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家后人终于在台湾见到了王家后人。李风说，这是他和二哥方风雷第一次见到王志刚。
生于1943年的王志刚6岁到了台湾，曾官至台湾“经济部”部长、国民党中常委、世贸中心董事长。“在台湾听到了白洋淀普通话！”李风很兴奋，而他的二哥则是中国的“投资教父”，他们是标准的红色家族。
这次会面后，李王两家决定回家乡白洋淀端村投资修学。80年前，他们的祖辈先后投身国共两党，成为政治上的生死对手。如今，时代洪流带走了历史阵痛，也让相隔海峡的两家后代最终坐在了一起。
2010年盛夏，王志刚第一次返乡。此前，他和父亲从未回过家乡，而他的爷爷王余庆是第一个走出端村的大人物。
端村坐落在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白洋淀畔，距北京140多公里。白洋淀曾是华北地区水路交通要道。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明成祖年间，明廷从湖北地区向白洋淀调迁了一支屯兵。他们屯田筑城，防卫河道安全，端村日渐成型，后来更成为大清河沿岸重要的漕运支点。几百年间，端村人以漕运船工为营生，许多人也借助便利的水道到保定、天津去闯荡、落户。
1904年，王余庆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这是一所专为清廷陆军部培养新军军官的学校。因为是北洋系的权力重镇，冯国璋、段祺瑞都曾先后担任陆军速成学堂督办。王余庆的4个弟弟也先后考入这所学校。“安新王氏五兄弟”的传奇还受到过冯国璋、段祺瑞等人关注。
李家发迹源于爷爷李鹤苓。1923年，中国共产党在白洋淀地区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淀区第一个党支部在北冯村成立。因为早年间到过北京当学徒工，李鹤苓也算见多识广、思想开明，他是白洋淀地区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人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又成为传奇的雁翎队队长。
李鹤苓的儿子李景芝与同村许多年轻人一起，在中共地下党员的介绍下参加了游击战争培训班，成为抗日骨干，后来担任了安新县南区抗日后援会主任、北区区委书记等职。为了避免牵连族人，进行地下革命工作的李景芝改名为方线。1939年，方线被调入中共北方分局秘书处工作，归姚依林直接领导。
延安是方家的重要转折点。1943年，方线被选送到中央党校学习两年半。在这期间，他的文艺天分得到了充分发挥。他自小就是一个戏迷，早年在北京半工半读时就常去广和楼跑堂打杂，为的就是能听戏。延安期间，方线主演的《屈原》和《打渔杀家》等戏剧吸引了毛泽东前往观看。
这一年，王志刚在北京出生。端村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地理概念。4年后，方线的长子方立功在革命根据地冀中河间出生。两年后，王家去了台湾，方家则响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去了湖南。
新中国成立后，方线很快被调到北京，出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党委书记，后经机构调整，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院，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国防工业设计机构。
方线浓厚的艺术细胞遗传给了子女们。方立功常常看戏，有时还参演一些跑龙套戏码。在那个文艺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年代，他从戏里学会了成人看待社会、思考问题的方式。他天然地对政治感兴趣。文艺是他们当时最主要的表达方式和情感寄托。
方立功注定是一个大人物。1966年，政治形势风起云涌，清华附中骆小海振臂一呼，红卫兵组织应声落地。7月1日，方立功成立了66中红卫兵组织，并迅速在宣武区扩大红卫兵组织，与“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陈小鲁、孔丹、秦晓等红二代齐名。
方立功成了这个历史舞台的主角之一。他曾意气风发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受毛泽东接见；他带头夺了胡耀邦的权，又因反对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被定性为“修正主义红卫兵”，锒铛入狱。他带领的红卫兵组织也曾抄过别人的家，但在对待老干部问题上，他的基本立场是“保”。他保护了66中校长和胡耀邦等人，这为他后来的发展赢得了极大的人脉资本。
