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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四十年来，学界对东汉宦官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宦官制度、宦官专权、宦官与外戚、士大夫斗争等三个方面，既有对传统观点的认可，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本文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并反思宦官对东汉王朝政治的影响，以期立足于“东汉宦官政治的形成”，对该问题做更深入的综合研究。
【关键词】 东汉;宦官制度;宦官专权;宦官政治
【中图分类号】 K2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21）05-0060-03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长期盘踞着一个无论身份还是历史影响都颇为特殊的势力，即宦官势力，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也并不相同，其中东汉、唐朝和明朝是宦官势力达到巅峰的历史时期。学界对唐朝、明朝宦官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如王守栋的《唐代宦官政治》与卫建林的《明代宦官政治》是对唐、明宦官现象比较系统的论著。而东汉宦官问题的研究虽然也有不少成果，但从整体来看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可以继续推进的空间。本文拟对东汉宦官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后，提出自己的一些认识，未尽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东汉宦官问题研究现状
东汉王朝是宦官势力达到高峰的第一次历史时期，因此学界并不缺乏对宦官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宦官制度、宦官专权、宦官与外戚、士大夫斗争等方面的研究。
（一）宦官制度研究
中国历史上宦官制度的研究主要是余华青的著作《中国宦官制度史》，系统介绍了与整个王朝相始终的宦官制度的起源、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而秦汉时期由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宦官制度相应地迅速走向成熟，成为宦官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节点。另有李兰芳的《制度与权势——东汉宦官擅权道路上的制度建设》一文指出，东汉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使宦官权力合法化的，如阉人专任内廷官职、增加宦官机构、允许宦官养子嗣爵、加赠官号、宦者封侯、父兄子弟出任朝官等。还有些文章在探讨东汉省官制度、宫禁制度中指出，宦官是在太后多临朝、皇帝建立新“中朝”时，得以“中常侍、黄门”的身份把持“省中”，同时省中宿卫也由原来的士、宦并用改为宦官专任，从而实现出纳王命，飞黄腾达的。
（二）宦官专权研究
宦官专权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宦官专权的原因、表现、影响及评价等方面。
1.宦官专权的原因
学术界已有多篇文章，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了宦官专权的原因。刘修明认为，宦官从和帝时开始食封，这是宦官专权的社会物质基础。王林子和吴国璋都将宦官专权与皇帝加强皇权、削弱相权联系起来，认为皇帝常常利用宦官来限制和铲除对君权的威胁势力，朱子彦则指出了宦官专权多产生于女主当政时期，这些政治因素为宦官专权提供了便利。除了经济、政治因素外，还有一些文章立足于心理层面，如蒋宗明着重分析了宦官追求财富、攫取权力的心理状态;顾蓉不仅从生理方面分析了宦官的心态，还进一步指出原生家庭与生活环境对宦官专权的心理影响。
2.宦官专权的表现
冷冬和王连升主要是对东汉宦官专权表现的总体概括，观点大同小异，论述了宦官专权表现在自拟诏书、掠取财富、干预察举、掌握禁军、掌理北寺狱和养子袭爵等六个方面。其他文章多是立足于其中某个方面的具体分析。例如，赵沛的两篇文章从宦官养子和典领军职两方面分析了宦官专权。他认为，宦官往往通过养子的办法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典掌军职是宦官专权的基础和主要手段，只不过东汉宦官衔领军职还只是一种荣誉，不具有统领军队的实权。陈晓倩则主要分析了宦官对察举征辟的牢牢操控，通过提拔自己的亲信，垄断和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官职。还有些学者通过对宦官封侯、皇位继承及皇帝选立的研究，指出东汉后期上层宦官封侯成为惯例，而宦官专权表现在东汉政权长期被宦官集团所把持并干预皇帝的选立。
