贺耀祖作为军事主官带兵多年，提一劲旅绥靖边疆自是适合的，可是此次入藏，是负有和平使命，如选派贺耀祖前往，恐怕会使西藏地方政府感觉到威慑，这样的话就不利于完成奉使入藏的使命。其三是，在当时日军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对日防卫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尤其需要规划和部署，1934年2月13日，蒋介石电贺耀祖：“务限本月内将东南国防计划北至海州、徐州、归德，南至温州、漳州之计划制成，又以南京为中心，防空计划与重要都市高射炮阵地之各种想定，……又东南空军全部作战计划之想定，……各要塞海口附近无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图时，应速饬测量总局提前限期测完。”[26]时间之紧迫、任务之繁重，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黄慕松与贺耀祖在参谋本部工作的界定。
温宗尧为前清旧臣，最初在清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幕府。后来得任驻藏帮办大臣。虽然在西藏任职期间，在十三世达赖出走之前，因川军入藏，曾赴布达拉宫与达赖会晤。其后在十三世达赖出走后，他奏请开缺离开西藏回到内地。他在民国早期时曾任过职务，但由于他在都司令部任职时，时任都司令者即为岑春煊，想必是由岑提携而至。此外，自1912年蒙藏事务局成立后，温宗尧与其他部分前清蒙藏事务官员一起被聘为顾问，此后涉蒙藏事务，蒙藏事务管理机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蒙藏委员会）均不同程度征询前清蒙藏事务官员的意见。不过在孙中山及国民党人逐步建立起以国民党为班底的政府机构，很快温宗尧就成了无公职之人。直至出任汪精卫的伪职，期间赋闲20余年。此时的温宗尧既不能满足国民政府对入藏大员的官职要求。而且他在西藏时亦无明显建树，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属于政坛上无门无派之人，更遑论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了。如果以清朝惯例来看，派遣毫无公职的人作为致祭专使，确实不合体制，也不能体现出对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尊重。这一点笔者认为是最终没有选择温宗尧的主要原因。因此无论蒋汪电商与否，实质上温宗尧都无法获得奉使入藏的机会。 参谋本部次长、边务组组长黄慕松早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与戴传贤和石青阳一样，在日本时就是同盟会会员。他的主要经历集中在军事测量与军事外交上。1913年，袁世凯以黄慕松为考察委员，考察蒙疆边事。回京后就任陆地测量总局局长。后又担任中俄界务公署参议兼中俄会议专门委员。南下广州之后，出任国民政府的测量总局局长。曾出国参加万国测量家联合会会议，还作为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了国际军缩会议。1931年12月开始，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同时在国民党四大上，当选为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主理边务组后，再度将重心放在了边务工作上。在出任新疆宣慰使前几天，黄慕松还在古北口前线视察军情。蒋介石在1933年4月26日收到何应钦电文：“密，顷据黄慕松敬电报告前方视察，暨分晤各军长官谈话经过各情，一、古北口三线阵地，应以第一线为主要阵地，不宜轻弃，因第二线在连山地上，第三线则不独接近密云，且不便施展重兵器之威力，……其前后所陈各节颇有足供参考注意之处，希察之。”[27]4月28日，国民政府即任命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黄慕松的个人履历与同为参谋本部次长的贺耀祖相比较，两人职级相同，但是在具体的业务经验方面有所不同。贺耀祖是军事主官出身，他在参谋部门的经验主要是在于军事部署方面。而黄慕松虽然也身为军人，但是他三度求学日本，在军事测量方面的造诣闻名于国内。他没有实际带兵打仗的经验，却屡屡在谋划的前期深入到边疆第一线亲自勘察。同时，他在军事外交方面的经验是贺耀祖无法比拟的。奉使入藏，即要求专使能够对西藏的状况进行勘察与了解。又需要专使与西藏噶厦就康藏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力求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作为边务组组长，黄慕松对西藏特别是第三次康藏纠纷的处理过程更为了解。在这些方面，显然黄慕松是比贺耀祖要适合的。
在党内的资历上，黄慕松与戴传贤、石青阳同属于同盟会会员，是老资格的党员。与其他候选人相比较，黄慕松拥有戴传贤和温宗尧没有的军事经历。黄虽不像戴传贤一样，是蒋介石的嫡系。但是他短暂的黄埔生涯以及在蒋介石之下的参谋本部工作经历，又使他区别与党内反对派的石青阳以及前朝旧官僚的温宗尧。最后在实际的边务工作经验上，在所有的候选人中，唯有黄慕松才具备如此的经验。
根据上述四点来看，在当时的条件下， 由于入藏进行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工作涉及到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政治关系的确定、第三次康藏纠纷的谈判解决、四川军阀割据状态的结束、围剿入川红军等问题的处理工作。“为对整个国防计划，作深切研究，以便向政府建议施行。”边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参谋本部次长、边务组组长黄慕松受命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专使，开始了影响他一生的行程。
注释：
[1]根据邓锐龄、陈庆英、张云、祝启源著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2页—第1003页。1923年8月，棍却仲尼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委任为雍和宫堪布，派驻北京，之后在负责宗教职务外，一直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负责西藏地方与北京政府和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沟通协调工作。这之后，他认为自己“棍却仲尼”这个汉译名字不妥，因此向蒙藏委员会提出呈报，该呈称“窃查棍却仲尼名字原从藏文译音彼时本人初来内地，不识汉字，因即请人代译，未能详加清审。现以汉藏字音对勘，殊觉棍却二字不甚符合且字面亦欠庄雅拟将棍却仲尼改为贡觉仲尼庶于字音、字面两无遗憾。嗣后关于一切职任上公文函电应行署名之处概用贡觉仲尼字样。理合呈请钧鉴，分别呈转备案”。为此，蒙藏委员会将棍却仲尼的报告送呈：时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报告，并于1931年11月5日转报国民政府备案。7日，国民政府下指令，同意将棍却仲尼改译作贡觉仲尼。
