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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汉时的“劫人”罪类似今日的敲诈勒索罪与绑架罪。“劫人”在汉及汉以后则主要指以获取财物等为目的绑架人质的行为。“劫人”行为恶劣，汉以来基本处死刑。“劫人”罪的名称随着时代发展也在发生变化，秦及西汉称为“劫人”，东汉“劫质”与“劫人”并行，以“劫质”为主，东汉末及魏律称为“持质”。另外对“劫人”罪无论采取多么严厉的手段，始终难以禁绝，这一点让古人颇有无力感。唐律“劫人”罪相关法制的制定兼顾了情与法，这较之汉代是非常大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岳麓秦简；二年律令；劫人；劫质；持质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54-04
“劫人”罪类似今日的敲诈勒索罪与绑架罪，在秦汉律中已有规定。据学者研究史籍中关于“劫人”事件的记载非常多，且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其已成为汉代军事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段[1]。另外结合出土文献对秦汉“劫人”罪进行研究的论作并不多，闫晓君先生在其著作《秦汉法律研究》中的“秦汉盗罪及其立法沿革”部分，对汉代“劫人”罪稍有分析[2]。拙文不对“劫人”行为的政治功能多作考察，主要以秦汉出土法律文献为中心，从法律史角度对其试作考述。所用的出土资料主要为岳麓秦简与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中的《二年律令》。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时间下限约为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3]，《二年律令》时间跨度为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基本反映了汉初二十年左右的法律情况。
一、一则宝贵的秦“劫人”案
秦国运短祚，史料缺乏，法律方面的资料更是难见，以至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中秦法资料寥寥，而程树德在对唐以前散佚律令进行辑佚时，更是直接忽略秦代，径以汉代为首进行搜辑。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秦法律文献的陆续出土，如大名鼎鼎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等，才使学界一窥秦法律概况。但在已公布的秦出土法律资料中关于“劫人”的资料并不多，不过难得的是岳麓书院藏秦简三记录了一则较完整的“劫人”案件。使我们能对秦“劫人”罪的规定有所了解。其案为岳麓书院藏秦简三中的第七则“识劫 案”，案情摘录如下：
【敢 （谳）】之：十八年八月丙戌，大女子 自告曰：七月为子小走马羛（义）占家訾（赀）。羛（义）当□大夫建、昌、士五（伍） 、喜、遗钱六万八千三百，有券， 匿不占吏为訾（赀）。 有市布肆一、舍客室一。公士识劫 曰：以肆、室鼠（予）识。不鼠（予）识，识且告 匿訾（赀）。 恐，即以肆、室鼠（予）识；为建等折弃券，弗责。先自告，告识劫 。
曰：与羛（义）同居，故大夫沛妾。识故为沛隶，同居。沛以三岁时为识取（娶）妻；居一岁为识买室，贾（价）五千钱；分马一匹、稻田廿（二十）亩，异识。识从军，沛死。谓 曰：沛未死时言以肆、舍客室鼠（予）识，识欲得。
●识曰：自小为沛隶。沛令上造狗求上造羽子女 为识妻。令狗告羽曰：且以布肆、舍客室鼠（予）识。羽乃许沛。沛巳（已）为识取（娶） ，即为识买室，分识马、田，异识，而不以肆、舍客室鼠（予）识。识亦（？）弗（？）求（？），识巳（？已）受它。军归，沛巳（已）死。识以沛未死言谓 ： 不以肆、室鼠（予）识，识且告 匿訾（赀）。 乃鼠（予）识，识即弗告。识以沛言求肆、室，非劫 。不智（知） 曰劫之故。它如 。
●诘识：沛未死虽告狗、羽，且以肆、舍客室鼠（予）识，而后不鼠（予）识，识弗求。巳（已）为识更买室，分识田、马，异识；沛死时有（又）不令，羛（义）巳（已）代为户后，有肆、宅，识弗当得。何故尚求肆、室曰：不鼠（予）识，识且告 匿訾（赀）？ 即以其故鼠（予）识，是劫 ，而云非劫，何解？
●鞫之： 为大夫沛妾。沛御 ， 产羛（义）、 。沛妻危死，沛免 为庶人，以为妻，有（又）产必、若。籍为免妾。沛死，羛（义）代为户后，有肆、宅。 匿訾（赀），税直（值）过六百六十钱。先自告，识劫。识为沛隶。沛为取（娶）妻，欲以肆、舍客室鼠（予）识。后弗鼠（予），为买室，分马一匹、田廿（二十）亩，异识。沛死，识后求肆、室。 弗鼠（予），识恐谓 ：且告 匿訾（赀）。 以故鼠（予）肆、室。肆、室直（值）过六百六十钱。得。皆审。 为大夫妻、为庶人及识辠（罪）。毄（系）。它县论。敢 （谳）之。●吏议： 为大夫□妻；赀识二甲。或曰： 为庶人；完识为城旦， （ ）足输蜀[4]。