3.宦官专权的影响及评价
有些学者对宦官专权的评价力图更客观，更具有分析性。陈安民的《“正史”宦者列传的宦官意识略论》指出史家多从儒家伦理和以史为鉴的理念评定宦官的所作所为，探讨宦者何以为乱与如何避其为乱是各传的基本目标，因此总的倾向是负面的。葛承雍与赵兴元的文章集中代表了一部分学者的看法，他们针对前人观点的局限性，对宦官的出身、本性以及对皇权的影响给以新的阐释，认为前人把宦官视为灾星、祸水的看法都有失偏颇，在探讨宦官问题时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进一步提出历史研究要科学、严谨，尽力摆脱情感与道德上的主观态度。王永平则补充了东汉宦官对社会文化所作出的贡献，认为宦官对文化典籍的整理、校勘以及引进、吸纳民间文化使当时宫廷文化有了世俗化和市井化的倾向。张娟的《东汉末党锢之祸新解》一文则对宦官给予了更大的同情，她站在宦官的立场，抨击了前人研究对宦官的批判态度及儒学学养贵族对宦官阶层的谴责，论述了宦官参与权力结构的合理性，认为宦官是当时为改变自己阶层卑微地位而努力挣扎的命运不济的人群。
（三）宦官与外戚、士大夫的斗争
东汉时期多太后临朝，随之外戚势力强大，而宦官集团的势力也急速膨胀，加上傳统的士大夫官僚集团，三方面势力既有勾联又相互斗争，对东汉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宦官与外戚、士大夫的斗争也是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1.宦官与外戚的斗争
宦官与外戚的关系，学者们从现象看本质，指出由于东汉的太后多出身于当时的世家大族，因此二者斗争的实质是东汉皇权与世家豪族间的政治斗争。这方面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何兹全的《东汉宦官与外戚的斗争》一文。更为具体的研究有王丹的《窦氏家族研究》和范黧的《东汉西北大族与皇权政治研究》两篇硕士论文，王丹在对东汉窦氏家族成败的研究中认为，窦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宦官逐渐在尚书台占据了有利地位，范黧则对窦武失败后东汉权力结构的变化做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此后宦官在朝廷中独揽大权，标志着东汉王朝统治的最终衰亡。此外，方燕还把宦官与外戚的斗争作为士大夫群体的大裂变、大转折时期，指出他们或交结宦官，或依附外戚，或在斗争旋涡中清介自持，最终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2.宦官与士大夫的斗争
学术界对宦官与士大夫的斗争研究总体上立足于“党锢之祸”事件，多数研究都是站在士大夫的角度，将宦官放在对立面进行批判，因此结论也大体相同，在一些传统看法之外，也有人从不同层面出发，提出了不同见解。朱子彦、陈生民把两者斗争的原因归结于对选官权的争夺，原来掌握在官僚士大夫手中的选官权在东汉后期逐渐往宦官手里集中，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朱顺玲则认为，东汉后期势力日益膨胀的士大夫集团形成了与专制皇权相抗衡的局面，宦官集团成功地利用皇权达到了消灭政敌的目的。朱时宇的文章则重点研究了灵帝时期宦官与窦武、陈藩的斗争，分析了他们各自的特点，认为窦武的军队临阵倒戈体现了宦官权势之盛，而宦官劫持灵帝与太后则反映了他们依附性之外的反叛性。
二、东汉宦官问题研究的不足与反思
综上所述，学界在东汉宦官制度、宦官专权、宦官与外戚士大夫的斗争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呈现出孤立、分散的状态。宦官现象贯穿了东汉中期以后的王朝政治，历时久、影响大，而至今没有关于东汉宦官问题的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正因为缺乏整体研究，就无法将各方面问题的联系梳理建構起来，有些问题就无法解决。如宦官制度在东汉时期的演变状况如何，与宦官势力发展有何关系？宦官与外戚、士大夫集团的博弈对宦官权势增长有什么影响？宦官专权与皇权控制、文官政治的关系是什么，与唐、明时期有什么不同？什么是宦官专权，又该如何界定？对宦官专权的评价是否只能是非此即彼的对立？