此刻的方家风雨飘摇，方线也天天被批斗。海峡对岸的王家很难知道同村另外一个显赫家族的命运，王志刚在台湾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准备赴美攻读博士学位。 8个月的牢狱之灾，方立功一天只吃两个窝头，还常被恐吓。出狱后，他又遭到66中革命团体“追杀”，不得不四处躲藏。1967年的全国“大串连”中，他换用“李东”这个名字。弟弟李风觉得“这是一种讽刺”。父亲因为参加革命工作改姓“方”，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被当作一种“罪”，他们只得改回姓“李”。方友苏改为“李冰”，方卫平改为“李风”。
串连回来的李东再次遭到批斗。他连夜逃回老家。白洋淀给了他暂时的宁静和实现抱负的可能性。一年后，他号召一批知识青年前往端村。在那里，他们每天干农活、练拳脚、在淀子里游泳，下雨就到芦苇荡里划船高歌。
1970年秋天，方风雷决定跟随大哥李东弃农从军。方风雷是李东最忠实的追随者。为了给大哥平反，方风雷曾在人民日报社门口贴大字报，反对陈伯达，为此受到打压。和其他兄弟不同，方风雷一直保留着大哥给他改的名字（取义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和毛泽东“五洲震荡风雷激”）。
随后4年，李东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高度关注。他给朋友们写信大谈时局与政治问题。其中一些信件在传抄过程中被呈送至总政保卫部和中央文革小组。这导致他再次入狱，直到“四人帮”倒台。
当时，李家与王家并未有过多个人层面的交往，仅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并不是非常清楚对方在干什么”。
修建学校的执行工作落到了李风和方风雷肩上。“为什么今天要针对乡村，因为他们的小时候就是我们的小时候。”李风每周都要回端村。新的端村学校合并了原来的3所老旧小学，并以中国传统国学和西方古典艺术为特色。这种中西结合的思路一直伴随李氏兄弟的人生抉择。
“文革”结束后，李东得到了华国锋亲自批复的平反文件，被调入北京军区装甲兵六师文艺宣传队。方风雷、李风也分别考取了中山大学和人民大学。
李东很快获得认可，被选入北京军区组织的红四方面军战史写作组。“我11岁到21岁的时候正好经历文化大革命，正是一个人开启知识学习大门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国家、社会、发展、历史、政治这些大的命题普遍感兴趣。”李风觉得，就像历史宿命一样，“思考中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从一开始怀疑到不解，后来思考，都是社会性的问题。国家的动乱导致我们整个发展都很混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普遍上文科。”李氏三兄弟同样关心“国家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某种意义上讲，是国家命运的跌宕导致你不得不去关心这些问题。”
在此期间，李风受到王岐山赏识。他所写的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的论文最终摆在了时任总理的办公室。“当时在农村要不要发展工业是个很大的争议，王岐山就说我给你所有的经费，你去写，我就带着3个人在南方、北方走了两个多月时间。我们写的这篇，最后压缩成3000字的文章送到总理的办公室。”这是他们的时代特征，历史选择他们参与和实践社会改革进程。
毕业后，方风雷、李冰、李风分别被分配至外经贸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李东在军队系统也受到重用，从北京军区调入总参谋部。
在海峡的另一端，端村的另一位后人王志刚也从美国回到台湾大学任教。他思维敏锐、口才极佳。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台湾商界的中坚力量，包括富士康的郭台铭、大润发的尹衍梁、宏碁的施振荣等。
80年代初，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恢复高考的这一代人在完成学业后重新进入社会。“我考进人民大学的时候23岁，很费劲地考进去，毕业的时候27岁了。”李风有一种紧迫感，“1982年参加工作，虽然改革已经开始了，（但）对我们而言，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先进国家学习，我们看出来了，改革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