案件发生于秦王政十八年（公元前229年），案件的提起人是 ， 原来是大夫沛的奴婢，为沛生育有子女。沛的妻死后，沛便免 为庶人，又立为妻子。较一般案件的特殊之处是原告 自身也有罪，因此 “先自告”，即先自首，同时举告识“劫”自己。
原告 供称， 在七月份为其儿子未成年走马申报家产时，隐匿了大夫建等人的债款共六万八千三百钱，又有一间卖布店与出租房。被告人识曾为大夫沛的奴隶，与沛同居，沛曾对识说要把卖布店与出租房给识。三年前沛为识娶妻，又过了一年给识买了价值五千钱的房子，又分给识一匹马，稻田二十亩，把识从户中分出去，就没有再给识卖布店与出租房。后来识去从军，回来后沛已经去世。识便“劫” ，要 把卖布店与出租房给自己，不然便去告 隐匿家产。 恐，便将店铺与出租房给识，同时为建等人毁弃契据，不再向他们索要债款。之后 后悔，便去官府先自首，又“告识劫 ”。
被告人识供称，自己从小就为大夫沛的奴隶，沛令上造狗请求上造羽将其女儿嫁给识作妻子，并让狗告诉羽说自己会把一间卖布店与出租房给识，羽这才答应婚事。沛为识娶妻后，就为识买房子，分马、田给识，并把识从户中分出去，而没有把卖布店与出租房给识。识自己也没有再索要，毕竟已得到其他财产。识后来从军归来，沛已经去世。识便以沛未死时说过的话要求 把卖布店与出租房给自己，认为自己“非劫 ”，也不明白 告自己“劫”她的原因。
经审理，办案官员认为沛未死时虽然跟狗、羽说，会把卖布店、出租房给识，但后来没给识，识也没索取。沛已经为识另买房子，分给识田、马，把识从户中分出去。沛死时又没有留有把卖布店、出租房给识的遗嘱，其儿子义已经继承沛为户主，拥有卖布店和房子，识不应得到，识的行为确属“劫 ”。 案件事实已认定，但在判决上产生疑问。一是关于 的身份认定。大夫沛在立 为妻时，没有告知乡啬夫、乡佐，因此 虽然具有大夫沛妻之实，但在户籍上仍登记为“免妾”。故一种意见认为 应为大夫□妻，另一种意见认为 应为庶人。二是关于被告识的处罚。一种意见认为应赀识二甲，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处识完城旦，并加上脚镣送到蜀郡。办案官员就此问题向上级请示，最后的答复所存简文中没有记载。
这则案件中的“劫人”行为，类似于今天的敲诈勒索，下文汉律中的“劫人”则类似于今日的绑架。因此“劫人”行为因手段不同而包括敲诈勒索与劫持人质两种情况。案例中识“劫”人的目的为想获取卖布店与出租房，可概括为以获取财物为目的而实施“劫人”。识爵位为公士，在处罚时应可得到一定减免。从判决意见来看，赀二甲与处完城旦并押送到蜀郡，轻重相差很大。这反映了当时办案官员对“劫人”行为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也说明相关法律还不完善。赀二甲这种轻刑意见，一方面是因为识有爵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识的犯罪手段不算恶劣，也未造成人身伤亡那样的严重后果。以上为秦时“劫人”罪之掠影。
二、汉代“劫人”法的变迁
汉初《二年律令·盗律》中有几条关于“劫人”罪的律文。其中简68-69规定：“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完其妻子，以为城旦舂。其妻子当坐者偏（徧）捕，若告吏，吏捕得之，皆除坐者罪。”意思是“劫人”、或者谋划“劫人”求取钱财，即使没有得到钱财或者没有实施，也均处死刑磔刑，并处妻、子完为城旦舂。被连坐的妻、子若能抓捕罪犯，或报告官吏，官吏抓获，都可以免除连坐者的罪。简71-73规定：“相与谋劫人、劫人，而能颇捕其与，若告吏，吏捕颇得之，除告者罪，有（又）购钱人五万。所捕告得者多，以人数购之，而勿责其劫人所得臧（赃）。所告毋得者，若不尽告其与，皆不得除罪。诸予劫人者钱财，及为人劫者，同居智（知）弗告吏，皆与劫人者同罪。劫人者去，未盈一日，能自颇捕，若偏（徧）告吏，皆除。”[5]意思是相互谋划“劫人”、或已实行“劫人”罪者，如果能捕获部分同伙，或者报告官吏，官吏能捕获部分嫌犯，则免除告发者的罪，并每人赏钱五万。如果举告、抓获的人多，则按抓获的人数赏钱，且不用上交“劫人”所得钱赃。所告发的人没有被抓获，或者没有把全部同伙都告发，均不能免除罪。所有给“劫人”者钱财，以及被人劫持，其同居知道却不报告官吏，都与“劫人”者同罪。劫人者离开不到一天，能自己捕获部分嫌犯，或者向官吏报告全部情况，都可免除罪。上述汉律大致从三方面对“劫人”罪进行规定：首先，重罚。“劫人”、或者谋划“劫人”，不管实际取得钱财或者已实行“劫人”行为与否，一律处死刑，妻、子也要被连坐。体现了汉初对“劫人”罪的严厉态度。其次，大力奖赏捕告者。被连坐的妻子能捕告，或者“劫人”、“谋劫人”的嫌犯能捕告同伙，都会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免罪或奖赏。立功赎罪能调动被连坐者或嫌犯的积极性，有助于官府尽快抓获嫌犯归案。