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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由英国牛津大学沃特维克（Steven Vertovec）教授领衔，以牛津大学人类学系和地理学系为主，开展了一个大型的“跨国族群研究项目（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Programme）”，该项目获得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会总计达三百八十万英镑的资助。在那之后五年多时间内，在该项目下先后设立了十七个子项目，分别就移民的途径、经济、政治及社会文化四个领域研究跨国族群问题。由牛津大学彭轲博士（Frank Pieke）主持的“在中国之世界体系的边缘：欧洲的福州人”，即为子项目之一。二○○四年夏，项目的最终成果《跨国华人：福建移民在欧洲》一书正式出版（以下简称《跨国华人》），向我们展示了此项研究所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在全球愈演愈烈的移民大潮中，与中国人相关并且轰动媒体的多起“偷渡”事件，似乎都与“福建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九三年六月六日，在意外搁浅于美国纽约港外的“金色冒险号”货轮上躲藏着二百八十六名试图无证进入美国的福建人，其中有十人在试图泅水进入美国时不幸溺水身亡。一九九九年夏，短短两个多月内，在加拿大卑诗省海岸外，先后发现四艘船共运载五百九十九名试图无证进入加拿大的中国人，他们几乎都来自福建。二○○○年六月十八日深夜，当一辆货柜车通过英国多佛港海关时，海关官员发现在封闭的货柜内竟然有五十八人因窒息毙命，他们也是福建人。二○○四年二月五日，在英国莫克姆海湾又有二十一名拾贝者不幸遇难，其中至少十七人来自福建……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国际上相关国家从传媒、政界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几乎每出一桩事件，相关国家的传媒都有连篇累牍的报道，随之，相关研究专著也陆续问世。在中国本土，除了剖析福建人偷渡现象产生的原因、影响及对策的专题论文外，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一批纪实性文学作品，如刘宁荣著《中国人蛇潮》（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杨初著《偷渡者群落》（经济日报出版社二○○○年版）等。在国外，也有一批英语论著相继问世，其中引用率较高者包括：美国华裔学者邝治中（Peter Kwong）的《被禁止工作的工人：非法中国移民与美国劳工》（Forbidden Workers:Illegal Chinese Immigrants and American Labor,New York:New Press,1997），由P.J.Smith主编的论文集《人口走私：中国移民偷渡及其对美国移民传统的挑战》（Human Smuggling: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s Immigration Tradition,Washington,D.C.: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7），美国华裔学者陈国霖（Ko-Lin Chin）的《偷渡进入美国的中国人》（Smuggled Chinese:Clandestin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9）。以上著述基本都是以二十世纪末叶利用非正常途径进入北美的福建人为主要研究对象。
《跨国华人》一书虽然关注的也是当代跨国迁移的“福建人”，但它所关注的迁移链条则是在中国的福建与欧洲之间。中国人移民欧洲的历史与东南亚及北美有较大差异。自二十世纪初以来陆续移民欧洲的中国人，基本隶属于三大地域集团：一是浙江人，二是广东及香港人，三是从欧洲前殖民地（如印尼、越南、老挝、柬埔寨、苏里南等国）移居欧洲的华人华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欧洲华人仅有万人左右，六十年代中期突破五万，七十年代中期突破三十万，九十年代后猛增到上百万。进入九十年代后期，来自福建的新移民，由于与前述各类“非正常迁移”密切关联，故而迅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跨国福建人”项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正式立项并开始在欧洲及中国福建多地点的同步研究。