“那时候国内的各种控制很严，包括在经济上转型才刚刚开始。在当时的环境下，做不出什么事来，基本上就是在单位里待着，那些按部就班的工作，做得确实也没什么意思。”李冰是个实干家。
李东则有更深的谋略。他建议妻子刘雁平去日本。而仅出于对李东判断力的信任，刘雁平、李冰、李风先后辞去公职，东渡日本。
“二哥（方风雷）比较喜欢从政，就顺着经贸部系统到了河南。”李风说他自己想去了解这个世界，“看看先进国家是怎么发展的”，“你会想到国家大事，会想到人类命运。”
河南是方风雷的转折点。1984年，32岁的方风雷调至河南省经贸厅，他和“京城四君子”学者中的黄江南、朱嘉明以及建业地产董事长胡葆森成为好友。彼时，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和王岐山等人是改革的热心推动者和实践者。1984年莫干山会议正是由他们推动。
之后，方风雷受命整合河南省外贸总公司，当时外贸改革的试点之一。他还是外贸体制改革小组成员，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方案设计和早期筹备。
1986年，40岁的李东放弃副师级的待遇和军内大好前程，复员东渡日本。
“他选择出国，选择这个风险极高的人生再转型，基于非常成熟的思考，主要是一种人文式思考，不是冲动，也不是一般的致富性思考，实际上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对自己这样一代人的发展很深刻的认识，所选择的一条可拓展、可拼搏的人生之路。”财新传媒创始人胡舒立在回忆李东的文章里写道，胡舒立的丈夫苗棣是李东的铁杆好友，“我们这代人中的多数人，其实是在这七八年中，确定一生的方向。”
当时，一家日本银行和解放军总后勤部有业务往来，双方在山东合资成立了一家租赁公司。租赁公司的业务伙伴之一是总后勤部下属的新兴公司。李东正是以新兴公司驻东京代表的身份到了日本，又通过这家日本银行联系上了东京三菱总部中国业务负责人武田胜年，进入三菱工作。
凭借三菱的平台，李东搭建起中日政商交流的大平台。他负责接待过三菱访华团，获得江泽民接见。前日本驻华公使宫本雄二是李东挚友。李东去世后，宫本雄二甚至说，“近几年来日中关系不稳定，我想这与李东辞世、我们两国之间失去一位起到纽带作用的人物是有一定影响的。”
李氏兄弟有一股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方风雷后来也选择了去美国读书。他们觉得应该用更实际一点的方式来探索改革进程。
2001年，方风雷回国，任职于海南银泰科贸公司，该公司隶属中国建设银行。方风雷因勤勉、有魄力而获得时任中国建行行长王岐山的关注。
其间，方风雷担任了中国管理科学院市场所副所长，他策划主持了中国第一个不动产证券化产品——三亚地产投资券的正式发行，还为海南省人民银行起草了《地产投资券管理办法》。
那时的海南岛是全国淘金者的“理想国”。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央加快了住房制度的改革。海南建省和特区效应得到全面释放。高峰时期，这座总人口不过655.8万的海岛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
李冰回国后也到了三亚。1998年2月，他创建了天域度假酒店集团，目前已拥有亚龙湾、长白山、五指山3个高端酒店。天域酒店实际控制人为信达资产。信达资产的设立专为承接中国建设银行的不良资产。
“92年邓小平南巡，全民经商，包括我们，回了一趟国，我已经能够嗅到当时的气氛，海南、广东已经开始做生意。美国洛杉矶没有事干，经济萧条。到了深圳，一天到晚吃，所有的餐馆都是满的，你就觉得这个地方会有大的发展。”李风先后到了日本、美国，最终选择了香港，“香港能帮助我们接触到国际，因为香港是前沿。”李风又觉得他们不像真正的生意人。他回国后给香港一家公司当顾问，成为万科董事，后来又参与互联网投资。
方风雷的突破始于一场婚礼。1992年冬，他在美国参加李冰的婚礼。在经济学家刘国光介绍下，他认识了时任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林重庚。1993年末，林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申请成立中外合资投资机构的报告”。很快，方风雷接调令北上，筹备中金公司，担任副总裁。3年后，方风雷自立门户，与高盛合资成立高盛高华。
方风雷逐渐成为中国“投资教父”，直至创办厚朴资本，他的大手笔资本运作往往震惊圈内。虽然方风雷主张投资的核心项目都与中国有关，但他也逐渐意识到，单靠一个行业、一个公司发展中国，那是不可能的。
李风想，哪怕只是提供一种可能，哪怕让一个农村孩子改变命运，他都要试一试。新校舍开建前，他向方风雷提出建一层地下室，他要建中国第一个标准的乡村芭蕾舞排练室。