汉政府尤其鼓励参与“劫人”、“谋劫人”的嫌犯积极捕告同伙，对符合律文捕告要求者，不仅可以免罪，还有高额购赏。捕告抓获嫌犯多的情况下，甚至不用上交“劫人”所得赃款。这些鼓励制度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最后，汉律规定如果给“劫人”者钱财，或者被劫持者的同居知道发生劫持却不报告官吏，这两种情况下行为人都与“劫人”者同罪。但能捕告符合律文规定则可免除罪过。值得注意的是汉初律文明确规定不可给“劫人”者钱财，若给则属于犯罪行为。据此便可理解为何简71-73中规定，对积极捕告同伙的嫌犯进行奖励时，甚至有可以不用上交“劫人”所得赃款一项。这不是公家拿受害人的钱财作为奖励，官方也不会另行出公款赔偿出赎金者。而是因为出赎金根本不受法律保护，更明确地说出赎金是犯罪行为，所以官方在鼓励捕告同伙的嫌犯时，可以用其作为一种奖励。另外汉律一方面规定不许出赎金，一方面又规定被劫持者的同居知情则有报告官府的义务。可知汉初不许通过赎金方式私下解决“劫人”案件，解救人质、打击犯罪者主要是官府的任务。总体上汉初对“劫人”罪采取严惩态度，这是因为“劫人”行为性质恶劣，容易造成人质伤亡，为了维护社会安全只能严惩不贷。
西汉宣帝时期的几则案例，为我们了解西汉中期对“劫人”罪的处置精神提供了线索。《汉书·赵广汉传》载赵广汉精于吏职，长安数名少年聚集在极其隐秘的里中空房谋划“共劫人”，话还未说完，赵广汉即派官吏逮捕，经审讯确实都犯罪。又富人苏回为郎官，被两个人“劫”，赵广汉带领官吏到其家，让长安丞对贼说“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如果放了人质束手就擒，会得到善待，如果机遇好碰上赦令，还可能会免罪。嫌犯惊愕，放了人质。二人被押送到监狱后，赵广汉便让官吏给酒肉善待。到冬天要处死刑时赵广汉又给二人棺等敛葬用具，两名罪犯最后都甘心服刑[6]。又程树德《汉律考·律令杂考上》辑有一则案例，案例载张敞时为太原太守，有三个人“劫郡界，持三人为质”，张敞让他们放了人质，并解印绶为信，明示嫌犯，只要他们放了人质，就不会抓捕他们[7]。这三则案例均发生在宣帝时期，据案例可知当时“劫人”、“谋劫人”同汉初一样都要处死刑。另外赵广汉与张敞处理“劫人”案件的共同精神是以人质性命为重，尽全力保全人质。不过这两则案例也有特殊之处，赵广汉案中被劫的是郎官，如赵长安丞称“此宿卫臣也”，这种重要职务的人如果都被劫持至死那如何保证皇上的安全，这不是普通的人质。张敞案中被劫持人数较多，共三人，如果三人因劫持而死，案件的严重性会增大，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也具有一定特殊性。另外张敞案中嫌犯并不以要挟钱财为目的，而是“劫郡界”，即以要求官府放纵他们出离郡边界为目的，可见劫人的目的有多种，但要挟钱财最普遍。最后可注意的是上述宣帝时期的“劫人”案例中，除仍如秦与汉初称为“劫人”之外，还出现“持三人为质”的表述，这能否表明“劫人”罪行的称法在西汉中期开始发生变化了呢？恐怕难讲。首先此案在《汉书·张敞传》中未载，出处不明，不能排除后人追述的可能。其次《汉书·张敞传》中载张敞在对宣帝的上书中称“胶东、渤海左右郡岁数不登，盗贼并起，至攻官寺，纂囚徒，搜市朝，劫列侯”[8]。《张敞传》中仍用“劫”，或可证“持人为质”的表述在西汉中期应还不会出现。 东汉对“劫人”罪的规制又有新的变化。《后汉书·桥玄传》载桥玄十岁的儿子独自玩耍时，被三名卒持杖“劫执”，向桥玄索要钱财，桥玄不给。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一同包围了桥玄家，但担心嫌犯会杀了人质不敢过于逼迫。桥玄愤怒地对盗贼说，我怎么会为一子性命而放纵国贼。并督促士兵进击，桥玄儿子也被盗贼杀死。桥玄之后向皇帝进谏，希望令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灵帝采纳，颁布新法令后，出现“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驰，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的景况[9]。又《魏志·夏侯惇》载夏侯惇在曹操初起时常为裨将，跟从曹操征伐，在一次与吕布的会战中，吕布袭得夏侯惇军辎重，又遣将假投降，结果假降的将领共同“执持”夏侯惇，索要宝贝财货。夏侯惇的大将韩浩稳定军心后，对“持质”者说，你们胆大包天居然敢“执持”大将军，我受命讨贼不会因为一位将军的缘故而放纵你们。“持质者”惶懼，称自己只是想乞要资用离开，韩浩数次斥责他们，最后将他们斩首。曹操得知后对韩浩说，这可以作为万世之法。便著令“自今以后有持质者，皆当并击，勿顾质”，此后“劫质者”遂绝。关于“并击”，孙盛注云：“然则合击者，乃古制也。自安、顺已降，政教陵迟，劫质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国宪者，浩始复斩之，故魏武嘉焉。”[10]即“合击”或称“并击”为古制，并非曹操时首创。只是安、顺帝以来政教陵迟，劫质者不避王公，而王公被劫，有司难以遵国法“合击”，以至有所废弛。