此书特点之一是在移出地和移入地两端进行了循环往复、多地点、多层次、多群体的田野调查。项目的田野调查历时三年。在移出地方面，研究者最初方案所关注的仅仅是“福州人”，即讲福州方言的移民群体，在地域上以隶属于福州地区的福清人为主。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尤其是经匈牙利学者和匿名福建学者的共同建议，又增加了对位于福建内陆山区的明溪县的调查。福清是具有数百年移民史的“老侨乡”，而明溪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兴起的新移民区，并自誉为“福建旅欧第一县”。如此选择，使项目主题由“福州人”改为“福建人”，进而形成了对福建新老移民区之移民潮进行比较的“福建人”研究。作者对于移入国的选择，则基于如下考虑：虽然每个欧洲国家在移民政策上互有差异，但英国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西北欧国家的移民政策走向，意大利可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而吸引了大批新移民之南欧国家的代表，匈牙利则为东欧剧变后凸显的新移民国。因此，对英、意、匈三国的调查与分析，基本可以折射当今欧洲所面临移民问题的全貌。按照课题的规划，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基本在各自所熟悉的国度进行实地调研，这就为跨越欧洲不同国家的语言障碍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可能充分利用各国的文献资料，并进行必要的深入访谈。
作者认为，当今福建人朝向欧洲的跨国迁移，不能仅仅从福建自身去寻找原因，而必须将其置于当今中国与欧洲乃至世界性形势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解读，其论证有三。第一，中国的对外开放直接推动了福建人的对外迁移，改革使福建与台湾地区、与海外华人的关系迅速凸显，伴随着台湾省及外资的大量投入及对外贸易的大幅度上升，人口也相应大规模地内外流动。第二，欧盟自身的内部整合与对外扩展，拓宽了福建人跨国流动的领域。具体而言，当南欧国家从人口净外移国转变为净移入国后，外来移民较易落户南欧，而后，通过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移民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穿越欧洲大陆寻找机会。因此，欧洲中国人长期形成的生存模式在今天更为明显，即不断地从少数几个中心大城市（如伦敦、巴黎及荷兰西部）向边远地区扩散，去寻找尚未被其他中国人发现的机会、市场及工作。第三，苏东解体后边界重构给中国移民提供了特殊的机会，来自中国的商人、投资者、工人和农民及时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殊机遇，进入东欧谋求发展，接着又从东欧向南欧、西欧、北欧流动。正是在如此诸多因素的交相作用下，时至二十世纪末，从东欧的莫斯科到西欧的都柏林、南欧的里斯本，中国移民的足迹遍布全欧。
作者们摒弃了此前一些著述在“偷渡”事件上惯用的猎奇式的写作笔法，以相对客观的立场剖析“福建移民”问题。该书四位署名作者均为欧洲人，尽管当今欧洲各主要国家反移民思潮呈现不断上升的势头，作者们却一致认为：移民进入那些国家的重要诱因是他们为移入国所需要，是因为移入国能够为他们提供务工谋生挣钱的机会。以英国为例。英国虽然从来没有宣布过自己是移民国家，但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已经实施过若干次大赦政策，接纳了大批来自加勒比、印度次大陆、非洲、东南亚及中国香港的移民。据二○○一年的估计，英国31%的医生、13%的护士是移民，英国外卖餐馆的70%由移民开设。由于没有正式的移民政策，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只能通过申请“难民”的途径在英国谋生。因为，根据英国的难民申请程序，从递交申请到最后结案，平均需要十三个月，而难民申请人抵达英国六个月后即可申请工作准证，并领取一定的生活补贴，这就为那些不能合法进入英国的各类移民提供了一个“曲线移民”的途径。据大伦敦当局二○○一年估计，当年大伦敦的难民申请人大约在35.2万至43.2万人之间，达到本地人口的5%，他们大多进入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有鉴于此，作者进一步指出，无论福建移民的迁移行为是否合法，因其进入移居地后几乎都立刻进入工作领域，而且主要集中于移入国的建筑、制衣、餐饮、零售等低收入、低保障的非正规经济领域，因此，客观后果是对移出及移入地双方经济都做出了贡献。