2000年夏天，李风第一次来到佛罗伦萨美第奇宫殿，他被市政广场上的雕塑震惊了。他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的艺术财富会如此密集地在佛罗伦萨产生？为什么欧洲在人类近代史上贡献了如此多影响巨大的科技、政治制度和思想？为什么中国对人类没有这个级别的贡献？他开始潜心研究艺术与国家制度、社会发展的关系。“我就在想是不是人类发展跟艺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有关系，应该大力发展艺术来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李风觉得，他们的人生“受到了中国发展太多的政治运动的影响”。
也是在这一年，李王两家有了一次完美邂逅。王志刚与友人同游海南，入住天域酒店。“饭店老板盛情招呼”，王志刚没想到年逾半百后“竟在天涯海角相逢”祖籍白洋淀的一对小伙子——李东、李冰。而他自己也“因缘际会进入政府体系担任公职”。1996年，时任台湾大学国贸系主任的王志刚开始从政，担任台湾“经济部”部长。
2008年，王志刚担任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董事长，开始频繁往返于台湾、大陆。他发现大陆农村教育，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存在落后的地方。“台湾的农村较为富裕，但和大陆农村同样面临整体教育资源不足的困境，尤其在交通不便的偏远乡村、原住民部落以及离岛等地。”王志刚本人也在台湾一个教育基金会任职，他们常带孩子们搭飞机到台北市欣赏都市景观、观赏喜剧表演，在体验的过程中指导餐桌礼仪、艺术欣赏要领，“这些点滴累积下来可望发挥潜移默化作用，甚而影响孩子的一生。”
李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设想“让学生们演出《天鹅湖》中的群舞，舞台就搭在白洋淀岸边，孩子们表演谢幕后，一头扎进白洋淀湛清碧绿的水花中”。他甚至期待能组建成像维也纳、圣马可童声合唱团那样的儿童合唱团。方风雷则创办了第一个“伏羲班”，专门教授《论语》、《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经典。
经友人介绍，方风雷、李风见到了王志刚。王志刚惊讶地发现又是“祖籍白洋淀的一对小伙子”，而且“和李东先生还是兄弟”。他们相见恨晚，很快就回乡捐资助学一事达成共识。
2012年6月，李风请来了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书记关於在端村学校开设芭蕾舞班。第一堂课就是教家长们给孩子梳头。一开始家长们并不接受，但听说跳舞能让女孩子变漂亮、能嫁个好人家后，他们满意了。很快，端村学校的管弦乐、合唱、话剧、美术课程也落实了。
李氏兄弟把这块教育实验田放在一所农村小学，也是为了怀念李东。2009年，李东因病去世。方风雷希望延续大哥对端村希望小学的捐助。
玉米地里耗资3000万元的端村学校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美感。除了拥有设备先进的教学楼、科技楼、学生宿舍楼和食堂，新学校还特别建设了艺术中心，包括芭蕾舞教室、声乐教室等。
方风雷要求学校必须建图书室和医务室，聘请专职人员，让孩子们养成看书、洗手的习惯。李风则要求女生宿舍必须安装镜子，他认为仪容干净整洁是文明的第一步。
在通往理想的路上总是伴随着波折。离2015年春节还有将近两个月，学校通知李风暂停艺术课程，并禁止每周探访和艺术汇报演出。李风很生气，他想不通什么考试需要这么长时间准备，随之而来的是对艺术教学中断的担忧和对课程设置稳定性的思考。
为了推广艺术教育，李风自行投入了200万元启动资金购买乐器设备。但杯水车薪，仅每周的包车费、餐费、老师象征性的报酬几项加起来，差不多有1万元支出。一年总支出最少也在50万元左右。
2013年李风成立了荷风艺术基金会，希望通过公益劝募的方式获得资金支持。他甚至参加了凤凰卫视《公益中国》，和另外一个公益组织争夺10万元奖金。他每周都会从北京包车拉上一批人去端村学校参观。艺术实验也已经从端村复制到了北京房山和安徽肥西。他筹划未来3-5年在每个省会建立一所乡村艺术学校。
让李风欣慰的是，艺术已经潜移默化影响了端村的生活：村里响起了优雅的琴声，女孩子爱照镜子了，家长也开始讨论艺术教育。
开春了，端村学校的芭蕾舞如期而至。李风规划着今年要开设一个初中班，为毕业的孩子们继续提供艺术教学。为此，他必须在短时间内解决场地、师资、资金问题，并获得学校和当地政府的支持。
退休后的王志刚重返民营企业，担任中国信托创业投资公司董事长。近几年，他与方风雷每年都会见几次面，他说，方的学识和阅历让他获益良多。
时过境迁，两家祖辈所坚信的理念并没有阻碍后辈成为朋友，他们互相见证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也终将等来历史评说。而端村，既是这两个家族的原点，也是他们的乌托邦世界。