[2]朴根亨《<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1949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第353页。
[3]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17 民国二十二年一月至二月》，国史馆（台湾），2005年，第225页。
[4]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24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至二十三年二月》，国史馆（台湾），2005年，第94页。
[5]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 《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6]邓锐龄、陈庆英、张云、祝启源著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074页。
[7]沈云龙编 黄慕松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第四十六辑 新疆概述 使藏纪程》，文海出版社，台湾，1977年。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凤凰出版社，1994年，第47页。
[10]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17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至十二月》，国史馆（台湾） 2005年，第221页。
[11]朴根亨《<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1949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第365页。
[12]朴根亨《<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1949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第367页。
[13]朴根亨《<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1949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第370页。
[14]朴根亨《<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1949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第372页。
[15]张嘉友著《西南地区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二刘之战评述》，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1期，第251页。
[16]朴根亨 《<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1949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第377页。
[17]喜饶尼玛 苏发祥 《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18]（清）会典馆编，赵云田点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390页。
[19]牙含章 《班禅额尔德尼传》，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
[20]张宪文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40页。
[21]朴根亨《<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1949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第386页。
[22]孔庆宗 《黄慕松入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69页。
[23]张发贤《再论黄慕松进藏及其历史意义》，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89页
[24]汪新 刘红《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219页，
[25]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17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至十二月》，国史馆（台湾），2005年，第221页。
[26]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24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至二十三年二月》，国史馆（台湾），2005年，第421页。
[27]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19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至四月》，国史馆（台湾），2005年，第601页-603页。
作者简介：赵令恬（1983—），女，满族，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藏族史。
关键词：黄慕松；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参谋本部边务组；第三次康藏纠纷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39-05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萨圆寂。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政局出现了较大地变化，坚塞土登贡培获罪被流放到工布岗宗。在西藏政教势力的相互妥协中，热振呼图克图成为了摄政，掌理西藏政教事务，司伦贡噶旺秋作为助理摄政，以噶伦赤门为首的噶厦政府负责具体办理政治事务。不久孜本龙厦，组织“吉求贡吞”，希望西藏政治改革，民主选举噶伦，因此被噶厦逮捕并挖去双眼。在经历了短暂的动荡之后，西藏地方政局开始趋于稳定。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了六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显露雏形，胡汉民远离了政治中心，汪精卫虽保有行政院长的职位，但是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国民党内都大量充斥着蒋介石的人员。