在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中，笔者也充分研读了王守栋的《唐代宦官政治》和卫建林的《明代宦官政治》两本专著，所受启发很大。通过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笔者认为东汉宦官势力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东汉政治持续发生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用“宦官政治”来定义。东汉宦官政治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东汉初期，在光武帝、明帝和章帝三位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宦官制度也在逐渐完善，为“宦官政治”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宦官机构的增加使宦官人数开始增多，宦官的选用及升黜机制使宦官群体开始分层，一些等级较高的宦官能进入禁中，成为皇帝的忠实耳目，进而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个阶段是东汉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表现为宦官与外戚的斗争。随着太后临朝，外戚的势力显著提高，他们都担任王朝的重要职务并干预朝政，形成对皇帝权力的分割。在皇帝的支持下，身边的宦官们与外戚集团相抗衡，起到了维护皇权的关键作用。和帝封宦官郑众为剿乡侯开东汉宦官封侯的先例，宦官开始干政;顺帝时期，众多宦官同时封侯并能养子继嗣，形成了宦官集团，东汉的宦官势力崛起。
第三阶段为东汉末年桓灵时期，这一阶段是“宦官政治”的形成阶段，主要表现为宦官与清流士大夫的斗争。清流士大夫通过一系列的“清议”与政治请愿活动，形成了庞大的势力集团，他们对宦官集团的激烈抨击，不可避免地对皇权造成严重威胁。宦官与清流士大夫集团的斗争导致了“党锢之祸”，而“党锢之祸”之所以能够发生，与维护皇权的尊严有一定的联系。在此之后，宦官掌握了王朝的选举权与人事权，渗透中枢机构并独霸中枢权力，由宦官掌管的“黄门北寺狱”成为宦官打击异己的重要场所，而对皇权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的禁军也由宦官典领，宦官势力达到权倾朝野的地步。此时的宦官成为支配东汉王朝以皇帝为核心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力量，东汉的“宦官政治”由此显现。
中国历史进程中曾出现过三次典型的宦官专权现象，分别是东汉、唐朝和明朝时期。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宦官现象典型的时期，学者们对东汉宦官问题虽然有一定的研究，但在诸多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东汉的宦官问题是可以立足于东汉“宦官政治”来研究的。尽管宦官问题看似是老生常谈，但如果从皇帝对宦官制度的加强、宦官与外戚大族的斗争、宦官与清流士大夫的斗争等三个方面，分析东汉宦官在维护皇权中走向权力巅峰的历史过程，并试图在与唐朝和明朝的比较中说明什么是“宦官政治”、“宦官政治”形成的因素以及东汉“宦官政治”的特点等问题，不仅是对东汉宦官问题整体性、系统性的综合研究，还对认识东汉的社会发展、政治演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
[2]李兰芳.制度与权势：东汉宦官擅权道路上的制度建设[J].史志学刊，2017（6）：1—5.
[3]刘修明.东汉宦官集团的社会基础[J].史林，1986（1）：14—21.
[4]朱子彦.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宦官干政[J].上海大学学报，1996（6）：41—47.
[5]蒋宗明.论宦官的双重人格[J].烟台大学学报，1990（3）：51—56.
[6]顾蓉.宦官人格及其心理行为结构[J].社会科学战线，1992（3）：140—148.
[7]赵沛.汉唐时期的宦官养子与宦官世家[J].东岳论丛，2005（4）：116—119.
[8]赵沛.试论汉唐宦官典章军职的演进特点[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1）：135—137.
[9]陈安民.“正史”宦者列传的宦官意识略论[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9（4）：62—67.
[10]葛承雍.不应一概贬斥东汉宦官[J].西北大学学报，1982（3）：79—85.
[11]王永平.东汉中后期之宦官与社会文化变迁[J].江海学刊，2007（2）：150—157.
[12]张娟.东汉末党锢之祸新解[J].惠州学院学报，2003（4）：58—62.
[13]何兹全.东汉宦官与外戚的斗争[J].文史知识，1983（4）：14—19.
[14]方燕.东汉外戚、宦官之间的斗争与士大夫的分化整合[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2（2）：156—161.
[15]朱子彦，陈生民.汉代的选官制度与朋党势力的形成[J].上海大学学报，1992（2），89—93.
