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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故里
我的故乡在柳江河左岸，这条从北而来清澈见底的柳江，像娇柔温婉的淑女，千百里迤逦，顾盼着两岸青山，娉娉婷婷而来。江水流到故乡那道青石码头的下边，被一道像是从岸上青山里奔腾而出扑向江中龙身一般的石崖挡了一下，转了一个大大的回旋，稍做徘徊，袅袅娜娜地走了八里路，又与西北而来鲁莽的汉子般浑浊的红水河撞了个满怀，那相撞的地方就是远近闻名的“三江口”，这汇合的江水把江畔的三个地方分隔成了三个县（区）。
我十六岁那年，第一次和父亲在三江口交汇处坐渡船横渡江口，船到江心，在浪花拍打船帮的“啪啪”声中，能清晰地看到柳江和红水河汇入黔江。那柳江水文文静静，欲去还返，像娇羞的淑女;红水河波涛滚滚，去无反顾，如同一个赳赳武夫。两河在这里相汇合流，形成一段罕见的“鸳鸯”河，蔚为壮观。
那个渡我们过河、家住在红水河岸上的船夫，相貌粗犷，说话的声音洪亮。他操控着一双木桨，把横江渡船从这边的清水划进那边的浑水，搏击江涛，劈波斩浪，渡船在他奋力摇桨之下搏浪艰难而行。虽然从斜刺里强渡过河，被流水冲往下游好远，最后还是顽强地渡过了江，划到对岸我们要去的码头。船夫用一根长长的竹篙插进河底，推下跳板，目送我们登上高高的河畔，便盘腿坐在船头，唱起了渔歌，那歌声像他脸上的表情一样忧郁：
柳江妹子来会哥，
阿哥就是红水河;
三岸青山来陪伴，
河水几多情几多。
一桨划进鸳鸯河，
清水红水翻浪波;
哥想跟妹随流去，
撒网有妹伴唱歌。
那天晚上，我们父子俩就在红水河边渡口上的那个村子住下了。听村子里的人说，老船夫年轻的时候，娶了一位善良美丽的姑娘为妻。有一年发洪水，勤劳的妻子因为捞水流中的柴火，不慎落入湍急的洪水里失踪了，任他怎样哭号，烧香求神，也喊不回他的贤妻。船夫是红水河边的汉子，他的妻子是柳江边长大的妹子，夫妻恩爱，夫唱妇随，他们的婚姻就像两江汇合，融成一体，本以为鸾凤和鸣、好合百年，不想妻子年纪轻轻便魂断江涛。妻子失踪之后，船夫悲伤至极，一直至老都未续弦，常常望着江水唱渔歌怀念妻子……
我虽然离开了故乡几十年，但还是很怀念故乡那碧波粼粼、游鱼可数的柳江。儿时的夏天，每到暑假，那一个个清爽的早晨，我和伙伴们就迎着晨曦去河边拾捡爬出地面的蚯蚓，拿回家喂鸭子。清晨的景色太美了，一群群白鹭携家带口在水面上“噢噢”地叫着飞翔，落入对岸的芦苇里不见了，那里大概就是它们的家吧。小伙伴们喜欢看鸟儿美丽的身姿，可是在这边岸上任凭怎么喊也不能把它们惊飞起来。冉冉升起的朝阳下，柳江河渔船上的渔夫摇动船桨，船儿荡起两道长长的涟漪泛起粼粼的金波，陽光照耀着我们斜斜的影子，映在水面上。我们踏着朝露，沿江走到三江口，看着清碧的柳江在这里被红水河簇拥着变浊……
乡音
从故乡往北几十公里，是讲桂柳话的柳州市，桂柳话俗称“官话”。“官话”的意思就是政府通用语言，学校里老师授课，出门在外的语言交流，讲的就是“官话”。故乡的人自古以来在公众场合说的就是“官话”。
从故乡往南一百多公里，是讲粤语俗称“白话”的地区。古代及近代，“白话”地区人烟比较稠密，人多地少。故乡的人很多是从这一地区迁徙而来，因此讲“白话”的人也不少。当年港剧盛行的时候，故乡的人看未经过语言译制的电影或连续剧也几乎无障碍。