长城抗战刚刚结束，日军更加步步紧逼，为了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与汪精卫对日处处妥协。却集中力量对红军进行疯狂地围剿。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前，西藏地方与内地的关系已不同于清末民初时的隔绝与对立。在北洋政府执政时期， 1918年达赖喇嘛派出三大寺堪布到北京管理雍和宫宗教事务，1923年又派出棍却仲尼（贡觉仲尼）[1]接替雍和宫主持堪布之职。内地方面也在1919年由甘肃督军张广建派出李仲莲、朱绣、古朗仓、拉卜尖贡仓赴拉萨谒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地时局稍定，1929年即派刘曼卿、棍却仲尼、谢国梁（病逝后由谭云山接替）等相继入藏与十三世达赖喇晤谈中央与西藏关系。并且在1931年5月在南京所召开的国民会议上，十三世达赖与出走内地的九世班禅代表均参加了会议。这无疑为内地与西藏关系加速好转的时期。虽然1930年以“大白事件”为导火索的第三次康藏纠纷使得西藏与西康方面战火又起。但是双方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也都在克制事态的扩大，并且没有因为此次纠纷而断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求政治互信、政治和解、政治沟通的机会。
在中央与西藏关系好转，双方了解日益增多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政权进一步稳固后，从1932年开始，在解决康藏纠纷的问题以及增进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联络与管理上，中央政府愈加希望能够派员入藏。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以康藏远处边陲，情形素多隔阂，拟特派专员入川分驻蒙藏两地，传播中央威信，以增进其信仰。”[2] 10月27日，蒋介石在给宋子文的电文中表示：“入藏大员人选应请朱益之兄担任，希商同石朱两君妥慎办理”。[3]
在1933年12月15日蒋介石致电与行政院长汪精卫协商解决康藏纠纷：“顷接西藏代表贡觉仲尼灰电称，前次面呈解决藏事意见，亟待俯予采纳，早日奠定边局，除电请达赖速饬前方力避冲突，以守和平外，恳请严令刘文辉制止对藏军事行动，并速派公正大员入藏，对于一切问题根本解决，藏事纠纷自可永息等语，特为转达，请妥予核办。”[4]几乎在康藏纠纷的解决出现曙光的同时，却从西藏传来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的惊人消息。此时，西藏地方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的工作重心相应地转为了处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与致祭。由于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前，国民政府已与西藏地方政府相商派大员入藏解决藏事。1934年1月8日，西藏总代表贡觉仲尼即呈文蒙藏委员会，催请大员入藏，西藏代表在呈文中表示：“案查代表等前奉面示，拟请速派大员入藏吊唁，借谋中央与西藏一切问题之解决。等因。当即转电西藏陈商。承交致西藏电文，亦经遵照译转。旋奉西藏司伦、噶厦、伊仓两次复电，并已先后转译密陈各在案。现在此项明令尚未发表，代表等理宜静候。惟兹事既经征得西藏同意，应请迅速办理，免劳远人跂望。……转请速派大员入藏，早日出发，以慰远人而利边局。”[5]4天后，即1月12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政府特派黄慕松为致祭专使令。黄慕松率领致祭专使行署人员于8月28日抵达拉萨。受到了噶厦政府的依清朝旧例的盛大欢迎。
在拉萨期间，黄慕松与热振摄政、贡噶旺秋司伦以及以赤门为首的四噶伦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双方为解决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自民国以来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谈判，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与方针政策。圆满完成了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与致祭活动。在多次商谈之后，西藏地方政府在回复黄慕松临行前的说帖时提出十条要求，内容是：
第一条 对外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中国政府须答应不将西藏改为行省。
第二条 西藏之内外大小权力暨法规等，无违害政教者，可以依从中国政府之谕。
第三条 西藏内务之政教所有例规，应如现在自权自主所有西藏之文武权力不由汉政府加以干预，应如先后口允者为准：
第四条 为西藏地方安宁故边界之国家及奉行佛法之人类，应予和好如现时。然西藏与外国立约未尽之事，其重要者，由汉政府共同办理。
第五条 西藏可驻汉政府代表官一员，但主仆从人数以二十五人，此外不得另派官兵。代表请派其真正崇信佛者一员，新旧替换时，往来皆由海道，不得取道西康
第六条 达赖喇嘛未转世认定即位、未亲政时代理法王斯穹登位，以及噶伦以上之官，概由藏政府任命如现在之状况。毕后函陈汉政府驻藏之代表
第七条 西藏所有久住之汉民等，在壬子年（按：即指1992年）汉藏战争以后，即归西藏政府之农务局管理，屡经维持，将来应遵地方法律，由西藏政府管理，不能由汉政府驻藏代表约束。 第八条 西藏边界所须守土军人，由藏政府自派，如现在之状。外国或者来侵犯时，应发兵之时，方会商汉政府酌行。
第九条 汉藏和好，永久不发生纠纷，安宁边界，故东北青藏边界应遵行前年交涉，俄洛早经属于西藏，西藏与四川两地之边界，德格、瞻化、大金寺以上之土地官民，应从速点交西藏政府。
第十条 西藏之僧俗人等，背叛西藏政府逃往中国地面者，中国政府不得收留，任为代表等等。[6]
虽然在康藏问题的解决以及中央与西藏全部政治关系的恢复这两个问题上并未获得实质性进展，但使得西藏地方政府在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以及中央政府派驻代表的问题上取得了进步。
黄慕松与噶厦政府达成共识，在西藏留驻了驻藏代表刘朴忱与蒋致余，是民国以来，对藏工作的重大进展。这为国民政府对藏开展工作，以及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有效沟通奠定了基础。
一、目前学界对选派黄慕松入藏原因的研究