[16]朱时宇.论东汉灵帝时期的宦官[J].南都学坛，2017（5）：5—11.
【关键词】 东汉;宦官制度;宦官专权;宦官政治
【中图分类号】 K2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21）05-0060-03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长期盘踞着一个无论身份还是历史影响都颇为特殊的势力，即宦官势力，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也并不相同，其中东汉、唐朝和明朝是宦官势力达到巅峰的历史时期。学界对唐朝、明朝宦官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如王守栋的《唐代宦官政治》与卫建林的《明代宦官政治》是对唐、明宦官现象比较系统的论著。而东汉宦官问题的研究虽然也有不少成果，但从整体来看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可以继续推进的空间。本文拟对东汉宦官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后，提出自己的一些认识，未尽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东汉宦官问题研究现状
东汉王朝是宦官势力达到高峰的第一次历史时期，因此学界并不缺乏对宦官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宦官制度、宦官专权、宦官与外戚、士大夫斗争等方面的研究。
（一）宦官制度研究
中国历史上宦官制度的研究主要是余华青的著作《中国宦官制度史》，系统介绍了与整个王朝相始终的宦官制度的起源、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而秦汉时期由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宦官制度相应地迅速走向成熟，成为宦官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节点。另有李兰芳的《制度与权势——东汉宦官擅权道路上的制度建设》一文指出，东汉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使宦官权力合法化的，如阉人专任内廷官职、增加宦官机构、允许宦官养子嗣爵、加赠官号、宦者封侯、父兄子弟出任朝官等。还有些文章在探讨东汉省官制度、宫禁制度中指出，宦官是在太后多临朝、皇帝建立新“中朝”时，得以“中常侍、黄门”的身份把持“省中”，同时省中宿卫也由原来的士、宦并用改为宦官专任，从而实现出纳王命，飞黄腾达的。
（二）宦官专权研究
宦官专权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宦官专权的原因、表现、影响及评价等方面。
1.宦官专权的原因
学术界已有多篇文章，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了宦官专权的原因。刘修明认为，宦官从和帝时开始食封，这是宦官专权的社会物质基础。王林子和吴国璋都将宦官专权与皇帝加强皇权、削弱相权联系起来，认为皇帝常常利用宦官来限制和铲除对君权的威胁势力，朱子彦则指出了宦官专权多产生于女主当政时期，这些政治因素为宦官专权提供了便利。除了经济、政治因素外，还有一些文章立足于心理层面，如蒋宗明着重分析了宦官追求财富、攫取权力的心理状态;顾蓉不仅从生理方面分析了宦官的心态，还进一步指出原生家庭与生活环境对宦官专权的心理影响。
2.宦官专权的表现
冷冬和王连升主要是对东汉宦官专权表现的总体概括，观点大同小异，论述了宦官专权表现在自拟诏书、掠取财富、干预察举、掌握禁军、掌理北寺狱和养子袭爵等六个方面。其他文章多是立足于其中某个方面的具体分析。例如，赵沛的两篇文章从宦官养子和典领军职两方面分析了宦官专权。他认为，宦官往往通过养子的办法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典掌军职是宦官专权的基础和主要手段，只不过东汉宦官衔领军职还只是一种荣誉，不具有统领军队的实权。陈晓倩则主要分析了宦官对察举征辟的牢牢操控，通过提拔自己的亲信，垄断和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官职。还有些学者通过对宦官封侯、皇位继承及皇帝选立的研究，指出东汉后期上层宦官封侯成为惯例，而宦官专权表现在东汉政权长期被宦官集团所把持并干预皇帝的选立。
3.宦官专权的影响及评价