当年父亲孑然一身从南边一百多公里之外来到这里，但我父亲不讲“白话”，而是讲祖宗传下来的客家话。故乡讲客家话的人也不少，从我牙牙学语的时候起，父亲就教我讲“河婆”客家话。“河婆”是个地名，就在现在广东的揭西县，我的祖先曾经在那里驻足。父亲说，那是祖宗的话，不会讲祖宗的话，长大以后是不准进祠堂的。那时候父亲把祠堂说得神圣又很神秘，从小我听得祖宗神奇的故事多了，也怕以后不得进祠堂，灵魂就没处安放，所以父亲讲的很多规矩我们都严格遵守，也许这就是家教吧。故乡的每一家人虽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都有家教，这家教就是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长大以后，我回去拜过祖籍的祠堂，才知道祠堂任何时候都敞开胸怀欢迎他的子孙，不管子孙后代说的是什么语言。
我母亲的家在当地是个望族，也算是“土著”。说是“土著”，其实祖先也只是三百多年前从东南边闽粤一带迁徙过来，说的话是和“白话”有几分相似的“伢话”，附近好几个大村子说着与我母亲一样的语言。在圩镇上，生意人要是会说“伢话”，可以更好地和乡下人交流，他们认为你是自己人，和他们做生意会顺利许多。
“嫁夫随夫”，我母亲和很多妇女一样，和丈夫、孩子说夫家的语言，她们在嫁人生子之后，和怀里牙牙学语的孩子一起，一字一句地学会了夫家的语言。也有一些妇女到老都学不会夫家语言，做丈夫的会被人认为窝囊，所以很恼火，但也无可奈何。在这样的家庭里，只好夫说夫话，妻说妻话，夫和儿女说夫话，妻和儿女说妻话。更有趣的是，要是妻与小姑子或小叔子是同学，从小就在一起说“官话”，嫁到夫家之后，不管夫家说的是白话还是客家话，仍然和小叔、小姑说“官话”。如果这个家的奶奶，当年嫁来以后也不会说夫家的话，那就更复杂了，各说各话，只不过都听得懂，不用翻译也毫无语言障碍。故乡的人对这些语言迥异的人家，也不觉得奇怪。
到我上学读书的时候，学校要求语文老师用普通话授课，我破蒙第一课老师教的就是汉语拼音，学会了拼音，打开字典就可以识字。但是有很多年纪较大的老师还是用桂柳话上课，有的念课文的时候，还像当年的私塾老师一样，摇头晃脑，念得抑扬顿挫的。这些老师教书育人大半辈子了，乡音难改，要他们说普通话也的确是勉为其难。我们这些读书上学了的熊孩子，语文老师教的是普通话，看电影听的是普通话，平时玩闹，喜欢学电影里的人物用普通话在街头巷尾喊冲喊杀的，呼啸而来，狂奔而去。
我读小学一年级童蒙初开的时候，有一天，我那才上过两年学的父亲突然心血来潮，说要考考我，用木棍在地面写了个“的”字，问我这是什么字？ 我蹲下身子很认真地看了看，说是“de”字，父亲失望地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大声地呵斥道：“ 吃坏米了！这是‘di’字，你‘低’我‘低’的‘的’ ！”父亲不会说普通话，平时和我也是讲自己家的“河婆”客家话，此时他气得用夹杂着客家话的桂柳话来训斥我，他不知道我读这个字用的是普通话，幸亏我那戴着近视眼镜见过世面的三舅在我家，他说学校是教普通话的，普通话读“de”，不读“低”。我这才免了父亲一巴掌，他的愤怒也顷刻之间变成了悻悻然，从此以后，父亲再也不考我的识字。 我就是在如此复杂的语言环境下长大的，我和我的发小们从蹒跚学步起，不知不觉地就学会了彼此的语言。尽管各人在家和父辈“叽里呱啦”地讲着自己祖宗传下来的话，出到门外，都是和小伙伴们讲桂柳话、白话、客家话、伢话以及普通话。年纪大点的和比他小的人讲话时，就用年纪小的家里的语言来讲，有时候四五个孩子在一起，互相讲着几种语言，“叽里呱啦”，各说各话，没有一点障碍。