国民政府派出黄慕松奉使入藏这一史实，由于它对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重要意义，而被研究西藏近代史的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在这方面有很多著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黄慕松自己所记述的《使藏纪程》[7]与《黄慕松奉使入藏册封并致祭达赖大师报告书》[8]；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祝启源、喜饶尼玛所著的《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牙含章所著的《达赖喇嘛传》；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所著的《西藏历史地位辩》；黄玉生、车明怀、祝启源、顾祖成、沈开运、汪孝若所编著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梅·戈尔斯坦所著的《喇嘛王国覆灭记》；崔保新所著的《西藏1934——黄慕松奉使西藏实录》等。
在目前所见专著中，对于南京国民政府为何选派黄慕松为专使入藏的原因涉及不多。部分学术论文中，对此问题有一定篇幅的研究。其中比较主要的是张皓的《论黄慕松1934年入藏的历史意义》与《努力与无力：1934年黄慕松入藏与蒋介石尝试解决西藏问题》；张发贤的《再论黄慕松进藏及其历史意义》；朱丽双的《在事实与想象之间：民国政府的西藏特使们1912-1949》。其中张皓的研究是比较早的，也比较全面。他认为在入藏人选的问题上，是有四个备选人选，分别是戴传贤、石青阳、温宗尧与黄慕松。而选择黄慕松，是因为作为广东人的黄慕松既是黄埔系同时又可得到国民党中广东派的认可。张发贤则比较了石青阳与黄慕松，在选派黄慕松的原因上，观点与张皓一致。而朱丽双则更多地从使命的性质与黄慕松的业务经历角度来解释国民政府选派黄慕松的原因。
二、影响国民政府选派人员入藏的因素
对于选派黄慕松入藏而非其他人，就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我认为影响国民政府选派人员入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三次康藏纠纷政治解决的延续；参谋本部逐渐获得藏事处理的主导权；奉使入藏人员的官阶依照清朝旧例；备选人员的综合条件的比较。
在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人员的选择上，有下列人选曾被提出：一是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二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三是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组长黄慕松，四是曾任晚清驻藏帮办大臣的温宗尧。此外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与黄慕松一起筹建参谋本部边务组，在筹建边务组之初，蒋曾希望贺出任边务组组长一职，在选择新疆宣慰使人选时，亦曾考虑派其前往。在处理康藏纠纷的过程中，也曾考虑过以前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石青阳时期的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以及朱培德作为赴藏宣慰谈判的人选。
第一、第三次康藏纠纷政治解决的延续。
1930年6月18日，因和白利乡（又作白茹、伯利等）亚拉寺发生庙产纠纷，大金寺（又作达结寺、大吉寺、达吉寺等）攻占了白利村。经地方当局和其他头人调解无效，驻甘康军遂于9月1日大举进攻，收复白利，进围大金寺。此时，藏军也正式介入战争，助大金寺防守。由此，原本为大金寺与白利争产的小纠纷，转为康、藏两方的军事冲突。第三次康藏纠纷由此而生。在此次冲突中，班禅驻康办公处积极动作，支持和配合此次纠纷的解决。这自然而言的使得“达赖疑康军将借大金白利之事，以兵送班禅入藏”。遂要求国民政府予以调解，且多次呈请国民政府撤销设班禅设在成都、康定各地的办事处。
在第三次康藏纠纷开始8个月后，《申报》1931年2月26日新闻记载：1931年2月“刘文辉令驻军马旅增防大金寺，候蒙藏委员会特派员孙绳武等来川后，再商处理办法。” 其后，随着冲突的继续发展。1931年3月25日，“蒙藏会对康藏事件，改派唐柯三前往调查。” 但是，在调解谈判的过程中，“唐柯三议划瞻化属藏，川康舆论反对剧烈” 1932年1月8日，西康旅京同乡于七日下午在蒙藏会情愿：“反对康藏八项条件，请撤惩唐柯三。”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任蒙藏会委员长石青阳就职后，对于康藏纠纷……除电令唐柯三调解外，并派张伯夷为西康调查员，克日前往调查真相。”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新上任的石青阳，不管是迫于舆论压力还是主动而为，总之，他通过加派张伯夷的方式表达出对唐柯三的近十个月的调解工作已经表示出不满。而后，中央为解决蒙藏问题，准备设置蒙藏宣慰使，准备由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出任蒙藏宣慰使，而马福祥以宗教信仰的关系，力保戴传贤为正，自己为副手。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又希望现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或者是副委员长赵丕廉二人中有一人作为蒙藏宣慰使。但其后又不了了之。
在此后，康藏双方攻战不止，石青阳领导下的蒙藏委员会，显然对这样的情况无能为力。6月4日，行政院决议再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赴西康“查办事件”，并派同样和九世班禅关系密切的蒙藏委员会委员诺那呼图克图随同前往。但此事终不果行。
第二、参谋本部逐渐获得藏事处理的主导权
1928年北伐成功后，全国名义上统一。在军事管理机构上，仍以军事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把军事委员会参谋厅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合并组成了参谋本部。于11月成立了直隶于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11月22日颁布的参谋本部条例明确规定了：“参谋本部掌理国防用兵及陆地测量事宜；参谋总长直隶于国民政府，参划军机，执掌国防用兵各计划，统理部务；参谋总长统辖全国参谋人员，监督其交由，并管辖陆军大学校及驻外武官及陆地测量；参谋本部设总务及第一、第二、第三，四厅，分掌部务……”[9]各厅的职责是：总务厅掌理人事、文书、章制、经理事宜；第一厅掌理国防作战事宜；第二厅掌理谍报、调查事宜；第三厅掌理后方勤务事宜。各厅之下，依业务繁简，分设若干科，分掌各自业务。凡不属于各厅的其他业务，于部内另设高级参谋、高级副官、秘书及顾问各室，分任其事。在四厅之外，还设置了测量总局。从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设置来看，深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影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当时的职能机构划分即为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其中总务部负责庶务、电报、军医、教育等内容；第一部负责作战和编制动员；第二部负责对中国、俄国、欧美各国的谍报与兵要地志的工作；第三部负责运输和通信。