而韩浩的做法受到同样强硬的曹操的嘉许。然孙盛所谓古制具体为何时暂不明。另外桥玄案与韩浩案的共同点是，他们在面对劫人事件时都大义灭亲，主张不顾人质性命一并攻击，不开奸路，并得到有权者的认可，成为法令。据孙盛注不顾人质安危，并击劫盗的做法在安帝、顺帝前已有，虽然上限不清楚，但起码可以明确在东汉一代是奉行这种制度的。在西汉初及中期还未见这种法制，姑且可以认为这是东汉对“劫人”罪处置的一大变化。变得如此严厉，如孙盛注中提示的，是因为东汉统治衰微，社会动荡，劫盗猖獗，才会有如此法制。这种规定虽然史籍记载已达到绑架人质行为“遂绝”的目的，但如沈家本指出的“汉此风已盛，京师且然，外郡可知，沿及东汉之末而犹未息，史虽云‘劫质者遂绝’者，亦但戢于一时耳”[11]。最后，东汉关于“劫人”罪的表述，除沿用“劫人”之外，又出现“劫质”的称法，并主要使用“劫质”。夏侯惇案中则提示了东汉末又有“持质”的称法。《晋书·刑法志》载张斐律注表“劫名其财为持质”，沈家本《汉律摭遗》“持质”条按语云：“持质者执持人为质以求财也。”[12]表明魏律已明确使用“持质”的称法。而张斐与沈家本关于“劫人”罪行的表述似稍有不足，二者均强调“劫人”的求财目的，忽略了在实际案例中还有出于其他目的“劫人”的情形。但求财无疑是最普遍的情况。
三、棘手的“劫人”罪
综合上文案例能发现古代在“劫人”案件的实际处理中很难做到兼顾合法合情。汉初《二年律令》中规定不得给“劫人”者钱财，又规定被劫者同居若知情必须报告官府，似透露制律者以打击嫌犯为主的意向，对人质在多大程度上予以保护不明。西汉，宣帝时赵广汉、张敞都竭力保证人质安全，赵广汉对放过人质的罪犯在狱中予以照顾，又给其敛葬用具；张敞甚至为救人质答应放过罪犯。这些做法体现他们对人生命的重视，值得肯定，但也不能忽视他们多少有法外开恩的嫌疑。东汉，桥玄与韩浩为抓到嫌犯，不顾人质安危，又有些不尽人情。尤其桥玄为抓国贼牺牲自己幼子的性命，令人咋舌。又孙盛注透露了面对劫人情况一律“合击”、不顾人质安全的制度由来已久，这种严酷的做法看似能起到杜绝“劫人”行为的目的，但在实践中碰到王公被劫的情况，有司又难以依法办事“合击”盗贼。这都反映了“劫人”案件难以处理的窘况。唐律汲取前代经验对“劫人”案件尝试兼顾法与情妥善处理，《唐律疏议·贼盗一》“有所规避执人质”条规定：“诸有所规避，而执持人为质者，皆斩。部司及邻伍知见，避质不格者，徒二年。注：质期以上亲及外租父母者，听身避不格。”[13]意思是执持人为质，或以勒索钱财（规财）为目的，或以逃避罪罚为目的。不管嫌犯所规避轻重，一律处斩坐。另外当地主司、四邻五保或其他看到的人都有捕格嫌犯的义务，否则各徒二年。但是如果人质是有捕格义务者的期以上亲属及外祖父母，可以允许此人不捕格嫌犯，但不能率领众人全都避不格。与人质不存在这种亲属关系而避不格斗嫌犯，各徒二年。唐律的规定较汉代有很大的进步，首先唐律明确了劫持人质者的目的包括两种，求财或避罪，如上文引张敞案中的嫌犯便是属于避罪。其次唐律规定了人质为有捕格义务者的亲属，此人可以规避，因为与嫌犯格斗难免不伤及人质，因此“盖出于礼教亲亲之义”，唐律作出这样的规定。虽然唐律也没有全力保全人质的规定，但特别制定可规避情形，已经较汉代合乎人情。唐律的另一特点是规定当地主司、四邻五保或其他看到的人都有捕格嫌犯的义务，体现了唐律中的社会集体防罪思想[14]。现代社会因为干警办案技术的提高及装备的先进，在面对劫持人质事件时，通常尽力兼顾保全人质与活捉嫌犯，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则以保全人质为首位，这是现代社会的进步。
四、结语
本文主要结合出土文献，试析了秦汉时“劫人”罪的法律制度。“劫人”罪在秦与西汉多称为“劫人”。东汉开始主要称为“劫质”，但仍沿用“劫人”。东汉末及魏律开始称为“持质”。“劫人”罪在汉及汉以后主要指以求取钱财等为目的而绑架人质的行为。但秦王政十八年案例中的“劫人”则类似今日的敲诈勒索，近于《二年律令·盗律》中的“恐猲人以求钱财”。说明“劫人”罪行在秦后期或汉初发生分化，其中敲诈勒索一类行为被另立为恐猲求财罪，《二年律令》中对此类行为同样处死刑磔刑。“劫人”罪因行为恶劣，自汉至唐对其严厉打击的宗旨都没有改变，均处死刑。古代“劫人”罪一直难以禁绝，有时甚至十分猖獗，封建统治者多在严刑上作文章，以至为打击劫盗不顾人质性命。自己会被处死家人也会被连坐，但仍铤而走险犯罪，多是因限于极度生活困境，因此发展经济，保障百姓的基本生存，才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劫人”罪的发生。
最后，草成小文，还请方家多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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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汉]班固撰.汉书·张敞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3219.