生于1943年的王志刚6岁到了台湾，曾官至台湾“经济部”部长、国民党中常委、世贸中心董事长。“在台湾听到了白洋淀普通话！”李风很兴奋，而他的二哥则是中国的“投资教父”，他们是标准的红色家族。
这次会面后，李王两家决定回家乡白洋淀端村投资修学。80年前，他们的祖辈先后投身国共两党，成为政治上的生死对手。如今，时代洪流带走了历史阵痛，也让相隔海峡的两家后代最终坐在了一起。
王氏家族：民国将星辈出
2010年盛夏，王志刚第一次返乡。此前，他和父亲从未回过家乡，而他的爷爷王余庆是第一个走出端村的大人物。
端村坐落在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白洋淀畔，距北京140多公里。白洋淀曾是华北地区水路交通要道。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明成祖年间，明廷从湖北地区向白洋淀调迁了一支屯兵。他们屯田筑城，防卫河道安全，端村日渐成型，后来更成为大清河沿岸重要的漕运支点。几百年间，端村人以漕运船工为营生，许多人也借助便利的水道到保定、天津去闯荡、落户。
1904年，王余庆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这是一所专为清廷陆军部培养新军军官的学校。因为是北洋系的权力重镇，冯国璋、段祺瑞都曾先后担任陆军速成学堂督办。王余庆的4个弟弟也先后考入这所学校。“安新王氏五兄弟”的传奇还受到过冯国璋、段祺瑞等人关注。
李家发迹源于爷爷李鹤苓。1923年，中国共产党在白洋淀地区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淀区第一个党支部在北冯村成立。因为早年间到过北京当学徒工，李鹤苓也算见多识广、思想开明，他是白洋淀地区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人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又成为传奇的雁翎队队长。
李鹤苓的儿子李景芝与同村许多年轻人一起，在中共地下党员的介绍下参加了游击战争培训班，成为抗日骨干，后来担任了安新县南区抗日后援会主任、北区区委书记等职。为了避免牵连族人，进行地下革命工作的李景芝改名为方线。1939年，方线被调入中共北方分局秘书处工作，归姚依林直接领导。
延安是方家的重要转折点。1943年，方线被选送到中央党校学习两年半。在这期间，他的文艺天分得到了充分发挥。他自小就是一个戏迷，早年在北京半工半读时就常去广和楼跑堂打杂，为的就是能听戏。延安期间，方线主演的《屈原》和《打渔杀家》等戏剧吸引了毛泽东前往观看。
这一年，王志刚在北京出生。端村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地理概念。4年后，方线的长子方立功在革命根据地冀中河间出生。两年后，王家去了台湾，方家则响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去了湖南。
新中国成立后，方线很快被调到北京，出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党委书记，后经机构调整，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院，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国防工业设计机构。
红色年代
方线浓厚的艺术细胞遗传给了子女们。方立功常常看戏，有时还参演一些跑龙套戏码。在那个文艺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年代，他从戏里学会了成人看待社会、思考问题的方式。他天然地对政治感兴趣。文艺是他们当时最主要的表达方式和情感寄托。
方立功注定是一个大人物。1966年，政治形势风起云涌，清华附中骆小海振臂一呼，红卫兵组织应声落地。7月1日，方立功成立了66中红卫兵组织，并迅速在宣武区扩大红卫兵组织，与“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陈小鲁、孔丹、秦晓等红二代齐名。
方立功成了这个历史舞台的主角之一。他曾意气风发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受毛泽东接见；他带头夺了胡耀邦的权，又因反对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被定性为“修正主义红卫兵”，锒铛入狱。他带领的红卫兵组织也曾抄过别人的家，但在对待老干部问题上，他的基本立场是“保”。他保护了66中校长和胡耀邦等人，这为他后来的发展赢得了极大的人脉资本。