另外直属其参谋本部的机构还有陆地测量部、陆地气象部和各陆军学校。由此看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机构设置几乎与日本相同。这也与中国自晚清以来大范围向日本学习军事有着密不可分地关系。参谋本部成立后，以李济深为第一任参谋总长，其后由朱培德担任至1932年，1932年3月至1935年12月，蒋介石亲自担任参谋总长。黄慕松以其在中国军事测量界的权威地位，与在北京政府供职时一样，继续在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中担任测量总局局长至1933年2月，自1931年12月到继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之前，还兼任参谋次长的职务。1932年9月至1933年4月，黄慕松还同时兼任第一厅厅长职务。1932年10月，蒋介石电贺耀祖云“军委会增设边务组，集中人才统筹蒙藏一切事宜，组长一席请兄兼领，希即与益之（朱培德）兄会商筹划进行为要。”[10]不过，经过考虑，蒋还是选择有一定蒙古、新疆边务经验，并长于军事测量的黄慕松作为边务组组长。1933年12月，在对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关头成立城塞组，以参谋本部次长、第二厅厅长贺耀组兼任主任。 边务组的成立也是参谋本部开始进行涉藏边务工作的开始。黄慕松上任伊始，就面临着如何处理第三次康藏纠纷的问题。
至1932年8月，“大白事件”历时已经超过2年，且战事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而从1931年2月至1932年8月。共计18个月的时间。蒙藏委员会主持解决康藏纠纷，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这样的情况下，蒙藏委员会调解显然不能适应当时康藏纠纷以军事斗争为主的现实情况。在南京政府方面，由于蒙藏委员会长时间以来对康藏纠纷的解决未能取得令政府满意的进展。1932年3月以后，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再行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参谋本部的实际权力扩大，这也成为参谋本部能够逐渐走到前台的先决条件。
在1932年的《申报》中，有这样的报道：“1932年8月22日，参谋本部因康藏纠纷，久延未决，为对整个国防计划，作深切研究，以便向政府建议施行，定本周内召集各专家会议筹商办法。”[11]到9月8日，参谋本部已经作为牵头部门，解决康藏纠纷。“参谋本部会同蒙藏会等机关，组织解决康藏纠纷研究委员会，定八日再开会，讨论解决办法。”[12]在其后，更是多次开会讨论康藏纠纷问题，并开始召集相关各省的代表共同讨论，这也是缺乏实权的蒙藏委员会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参谋本部于9月19日召开西防会议预备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除各省代表届时出席外，蒙委会外部亦派代表列席。”[13]9月29日，西防会议闭幕。“参谋本部……现将此项议决案陈送行政院，另呈国府，请令蒙藏会召集关系各省代表，集会讨论，以利进行”。[14]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参谋本部已经成为处理康藏纠纷问题实质上的主导者，而蒙藏委员会在期间已经沦为召集人角色。
此外，四川大小军阀不少，战事不断。“自辛亥革命到1933年结束，‘在此二十余年中的大小战争共有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半月即有一次。’”[15]而后由于刘文辉在中原大战中支持汪精卫、冯玉祥，两度通电反蒋，而刘湘则积极拥护蒋介石，因此在中原大战中获胜的蒋介石便开始支持刘湘，压制刘文辉。自1931年开始，即使康藏纠纷尚未平息，但是二刘之间一直龌龊不断，进入到1932年，二者之间的战争更是一触即发。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希望能够借调解康藏纠纷来掌控四川局势，另外他也不希望看到老资格的川军将领石青阳在处理四川问题时有意或无意扩充自身的力量。1932年10月二刘大战爆发后，蒋介石就更需要参谋本部了解战局。而且自二刘大战爆发后，红四方面军趁势进入四川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也使得蒋介石需要参谋本部边务组在主持调解康藏纠纷的同时，注意四川红军的动向。
与此同时，相关各省已不像最初那样等待蒙藏委员会调解此事，而是已将参谋本部作为解决此事的当然主持部门。如“青海省府已（以）康藏纠纷，讫未解决，影响西陲国防之重，呈请行政院转饬参谋本部，速请中央召集康藏和平会议，解决一切”[16]。在参谋本部边务组作为主导藏事处理的部门后，以参谋本部边务组负责人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专使则更为合适。
第三、奉使入藏人员的官阶依照清朝旧例
虽然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愿望主要关注第三次康藏纠纷的政治解决，但是此次南京国民政府派大员入藏，缘于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与致祭。因此，奉使入藏的人员的官阶与册封致祭程序需要符合规制，以彰显中央政府与西藏的从属关系和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庄重褒恤。“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建议仿效清代乾隆年间，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圆寂后的规格：……
甲、国民政府特派大员赴藏致祭
清例，凡蒙古汗、亲王、郡王等，应派散秩大臣一员致祭。……
乙、在本京为达赖大师开追悼大会”[17]
这是依照清朝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旧例所定的：“道光十九年定：致祭汗、亲王、郡王、世子、固伦额驸，应派散秩大臣一员，乾清门侍卫四五品京堂一员，理藩院司员一员。”[18]根据清朝的官制，散秩大臣为从二品在京武官，是侍卫处官员。
乾隆四十五年，为庆祝乾隆皇帝其实大寿而进京觐见的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圆寂，乾隆即派皇六子质郡王永瑢致祭，其后派出从一品理藩院尚书博清额将第六世班禅灵柩护送回扎什伦布寺。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次超规格致祭，但由于当时乾隆因六世班禅“笃诚远来，未能平安回藏，朕心实为悼惜。”[19]的心情，以及当时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最为密切地关系。这样的超规格致祭也就不足为奇了。