〔9〕[宋]范晔.后汉书·桥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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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04.
〔12〕[清]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04.
〔13〕[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331-332.
〔14〕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6.1284.
（责任编辑 徐阳）
关键词：岳麓秦简；二年律令；劫人；劫质；持质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54-04
“劫人”罪类似今日的敲诈勒索罪与绑架罪，在秦汉律中已有规定。据学者研究史籍中关于“劫人”事件的记载非常多，且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其已成为汉代军事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段[1]。另外结合出土文献对秦汉“劫人”罪进行研究的论作并不多，闫晓君先生在其著作《秦汉法律研究》中的“秦汉盗罪及其立法沿革”部分，对汉代“劫人”罪稍有分析[2]。拙文不对“劫人”行为的政治功能多作考察，主要以秦汉出土法律文献为中心，从法律史角度对其试作考述。所用的出土资料主要为岳麓秦简与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中的《二年律令》。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时间下限约为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3]，《二年律令》时间跨度为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基本反映了汉初二十年左右的法律情况。
一、一则宝贵的秦“劫人”案
秦国运短祚，史料缺乏，法律方面的资料更是难见，以至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中秦法资料寥寥，而程树德在对唐以前散佚律令进行辑佚时，更是直接忽略秦代，径以汉代为首进行搜辑。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秦法律文献的陆续出土，如大名鼎鼎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等，才使学界一窥秦法律概况。但在已公布的秦出土法律资料中关于“劫人”的资料并不多，不过难得的是岳麓书院藏秦简三记录了一则较完整的“劫人”案件。使我们能对秦“劫人”罪的规定有所了解。其案为岳麓书院藏秦简三中的第七则“识劫 案”，案情摘录如下：
【敢 （谳）】之：十八年八月丙戌，大女子 自告曰：七月为子小走马羛（义）占家訾（赀）。羛（义）当□大夫建、昌、士五（伍） 、喜、遗钱六万八千三百，有券， 匿不占吏为訾（赀）。 有市布肆一、舍客室一。公士识劫 曰：以肆、室鼠（予）识。不鼠（予）识，识且告 匿訾（赀）。 恐，即以肆、室鼠（予）识；为建等折弃券，弗责。先自告，告识劫 。
曰：与羛（义）同居，故大夫沛妾。识故为沛隶，同居。沛以三岁时为识取（娶）妻；居一岁为识买室，贾（价）五千钱；分马一匹、稻田廿（二十）亩，异识。识从军，沛死。谓 曰：沛未死时言以肆、舍客室鼠（予）识，识欲得。
●识曰：自小为沛隶。沛令上造狗求上造羽子女 为识妻。令狗告羽曰：且以布肆、舍客室鼠（予）识。羽乃许沛。沛巳（已）为识取（娶） ，即为识买室，分识马、田，异识，而不以肆、舍客室鼠（予）识。识亦（？）弗（？）求（？），识巳（？已）受它。军归，沛巳（已）死。识以沛未死言谓 ： 不以肆、室鼠（予）识，识且告 匿訾（赀）。 乃鼠（予）识，识即弗告。识以沛言求肆、室，非劫 。不智（知） 曰劫之故。它如 。
●诘识：沛未死虽告狗、羽，且以肆、舍客室鼠（予）识，而后不鼠（予）识，识弗求。巳（已）为识更买室，分识田、马，异识；沛死时有（又）不令，羛（义）巳（已）代为户后，有肆、宅，识弗当得。何故尚求肆、室曰：不鼠（予）识，识且告 匿訾（赀）？ 即以其故鼠（予）识，是劫 ，而云非劫，何解？
●鞫之： 为大夫沛妾。沛御 ， 产羛（义）、 。沛妻危死，沛免 为庶人，以为妻，有（又）产必、若。籍为免妾。沛死，羛（义）代为户后，有肆、宅。 匿訾（赀），税直（值）过六百六十钱。先自告，识劫。识为沛隶。沛为取（娶）妻，欲以肆、舍客室鼠（予）识。后弗鼠（予），为买室，分马一匹、田廿（二十）亩，异识。沛死，识后求肆、室。 弗鼠（予），识恐谓 ：且告 匿訾（赀）。 以故鼠（予）肆、室。肆、室直（值）过六百六十钱。得。皆审。 为大夫妻、为庶人及识辠（罪）。毄（系）。它县论。敢 （谳）之。●吏议： 为大夫□妻；赀识二甲。或曰： 为庶人；完识为城旦， （ ）足输蜀[4]。