此刻的方家风雨飘摇，方线也天天被批斗。海峡对岸的王家很难知道同村另外一个显赫家族的命运，王志刚在台湾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准备赴美攻读博士学位。 8个月的牢狱之灾，方立功一天只吃两个窝头，还常被恐吓。出狱后，他又遭到66中革命团体“追杀”，不得不四处躲藏。1967年的全国“大串连”中，他换用“李东”这个名字。弟弟李风觉得“这是一种讽刺”。父亲因为参加革命工作改姓“方”，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被当作一种“罪”，他们只得改回姓“李”。方友苏改为“李冰”，方卫平改为“李风”。
串连回来的李东再次遭到批斗。他连夜逃回老家。白洋淀给了他暂时的宁静和实现抱负的可能性。一年后，他号召一批知识青年前往端村。在那里，他们每天干农活、练拳脚、在淀子里游泳，下雨就到芦苇荡里划船高歌。
1970年秋天，方风雷决定跟随大哥李东弃农从军。方风雷是李东最忠实的追随者。为了给大哥平反，方风雷曾在人民日报社门口贴大字报，反对陈伯达，为此受到打压。和其他兄弟不同，方风雷一直保留着大哥给他改的名字（取义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和毛泽东“五洲震荡风雷激”）。
随后4年，李东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高度关注。他给朋友们写信大谈时局与政治问题。其中一些信件在传抄过程中被呈送至总政保卫部和中央文革小组。这导致他再次入狱，直到“四人帮”倒台。
当时，李家与王家并未有过多个人层面的交往，仅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并不是非常清楚对方在干什么”。
风雷激荡的岁月
修建学校的执行工作落到了李风和方风雷肩上。“为什么今天要针对乡村，因为他们的小时候就是我们的小时候。”李风每周都要回端村。新的端村学校合并了原来的3所老旧小学，并以中国传统国学和西方古典艺术为特色。这种中西结合的思路一直伴随李氏兄弟的人生抉择。
“文革”结束后，李东得到了华国锋亲自批复的平反文件，被调入北京军区装甲兵六师文艺宣传队。方风雷、李风也分别考取了中山大学和人民大学。
李东很快获得认可，被选入北京军区组织的红四方面军战史写作组。“我11岁到21岁的时候正好经历文化大革命，正是一个人开启知识学习大门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国家、社会、发展、历史、政治这些大的命题普遍感兴趣。”李风觉得，就像历史宿命一样，“思考中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从一开始怀疑到不解，后来思考，都是社会性的问题。国家的动乱导致我们整个发展都很混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普遍上文科。”李氏三兄弟同样关心“国家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某种意义上讲，是国家命运的跌宕导致你不得不去关心这些问题。”
在此期间，李风受到王岐山赏识。他所写的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的论文最终摆在了时任总理的办公室。“当时在农村要不要发展工业是个很大的争议，王岐山就说我给你所有的经费，你去写，我就带着3个人在南方、北方走了两个多月时间。我们写的这篇，最后压缩成3000字的文章送到总理的办公室。”这是他们的时代特征，历史选择他们参与和实践社会改革进程。
毕业后，方风雷、李冰、李风分别被分配至外经贸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李东在军队系统也受到重用，从北京军区调入总参谋部。
在海峡的另一端，端村的另一位后人王志刚也从美国回到台湾大学任教。他思维敏锐、口才极佳。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台湾商界的中坚力量，包括富士康的郭台铭、大润发的尹衍梁、宏碁的施振荣等。
80年代初，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恢复高考的这一代人在完成学业后重新进入社会。“我考进人民大学的时候23岁，很费劲地考进去，毕业的时候27岁了。”李风有一种紧迫感，“1982年参加工作，虽然改革已经开始了，（但）对我们而言，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先进国家学习，我们看出来了，改革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
“那时候国内的各种控制很严，包括在经济上转型才刚刚开始。在当时的环境下，做不出什么事来，基本上就是在单位里待着，那些按部就班的工作，做得确实也没什么意思。”李冰是个实干家。