故乡附近有好几个村子是说壮话和福建（闽南）话的，这些村子的孩子在他们的村子读完了小学“初小”，就是小学一到四年级，五六年级才到我故乡这里的中心小学读书，即读“高小”。读“高小”的孩子已经十二三岁，这年纪已经过了最佳学习语言的年龄，长大以后，彼此只听得懂对方语言的三四成，无法相互用彼此的语言沟通。至今我与这些村子的乡亲只能用“官话”交流，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没有在小的时候学会壮话和福建话。
老戏
故乡北边的桂林和柳州，有一种叫“彩调戏”的剧种。那时候，这种“彩调戏”在我们那里的乡下很活跃，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对唱频频，村村有戏剧爱好者组成的剧团，唱“彩调”蔚然成风，好似现在的广场舞。半个多世纪之前，故乡的文艺娱乐活动只局限于小学那座小戏台，听老人说，最早的时候，在这个戏台演戏还是点松香柴片來照明的，演员在烟熏火燎中表演，依然一丝不苟。表演结束后，好一阵掏洗才把鼻孔里烟熏的污物处理干净。后来有了马灯、汽灯，比点松明照明干净亮堂多了。
《黄三打鸟》《阿三戏公爷》《隔河看亲》是乡村里的保留剧目，家喻户晓，老少会唱。隔壁家小伙伴阿九，小时候最是顽皮，下沟渠里戽鱼、爬树掏鸟窝是他的拿手好戏，读书懒惰，可是却喜欢唱戏，一有新戏，没几天他就模仿得惟妙惟肖。
那年他刚学会唱《阿三戏公爷》，就在家里模仿戏中主角阿三去撩他的阿公（爷爷）。阿公讲，我是阿公，不是公爷，公爷是地主老财，是坏人;阿公是穷人，是好人。阿九可不管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半蹲着扭着屁股走花步在阿公身前背后盘旋，好几次故意戏弄碰撞阿公，频频遭到阿公呵斥，他还是不肯消停，惹得阿公恼火了，拿拐杖在他屁股上揍了几杖，他的“阿九戏阿公”的演出才告结束。阿九喊了几声“哎哟”，摸着挨打的屁股，悻悻而去，阿公骂道：你个鬼仔！没打烂你的“皮鼓（屁股）”没晓得你的戏几时才肯散场！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彩调剧《刘三姐》风靡广大城乡，各地掀起唱彩调热潮。我们那时候斗蟋蟀、弹珠子、打陀螺，甚至围观同伴打架的时候，都是哼唱着“彩调”的曲调来增强战斗气氛的。
我的故乡还有很多从南边讲粤语的地区迁徙来的乡亲，喜欢听“广东班”，就是粤剧、粤曲。你若静下心来听那粤曲的调子，轻歌曼唱，如怨如诉，唱的是那十年寒窗、凿壁偷光、程门立雪、悬发锥股读书之苦，从戏曲里才知道书卷里字字句句尽是血泪。
再细细品那曲调，仿佛古人步履细密，长袖飘飘然而来，郎才女貌，花前月下，美人抱拥于怀，山盟海誓。待到蟾宫折桂，衣锦还乡，惊堂木下，何等威风！此刻如果你听得味浓境佳，就会不由得微闭双目，手指轻敲，摇头晃脑，人已在戏中，却不知道“我”去了哪里。曲终人散，方知原来自己仍是一介草民，从戏里走回人生，恍若隔世。