戴传贤时任考试院院长、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如果比对清朝时的官制，作为五院制的组成部分之一，考试院与六部相似，考试院院长与六部尚书略同。不过作为国民党元老，戴传贤同时也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因此戴传贤似应在正一品到从一品之间，职位高于散秩大臣；作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石青阳，从蒙藏委员会的职能来看，是与清朝的理藩院接近的，但蒙藏委员会隶属于行政院，他的官职是低于戴传贤的。1935年石青阳逝世后，追赠上将。因此在其生前的官职可以比照为中将，这也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官职相当。黄慕松与贺耀祖此时均任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兼任边务组组长。1935年4月，二人均为首批中将。这三位被授武职的人员基本上散秩大臣从二品的等级是基本相当的，而其中又以黄慕松、贺耀祖为现任武职人员，更与散秩大臣等级对应。而温宗尧虽然在清朝时任驻藏帮办大臣，但是在进入民国后，除了在1916年短期被任命为两广都司令部外交局局长和外交副使外，只是长期作为蒙藏事务管理部门的顾问，此外便再无公职可查。
在1934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微妙关系时，超规格派出致祭专使，显然是政治风险极高的，一旦入藏后未能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有利于中央政府的协议，则中央政府在西藏问题的解决中易陷入被动地位。故而按照清朝旧例进行致祭似乎是最为稳妥的方案。这样来看，戴传贤显然职位过高，而温宗尧作为无官职人员，不能彰显中央政府对入藏册封致祭一事的重视程度。如此，石青阳、贺耀祖、黄慕松的官阶是基本符合前清致祭达赖喇嘛人员规格的。 第四、备选人员的综合条件的比较
戴传贤是国民党的元老，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好友，早年曾赴日留学，在日本时就已经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随孙中山革命，一同讨袁。1921年在上海与蒋介石、陈果夫一起进行证券投机。与蒋介石等人回到广州后，是国民党第一届到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虽然也曾出席西山会议，不过在其后“1926年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二大上，“大会上通过的《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纪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对叶楚怆、邵元冲等12人用书面提出警告，责其改正；对戴传贤‘促其猛醒，不可再误’”[20]同时在大会中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6人，其中戴传贤虽受到批评，但是却能够与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等人一同当选。这两点也说明了戴传贤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根基。进入到南京国民政府阶段，戴传贤持续担任考试院院长20年之久。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戴传贤的政治地位非常稳固。不过，据《申报》1932年12月31日报道，“班禅以戴传贤、居正、黄复生虔信佛教，特定日内在陵园举行皈依礼，正式收戴等为弟子”[21]。石青阳尚因为“助长班禅阴谋”而遭到达赖系统的反对，九世班禅的弟子就更不必说了。
石青阳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与戴传贤一样，他也是在日本就加入了同盟会，在“二次革命”时即受命回四川进行武装斗争，后又参加讨袁斗争，护法战争期间，任川军第六师师长。1924年国民党军队在四川讨贼失利后，他返回广州，自此从未出任过军职。孙中山逝世后，石青阳参加西山会议，并在“国民党二大”上被书面警告。蒋介石对其不信任也不重用。石青阳虽然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在处理第三次康藏纠纷的过程中，蒙藏委员会的主导地位已经让位与参谋本部边务组。因此这个委员长也就不太可能作为奉使入藏的人选了。据孔庆宗回忆：“他石青阳曾召集该会部分高级职员密探入藏专使人选和前往路线时，我亦在座，据他说：本人原有意申请入藏勉尽主管边事的职责，但想到老病之躯，……反误大事。……本人即打消原意。其实当时蒋介石并不十分信任石青阳，故以军事骨干分子黄慕松代之，以便真实掌握西藏情况。”[22]同时由于其在对待九世班禅的态度上，特别是不顾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对，任用九世班禅下属人员在蒙藏委员会就职，造成了石青阳与西藏地方政府长期关系紧张。1932年8月，“西藏驻京办事处向行政院控告蒙藏委员会‘助长班禅阴谋’，称‘石委员长青阳以边政最高机关长官，办理西藏事务，不循正轨，不持平衡，惟班禅私人之意是从，为班禅部属之谋是听’，请求另派大员处理藏事”。[23]因此也就不能选择石青阳入藏，以免激化双方矛盾。另外，由于在处理第三次康藏纠纷的过程中，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相争，1933年10月刘文辉失败，退守西康。在二刘大战之时，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对于蒋介石而言，这是在解决第三次康藏纠纷中所演化出的另一个契机——借康藏纠纷和红军入藏趁机进入四川，将四川纳入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之下。而从这以后，确实也使得中央军得以入川，至抗日战争开始后，四川完全纳入了中央政府统一管辖的范围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派老资格的原川军将领石青阳入川，又会有石青阳借机在四川扩大影响的可能，反不如派遣参谋本部的人员由西康入藏。调查处理相关事宜。