李东则有更深的谋略。他建议妻子刘雁平去日本。而仅出于对李东判断力的信任，刘雁平、李冰、李风先后辞去公职，东渡日本。
“二哥（方风雷）比较喜欢从政，就顺着经贸部系统到了河南。”李风说他自己想去了解这个世界，“看看先进国家是怎么发展的”，“你会想到国家大事，会想到人类命运。”
河南是方风雷的转折点。1984年，32岁的方风雷调至河南省经贸厅，他和“京城四君子”学者中的黄江南、朱嘉明以及建业地产董事长胡葆森成为好友。彼时，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和王岐山等人是改革的热心推动者和实践者。1984年莫干山会议正是由他们推动。
之后，方风雷受命整合河南省外贸总公司，当时外贸改革的试点之一。他还是外贸体制改革小组成员，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方案设计和早期筹备。
1986年，40岁的李东放弃副师级的待遇和军内大好前程，复员东渡日本。
“他选择出国，选择这个风险极高的人生再转型，基于非常成熟的思考，主要是一种人文式思考，不是冲动，也不是一般的致富性思考，实际上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对自己这样一代人的发展很深刻的认识，所选择的一条可拓展、可拼搏的人生之路。”财新传媒创始人胡舒立在回忆李东的文章里写道，胡舒立的丈夫苗棣是李东的铁杆好友，“我们这代人中的多数人，其实是在这七八年中，确定一生的方向。”
当时，一家日本银行和解放军总后勤部有业务往来，双方在山东合资成立了一家租赁公司。租赁公司的业务伙伴之一是总后勤部下属的新兴公司。李东正是以新兴公司驻东京代表的身份到了日本，又通过这家日本银行联系上了东京三菱总部中国业务负责人武田胜年，进入三菱工作。
凭借三菱的平台，李东搭建起中日政商交流的大平台。他负责接待过三菱访华团，获得江泽民接见。前日本驻华公使宫本雄二是李东挚友。李东去世后，宫本雄二甚至说，“近几年来日中关系不稳定，我想这与李东辞世、我们两国之间失去一位起到纽带作用的人物是有一定影响的。”
全民经商
李氏兄弟有一股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方风雷后来也选择了去美国读书。他们觉得应该用更实际一点的方式来探索改革进程。
2001年，方风雷回国，任职于海南银泰科贸公司，该公司隶属中国建设银行。方风雷因勤勉、有魄力而获得时任中国建行行长王岐山的关注。
其间，方风雷担任了中国管理科学院市场所副所长，他策划主持了中国第一个不动产证券化产品——三亚地产投资券的正式发行，还为海南省人民银行起草了《地产投资券管理办法》。
那时的海南岛是全国淘金者的“理想国”。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央加快了住房制度的改革。海南建省和特区效应得到全面释放。高峰时期，这座总人口不过655.8万的海岛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
李冰回国后也到了三亚。1998年2月，他创建了天域度假酒店集团，目前已拥有亚龙湾、长白山、五指山3个高端酒店。天域酒店实际控制人为信达资产。信达资产的设立专为承接中国建设银行的不良资产。
“92年邓小平南巡，全民经商，包括我们，回了一趟国，我已经能够嗅到当时的气氛，海南、广东已经开始做生意。美国洛杉矶没有事干，经济萧条。到了深圳，一天到晚吃，所有的餐馆都是满的，你就觉得这个地方会有大的发展。”李风先后到了日本、美国，最终选择了香港，“香港能帮助我们接触到国际，因为香港是前沿。”李风又觉得他们不像真正的生意人。他回国后给香港一家公司当顾问，成为万科董事，后来又参与互联网投资。
方风雷的突破始于一场婚礼。1992年冬，他在美国参加李冰的婚礼。在经济学家刘国光介绍下，他认识了时任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林重庚。1993年末，林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申请成立中外合资投资机构的报告”。很快，方风雷接调令北上，筹备中金公司，担任副总裁。3年后，方风雷自立门户，与高盛合资成立高盛高华。
方风雷逐渐成为中国“投资教父”，直至创办厚朴资本，他的大手笔资本运作往往震惊圈内。虽然方风雷主张投资的核心项目都与中国有关，但他也逐渐意识到，单靠一个行业、一个公司发展中国，那是不可能的。
教育实验
李风想，哪怕只是提供一种可能，哪怕让一个农村孩子改变命运，他都要试一试。新校舍开建前，他向方风雷提出建一层地下室，他要建中国第一个标准的乡村芭蕾舞排练室。