我那个戴着近视眼镜的三舅是个裁缝，走过江湖见过世面，也是个老戏迷。他的大儿子在柳州给他弄来了一台旧的手摇留声机，在厅堂忙活裁缝之余暇，他就摇紧那台老留声机的发条，放上唱碟听曲子。曲子唱完了，三舅意犹未尽，仍自顾摇头晃脑吟唱道：“去年三月（呀）此门中，人面桃花（啊）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了呀）？ 桃花（啊）依旧（呀）笑春风……”那声音喑哑悲怆，抑扬顿挫，有板有眼，若有所失，似乎他就是戏曲中那个书生，不知道何处去寻找去年偶遇的那个美女。
我三舅娘虽然也是个戏迷，但她恼火三舅常常听戏误工。此时她正在厨房里忙活着晚饭，探头看见三舅举着把裁缝剪刀比画着，一脸的悲情，犹自沉迷于戏，她恼火地从厨房里跳将出来，挥着锅铲喝道：“人面还能何处去，还不是在你自己的脸上？！吃饭了！”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学早已迁走重建，那简陋的小小戏台，只留存在一些老人的心里。现在要是想看彩调剧、粤剧，只要打开电脑手机搜索，应有尽有，演员浓妆淡抹，戏服艳丽，唱腔字正腔圆，但是我还是怀念故乡当年那充满乡土味有点跑调的演出。那戏台下面发出的一阵乡音的喧哗，戏台上锣鼓铿锵，变音的自制乐器咿咿呀呀，还有那些熟悉的面孔扮演的角色……
三舅和三舅娘早已去世，我还经常想起他们斗嘴的画面，音容犹在，但是他们都已经“人面不知何处去（了呀）”！
偶尔回故乡，乡亲们乡音未改，当年的孩子们都变成了老人，年轻人都一脸的陌生，老房子几乎都拆了，新房子建得漂亮又亮堂。
三江口一带要建成一座港产城，现在正搞得如火如荼，红水河上下游建了几座水电站，河水都和柳江一样清澈碧绿，过去三江口那泾渭分明的鸳鸯河永远只在游子的梦里流淌着……
作者简介：杨群修，广西武宣县人，武宣县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在《仙城》《武宣文史》《来宾日报》发表数十篇文章。
我的故乡在柳江河左岸，这条从北而来清澈见底的柳江，像娇柔温婉的淑女，千百里迤逦，顾盼着两岸青山，娉娉婷婷而来。江水流到故乡那道青石码头的下边，被一道像是从岸上青山里奔腾而出扑向江中龙身一般的石崖挡了一下，转了一个大大的回旋，稍做徘徊，袅袅娜娜地走了八里路，又与西北而来鲁莽的汉子般浑浊的红水河撞了个满怀，那相撞的地方就是远近闻名的“三江口”，这汇合的江水把江畔的三个地方分隔成了三个县（区）。
我十六岁那年，第一次和父亲在三江口交汇处坐渡船横渡江口，船到江心，在浪花拍打船帮的“啪啪”声中，能清晰地看到柳江和红水河汇入黔江。那柳江水文文静静，欲去还返，像娇羞的淑女;红水河波涛滚滚，去无反顾，如同一个赳赳武夫。两河在这里相汇合流，形成一段罕见的“鸳鸯”河，蔚为壮观。
那个渡我们过河、家住在红水河岸上的船夫，相貌粗犷，说话的声音洪亮。他操控着一双木桨，把横江渡船从这边的清水划进那边的浑水，搏击江涛，劈波斩浪，渡船在他奋力摇桨之下搏浪艰难而行。虽然从斜刺里强渡过河，被流水冲往下游好远，最后还是顽强地渡过了江，划到对岸我们要去的码头。船夫用一根长长的竹篙插进河底，推下跳板，目送我们登上高高的河畔，便盘腿坐在船头，唱起了渔歌，那歌声像他脸上的表情一样忧郁：
柳江妹子来会哥，
阿哥就是红水河;
三岸青山来陪伴，
河水几多情几多。
一桨划进鸳鸯河，
清水红水翻浪波;
哥想跟妹随流去，
撒网有妹伴唱歌。