有些学者对宦官专权的评价力图更客观，更具有分析性。陈安民的《“正史”宦者列传的宦官意识略论》指出史家多从儒家伦理和以史为鉴的理念评定宦官的所作所为，探讨宦者何以为乱与如何避其为乱是各传的基本目标，因此总的倾向是负面的。葛承雍与赵兴元的文章集中代表了一部分学者的看法，他们针对前人观点的局限性，对宦官的出身、本性以及对皇权的影响给以新的阐释，认为前人把宦官视为灾星、祸水的看法都有失偏颇，在探讨宦官问题时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进一步提出历史研究要科学、严谨，尽力摆脱情感与道德上的主观态度。王永平则补充了东汉宦官对社会文化所作出的贡献，认为宦官对文化典籍的整理、校勘以及引进、吸纳民间文化使当时宫廷文化有了世俗化和市井化的倾向。张娟的《东汉末党锢之祸新解》一文则对宦官给予了更大的同情，她站在宦官的立场，抨击了前人研究对宦官的批判态度及儒学学养贵族对宦官阶层的谴责，论述了宦官参与权力结构的合理性，认为宦官是当时为改变自己阶层卑微地位而努力挣扎的命运不济的人群。
（三）宦官与外戚、士大夫的斗争
东汉时期多太后临朝，随之外戚势力强大，而宦官集团的势力也急速膨胀，加上傳统的士大夫官僚集团，三方面势力既有勾联又相互斗争，对东汉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宦官与外戚、士大夫的斗争也是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1.宦官与外戚的斗争
宦官与外戚的关系，学者们从现象看本质，指出由于东汉的太后多出身于当时的世家大族，因此二者斗争的实质是东汉皇权与世家豪族间的政治斗争。这方面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何兹全的《东汉宦官与外戚的斗争》一文。更为具体的研究有王丹的《窦氏家族研究》和范黧的《东汉西北大族与皇权政治研究》两篇硕士论文，王丹在对东汉窦氏家族成败的研究中认为，窦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宦官逐渐在尚书台占据了有利地位，范黧则对窦武失败后东汉权力结构的变化做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此后宦官在朝廷中独揽大权，标志着东汉王朝统治的最终衰亡。此外，方燕还把宦官与外戚的斗争作为士大夫群体的大裂变、大转折时期，指出他们或交结宦官，或依附外戚，或在斗争旋涡中清介自持，最终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2.宦官与士大夫的斗争
学术界对宦官与士大夫的斗争研究总体上立足于“党锢之祸”事件，多数研究都是站在士大夫的角度，将宦官放在对立面进行批判，因此结论也大体相同，在一些传统看法之外，也有人从不同层面出发，提出了不同见解。朱子彦、陈生民把两者斗争的原因归结于对选官权的争夺，原来掌握在官僚士大夫手中的选官权在东汉后期逐渐往宦官手里集中，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朱顺玲则认为，东汉后期势力日益膨胀的士大夫集团形成了与专制皇权相抗衡的局面，宦官集团成功地利用皇权达到了消灭政敌的目的。朱时宇的文章则重点研究了灵帝时期宦官与窦武、陈藩的斗争，分析了他们各自的特点，认为窦武的军队临阵倒戈体现了宦官权势之盛，而宦官劫持灵帝与太后则反映了他们依附性之外的反叛性。
二、东汉宦官问题研究的不足与反思
综上所述，学界在东汉宦官制度、宦官专权、宦官与外戚士大夫的斗争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呈现出孤立、分散的状态。宦官现象贯穿了东汉中期以后的王朝政治，历时久、影响大，而至今没有关于东汉宦官问题的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正因为缺乏整体研究，就无法将各方面问题的联系梳理建構起来，有些问题就无法解决。如宦官制度在东汉时期的演变状况如何，与宦官势力发展有何关系？宦官与外戚、士大夫集团的博弈对宦官权势增长有什么影响？宦官专权与皇权控制、文官政治的关系是什么，与唐、明时期有什么不同？什么是宦官专权，又该如何界定？对宦官专权的评价是否只能是非此即彼的对立？
在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中，笔者也充分研读了王守栋的《唐代宦官政治》和卫建林的《明代宦官政治》两本专著，所受启发很大。通过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笔者认为东汉宦官势力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东汉政治持续发生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用“宦官政治”来定义。