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出生于1907年11月19日，在他尚未记事的年龄中，发生了很多大事：首先，在邵逸夫1岁的时候，清王朝的最后两位大名人慈禧太后和光绪在相差不到一天的时间内相继去世。邵逸夫4岁的时候，清王朝这座帝国大厦，因为几名新军不满调动的一时激愤之举，在经过一系列连锁反应后，居然轰然倒塌。
　　邵逸夫的一生，经历清朝、民国、日本侵华、内战、共产党中国，英国治下香港、香港回归……他本人可以说就是一部近代史，不过从他不记事的这几年说起似乎更合适，因为我一直隐隐有种感觉：邵逸夫去世于21世纪，其成就是在20世纪，不过他本人的一生，倒是充满了19世纪的风格。
　　邵氏电影时期成就最高的几位导演：李翰祥、张彻、刘家良，纵观其电影，基本上以古装、清装、民国为主，极少现代戏，电影风格方面，张彻擅拍情义，李翰祥擅拍民俗，刘家良擅拍师道，从中也可以看到邵逸夫的品位倾向。邵逸夫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商人，他建立的商业帝国，也是充满了中国传统封建气质的帝国。
　　邵逸夫在香港电影界的成就，其实要感激两位不安分的国民党军官，这两个不起眼的名字叫曾晹和王正义。1964年，这两位对台湾不满的台军军官试图劫持民航飞机飞往大陆，结果因与驾驶员的枪战导致空难，他们也许不知道，这架飞机上正坐着香港电影大亨、电懋老板陆运涛，以及几乎全部电懋高层，这次空难事件导致香港电影元气大伤，也使香港电影从原来的两虎相争，变成了后来邵氏的一家独大。
　　一家独大的邵氏在1970年代前几乎统一了全港的优秀电影人才，当然也包括不少从日本请来用中国名字拍戏的导演。李翰祥于1960年代叛出邵氏，到台湾自组公司拍摄史诗大片《西施》，结果血本无回，最后只能厚着脸皮求邵逸夫重回邵氏，还被同僚“政敌”张彻添油加醋的写进自传里嘲讽，白纸黑字留给后来人观赏。
　　在这种几乎没有竞争的环境下，邵氏公司的管理也充满了家长式的整齐划一，员工住宿舍，导演拿死工资，老板事必躬亲，而最热衷的就是节俭，管账的是邵老板的红颜知己，实质上的妻子方逸华，人称“申请砍一半”，所有递上去的预算都被砍掉一半，有的导演了解内情，凡有所需即加倍报上，于是皆大欢喜，而李翰祥不知厉害，有次竟因5根吹泡泡的竹筒闹到罢拍，原因是李翰祥找了十个小朋友拍吹泡泡的戏，结果10根竹筒报上去被砍掉一半，李翰祥怒而罢拍。
　　还有一则经典的事迹，一位副导演在拍完电影后，制作部为他开出谈好的一千元报酬，结果邵老板却不肯签字，甚至派人和导演谈判要求打折，结果该副导演大怒之下撕了支票，说：“邵老板多了一千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了一千元也穷不到哪去！”
　　邵氏公司首次面对挑战来自于1970年，前邵氏公司首席执行官邹文怀因为对公司吝啬的薪水和向电视转向不满，而出走自创嘉禾公司，打响香港反抗邵氏的第一枪，并带走邵氏干将、武打巨星王羽，凭这两人当然还无法撼动邵氏帝国，不过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状况。他的名字叫李小龙。1970年代邵氏与嘉禾同时对有意回港的李小龙发出邀请，不过邵氏的态度非常倨傲，要李小龙先回港再谈，结果惹恼了心高气傲的李小龙，而嘉禾正好有高层人士刘亮华在美拜访郑佩佩回港未果，于是去拜会了李小龙，并开出了比邵氏高的片酬，其诚意打动了李小龙，结果嘉禾正是凭李小龙一人之力，以《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几部影片的轰动性成功，站稳脚根有了向邵氏挑战的本钱。
　　而嘉禾之所以能在短时间挑战邵氏成功，除了运气以外，实在是应该说嘉禾的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的规则。邵氏将旗下艺人牢牢把控在手中，几乎视为私产，而嘉禾却愿意和有才华的电影人平等合作，鼓励成功的电影人自组公司，利润分成。某种程度上来说李小龙选择嘉禾是必然的，因为李小龙个性的张扬自由，与邵氏的刻板是格格不入的。而邵氏最有才华的电影人胡金铨，恰恰是在拍了新武侠开山之作之一《大醉侠》后，竟遭邵逸夫训斥，终致胡金铨离开邵氏去台湾，最后成为一代大师。
　　李小龙于1973年忽然逝世，然后时代发展至此，所谓形势比人强，李小龙虽死，又一位可以决定电影公司生死的电影人又选择了嘉禾，后来成为喜剧大师的许冠文，拿着《鬼马双星》的剧本找到邵逸夫，希望能得到影片利润的分成，结果在遭到邵逸夫的拒绝后转投嘉禾，连续几部电影造就了超越李小龙的票房成功，邹文怀乐得合不拢嘴。许冠文之后，成龙、洪金宝等也都相继和嘉禾开始了类似李小龙的合作模式，嘉禾终于成为与邵氏抗礼的电影公司，而从1970年代后的电影作品方面，更是远胜于邵氏。邵氏虽然仍是帝国，但邵氏电影的时代，却是早已结束。
　　当然，本篇只是漫谈，并非有否定邵逸夫的胆量，毕竟邵老板也只是常被吐槽苛刻，也没有被吐槽搞了毛氏管理什么的。而且单凭邵逸夫的一笔笔捐款，一座座逸夫楼，也足以使邵老板载于现代青史。从这个角度来说，邵逸夫有点像日本的松下幸之助，是传统的东方文化浸染过的人物，又有点像犹太商人，小处抠门，不忘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