贺耀祖为湖南人，原为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部下，曾为湖南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第一师师长。北伐战争开始后，投降国民革命军，后被编为第四十军，贺耀祖任军长。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首都卫戍司令，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长等职。在蒋介石与胡汉民组建南京国民政府时，为了保证其合法性，曾经临时加派何应钦、白崇禧、贺耀祖等九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他还是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在1928年2月蒋介石准备借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复出时，“负南京卫戍责任的贺耀祖用行动表示亲蒋，将自己的基干部队调至南京，并发表通电，宣布“保障”所有参加二届二中全会的国民党中执监委成员的安全。终使蒋介石重入石头城。”[24]自蒋介石1932年3月兼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后，贺耀祖4月初也立即成为参谋本部次长，兼第二厅厅长。从这些情况来看，虽然贺耀祖不属于黄埔嫡系，但是也是深得蒋介石的信任的。 边务组筹建之初，贺耀祖便参与其中，也曾经是蒋介石所考虑的边务组组长人选。（1932年10月26日）“电贺耀祖云‘军委会增设边务组，集中人才统筹蒙藏一切事宜，组长一席请兄兼领，希即与益之兄会商筹划进行为要’。”[25]其后，蒋虽选择黄慕松作为边务组的组长，但是贺耀祖一直参与到边务组的工作中，对边务工作特别是处理以第三次康藏纠纷为主的西藏事务是非常了解的。笔者认为，在五位人选之中，选派贺耀祖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不过有三个因素制约了选派贺耀祖的可能。其一是贺耀祖虽然参与了不少边务工作，但是与黄慕松相比较，没有实地的边务工作经验。其二是与黄慕松相比较，贺耀祖作为军事主官带兵多年，提一劲旅绥靖边疆自是适合的，可是此次入藏，是负有和平使命，如选派贺耀祖前往，恐怕会使西藏地方政府感觉到威慑，这样的话就不利于完成奉使入藏的使命。其三是，在当时日军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对日防卫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尤其需要规划和部署，1934年2月13日，蒋介石电贺耀祖：“务限本月内将东南国防计划北至海州、徐州、归德，南至温州、漳州之计划制成，又以南京为中心，防空计划与重要都市高射炮阵地之各种想定，……又东南空军全部作战计划之想定，……各要塞海口附近无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图时，应速饬测量总局提前限期测完。”[26]时间之紧迫、任务之繁重，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黄慕松与贺耀祖在参谋本部工作的界定。
温宗尧为前清旧臣，最初在清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幕府。后来得任驻藏帮办大臣。虽然在西藏任职期间，在十三世达赖出走之前，因川军入藏，曾赴布达拉宫与达赖会晤。其后在十三世达赖出走后，他奏请开缺离开西藏回到内地。他在民国早期时曾任过职务，但由于他在都司令部任职时，时任都司令者即为岑春煊，想必是由岑提携而至。此外，自1912年蒙藏事务局成立后，温宗尧与其他部分前清蒙藏事务官员一起被聘为顾问，此后涉蒙藏事务，蒙藏事务管理机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蒙藏委员会）均不同程度征询前清蒙藏事务官员的意见。不过在孙中山及国民党人逐步建立起以国民党为班底的政府机构，很快温宗尧就成了无公职之人。直至出任汪精卫的伪职，期间赋闲20余年。此时的温宗尧既不能满足国民政府对入藏大员的官职要求。而且他在西藏时亦无明显建树，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属于政坛上无门无派之人，更遑论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了。如果以清朝惯例来看，派遣毫无公职的人作为致祭专使，确实不合体制，也不能体现出对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尊重。这一点笔者认为是最终没有选择温宗尧的主要原因。因此无论蒋汪电商与否，实质上温宗尧都无法获得奉使入藏的机会。 参谋本部次长、边务组组长黄慕松早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与戴传贤和石青阳一样，在日本时就是同盟会会员。他的主要经历集中在军事测量与军事外交上。1913年，袁世凯以黄慕松为考察委员，考察蒙疆边事。回京后就任陆地测量总局局长。后又担任中俄界务公署参议兼中俄会议专门委员。南下广州之后，出任国民政府的测量总局局长。曾出国参加万国测量家联合会会议，还作为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了国际军缩会议。1931年12月开始，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同时在国民党四大上，当选为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主理边务组后，再度将重心放在了边务工作上。在出任新疆宣慰使前几天，黄慕松还在古北口前线视察军情。蒋介石在1933年4月26日收到何应钦电文：“密，顷据黄慕松敬电报告前方视察，暨分晤各军长官谈话经过各情，一、古北口三线阵地，应以第一线为主要阵地，不宜轻弃，因第二线在连山地上，第三线则不独接近密云，且不便施展重兵器之威力，……其前后所陈各节颇有足供参考注意之处，希察之。”[27]4月28日，国民政府即任命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黄慕松的个人履历与同为参谋本部次长的贺耀祖相比较，两人职级相同，但是在具体的业务经验方面有所不同。贺耀祖是军事主官出身，他在参谋部门的经验主要是在于军事部署方面。而黄慕松虽然也身为军人，但是他三度求学日本，在军事测量方面的造诣闻名于国内。他没有实际带兵打仗的经验，却屡屡在谋划的前期深入到边疆第一线亲自勘察。同时，他在军事外交方面的经验是贺耀祖无法比拟的。奉使入藏，即要求专使能够对西藏的状况进行勘察与了解。又需要专使与西藏噶厦就康藏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力求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作为边务组组长，黄慕松对西藏特别是第三次康藏纠纷的处理过程更为了解。在这些方面，显然黄慕松是比贺耀祖要适合的。
在党内的资历上，黄慕松与戴传贤、石青阳同属于同盟会会员，是老资格的党员。与其他候选人相比较，黄慕松拥有戴传贤和温宗尧没有的军事经历。黄虽不像戴传贤一样，是蒋介石的嫡系。但是他短暂的黄埔生涯以及在蒋介石之下的参谋本部工作经历，又使他区别与党内反对派的石青阳以及前朝旧官僚的温宗尧。最后在实际的边务工作经验上，在所有的候选人中，唯有黄慕松才具备如此的经验。
根据上述四点来看，在当时的条件下， 由于入藏进行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工作涉及到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政治关系的确定、第三次康藏纠纷的谈判解决、四川军阀割据状态的结束、围剿入川红军等问题的处理工作。“为对整个国防计划，作深切研究，以便向政府建议施行。”边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参谋本部次长、边务组组长黄慕松受命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专使，开始了影响他一生的行程。
注释：
