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防控，各地是以战时状态应对的。在武汉等核心疫区，为了让战时体制高效运转，纪委监委等执纪机关开展了战时执纪，这对严明纪律，督促党员干部的抗疫起了关键作用。但是，战时执纪是一把双刃剑，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影响党员干部的士气。笔者调查发现，战时执纪普遍存在五大误区：
　　一是“蜻蜓点水式”执纪。在疫情防控前期，纪委和各部门都增加了检查督查，这增加了基层负担，基层干部三头六臂的形象流传于网络。此后纪委采用暗访，虽减少了基层负担，却多了“蜻蜓点水式”督察问题。纪委督察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现象甚是普遍。比如，有两个远郊的街道反映，现在是春耕时期，督察人员发现下地干活的农民不带口罩，也拿来通报。基层解释，干活时没必要戴口罩，也不适合戴口罩，其实很多农民也没地方买口罩。督察人员其实是不够了解情况。
　　二是“抓小放大”式执纪。执纪监督很可能陷入一个困境，督察到了问题，便是成绩；督察不到问题，似乎就是督察组的问题。因而，为了证明自己履职了，督察组通常都要尽力发现“问题”，结果揪着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放，核心问题反倒督察得少。比如社区在开展封闭式管理过程中，都有自己的防控措施和记录。但督察人员却要求出入记录要工整，对表格要求严格到了畸形的程度。这不仅对改进防控无济于事，反而是增加了重复劳动。
　　三是“欺软怕硬”式执纪。受属地管理等体制的影响，纪委执纪很容易陷入只督基层落实情况，不督部门履职情况的陷阱。在疫情防控中，很多问题根子都不在基层，在上级部门。平时不合理的体制，如“属地管理”这个部门甩锅机制，在疫情防控中显得更加突出。基层很多防控不到位的问题，都不是基层不积极主动作为的结果，而是客观条件所限。比如口罩、体温枪等不足，导致基层容易被抓把柄。“直插现场、直到基层”看似是一个务实的执纪作风，却无法全面了解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基层更容易背锅。
　　四是“不讲情理”式执纪。执纪很严肃，但只有合情合理合法的执纪，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对群众反映的合理要求，基层多次满足不了，可以适当问责；对不合理诉求，问责基层反倒助长了不合理诉求。比如，很多地方发出禁足令、封城令后，市民出城、回城都要严格审批，出小区也要严格管理。但客观上存在少数群众不服从管理。但是，基层只要不满足其要求，就不断打电话投诉。而督察部门不分青红皂白，直接给基层施压，让基层做解释。如果是在平时，基层还有空间转圜，但战时情况下，基层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做工作。基层面临的问题是，要么违规违法满足群众要求，结果被问责；要么严格执行防控规定，上级继续督办，还是被问责。
　　五是“左右摇摆”式执纪。战时状态下，执纪机关往往陷入一个困境，要么是无法让被问责干部心服口服，从而影响了疫情防控的士气；要么是无法回应民意，无法平息社会舆论。故而，很容易出现同样性质的错误，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方说，社会影响比较大的问题，往往会从重从快处理；而同样性质的问题，往往就一般处理，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破坏了执纪的严肃性。
　　执纪机关需要充分认识到，战时执纪有其特殊性，相较于严明纪律，更重要的是要激发士气。精准执纪，处理了“临阵脱逃”者，是在保护“老实人”，有利于激发士气。但如果执纪不精准，看似“鐵”的纪律，却会反过来挫伤基层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