作者在深入调查与充分剖析的基础上提出：“到欧洲拼搏赚钱”是促使他们前往欧洲的压倒一切的动机。在做出移民决定的过程中，他们对于迁移成本，迁移途中可能遇到的危险，就业的可能性与报酬，以及获得合法居留的机会都有所了解。因此，就总体而言，福建移民并非完全是走私犯手下被动、无助、倒霉的牺牲品，不是受到本土政治迫害的逃亡者，也不是为了去享受欧洲社会的丰厚福利，他们是“一群希望靠自身的力量寻找就业机会、赚钱致富的移民”。作者进而指出：如果采取高压手段将移民商务推向地下，只会增加移民的风险及非正常移民所承受的债务。
对于“蛇头”，相关研究者也进行了认真、谨慎的调查与剖析。作者的主要观点是：福建移民潮是综合性的社会、文化、政治现象，绝非仅仅因“蛇头”单一因素所致。而且，所谓“蛇头”其实就是移民的中介商，其中不乏专业人士，甚至包括受人尊敬的本地或海外社团的领袖人物。更重要的是，作者们还注意到了那些所谓的“律师”在当今弥漫全球的非正规移民潮中的作用。作者认为，一些道貌岸然的律师在“非法移民潮”中所扮演的角色，较之那些为了赚钱改变命运的“偷渡者”，更应当受到谴责。如果说，“偷渡者”非法跨越边境是触犯了法律，那么，他们在进入移居国后，则基本靠出卖自己的体力挣钱，成为受非法盘剥的劳动者。反之，某些“移民律师”却是知法“玩”法，靠为希望获得居留权的“顾客们”编造“受迫害的故事”，玩弄法律于股掌之间，从“偷渡者”辛苦挣得的血汗钱中再捞上一大笔。正是在对“移民律师”这一过往研究中不太为人关注、但实际上却是移民潮关键人物进行深入剖析的层面上，作者所表现出的对于福建移民的同情和理解，与既往著述形成了明显的差异，给人印象深刻。
作者们对于欧洲国家一些移民官员在移民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官僚作风、腐败行为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以匈牙利为例，移民政策朝令夕改，随意性强，令那些对匈牙利了解有限的外国移民们无所适从。按政府规定，匈牙利欢迎投资移民，外国投资者向匈牙利投入一定资金后，即可获得“老板居留”。由于匈牙利对投资额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在九十年代初的短短数年内，在匈牙利正式注册登记的中国公司达上万家，总投资额为一点二亿美元，平均每一公司投资一千二百美元，数万人因此获得居留权。由于其中一些公司只是徒有虚名，匈牙利政府决定对这些公司进行清查。然而，在清查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警察借机索贿受贿的事件。书中提及这样一个十分极端的个案：警察“发现”一位“老板”在电脑上打字，即以其从事“不是老板的工作”而威胁要吊销其居留权，结果“老板”只能“花钱消灾”。由于担心遭遇诸如此类的任意惩罚，一些移民只好向一些有权有势的匈牙利官员寻求保护，后者则从中收取高额保护费。因此，移民操作中的违规混乱现象，欧洲当地国政府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全书乃至整个研究课题的点睛之笔，在书的结论部分。作者超越围绕着福建移民“非正常迁移”的事实性追溯，就“移民政治”的深层意义展开理论探讨，提出了“跨国华人”与“中国的全球化”两大概念，并试图在“中国的全球化”的大框架下，以“跨国的福建人”为例，解读“跨国华人”的政治含义。作者提出：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地方社群，乃至阶级、种族、性别、家庭都在重新定位，从“跨国华人”角度切入对于“中国全球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研究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如何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并影响世界，同时，还需要探讨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国家政权、中国的地方政府、中国移民的接收国、海外华人富豪、海外华人社团以及各类中介机构，如何试图从不同层面左右“中国全球化”的进程。作者认为，当今的全球化是“多元、多中心”的全球化，而以“断裂、不连贯、多中心”为特点的“中国全球化”是为其中重要的一元。人口的流动是全球化时代商品、资金、观念、文化跨国流动的基本载体，要想对“中国的全球化”进行控制，就必须对人口的流动进行控制。在当今世界上，中国商品、中国资本以及由中国移民带往全球各地的“中国文化”相互交织，越来越鲜明地彰显着“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中国的全球化”，说到底，是一个具有政治导向的进程，面对这一进程，任何一个机构或群体（无论其多么强有力），都无法对其进行全面控制。结论部分的字里行间，显然潜藏着作者对于中国人走向世界可能带来深远影响的隐忧，并寄望于西方国家相关机构对此未雨绸缪。