那天晚上，我们父子俩就在红水河边渡口上的那个村子住下了。听村子里的人说，老船夫年轻的时候，娶了一位善良美丽的姑娘为妻。有一年发洪水，勤劳的妻子因为捞水流中的柴火，不慎落入湍急的洪水里失踪了，任他怎样哭号，烧香求神，也喊不回他的贤妻。船夫是红水河边的汉子，他的妻子是柳江边长大的妹子，夫妻恩爱，夫唱妇随，他们的婚姻就像两江汇合，融成一体，本以为鸾凤和鸣、好合百年，不想妻子年纪轻轻便魂断江涛。妻子失踪之后，船夫悲伤至极，一直至老都未续弦，常常望着江水唱渔歌怀念妻子……
我虽然离开了故乡几十年，但还是很怀念故乡那碧波粼粼、游鱼可数的柳江。儿时的夏天，每到暑假，那一个个清爽的早晨，我和伙伴们就迎着晨曦去河边拾捡爬出地面的蚯蚓，拿回家喂鸭子。清晨的景色太美了，一群群白鹭携家带口在水面上“噢噢”地叫着飞翔，落入对岸的芦苇里不见了，那里大概就是它们的家吧。小伙伴们喜欢看鸟儿美丽的身姿，可是在这边岸上任凭怎么喊也不能把它们惊飞起来。冉冉升起的朝阳下，柳江河渔船上的渔夫摇动船桨，船儿荡起两道长长的涟漪泛起粼粼的金波，陽光照耀着我们斜斜的影子，映在水面上。我们踏着朝露，沿江走到三江口，看着清碧的柳江在这里被红水河簇拥着变浊……
乡音
从故乡往北几十公里，是讲桂柳话的柳州市，桂柳话俗称“官话”。“官话”的意思就是政府通用语言，学校里老师授课，出门在外的语言交流，讲的就是“官话”。故乡的人自古以来在公众场合说的就是“官话”。
从故乡往南一百多公里，是讲粤语俗称“白话”的地区。古代及近代，“白话”地区人烟比较稠密，人多地少。故乡的人很多是从这一地区迁徙而来，因此讲“白话”的人也不少。当年港剧盛行的时候，故乡的人看未经过语言译制的电影或连续剧也几乎无障碍。
当年父亲孑然一身从南边一百多公里之外来到这里，但我父亲不讲“白话”，而是讲祖宗传下来的客家话。故乡讲客家话的人也不少，从我牙牙学语的时候起，父亲就教我讲“河婆”客家话。“河婆”是个地名，就在现在广东的揭西县，我的祖先曾经在那里驻足。父亲说，那是祖宗的话，不会讲祖宗的话，长大以后是不准进祠堂的。那时候父亲把祠堂说得神圣又很神秘，从小我听得祖宗神奇的故事多了，也怕以后不得进祠堂，灵魂就没处安放，所以父亲讲的很多规矩我们都严格遵守，也许这就是家教吧。故乡的每一家人虽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都有家教，这家教就是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长大以后，我回去拜过祖籍的祠堂，才知道祠堂任何时候都敞开胸怀欢迎他的子孙，不管子孙后代说的是什么语言。
我母亲的家在当地是个望族，也算是“土著”。说是“土著”，其实祖先也只是三百多年前从东南边闽粤一带迁徙过来，说的话是和“白话”有几分相似的“伢话”，附近好几个大村子说着与我母亲一样的语言。在圩镇上，生意人要是会说“伢话”，可以更好地和乡下人交流，他们认为你是自己人，和他们做生意会顺利许多。
“嫁夫随夫”，我母亲和很多妇女一样，和丈夫、孩子说夫家的语言，她们在嫁人生子之后，和怀里牙牙学语的孩子一起，一字一句地学会了夫家的语言。也有一些妇女到老都学不会夫家语言，做丈夫的会被人认为窝囊，所以很恼火，但也无可奈何。在这样的家庭里，只好夫说夫话，妻说妻话，夫和儿女说夫话，妻和儿女说妻话。更有趣的是，要是妻与小姑子或小叔子是同学，从小就在一起说“官话”，嫁到夫家之后，不管夫家说的是白话还是客家话，仍然和小叔、小姑说“官话”。如果这个家的奶奶，当年嫁来以后也不会说夫家的话，那就更复杂了，各说各话，只不过都听得懂，不用翻译也毫无语言障碍。故乡的人对这些语言迥异的人家，也不觉得奇怪。