[1]根据邓锐龄、陈庆英、张云、祝启源著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2页—第1003页。1923年8月，棍却仲尼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委任为雍和宫堪布，派驻北京，之后在负责宗教职务外，一直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负责西藏地方与北京政府和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沟通协调工作。这之后，他认为自己“棍却仲尼”这个汉译名字不妥，因此向蒙藏委员会提出呈报，该呈称“窃查棍却仲尼名字原从藏文译音彼时本人初来内地，不识汉字，因即请人代译，未能详加清审。现以汉藏字音对勘，殊觉棍却二字不甚符合且字面亦欠庄雅拟将棍却仲尼改为贡觉仲尼庶于字音、字面两无遗憾。嗣后关于一切职任上公文函电应行署名之处概用贡觉仲尼字样。理合呈请钧鉴，分别呈转备案”。为此，蒙藏委员会将棍却仲尼的报告送呈：时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报告，并于1931年11月5日转报国民政府备案。7日，国民政府下指令，同意将棍却仲尼改译作贡觉仲尼。
[2]朴根亨《<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1949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第353页。
[3]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17 民国二十二年一月至二月》，国史馆（台湾），2005年，第225页。
[4]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24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至二十三年二月》，国史馆（台湾），2005年，第94页。
[5]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 《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6]邓锐龄、陈庆英、张云、祝启源著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074页。
[7]沈云龙编 黄慕松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第四十六辑 新疆概述 使藏纪程》，文海出版社，台湾，1977年。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凤凰出版社，1994年，第47页。
[10]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17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至十二月》，国史馆（台湾） 2005年，第221页。
[11]朴根亨《<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1949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第365页。
[12]朴根亨《<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1949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第367页。
[13]朴根亨《<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1949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第370页。
[14]朴根亨《<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1949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第372页。
[15]张嘉友著《西南地区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二刘之战评述》，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1期，第251页。
[16]朴根亨 《<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1949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第377页。
[17]喜饶尼玛 苏发祥 《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18]（清）会典馆编，赵云田点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390页。
[19]牙含章 《班禅额尔德尼传》，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
[20]张宪文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40页。
[21]朴根亨《<申报>西藏报道汇编，（1872-1949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第386页。
[22]孔庆宗 《黄慕松入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69页。
[23]张发贤《再论黄慕松进藏及其历史意义》，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89页
[24]汪新 刘红《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219页，
[25]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17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至十二月》，国史馆（台湾），2005年，第221页。
[26]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24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至二十三年二月》，国史馆（台湾），2005年，第421页。
[27]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19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至四月》，国史馆（台湾），2005年，第601页-603页。
作者简介：赵令恬（1983—），女，满族，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藏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