（Frank Pieke,Transnational Chinese:Fujianese Migrants in Europ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在全球愈演愈烈的移民大潮中，与中国人相关并且轰动媒体的多起“偷渡”事件，似乎都与“福建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九三年六月六日，在意外搁浅于美国纽约港外的“金色冒险号”货轮上躲藏着二百八十六名试图无证进入美国的福建人，其中有十人在试图泅水进入美国时不幸溺水身亡。一九九九年夏，短短两个多月内，在加拿大卑诗省海岸外，先后发现四艘船共运载五百九十九名试图无证进入加拿大的中国人，他们几乎都来自福建。二○○○年六月十八日深夜，当一辆货柜车通过英国多佛港海关时，海关官员发现在封闭的货柜内竟然有五十八人因窒息毙命，他们也是福建人。二○○四年二月五日，在英国莫克姆海湾又有二十一名拾贝者不幸遇难，其中至少十七人来自福建……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国际上相关国家从传媒、政界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几乎每出一桩事件，相关国家的传媒都有连篇累牍的报道，随之，相关研究专著也陆续问世。在中国本土，除了剖析福建人偷渡现象产生的原因、影响及对策的专题论文外，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一批纪实性文学作品，如刘宁荣著《中国人蛇潮》（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杨初著《偷渡者群落》（经济日报出版社二○○○年版）等。在国外，也有一批英语论著相继问世，其中引用率较高者包括：美国华裔学者邝治中（Peter Kwong）的《被禁止工作的工人：非法中国移民与美国劳工》（Forbidden Workers:Illegal Chinese Immigrants and American Labor,New York:New Press,1997），由P.J.Smith主编的论文集《人口走私：中国移民偷渡及其对美国移民传统的挑战》（Human Smuggling: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s Immigration Tradition,Washington,D.C.: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7），美国华裔学者陈国霖（Ko-Lin Chin）的《偷渡进入美国的中国人》（Smuggled Chinese:Clandestin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9）。以上著述基本都是以二十世纪末叶利用非正常途径进入北美的福建人为主要研究对象。
《跨国华人》一书虽然关注的也是当代跨国迁移的“福建人”，但它所关注的迁移链条则是在中国的福建与欧洲之间。中国人移民欧洲的历史与东南亚及北美有较大差异。自二十世纪初以来陆续移民欧洲的中国人，基本隶属于三大地域集团：一是浙江人，二是广东及香港人，三是从欧洲前殖民地（如印尼、越南、老挝、柬埔寨、苏里南等国）移居欧洲的华人华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欧洲华人仅有万人左右，六十年代中期突破五万，七十年代中期突破三十万，九十年代后猛增到上百万。进入九十年代后期，来自福建的新移民，由于与前述各类“非正常迁移”密切关联，故而迅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跨国福建人”项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正式立项并开始在欧洲及中国福建多地点的同步研究。