案件发生于秦王政十八年（公元前229年），案件的提起人是 ， 原来是大夫沛的奴婢，为沛生育有子女。沛的妻死后，沛便免 为庶人，又立为妻子。较一般案件的特殊之处是原告 自身也有罪，因此 “先自告”，即先自首，同时举告识“劫”自己。
原告 供称， 在七月份为其儿子未成年走马申报家产时，隐匿了大夫建等人的债款共六万八千三百钱，又有一间卖布店与出租房。被告人识曾为大夫沛的奴隶，与沛同居，沛曾对识说要把卖布店与出租房给识。三年前沛为识娶妻，又过了一年给识买了价值五千钱的房子，又分给识一匹马，稻田二十亩，把识从户中分出去，就没有再给识卖布店与出租房。后来识去从军，回来后沛已经去世。识便“劫” ，要 把卖布店与出租房给自己，不然便去告 隐匿家产。 恐，便将店铺与出租房给识，同时为建等人毁弃契据，不再向他们索要债款。之后 后悔，便去官府先自首，又“告识劫 ”。
被告人识供称，自己从小就为大夫沛的奴隶，沛令上造狗请求上造羽将其女儿嫁给识作妻子，并让狗告诉羽说自己会把一间卖布店与出租房给识，羽这才答应婚事。沛为识娶妻后，就为识买房子，分马、田给识，并把识从户中分出去，而没有把卖布店与出租房给识。识自己也没有再索要，毕竟已得到其他财产。识后来从军归来，沛已经去世。识便以沛未死时说过的话要求 把卖布店与出租房给自己，认为自己“非劫 ”，也不明白 告自己“劫”她的原因。
经审理，办案官员认为沛未死时虽然跟狗、羽说，会把卖布店、出租房给识，但后来没给识，识也没索取。沛已经为识另买房子，分给识田、马，把识从户中分出去。沛死时又没有留有把卖布店、出租房给识的遗嘱，其儿子义已经继承沛为户主，拥有卖布店和房子，识不应得到，识的行为确属“劫 ”。 案件事实已认定，但在判决上产生疑问。一是关于 的身份认定。大夫沛在立 为妻时，没有告知乡啬夫、乡佐，因此 虽然具有大夫沛妻之实，但在户籍上仍登记为“免妾”。故一种意见认为 应为大夫□妻，另一种意见认为 应为庶人。二是关于被告识的处罚。一种意见认为应赀识二甲，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处识完城旦，并加上脚镣送到蜀郡。办案官员就此问题向上级请示，最后的答复所存简文中没有记载。
这则案件中的“劫人”行为，类似于今天的敲诈勒索，下文汉律中的“劫人”则类似于今日的绑架。因此“劫人”行为因手段不同而包括敲诈勒索与劫持人质两种情况。案例中识“劫”人的目的为想获取卖布店与出租房，可概括为以获取财物为目的而实施“劫人”。识爵位为公士，在处罚时应可得到一定减免。从判决意见来看，赀二甲与处完城旦并押送到蜀郡，轻重相差很大。这反映了当时办案官员对“劫人”行为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也说明相关法律还不完善。赀二甲这种轻刑意见，一方面是因为识有爵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识的犯罪手段不算恶劣，也未造成人身伤亡那样的严重后果。以上为秦时“劫人”罪之掠影。
二、汉代“劫人”法的变迁
汉初《二年律令·盗律》中有几条关于“劫人”罪的律文。其中简68-69规定：“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完其妻子，以为城旦舂。其妻子当坐者偏（徧）捕，若告吏，吏捕得之，皆除坐者罪。”意思是“劫人”、或者谋划“劫人”求取钱财，即使没有得到钱财或者没有实施，也均处死刑磔刑，并处妻、子完为城旦舂。被连坐的妻、子若能抓捕罪犯，或报告官吏，官吏抓获，都可以免除连坐者的罪。简71-73规定：“相与谋劫人、劫人，而能颇捕其与，若告吏，吏捕颇得之，除告者罪，有（又）购钱人五万。所捕告得者多，以人数购之，而勿责其劫人所得臧（赃）。所告毋得者，若不尽告其与，皆不得除罪。诸予劫人者钱财，及为人劫者，同居智（知）弗告吏，皆与劫人者同罪。劫人者去，未盈一日，能自颇捕，若偏（徧）告吏，皆除。”[5]意思是相互谋划“劫人”、或已实行“劫人”罪者，如果能捕获部分同伙，或者报告官吏，官吏能捕获部分嫌犯，则免除告发者的罪，并每人赏钱五万。如果举告、抓获的人多，则按抓获的人数赏钱，且不用上交“劫人”所得钱赃。所告发的人没有被抓获，或者没有把全部同伙都告发，均不能免除罪。所有给“劫人”者钱财，以及被人劫持，其同居知道却不报告官吏，都与“劫人”者同罪。劫人者离开不到一天，能自己捕获部分嫌犯，或者向官吏报告全部情况，都可免除罪。上述汉律大致从三方面对“劫人”罪进行规定：首先，重罚。“劫人”、或者谋划“劫人”，不管实际取得钱财或者已实行“劫人”行为与否，一律处死刑，妻、子也要被连坐。体现了汉初对“劫人”罪的严厉态度。其次，大力奖赏捕告者。被连坐的妻子能捕告，或者“劫人”、“谋劫人”的嫌犯能捕告同伙，都会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免罪或奖赏。立功赎罪能调动被连坐者或嫌犯的积极性，有助于官府尽快抓获嫌犯归案。汉政府尤其鼓励参与“劫人”、“谋劫人”的嫌犯积极捕告同伙，对符合律文捕告要求者，不仅可以免罪，还有高额购赏。捕告抓获嫌犯多的情况下，甚至不用上交“劫人”所得赃款。