2000年夏天，李风第一次来到佛罗伦萨美第奇宫殿，他被市政广场上的雕塑震惊了。他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的艺术财富会如此密集地在佛罗伦萨产生？为什么欧洲在人类近代史上贡献了如此多影响巨大的科技、政治制度和思想？为什么中国对人类没有这个级别的贡献？他开始潜心研究艺术与国家制度、社会发展的关系。“我就在想是不是人类发展跟艺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有关系，应该大力发展艺术来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李风觉得，他们的人生“受到了中国发展太多的政治运动的影响”。
也是在这一年，李王两家有了一次完美邂逅。王志刚与友人同游海南，入住天域酒店。“饭店老板盛情招呼”，王志刚没想到年逾半百后“竟在天涯海角相逢”祖籍白洋淀的一对小伙子——李东、李冰。而他自己也“因缘际会进入政府体系担任公职”。1996年，时任台湾大学国贸系主任的王志刚开始从政，担任台湾“经济部”部长。
2008年，王志刚担任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董事长，开始频繁往返于台湾、大陆。他发现大陆农村教育，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存在落后的地方。“台湾的农村较为富裕，但和大陆农村同样面临整体教育资源不足的困境，尤其在交通不便的偏远乡村、原住民部落以及离岛等地。”王志刚本人也在台湾一个教育基金会任职，他们常带孩子们搭飞机到台北市欣赏都市景观、观赏喜剧表演，在体验的过程中指导餐桌礼仪、艺术欣赏要领，“这些点滴累积下来可望发挥潜移默化作用，甚而影响孩子的一生。”
李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设想“让学生们演出《天鹅湖》中的群舞，舞台就搭在白洋淀岸边，孩子们表演谢幕后，一头扎进白洋淀湛清碧绿的水花中”。他甚至期待能组建成像维也纳、圣马可童声合唱团那样的儿童合唱团。方风雷则创办了第一个“伏羲班”，专门教授《论语》、《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经典。
经友人介绍，方风雷、李风见到了王志刚。王志刚惊讶地发现又是“祖籍白洋淀的一对小伙子”，而且“和李东先生还是兄弟”。他们相见恨晚，很快就回乡捐资助学一事达成共识。
2012年6月，李风请来了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书记关於在端村学校开设芭蕾舞班。第一堂课就是教家长们给孩子梳头。一开始家长们并不接受，但听说跳舞能让女孩子变漂亮、能嫁个好人家后，他们满意了。很快，端村学校的管弦乐、合唱、话剧、美术课程也落实了。
李氏兄弟把这块教育实验田放在一所农村小学，也是为了怀念李东。2009年，李东因病去世。方风雷希望延续大哥对端村希望小学的捐助。
玉米地里耗资3000万元的端村学校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美感。除了拥有设备先进的教学楼、科技楼、学生宿舍楼和食堂，新学校还特别建设了艺术中心，包括芭蕾舞教室、声乐教室等。
方风雷要求学校必须建图书室和医务室，聘请专职人员，让孩子们养成看书、洗手的习惯。李风则要求女生宿舍必须安装镜子，他认为仪容干净整洁是文明的第一步。
在通往理想的路上总是伴随着波折。离2015年春节还有将近两个月，学校通知李风暂停艺术课程，并禁止每周探访和艺术汇报演出。李风很生气，他想不通什么考试需要这么长时间准备，随之而来的是对艺术教学中断的担忧和对课程设置稳定性的思考。
为了推广艺术教育，李风自行投入了200万元启动资金购买乐器设备。但杯水车薪，仅每周的包车费、餐费、老师象征性的报酬几项加起来，差不多有1万元支出。一年总支出最少也在50万元左右。
2013年李风成立了荷风艺术基金会，希望通过公益劝募的方式获得资金支持。他甚至参加了凤凰卫视《公益中国》，和另外一个公益组织争夺10万元奖金。他每周都会从北京包车拉上一批人去端村学校参观。艺术实验也已经从端村复制到了北京房山和安徽肥西。他筹划未来3-5年在每个省会建立一所乡村艺术学校。
让李风欣慰的是，艺术已经潜移默化影响了端村的生活：村里响起了优雅的琴声，女孩子爱照镜子了，家长也开始讨论艺术教育。
开春了，端村学校的芭蕾舞如期而至。李风规划着今年要开设一个初中班，为毕业的孩子们继续提供艺术教学。为此，他必须在短时间内解决场地、师资、资金问题，并获得学校和当地政府的支持。
退休后的王志刚重返民营企业，担任中国信托创业投资公司董事长。近几年，他与方风雷每年都会见几次面，他说，方的学识和阅历让他获益良多。
时过境迁，两家祖辈所坚信的理念并没有阻碍后辈成为朋友，他们互相见证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也终将等来历史评说。而端村，既是这两个家族的原点，也是他们的乌托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