此书特点之一是在移出地和移入地两端进行了循环往复、多地点、多层次、多群体的田野调查。项目的田野调查历时三年。在移出地方面，研究者最初方案所关注的仅仅是“福州人”，即讲福州方言的移民群体，在地域上以隶属于福州地区的福清人为主。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尤其是经匈牙利学者和匿名福建学者的共同建议，又增加了对位于福建内陆山区的明溪县的调查。福清是具有数百年移民史的“老侨乡”，而明溪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兴起的新移民区，并自誉为“福建旅欧第一县”。如此选择，使项目主题由“福州人”改为“福建人”，进而形成了对福建新老移民区之移民潮进行比较的“福建人”研究。作者对于移入国的选择，则基于如下考虑：虽然每个欧洲国家在移民政策上互有差异，但英国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西北欧国家的移民政策走向，意大利可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而吸引了大批新移民之南欧国家的代表，匈牙利则为东欧剧变后凸显的新移民国。因此，对英、意、匈三国的调查与分析，基本可以折射当今欧洲所面临移民问题的全貌。按照课题的规划，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基本在各自所熟悉的国度进行实地调研，这就为跨越欧洲不同国家的语言障碍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可能充分利用各国的文献资料，并进行必要的深入访谈。
作者认为，当今福建人朝向欧洲的跨国迁移，不能仅仅从福建自身去寻找原因，而必须将其置于当今中国与欧洲乃至世界性形势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解读，其论证有三。第一，中国的对外开放直接推动了福建人的对外迁移，改革使福建与台湾地区、与海外华人的关系迅速凸显，伴随着台湾省及外资的大量投入及对外贸易的大幅度上升，人口也相应大规模地内外流动。第二，欧盟自身的内部整合与对外扩展，拓宽了福建人跨国流动的领域。具体而言，当南欧国家从人口净外移国转变为净移入国后，外来移民较易落户南欧，而后，通过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移民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穿越欧洲大陆寻找机会。因此，欧洲中国人长期形成的生存模式在今天更为明显，即不断地从少数几个中心大城市（如伦敦、巴黎及荷兰西部）向边远地区扩散，去寻找尚未被其他中国人发现的机会、市场及工作。第三，苏东解体后边界重构给中国移民提供了特殊的机会，来自中国的商人、投资者、工人和农民及时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殊机遇，进入东欧谋求发展，接着又从东欧向南欧、西欧、北欧流动。正是在如此诸多因素的交相作用下，时至二十世纪末，从东欧的莫斯科到西欧的都柏林、南欧的里斯本，中国移民的足迹遍布全欧。
作者们摒弃了此前一些著述在“偷渡”事件上惯用的猎奇式的写作笔法，以相对客观的立场剖析“福建移民”问题。该书四位署名作者均为欧洲人，尽管当今欧洲各主要国家反移民思潮呈现不断上升的势头，作者们却一致认为：移民进入那些国家的重要诱因是他们为移入国所需要，是因为移入国能够为他们提供务工谋生挣钱的机会。以英国为例。英国虽然从来没有宣布过自己是移民国家，但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已经实施过若干次大赦政策，接纳了大批来自加勒比、印度次大陆、非洲、东南亚及中国香港的移民。据二○○一年的估计，英国31%的医生、13%的护士是移民，英国外卖餐馆的70%由移民开设。由于没有正式的移民政策，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只能通过申请“难民”的途径在英国谋生。因为，根据英国的难民申请程序，从递交申请到最后结案，平均需要十三个月，而难民申请人抵达英国六个月后即可申请工作准证，并领取一定的生活补贴，这就为那些不能合法进入英国的各类移民提供了一个“曲线移民”的途径。据大伦敦当局二○○一年估计，当年大伦敦的难民申请人大约在35.2万至43.2万人之间，达到本地人口的5%，他们大多进入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有鉴于此，作者进一步指出，无论福建移民的迁移行为是否合法，因其进入移居地后几乎都立刻进入工作领域，而且主要集中于移入国的建筑、制衣、餐饮、零售等低收入、低保障的非正规经济领域，因此，客观后果是对移出及移入地双方经济都做出了贡献。
作者在深入调查与充分剖析的基础上提出：“到欧洲拼搏赚钱”是促使他们前往欧洲的压倒一切的动机。在做出移民决定的过程中，他们对于迁移成本，迁移途中可能遇到的危险，就业的可能性与报酬，以及获得合法居留的机会都有所了解。因此，就总体而言，福建移民并非完全是走私犯手下被动、无助、倒霉的牺牲品，不是受到本土政治迫害的逃亡者，也不是为了去享受欧洲社会的丰厚福利，他们是“一群希望靠自身的力量寻找就业机会、赚钱致富的移民”。作者进而指出：如果采取高压手段将移民商务推向地下，只会增加移民的风险及非正常移民所承受的债务。