东汉宦官政治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东汉初期，在光武帝、明帝和章帝三位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宦官制度也在逐渐完善，为“宦官政治”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宦官机构的增加使宦官人数开始增多，宦官的选用及升黜机制使宦官群体开始分层，一些等级较高的宦官能进入禁中，成为皇帝的忠实耳目，进而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个阶段是东汉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表现为宦官与外戚的斗争。随着太后临朝，外戚的势力显著提高，他们都担任王朝的重要职务并干预朝政，形成对皇帝权力的分割。在皇帝的支持下，身边的宦官们与外戚集团相抗衡，起到了维护皇权的关键作用。和帝封宦官郑众为剿乡侯开东汉宦官封侯的先例，宦官开始干政;顺帝时期，众多宦官同时封侯并能养子继嗣，形成了宦官集团，东汉的宦官势力崛起。
第三阶段为东汉末年桓灵时期，这一阶段是“宦官政治”的形成阶段，主要表现为宦官与清流士大夫的斗争。清流士大夫通过一系列的“清议”与政治请愿活动，形成了庞大的势力集团，他们对宦官集团的激烈抨击，不可避免地对皇权造成严重威胁。宦官与清流士大夫集团的斗争导致了“党锢之祸”，而“党锢之祸”之所以能够发生，与维护皇权的尊严有一定的联系。在此之后，宦官掌握了王朝的选举权与人事权，渗透中枢机构并独霸中枢权力，由宦官掌管的“黄门北寺狱”成为宦官打击异己的重要场所，而对皇权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的禁军也由宦官典领，宦官势力达到权倾朝野的地步。此时的宦官成为支配东汉王朝以皇帝为核心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力量，东汉的“宦官政治”由此显现。
中国历史进程中曾出现过三次典型的宦官专权现象，分别是东汉、唐朝和明朝时期。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宦官现象典型的时期，学者们对东汉宦官问题虽然有一定的研究，但在诸多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东汉的宦官问题是可以立足于东汉“宦官政治”来研究的。尽管宦官问题看似是老生常谈，但如果从皇帝对宦官制度的加强、宦官与外戚大族的斗争、宦官与清流士大夫的斗争等三个方面，分析东汉宦官在维护皇权中走向权力巅峰的历史过程，并试图在与唐朝和明朝的比较中说明什么是“宦官政治”、“宦官政治”形成的因素以及东汉“宦官政治”的特点等问题，不仅是对东汉宦官问题整体性、系统性的综合研究，还对认识东汉的社会发展、政治演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
[2]李兰芳.制度与权势：东汉宦官擅权道路上的制度建设[J].史志学刊，2017（6）：1—5.
[3]刘修明.东汉宦官集团的社会基础[J].史林，1986（1）：14—21.
[4]朱子彦.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宦官干政[J].上海大学学报，1996（6）：41—47.
[5]蒋宗明.论宦官的双重人格[J].烟台大学学报，1990（3）：51—56.
[6]顾蓉.宦官人格及其心理行为结构[J].社会科学战线，1992（3）：140—148.
[7]赵沛.汉唐时期的宦官养子与宦官世家[J].东岳论丛，2005（4）：116—119.
[8]赵沛.试论汉唐宦官典章军职的演进特点[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1）：135—137.
[9]陈安民.“正史”宦者列传的宦官意识略论[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9（4）：62—67.
[10]葛承雍.不应一概贬斥东汉宦官[J].西北大学学报，1982（3）：79—85.
[11]王永平.东汉中后期之宦官与社会文化变迁[J].江海学刊，2007（2）：150—157.
[12]张娟.东汉末党锢之祸新解[J].惠州学院学报，2003（4）：58—62.
[13]何兹全.东汉宦官与外戚的斗争[J].文史知识，1983（4）：14—19.
[14]方燕.东汉外戚、宦官之间的斗争与士大夫的分化整合[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2（2）：156—161.
[15]朱子彦，陈生民.汉代的选官制度与朋党势力的形成[J].上海大学学报，1992（2），89—93.
[16]朱时宇.论东汉灵帝时期的宦官[J].南都学坛，2017（5）：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