这些鼓励制度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最后，汉律规定如果给“劫人”者钱财，或者被劫持者的同居知道发生劫持却不报告官吏，这两种情况下行为人都与“劫人”者同罪。但能捕告符合律文规定则可免除罪过。值得注意的是汉初律文明确规定不可给“劫人”者钱财，若给则属于犯罪行为。据此便可理解为何简71-73中规定，对积极捕告同伙的嫌犯进行奖励时，甚至有可以不用上交“劫人”所得赃款一项。这不是公家拿受害人的钱财作为奖励，官方也不会另行出公款赔偿出赎金者。而是因为出赎金根本不受法律保护，更明确地说出赎金是犯罪行为，所以官方在鼓励捕告同伙的嫌犯时，可以用其作为一种奖励。另外汉律一方面规定不许出赎金，一方面又规定被劫持者的同居知情则有报告官府的义务。可知汉初不许通过赎金方式私下解决“劫人”案件，解救人质、打击犯罪者主要是官府的任务。总体上汉初对“劫人”罪采取严惩态度，这是因为“劫人”行为性质恶劣，容易造成人质伤亡，为了维护社会安全只能严惩不贷。
西汉宣帝时期的几则案例，为我们了解西汉中期对“劫人”罪的处置精神提供了线索。《汉书·赵广汉传》载赵广汉精于吏职，长安数名少年聚集在极其隐秘的里中空房谋划“共劫人”，话还未说完，赵广汉即派官吏逮捕，经审讯确实都犯罪。又富人苏回为郎官，被两个人“劫”，赵广汉带领官吏到其家，让长安丞对贼说“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如果放了人质束手就擒，会得到善待，如果机遇好碰上赦令，还可能会免罪。嫌犯惊愕，放了人质。二人被押送到监狱后，赵广汉便让官吏给酒肉善待。到冬天要处死刑时赵广汉又给二人棺等敛葬用具，两名罪犯最后都甘心服刑[6]。又程树德《汉律考·律令杂考上》辑有一则案例，案例载张敞时为太原太守，有三个人“劫郡界，持三人为质”，张敞让他们放了人质，并解印绶为信，明示嫌犯，只要他们放了人质，就不会抓捕他们[7]。这三则案例均发生在宣帝时期，据案例可知当时“劫人”、“谋劫人”同汉初一样都要处死刑。另外赵广汉与张敞处理“劫人”案件的共同精神是以人质性命为重，尽全力保全人质。不过这两则案例也有特殊之处，赵广汉案中被劫的是郎官，如赵长安丞称“此宿卫臣也”，这种重要职务的人如果都被劫持至死那如何保证皇上的安全，这不是普通的人质。张敞案中被劫持人数较多，共三人，如果三人因劫持而死，案件的严重性会增大，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也具有一定特殊性。另外张敞案中嫌犯并不以要挟钱财为目的，而是“劫郡界”，即以要求官府放纵他们出离郡边界为目的，可见劫人的目的有多种，但要挟钱财最普遍。最后可注意的是上述宣帝时期的“劫人”案例中，除仍如秦与汉初称为“劫人”之外，还出现“持三人为质”的表述，这能否表明“劫人”罪行的称法在西汉中期开始发生变化了呢？恐怕难讲。首先此案在《汉书·张敞传》中未载，出处不明，不能排除后人追述的可能。其次《汉书·张敞传》中载张敞在对宣帝的上书中称“胶东、渤海左右郡岁数不登，盗贼并起，至攻官寺，纂囚徒，搜市朝，劫列侯”[8]。《张敞传》中仍用“劫”，或可证“持人为质”的表述在西汉中期应还不会出现。 东汉对“劫人”罪的规制又有新的变化。《后汉书·桥玄传》载桥玄十岁的儿子独自玩耍时，被三名卒持杖“劫执”，向桥玄索要钱财，桥玄不给。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一同包围了桥玄家，但担心嫌犯会杀了人质不敢过于逼迫。桥玄愤怒地对盗贼说，我怎么会为一子性命而放纵国贼。并督促士兵进击，桥玄儿子也被盗贼杀死。桥玄之后向皇帝进谏，希望令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灵帝采纳，颁布新法令后，出现“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驰，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的景况[9]。又《魏志·夏侯惇》载夏侯惇在曹操初起时常为裨将，跟从曹操征伐，在一次与吕布的会战中，吕布袭得夏侯惇军辎重，又遣将假投降，结果假降的将领共同“执持”夏侯惇，索要宝贝财货。夏侯惇的大将韩浩稳定军心后，对“持质”者说，你们胆大包天居然敢“执持”大将军，我受命讨贼不会因为一位将军的缘故而放纵你们。“持质者”惶懼，称自己只是想乞要资用离开，韩浩数次斥责他们，最后将他们斩首。曹操得知后对韩浩说，这可以作为万世之法。便著令“自今以后有持质者，皆当并击，勿顾质”，此后“劫质者”遂绝。关于“并击”，孙盛注云：“然则合击者，乃古制也。自安、顺已降，政教陵迟，劫质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国宪者，浩始复斩之，故魏武嘉焉。”[10]即“合击”或称“并击”为古制，并非曹操时首创。只是安、顺帝以来政教陵迟，劫质者不避王公，而王公被劫，有司难以遵国法“合击”，以至有所废弛。而韩浩的做法受到同样强硬的曹操的嘉许。然孙盛所谓古制具体为何时暂不明。另外桥玄案与韩浩案的共同点是，他们在面对劫人事件时都大义灭亲，主张不顾人质性命一并攻击，不开奸路，并得到有权者的认可，成为法令。