对于“蛇头”，相关研究者也进行了认真、谨慎的调查与剖析。作者的主要观点是：福建移民潮是综合性的社会、文化、政治现象，绝非仅仅因“蛇头”单一因素所致。而且，所谓“蛇头”其实就是移民的中介商，其中不乏专业人士，甚至包括受人尊敬的本地或海外社团的领袖人物。更重要的是，作者们还注意到了那些所谓的“律师”在当今弥漫全球的非正规移民潮中的作用。作者认为，一些道貌岸然的律师在“非法移民潮”中所扮演的角色，较之那些为了赚钱改变命运的“偷渡者”，更应当受到谴责。如果说，“偷渡者”非法跨越边境是触犯了法律，那么，他们在进入移居国后，则基本靠出卖自己的体力挣钱，成为受非法盘剥的劳动者。反之，某些“移民律师”却是知法“玩”法，靠为希望获得居留权的“顾客们”编造“受迫害的故事”，玩弄法律于股掌之间，从“偷渡者”辛苦挣得的血汗钱中再捞上一大笔。正是在对“移民律师”这一过往研究中不太为人关注、但实际上却是移民潮关键人物进行深入剖析的层面上，作者所表现出的对于福建移民的同情和理解，与既往著述形成了明显的差异，给人印象深刻。
作者们对于欧洲国家一些移民官员在移民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官僚作风、腐败行为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以匈牙利为例，移民政策朝令夕改，随意性强，令那些对匈牙利了解有限的外国移民们无所适从。按政府规定，匈牙利欢迎投资移民，外国投资者向匈牙利投入一定资金后，即可获得“老板居留”。由于匈牙利对投资额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在九十年代初的短短数年内，在匈牙利正式注册登记的中国公司达上万家，总投资额为一点二亿美元，平均每一公司投资一千二百美元，数万人因此获得居留权。由于其中一些公司只是徒有虚名，匈牙利政府决定对这些公司进行清查。然而，在清查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警察借机索贿受贿的事件。书中提及这样一个十分极端的个案：警察“发现”一位“老板”在电脑上打字，即以其从事“不是老板的工作”而威胁要吊销其居留权，结果“老板”只能“花钱消灾”。由于担心遭遇诸如此类的任意惩罚，一些移民只好向一些有权有势的匈牙利官员寻求保护，后者则从中收取高额保护费。因此，移民操作中的违规混乱现象，欧洲当地国政府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全书乃至整个研究课题的点睛之笔，在书的结论部分。作者超越围绕着福建移民“非正常迁移”的事实性追溯，就“移民政治”的深层意义展开理论探讨，提出了“跨国华人”与“中国的全球化”两大概念，并试图在“中国的全球化”的大框架下，以“跨国的福建人”为例，解读“跨国华人”的政治含义。作者提出：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地方社群，乃至阶级、种族、性别、家庭都在重新定位，从“跨国华人”角度切入对于“中国全球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研究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如何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并影响世界，同时，还需要探讨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国家政权、中国的地方政府、中国移民的接收国、海外华人富豪、海外华人社团以及各类中介机构，如何试图从不同层面左右“中国全球化”的进程。作者认为，当今的全球化是“多元、多中心”的全球化，而以“断裂、不连贯、多中心”为特点的“中国全球化”是为其中重要的一元。人口的流动是全球化时代商品、资金、观念、文化跨国流动的基本载体，要想对“中国的全球化”进行控制，就必须对人口的流动进行控制。在当今世界上，中国商品、中国资本以及由中国移民带往全球各地的“中国文化”相互交织，越来越鲜明地彰显着“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中国的全球化”，说到底，是一个具有政治导向的进程，面对这一进程，任何一个机构或群体（无论其多么强有力），都无法对其进行全面控制。结论部分的字里行间，显然潜藏着作者对于中国人走向世界可能带来深远影响的隐忧，并寄望于西方国家相关机构对此未雨绸缪。
（Frank Pieke,Transnational Chinese:Fujianese Migrants in Europ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