到我上学读书的时候，学校要求语文老师用普通话授课，我破蒙第一课老师教的就是汉语拼音，学会了拼音，打开字典就可以识字。但是有很多年纪较大的老师还是用桂柳话上课，有的念课文的时候，还像当年的私塾老师一样，摇头晃脑，念得抑扬顿挫的。这些老师教书育人大半辈子了，乡音难改，要他们说普通话也的确是勉为其难。我们这些读书上学了的熊孩子，语文老师教的是普通话，看电影听的是普通话，平时玩闹，喜欢学电影里的人物用普通话在街头巷尾喊冲喊杀的，呼啸而来，狂奔而去。
我读小学一年级童蒙初开的时候，有一天，我那才上过两年学的父亲突然心血来潮，说要考考我，用木棍在地面写了个“的”字，问我这是什么字？ 我蹲下身子很认真地看了看，说是“de”字，父亲失望地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大声地呵斥道：“ 吃坏米了！这是‘di’字，你‘低’我‘低’的‘的’ ！”父亲不会说普通话，平时和我也是讲自己家的“河婆”客家话，此时他气得用夹杂着客家话的桂柳话来训斥我，他不知道我读这个字用的是普通话，幸亏我那戴着近视眼镜见过世面的三舅在我家，他说学校是教普通话的，普通话读“de”，不读“低”。我这才免了父亲一巴掌，他的愤怒也顷刻之间变成了悻悻然，从此以后，父亲再也不考我的识字。 我就是在如此复杂的语言环境下长大的，我和我的发小们从蹒跚学步起，不知不觉地就学会了彼此的语言。尽管各人在家和父辈“叽里呱啦”地讲着自己祖宗传下来的话，出到门外，都是和小伙伴们讲桂柳话、白话、客家话、伢话以及普通话。年纪大点的和比他小的人讲话时，就用年纪小的家里的语言来讲，有时候四五个孩子在一起，互相讲着几种语言，“叽里呱啦”，各说各话，没有一点障碍。
故乡附近有好几个村子是说壮话和福建（闽南）话的，这些村子的孩子在他们的村子读完了小学“初小”，就是小学一到四年级，五六年级才到我故乡这里的中心小学读书，即读“高小”。读“高小”的孩子已经十二三岁，这年纪已经过了最佳学习语言的年龄，长大以后，彼此只听得懂对方语言的三四成，无法相互用彼此的语言沟通。至今我与这些村子的乡亲只能用“官话”交流，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没有在小的时候学会壮话和福建话。
老戏
故乡北边的桂林和柳州，有一种叫“彩调戏”的剧种。那时候，这种“彩调戏”在我们那里的乡下很活跃，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对唱频频，村村有戏剧爱好者组成的剧团，唱“彩调”蔚然成风，好似现在的广场舞。半个多世纪之前，故乡的文艺娱乐活动只局限于小学那座小戏台，听老人说，最早的时候，在这个戏台演戏还是点松香柴片來照明的，演员在烟熏火燎中表演，依然一丝不苟。表演结束后，好一阵掏洗才把鼻孔里烟熏的污物处理干净。后来有了马灯、汽灯，比点松明照明干净亮堂多了。
《黄三打鸟》《阿三戏公爷》《隔河看亲》是乡村里的保留剧目，家喻户晓，老少会唱。隔壁家小伙伴阿九，小时候最是顽皮，下沟渠里戽鱼、爬树掏鸟窝是他的拿手好戏，读书懒惰，可是却喜欢唱戏，一有新戏，没几天他就模仿得惟妙惟肖。