据孙盛注不顾人质安危，并击劫盗的做法在安帝、顺帝前已有，虽然上限不清楚，但起码可以明确在东汉一代是奉行这种制度的。在西汉初及中期还未见这种法制，姑且可以认为这是东汉对“劫人”罪处置的一大变化。变得如此严厉，如孙盛注中提示的，是因为东汉统治衰微，社会动荡，劫盗猖獗，才会有如此法制。这种规定虽然史籍记载已达到绑架人质行为“遂绝”的目的，但如沈家本指出的“汉此风已盛，京师且然，外郡可知，沿及东汉之末而犹未息，史虽云‘劫质者遂绝’者，亦但戢于一时耳”[11]。最后，东汉关于“劫人”罪的表述，除沿用“劫人”之外，又出现“劫质”的称法，并主要使用“劫质”。夏侯惇案中则提示了东汉末又有“持质”的称法。《晋书·刑法志》载张斐律注表“劫名其财为持质”，沈家本《汉律摭遗》“持质”条按语云：“持质者执持人为质以求财也。”[12]表明魏律已明确使用“持质”的称法。而张斐与沈家本关于“劫人”罪行的表述似稍有不足，二者均强调“劫人”的求财目的，忽略了在实际案例中还有出于其他目的“劫人”的情形。但求财无疑是最普遍的情况。
三、棘手的“劫人”罪
综合上文案例能发现古代在“劫人”案件的实际处理中很难做到兼顾合法合情。汉初《二年律令》中规定不得给“劫人”者钱财，又规定被劫者同居若知情必须报告官府，似透露制律者以打击嫌犯为主的意向，对人质在多大程度上予以保护不明。西汉，宣帝时赵广汉、张敞都竭力保证人质安全，赵广汉对放过人质的罪犯在狱中予以照顾，又给其敛葬用具；张敞甚至为救人质答应放过罪犯。这些做法体现他们对人生命的重视，值得肯定，但也不能忽视他们多少有法外开恩的嫌疑。东汉，桥玄与韩浩为抓到嫌犯，不顾人质安危，又有些不尽人情。尤其桥玄为抓国贼牺牲自己幼子的性命，令人咋舌。又孙盛注透露了面对劫人情况一律“合击”、不顾人质安全的制度由来已久，这种严酷的做法看似能起到杜绝“劫人”行为的目的，但在实践中碰到王公被劫的情况，有司又难以依法办事“合击”盗贼。这都反映了“劫人”案件难以处理的窘况。唐律汲取前代经验对“劫人”案件尝试兼顾法与情妥善处理，《唐律疏议·贼盗一》“有所规避执人质”条规定：“诸有所规避，而执持人为质者，皆斩。部司及邻伍知见，避质不格者，徒二年。注：质期以上亲及外租父母者，听身避不格。”[13]意思是执持人为质，或以勒索钱财（规财）为目的，或以逃避罪罚为目的。不管嫌犯所规避轻重，一律处斩坐。另外当地主司、四邻五保或其他看到的人都有捕格嫌犯的义务，否则各徒二年。但是如果人质是有捕格义务者的期以上亲属及外祖父母，可以允许此人不捕格嫌犯，但不能率领众人全都避不格。与人质不存在这种亲属关系而避不格斗嫌犯，各徒二年。唐律的规定较汉代有很大的进步，首先唐律明确了劫持人质者的目的包括两种，求财或避罪，如上文引张敞案中的嫌犯便是属于避罪。其次唐律规定了人质为有捕格义务者的亲属，此人可以规避，因为与嫌犯格斗难免不伤及人质，因此“盖出于礼教亲亲之义”，唐律作出这样的规定。虽然唐律也没有全力保全人质的规定，但特别制定可规避情形，已经较汉代合乎人情。唐律的另一特点是规定当地主司、四邻五保或其他看到的人都有捕格嫌犯的义务，体现了唐律中的社会集体防罪思想[14]。现代社会因为干警办案技术的提高及装备的先进，在面对劫持人质事件时，通常尽力兼顾保全人质与活捉嫌犯，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则以保全人质为首位，这是现代社会的进步。
四、结语
本文主要结合出土文献，试析了秦汉时“劫人”罪的法律制度。“劫人”罪在秦与西汉多称为“劫人”。东汉开始主要称为“劫质”，但仍沿用“劫人”。东汉末及魏律开始称为“持质”。“劫人”罪在汉及汉以后主要指以求取钱财等为目的而绑架人质的行为。但秦王政十八年案例中的“劫人”则类似今日的敲诈勒索，近于《二年律令·盗律》中的“恐猲人以求钱财”。说明“劫人”罪行在秦后期或汉初发生分化，其中敲诈勒索一类行为被另立为恐猲求财罪，《二年律令》中对此类行为同样处死刑磔刑。“劫人”罪因行为恶劣，自汉至唐对其严厉打击的宗旨都没有改变，均处死刑。古代“劫人”罪一直难以禁绝，有时甚至十分猖獗，封建统治者多在严刑上作文章，以至为打击劫盗不顾人质性命。自己会被处死家人也会被连坐，但仍铤而走险犯罪，多是因限于极度生活困境，因此发展经济，保障百姓的基本生存，才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劫人”罪的发生。
最后，草成小文，还请方家多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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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04.
〔12〕[清]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04.
〔13〕[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331-332.
〔14〕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6.1284.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