那年他刚学会唱《阿三戏公爷》，就在家里模仿戏中主角阿三去撩他的阿公（爷爷）。阿公讲，我是阿公，不是公爷，公爷是地主老财，是坏人;阿公是穷人，是好人。阿九可不管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半蹲着扭着屁股走花步在阿公身前背后盘旋，好几次故意戏弄碰撞阿公，频频遭到阿公呵斥，他还是不肯消停，惹得阿公恼火了，拿拐杖在他屁股上揍了几杖，他的“阿九戏阿公”的演出才告结束。阿九喊了几声“哎哟”，摸着挨打的屁股，悻悻而去，阿公骂道：你个鬼仔！没打烂你的“皮鼓（屁股）”没晓得你的戏几时才肯散场！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彩调剧《刘三姐》风靡广大城乡，各地掀起唱彩调热潮。我们那时候斗蟋蟀、弹珠子、打陀螺，甚至围观同伴打架的时候，都是哼唱着“彩调”的曲调来增强战斗气氛的。
我的故乡还有很多从南边讲粤语的地区迁徙来的乡亲，喜欢听“广东班”，就是粤剧、粤曲。你若静下心来听那粤曲的调子，轻歌曼唱，如怨如诉，唱的是那十年寒窗、凿壁偷光、程门立雪、悬发锥股读书之苦，从戏曲里才知道书卷里字字句句尽是血泪。
再细细品那曲调，仿佛古人步履细密，长袖飘飘然而来，郎才女貌，花前月下，美人抱拥于怀，山盟海誓。待到蟾宫折桂，衣锦还乡，惊堂木下，何等威风！此刻如果你听得味浓境佳，就会不由得微闭双目，手指轻敲，摇头晃脑，人已在戏中，却不知道“我”去了哪里。曲终人散，方知原来自己仍是一介草民，从戏里走回人生，恍若隔世。
我那个戴着近视眼镜的三舅是个裁缝，走过江湖见过世面，也是个老戏迷。他的大儿子在柳州给他弄来了一台旧的手摇留声机，在厅堂忙活裁缝之余暇，他就摇紧那台老留声机的发条，放上唱碟听曲子。曲子唱完了，三舅意犹未尽，仍自顾摇头晃脑吟唱道：“去年三月（呀）此门中，人面桃花（啊）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了呀）？ 桃花（啊）依旧（呀）笑春风……”那声音喑哑悲怆，抑扬顿挫，有板有眼，若有所失，似乎他就是戏曲中那个书生，不知道何处去寻找去年偶遇的那个美女。
我三舅娘虽然也是个戏迷，但她恼火三舅常常听戏误工。此时她正在厨房里忙活着晚饭，探头看见三舅举着把裁缝剪刀比画着，一脸的悲情，犹自沉迷于戏，她恼火地从厨房里跳将出来，挥着锅铲喝道：“人面还能何处去，还不是在你自己的脸上？！吃饭了！”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学早已迁走重建，那简陋的小小戏台，只留存在一些老人的心里。现在要是想看彩调剧、粤剧，只要打开电脑手机搜索，应有尽有，演员浓妆淡抹，戏服艳丽，唱腔字正腔圆，但是我还是怀念故乡当年那充满乡土味有点跑调的演出。那戏台下面发出的一阵乡音的喧哗，戏台上锣鼓铿锵，变音的自制乐器咿咿呀呀，还有那些熟悉的面孔扮演的角色……
三舅和三舅娘早已去世，我还经常想起他们斗嘴的画面，音容犹在，但是他们都已经“人面不知何处去（了呀）”！
偶尔回故乡，乡亲们乡音未改，当年的孩子们都变成了老人，年轻人都一脸的陌生，老房子几乎都拆了，新房子建得漂亮又亮堂。
三江口一带要建成一座港产城，现在正搞得如火如荼，红水河上下游建了几座水电站，河水都和柳江一样清澈碧绿，过去三江口那泾渭分明的鸳鸯河永远只在游子的梦里流淌着……
作者简介：杨群修，广西武宣县人，武宣县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在《仙城》《武宣文史》《来宾日报》发表数十篇文章。